我國新聞學啟蒙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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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新聞學在中國經(jīng)歷了啟蒙和創(chuàng)立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有緊密的聯(lián)系，但在觀念體系上又有相當?shù)牟町悺１疚脑噷@個問題作一闡述。

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中國新聞學啟蒙者們對新聞學的基本認識，那么梁啟超所講的“報館有益于國事”是最恰當不過了。那個時期的新聞學啟蒙者，無論在具體的政治觀點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傳統(tǒng)中的實用理性，始終是他們從事新聞學啟蒙的出發(fā)點和歸宿。市場經(jīng)濟、自由理性、現(xiàn)代社會對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問題，在他們的論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國的方式來理解。

西方傳教士創(chuàng)辦的報刊在中國沿海城市出現(xiàn)以后，國人很自然地用中國的眼光看待這些外來事物。與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報，但邸報單純上對下的作用，新聞學啟蒙者們是不滿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風、謗木諫鼓之類可以通上下的古訓。在他們的思維所能容納的范圍內(nèi)，雖然所有人都認識到現(xiàn)代報紙“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國度里，它的具體運用僅可以達到“通上下”這一點。

國人最早論證報紙意義的文獻是上個世紀60年代洪仁干的《資政新篇》。他企圖給太平天國革命提示一條擺脫舊的羈絆的新路。29條改革建議中，其中一條便是“準賣新聞篇”。他寫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于一，內(nèi)外適均而敷于眾也，又由眾下達而上位，則上下情通，中無壅塞弄弊者，莫善于準賣新聞篇或設暗柜也。”（新聞篇即報紙，暗柜即意見箱）洪仁干并非沒有談到現(xiàn)代報紙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和傳統(tǒng)的上下為序的意識，終于使他把“準賣新聞篇”的作用歸結到“通上下”、“以資圣鑒”這一中國社會的交往模式上。

盡管政見不同，被清政府賞識的洋務商人對現(xiàn)代報紙的認識與洪仁干卻是一致的。鄭觀應在他的《日報》中吁請清政府廣設日報，他這樣寫道：“日報館每日所出新聞，必以一紙郵寄京師，上呈御覽。其有志切民生、不憚指陳、持論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則賜以匾額，以旌直言。不準地方官恃勢恫喝，閉塞言路，……如是，則國勢之無不蒸蒸日上”。這里，“上呈御覽”顯然是問題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講的“興各省新聞官”視為最早的關于報紙監(jiān)察作用的論證，那么這種監(jiān)察和鄭觀應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報紙在監(jiān)察，而是最高統(tǒng)治者通過報紙對官吏臣民的監(jiān)察。不同點僅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這種情形下，報紙依靠“圣上”支持的“獨立性”是很可憐的。

無論如何，能夠從“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會的穩(wěn)固，畢竟是一種覺悟。通上下包括上、下兩個方面。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大都來自中下層社會，不同程度地屬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這一方面。于是，通達民隱和教化百姓成為這些人思考現(xiàn)代報紙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現(xiàn)了“輔教化之不及”（王韜）、“對于國民而為其導向者是也”（梁啟超）等等論證。

然而，即使在最激進的維新派人物那里，這種認識仍然是一種上對下的俯視。試看譚嗣同《湘報后敘》的結尾：“人之所以能喻志興事以顯其靈，而萬過于禽獸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啞之，其去禽獸幾何矣。嗚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毀鄉(xiāng)校’，此鄭之所以安也；導之使言，‘誰毀誰譽’，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鄉(xiāng)民慶，曰諸君復何憂乎？國有口矣。”在這段論述中，新的關于人的社會本性的認識和周召公、鄭子產(chǎn)的治人之術融會貫通，嶄新的改革結論與古老的社會陰影相伴生。也許譚嗣同真的像有的評論者說的那樣，想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夠達到的水平，卻是欲超出周召公、鄭子產(chǎn)而不得超出。其結論“導之使言”即白話“讓人說話”，“口”不屬于人，而屬于“國”。從民主政治角度講，這里的語態(tài)顯然顛倒了。

