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思考傳播教育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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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知識（信息）、技術、權力三個要素的結合，成為后工業社會中的最為龐大最有勢力的集合體。信息傳播成為決定人的生存和發展、決定著人類對其他資源的利用開發及占有方式的最基礎的條件。現代傳播學相應成為社會科學中最為活躍和富有建樹的領域。傳播學界面臨著人文視界和科學視界的融合。對于傳播學的發展來說，人文價值觀基礎比技術性統計分析、策略性研究更重要。國內的傳播教育長期強調工具技術的掌握，形成了政治與技術兩大功利思想的配合統轄，從而淡化了人文精神。在后工業文明和全球市場一體化的趨勢中，傳播教育的人文理念基礎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現代傳播不僅面對著來自“技術統治”和“大眾統治”的壓力，還面對著來自市場和權力體制的壓力。只有在人文理想的引導下，才可能實現對知識的整合，體現真正的社會關切和人類終極關切，從而使現代傳播方式成為人的解放的途徑。

關鍵詞：傳播學傳播教育人文理想

一、后工業時代的傳播形態和多學科交叉研究

20世紀以來從工業時代向后工業時代的轉變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境況。丹尼爾·貝爾指出，以信息為主要資源、主要產品，由智能技術支配其他生產技術，靠知識信息傳播聯系并推動的全球一體化的新型社會，已經在工業社會的母腹中初具雛型。他將這一社會稱為“后工業時代”。知識（信息）、技術、權力三個要素的結合，成為后工業社會中的最為龐大最有勢力的集合體。信息傳播成為決定人的生存和發展、決定人類對其他資源的利用開發及占有方式的最基礎的條件。①

現代傳播學是大眾傳播工業和現代社會生活方式（特別是法權制度、科層制度和企業制度）的產物。關于大眾傳播媒介的組織和運作、公眾傳播行為及組織傳播等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傳播學最為活躍和富有建樹的領域。進入新科技革命以后，傳播學密切關注新媒介與人類生存境況、傳播中的權力與平等、文化一體化和文化多元性、傳播的自由權利與責任義務等新的課題。不僅大陸理性主義、批判學派與英美實用主義和結構功能主義發生了理論碰撞，而且東方的文化傳播的傳統、觀念和體制也在與西方發生沖突和對話。生命科學、宇宙科學、信息科學和語言科學的巨大進步，使“傳播”概念已經大大超出了傳播學所指涉和研究的范圍，從而引出了在哲學本體論的層面上界定“傳播”并尋求傳播研究的方法論整合的問題。

迄今現代傳播學的基本研究范圍形成了三個結構。一是從內核向外緣伸延的對象結構，即：自我內在傳播à人際傳播à組織傳播à公眾傳播à大眾傳播à跨文化傳播研究，此一結構依據傳播主體和傳播行動的形態而劃分；另一個是向多維度展開的對象結構，即：政治傳播、教育傳播、科技傳播、語言傳播、文化傳播、商務傳播、健康傳播、危機傳播、女性傳播、少年兒童傳播、大眾文化研究等，此一結構依據傳播的內容、對象、性質和意義而確定。第三個由表層到深層、由物化因素到精神因素拓進的對象結構，即：傳播媒介à傳播符號與意義à傳播心理à傳播操作與控制à傳播體制及法規à傳播倫理和價值觀的研究。從大的研究傳統說，傳播研究基本上是兩大塊領域，即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和人類傳播（humancommunication），前者以大眾媒介為研究軸心，后者以語言行為為研究軸心。發展的趨勢則是交叉、滲透乃至整合。②

我們注意到兩個殊途同歸的有趣的現象。經過了半個多世紀迅速發展的傳播學，其研究對象和邊界越來越廣闊寬泛；同時，20世紀各門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均對傳播現象進行“理論聚焦”，通過不同的方法從描述分析傳播活動入手，以闡釋人的自我意識、表達的意圖和意義、主體及主體間關系、社會文化共同體、存在的本質等等。信息傳播工業、服務業和娛樂業，正在走向廣播電視、電子計算機和通信技術的一體化。這些發展又導致傳播學界面臨著人文視界和科學視界的融合，從而使傳播研究成為學術群雄爭逐的“新大陸”，孕育著巨大的挑戰和機遇。

傳播學的學科傳統和學理風格，帶著鮮明的西方工具理性的特色，她力求適應資本主義社會機制的運作。貝爾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分解為經濟-技術體系、政治體系和文化體系三個部分。經濟-技術體系主要決定社會生產的組織，產品和服務的分配，各種資源的配置。它構成了社會的職業劃分和各種科層組織。科學技術的應用在這一領域中起著越來越舉足輕重的作用。由于功能（工具）理性的功利原則，社會處于急劇的變革創新和激烈的競爭狀況。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是高度角色化和功能化的。組織的生存發展、競爭擴張的軸心目標決定了個體的生存方式。政治體系是權力的競技場。政治體系的運作依賴于公信力和效率。基本的價值尺度，如人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機會均等、公民自由和社會參與等等，已經主要不是作為絕對價值理念，而是作為調適社會沖突和利益矛盾的話語系統。現代傳播媒介正是適應著當代社會運行的工具。