與譚嗣同一樣，所有新聞學的啟蒙者都不是在追求個體心靈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現(xiàn)代報紙的。梁啟超的著名論文《論報館有益于國事》的結語，代表了這一代人的心態(tài)：“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正是這種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懷，使他們時時處處把現(xiàn)代報紙與“國事”聯(lián)系了起來，其邏輯推導雖然簡單，卻也頗具熱情。例如吳恒煒的話：“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緣起》）在這里，報紙的政治實用價值受到極大重視，現(xiàn)代報紙得以產(chǎn)生的整個社會的經(jīng)濟政治背景則被忽略了，以致對西方報紙在社會中地位的描述，出現(xiàn)了不少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而帶來的差誤。

王韜的《論日報漸行于中土》，是國人第一篇公開談論現(xiàn)代報紙的文章，開篇便流露出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這種認識在激進的梁啟超那里，變得更走樣了：“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zhí)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zhàn)，德奧意之聯(lián)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論報館有益于國事》）《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被他們過分夸大，并且所講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為歷史。當西方人開始鄙視政治與新聞業(yè)結盟的時候，在中國，它卻成為國人的政治理想。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在認識上，與世界出現(xiàn)了明顯的時間差。僅就中國現(xiàn)代報紙的作用而言，也出現(xiàn)了歷史的錯位。當西方從政治報刊時期轉(zhuǎn)入商業(yè)報刊時期時，中國的報刊剛剛進入政治報刊時期，并且缺乏相應的新的經(jīng)濟體制基礎。

時代背景的異質(zhì)，決定了政治（圖強、御辱、維新等等）在國人的新聞學啟蒙中必然居主導地位。王韜、鄭觀應、陳熾、陳衍等等關于設新報館、設洋文報館、西人報館只準用西字的論證，與其說是研究報業(yè)，不如說是一種圖強御辱的政治活動。梁啟超、嚴復、譚嗣同、汪康年、吳恒煒、唐才常等等圍繞報館的“通”所展開的通上下（這是主要的）、通中外、開民智、造新民、監(jiān)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種族等等議論，無不直接服務于維新運動。他們看到了世界大通，卻只想到這種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趨勢與“國事”的關系，給予現(xiàn)代報紙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責任。把實現(xiàn)政治抱負的期望，相當程度上寄托于現(xiàn)代報紙。梁啟超的一段論述很典型地說明了一代新聞學啟蒙者的視角。他說：“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敬告我同業(yè)諸君》）

新聞學與“國事”如此緊密聯(lián)盟，除了現(xiàn)實政治的要求外，儒家傳統(tǒng)無形中也在起作用。報紙文章在國人眼里類似于文論詩賦，文以載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務于社會政治的實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啟蒙者們堅決排斥西方社會的政治理論，無保留地維護中國的道統(tǒng)：“蓋萬世不變者，孔子之道也”。（王韜）維新派的啟蒙者們雖然幾乎完全接受了與現(xiàn)代新聞學有關的全部政治學說，但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肯定性認識和情感，其心理積淀足夠深厚，他們總是從中發(fā)掘、附會與西方新聞學觀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適合于“國事”的東西。例如梁啟超，他在引進各種新聞學新觀念時，模糊和消蝕掉了它們與儒家傳統(tǒng)不相容的成份，報館的作用被他歸結為兩條，即“政本之本”和“教師之師”。（《清議報100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jīng)歷》）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觀念納入了中國“文以載道”的儒家傳統(tǒng)中。歷史開了一個玩笑，第四種族、輿論監(jiān)督等等現(xiàn)代新聞學觀念，后來服務于他的“開明專制”主張；現(xiàn)代輿論理論，則為袁世凱制造輿論以治人提供了依據(jù)。（參見《開明專制》、《致袁世凱書》）

梁啟超代表了中國新聞學啟蒙時期的最高認識水平，他走到了從新聞學啟蒙到新聞學創(chuàng)立的邊緣，但一步之差的距離他始終沒有跨過去。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一代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尚逃不過只在政治方面體驗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價值的命運。

政治喚起并強有力地推動了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但達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礙新聞學作為獨立學科的確立。這個矛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得到了解決。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爭始終是先進的中國知識群落的興奮點。隨著舊的傳統(tǒng)政體解體，學而優(yōu)則仕的單一道路被打破，多樣化的人生和心靈之路展現(xiàn)在人們眼前，知識群落的興奮點開始從政治轉(zhuǎn)向文化。從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凱和兩大強權之間出現(xiàn)了一個真空地帶，使人們在并不自由的時代，獲得了一種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得以比較從容地研究學術。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樣生活在傳統(tǒng)觀念的包圍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場、血親家族或其他群體，開始有了選擇的自由和自我責任感。這種形勢使中國的思想文化達到一個新的臨界點，開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幾年）。于是，24歲的現(xiàn)代大學教授徐寶璜寫出的《新聞學》，替代了24歲的末代六品官梁啟超寫出的《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新文化運動中新聞學的特點，那么邵飄萍所講的“以新聞為本位”，是最為恰當?shù)模驗橹袊男侣剬W回歸到了學科建設自身，而新文化運動中先后出現(xiàn)的《新聞學》（1919年，徐寶璜）、《應用新聞學》（1922年，任白濤）、《實際應用新聞學》（1923年，邵飄萍）、《新聞學總論》（1924年，邵飄萍）、《中國報學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則標志著中國新聞學的真正創(chuàng)立。無論這些著作的框架設計、論證水平和內(nèi)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運動開放的心靈使它們具有了相同的視角：將以往睜開眼睛（許多人實際上僅睜開一條縫）看世界，轉(zhuǎn)變?yōu)閺默F(xiàn)代世界交往體系看中國。

徐寶璜寫道：“自交通日便，人類生活日益紛繁日益充實起來，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過國界及政界，故現(xiàn)時報紙不僅應供給本國政治新聞及本阜新聞，即外國大事與社會上之大事，亦應有明了詳細之記載也。”同樣談及現(xiàn)代報紙時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寶璜思考的是新聞傳播者的責任，梁啟超想到的是政治宣傳家的重任。看來，不同的出發(fā)點，命中注定了新聞學在梁啟超那里最多是“術”，而到徐寶璜那里，學與術融為一體，不可分割。

稍后出書的戈公振，對問題看得更深些。他指出：報紙“所應承認為功者，為世界之縮小，將人類之種種意識及活動，在同一時間內(nèi)，可以互相交換而響應。如勞韋爾所言，人類生活之過程，在極小極速之進化發(fā)展，至不許有時間之停留，此均報紙之功。”他的見解已接近現(xiàn)在關于“地球村”的認識。從現(xiàn)有的材料看，那個時期中國南北的新聞學者們并沒有學術交往，相同的認識主要是共同的中國時代背景造就的。

將世界交往體系作為獨立的系統(tǒng)來認識，使中國的新聞學者們有可能在新聞學自身范圍內(nèi)為新聞學下定義了。徐寶璜最先作了如下定義：“新聞學者，研究新聞紙之各問題而求一正當解決之學也。”任白濤研究新聞學的初衷如他所說：“學術昌明之現(xiàn)世，凡觸于吾人官能者，無一外研究之對象。故使命重大組織復雜之報紙，亦應人類之需要，及賢哲研究之結果，遂于科學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對于報學史，戈公振作了這樣的定義：“所謂報學史者，乃用歷史的眼光，研究關于報紙自身發(fā)達之經(jīng)過，及其對于社會文化之影響之學問也。”任何定義本身都是有缺陷的，這些不同的表達，反映出一個共同的現(xiàn)實：中國的新聞學已經(jīng)著手自身領域的建設。

說新聞學應當以新聞為本位，就像說文學以文學為本位、哲學以哲學為本位一樣，似乎是同義反復。但是，對一向與“國事”交織在一起的新聞學來說，擺脫政治的漩渦，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不能不說是新聞學的一次革命。如同新聞學啟蒙者都把與國事的聯(lián)系置于報紙作用的第一位一樣，新聞學創(chuàng)立者們都把傳播新聞置于現(xiàn)代報紙作用的第一位。徐寶璜列“新聞紙之職務”六項，第一項便是“供給新聞”。他要求記者認識“供真正新聞之天職”。王洪璧為任白濤作序亦云：“報紙第一的要務，乃是明確地把新聞記事告于讀者”。戈公振講得更明確：“報紙之元素，新聞而已。”

在這個問題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飄萍。他認為：“構成報紙之最要原料厥為新聞。”在分析各國新聞業(yè)（包括中國，特別是《申報》）發(fā)展史的基礎上，他指出了新聞事業(yè)從重政論到重新聞的轉(zhuǎn)變趨勢：“世界新聞事業(yè)之趨勢，基于‘以新聞（News）為本位’之原則，故外交記者（即專司采訪之記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勢，雖各國之程度不同，而進步之趨勢則一。例如我國之新聞事業(yè)，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稱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報》，其中只有文章、詩詞或小說等類，新聞不過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蓋重文辭而未重紐斯之時代也。然嗣后逐漸改進以至于今日，其所謂改進之過程，特在紐斯材料之漸增而已。換言之，新聞進步與否之標準，惟視紐斯增加與否以為斷。……由是言之，世界無論何國之新聞，即幼稚如我國，發(fā)達如歐美，實皆同一漸以紐斯為本位之原則。”從當今信息時代的角度看，邵飄萍的見解經(jīng)受了時間的考驗。

新聞總要觸及政治，僅僅強調(diào)以新聞為本位并不能擺脫政治對新聞的浸潤，況且中國的新聞學創(chuàng)立者們是過問政治的，都站在反帝愛國運動一邊。但是，當他們研究新聞學時，他們是學者，不是政治家。學術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新文化運動的傳統(tǒng)、蔡元培倡導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風，使他們在學術品格上保持了明顯的獨立性。他們的學術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間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傾向。但這時他們講的是新聞工作的職業(yè)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義務。這二者的表現(xiàn)似乎相同，其出發(fā)點是迥異的。

在中國新聞學啟蒙者那里（特別是維新派和革命派），報業(yè)與政治是同一個意思，故有“以言報國”、“以言救國”等等表現(xiàn)士大夫氣概的豪言壯語。梁啟超講：“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此三寸不爛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業(yè)諸君》）他歸納了“盡報館之天職”的“八德”，無不是進行政治灌輸?shù)募夹g。同樣講到“天職”，梁啟超指的是政治義務，而徐寶璜等講的是職業(yè)使命。

對于新聞與政治，至少在學理上，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處理是適當?shù)摹＠鐓^(qū)分新聞與言論，徐寶璜寫道：“只有事實，可成新聞。事實登載后，閱者自然有主張。今將記者之意見夾雜在內(nèi)，腦筋簡單不能識別者，無不被其迷惑，以意見為事實而失其主張之自由矣。即能識別者，須于長篇中尋出五六行之新聞，亦覺太不經(jīng)濟矣。此亦應糾正者也。”再如政黨記者處理新聞與黨義的關系，邵飄萍寫道：“政黨記者雖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責任則與普通外交記者同，不宜自忘其職務。……以黨義為第一，而新聞之職務僅視為第二，乃非常錯誤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較為深刻，他說：“報紙之原質(zhì)，質(zhì)言之，即新聞公布之謂也。大凡事物之原質(zhì)，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認報紙有發(fā)表意見的功能，但同時指出：“從報紙發(fā)達史上研究，發(fā)表意見，決非報紙原質(zhì)之特定色，乃附帶而生者也。”正是從新聞與言論（政見）的區(qū)分上，戈公振看到了報紙的共通性，進而得以肯定報業(yè)作為一種職業(yè)的獨立存在。

也許有人注意到徐寶璜也講到代表輿論、制造輿論，但在理解上他同新聞學啟蒙者們差異很大。對代表輿論，他解釋道：“新聞紙欲盡代表輿論之職，其編輯應默察國民多數(shù)對于各重要事之輿論，取其正當者，著論立說，代為發(fā)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無愧矣。”在他看來，代表輿論的職責是嚴肅的，而非憑狂熱的政治自信，便可問心無愧地將任何自己的意見宣布為輿論。對制造輿論，他講了三點：第一，登載之真正新聞，和盤托出事實，讓讀者判斷，形成輿論；第二，訪問專家名人，請他們發(fā)表意見，供國人參考，喚起正常之輿論；第三，發(fā)表精確之社論，對新聞給予解釋。為此編輯必須“有純潔之精神，高尚之思想，遠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寶璜所說的制造輿論與梁啟超講過的制造輿論，意思很不一樣。無論是代表輿論還是制造輿論的說法，均是強調(diào)以新聞、以事實為本位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輿論”的說法。他說：“報紙者，表現(xiàn)一般國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輿論者也。故記者之天職，與其謂為制造輿論，不如為代表輿論；更進一步言之，與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聽，耳有所聽，手有所記，舉凡國民歡笑呻吟之聲，莫不活躍紙上，如留聲機器然。則公共意志自然發(fā)現(xiàn)，而輿論乃一有價值而非偽造。”他不僅從“天職”、從“新聞本位”來說明報紙與輿論的關系，并且看來已按捺不住對偽造輿論的憤怒。也許“留聲機器”的說法有些過頭了，但那個時代的新聞學者對新聞學熱烈地、全身心地擁抱，卻是在中國新聞學史上少有的。“重視本業(yè)，勿務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發(fā)皇吾儕之美質(zhì)，天職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誠之言，并非是一個人的呼喚，而是新一代新聞學者的共同心聲。

他們通過對新聞學的傾心和熱愛，來表達對人類精神交往進程的關注。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思想者，所思考的問題超越階級和黨派，也超越國土。例如邵飄萍，他在《新聞學總論》里對人類交往的進化、新聞紙出現(xiàn)與人類精神交往的關系、新聞紙如何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問題的論述，顯然已超出純粹新聞學的業(yè)務研究領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論證的報紙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頗為精彩：“蓋報紙者，人類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會為有機體之組織，報紙之于社會，猶人類維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滯，則立陷于死狀；思想不交通，則公共意識無由見，而社會不能存在。有報紙，則各個分子之意見與消息，可以互換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動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報紙與人生，其關系之密切如此。”把現(xiàn)代報紙比作人體血脈，國人早已有之，但從人類文化學角度進行論證，只有新文化運動的環(huán)境能夠提供這種條件。試比較陳衍的論述：“報館盛行于西國，非徒使己國之人，周知四國之為也，亦將使四國之人，聞知己國之為也，非徒以通己國之血脈，使無為病夫也，亦將使四國之望吾氣體者，不敢視吾為病夫也。”（《論中國宜設洋文報館》）盡管當時的國勢已去，但頑固的天朝心態(tài)和感覺到處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結合，大大妨礙了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站到人類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現(xiàn)代報紙，于是，報紙的通血脈作用只能用于揚“國威”了。

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表現(xiàn)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對西方現(xiàn)代新聞學都很熟悉，徐寶璜是我國第一位在西方學習過新聞學的留學生，任白濤、邵飄萍在日本新聞學會聽過課，戈公振當時雖沒有出國，卻是中國全面掌握世界新聞學研究現(xiàn)狀（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們同時又是中國現(xiàn)代新聞業(yè)的從業(yè)者，其中邵飄萍和戈公振分別是著名的北京《京報》和上海《時報》的主編。西方的新聞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當時最高水平的新聞實踐相結合，是創(chuàng)立時期新聞學的特色。

具體來說，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融會了英、德、日、中四大語種著作提供的各種觀念、經(jīng)驗和研究方法。這在戈公振身上表現(xiàn)尤為典型。他的《中國報學史》緒論部分，實際上是新聞理論，雖然只有1萬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參考書籍和文件就有22種。而整個緒論的論證方式、思維結構，則基本是中國文論的傳統(tǒng)模式。創(chuàng)立時期的中國新聞學不僅不落后，而且處于世界新聞學研究的較前位置。對英文新聞學著作很熟悉的徐寶璜，在他的《新聞學》自序里已講得很清楚：“本書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無完善之書，或為歷史之記述，或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讀之而窺全豹者，尚未一見也。……自信所言，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從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當時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聞學著作的篇名看，情況確如徐寶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評價是恰當?shù)摹？磥恚淘酁樾鞂氳珪蛑袑χ袊侣剬W地位所講的話也是準確的，他說：“我國新聞之發(fā)起（昔之邸報與新聞性質(zhì)不同），不過數(shù)十年，至今而始有新聞學之端倪，未為晚也。”

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站在新聞學啟蒙者和洋人的肩上進行工作，因而像言論出版自由、輿論監(jiān)督之類已經(jīng)講過的問題，雖然是他們著作的理論基礎，但都一帶而過。他們的任務是回歸到以新聞為本位，進行縱深研究，于是有了關于新聞定義的幾乎是學究式的論證，有了關于新聞價值的理性與經(jīng)驗相結合的分析，有了對新聞生產(chǎn)商品化的討論，等等。這里多說一句，重視新聞生產(chǎn)商品化，是中國新聞學成熟的標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處上海的姚公鶴，在他的《上海報紙小史》中就已意識到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達與報業(yè)獨立的關系問題。在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者中，徐寶璜和任白濤同時又是經(jīng)濟學家，邵飄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報業(yè)經(jīng)營者。在他們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濤提到，但沒有設專章）專章談報業(yè)組織、廣告、發(fā)行、紙張、印刷等等經(jīng)營問題。戈公振甚至用數(shù)量分析方法具體解剖了幾家中國大報紙的經(jīng)營情況。這一歷史，也許在經(jīng)過幾十年對“商品交換”的討伐后，被人們從記憶種篩掉了。

中國是在列強大炮的威脅下面對外部世界的，其現(xiàn)代化的新聞事業(yè)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借助五四新文化運動造就的人文環(huán)境，中國的新聞學誕生了。但是，幾本新聞學著作對中國新聞事業(yè)所發(fā)生的影響，真有點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經(jīng)過對“資產(chǎn)階級新聞理論”的批判，知道早期這幾本書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撐著中國有影響的報紙，魁儒碩士，聲光炳然，連反對政治與新聞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動之際亦稱贊它們“乃報紙之正軌”。但在革命以后，報紙失去政治斗爭對象，不適應新聞生產(chǎn)商品化；資本主義的新聞生產(chǎn)方式一到中國便走了樣，無聊文人充斥報業(yè)，新聞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做學問，在某種程度上亦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徐寶璜疾呼報紙“走入迷途”，邵飄萍痛感中國報業(yè)“幼稚腐敗”，戈公振怒斥把報業(yè)作為步入政治的“過渡寶筏”。但是，他們除了用“學理”去呼喚人們的良知外，別無他法。顯然，“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學要在中國站住腳跟，必須等待中國新聞事業(yè)經(jīng)過不可逾越的市場經(jīng)濟的歷史煉獄。

(1995年)36×258=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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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轉(zhuǎn)引自胡太春《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第2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轉(zhuǎn)引自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36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③轉(zhuǎn)引自胡太春《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第4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王韜《論各省會宜設新報館》、梁啟超《敬告我同業(yè)諸君》，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上冊第239、308頁，1982年校內(nèi)出版。

⑤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上冊第282頁，1982年校內(nèi)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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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上冊第245頁，1982年校內(nèi)出版。

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上冊第269頁，1982年校內(nèi)出版。

③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上冊第227頁，1982年校內(nèi)出版。

④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上冊第243頁，1982年校內(nèi)出版。

⑤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上冊第309頁，1982年校內(nèi)出版。

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上冊第299頁，1982年校內(nèi)出版。

3頁

①《新聞文存》第294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②《中國報學史》第10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③《新聞文存》第282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④任白濤

⑤《中國報學史》第3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4頁

①《新聞文存》第284、392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②任白濤

③《中國報學史》第289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④《新聞文存》第385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⑤《新聞文存》第422－423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上冊第312頁，1982年校內(nèi)出版。

⑦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上冊第300頁，并參見下冊第511－513頁，1982年校內(nèi)出版。

⑧《新聞文存》第291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⑨《新聞文存》第427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⑩《中國報學史》第12－13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中國報學史》第14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5頁

①《新聞文存》第285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②《新聞文存》第286－287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③《中國報學史》第290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④《中國報學史》第291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⑤《中國報學史》第1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上冊第235頁，1982年校內(nèi)出版。

6頁

①《新聞文存》第280－281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②《新聞文存》第276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③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中國共產(chǎn)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冊第189頁，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

④《中國報學史》第146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

⑤徐寶璜《新聞學》自序、邵飄萍《實際應用新聞學》，《新聞文存》第281、385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290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新聞文存》第281、385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290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