但是，現代傳播媒介也最集中地反映出后工業時代的根本矛盾。功利效益原則與自我實現原則、體制化與個性化、官僚科層制與平等權利、強勢的中心文化與弱勢的邊緣文化的矛盾沖突，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表現得更加緊張和深刻。在現代社會中，大眾傳播媒介一直是最受注目也最易引起人們爭議的領域。大眾傳媒的發展是全球現代化進程的最重要的部分。它以強大的科技力量為基礎，以極高的效率和極廣的空間跨度，向人們提供新聞信息和娛樂、教育節目。我們看到，大眾傳媒拓展了人們的經驗領域，使人們更加活躍化、社會化；同時，它也強化了權力的控制，造成了社會文化的一體化。大眾傳播媒介的技術基礎和營運體制，是發達的工業化的結果，它也是全球市場經濟結構的工具。大眾傳媒集聲、光、電、畫為一體，拓展出空前廣闊的現代人的審美空間。精英藝術通過傳媒的演繹深入民眾，傳媒視點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世界的知識的把握，生動的影像將人們帶往遙遠的極地或叢林，它也能創造出杰出的經典作品供人們久久回味。大眾傳媒并不因為它本身的技術特質和營運特點就注定了是人文批判的對象。它是文明創造的不可逆轉的物質存在和機制存在。

傳播是對現代社會進行結構重組的強大力量。英美和歐陸的杰出思想家們都洞察了這一點。帕森斯認為，社會交往（傳播）構成為一個社會統一集團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社會的核心。在社會交往中，個人之間形成確定的關系從而形成社會的結構。他提出，制度化指一定地位的行動者之間相對穩定的互動模式。制度化既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結構，是具有各種不同傾向的行動者進入互動的情境。他們的傾向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他們的需求結構；另一方面又是文化模式內化的結果。在互動交流之中，行動者調整各自取向，通過角色扮演和交換得以建立起規范。這些規范一經建立，又反過來調節以后的互動逐步形成穩定的制度。

法蘭克福學派將現代性的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歸之于傳播工業的膨脹。然而，作為此一學派的晚期人物的哈貝馬斯也看到了擺脫現代性危機的出路，還是在重建傳播交往方式，而不是烏托邦式的顛覆。他主張“通過語言建立的主觀際性結構，乃是社會系統與個體系統的條件”。通過有目的理性的交往行為，建立起理性的規范結構。“理性結構不僅體現在有目的的、理性的行為的擴展上，即不僅體現在技術、戰略、組織和合格手段的擴展上，而且也體現在交往行為的媒介性質上，體現在調解沖突的機制、世界觀以及同一性的形成上。……這些規范結構的發展乃是社會進化的領步者，因為新的社會組織原則意味著新的社會一體化的形式，而新的社會一體化首先使可利用的生產力的實施或新的主產力的創造成為可能，并使社會復雜性的增加成為可能。”③

交往的發生是同時在兩個水平上進行的。一個是在言語的陳述性內容的水平上的交往；另一個是在建立人際關系的主觀際性水平上的交往。哈貝馬斯說:“社會系統可以視作交往行為網，個體系統則可在言語與行為能力這個大方位下進行考察。”④他認為，個體自我發展的意識結構、世界觀和集體同一性，都可以歸于通過語言建立起來的主觀際性結構。主觀際性結構中包括調整行為沖突的道德和法律的主觀際性、不同的普遍對象領域的界分、個體同一性與集體同一性的構建。交往性行為是達至理性化乃至建立合理性結構的唯一途徑。交往行為不能通過交往的技術手段，也不能通過選擇手段的戰略而理性化，只能是通過交往行為主體的響應性、行為規范的可證實的道德-實踐方面理性化。交往行為的理性化主要是要求達到兩個條件∶意向表達的真誠性和行為規范的正確性與合法性。他寫道:“法律和道德的發展、自我界定和世界觀的發展、個體和集體同一性形態的發展，都屬于理性化過程中的發展，它們的進步不能靠正確戰略的選擇來衡量，而要靠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獲得的理解的主觀際性來衡量，要靠與未扭曲的交往之重建并轡而行的交感行為領域的擴展來衡量。”“理性結構不僅體現在有目的的、理性的行為的擴展上，即不僅體現在技術、戰略、組織和合格手段的擴展上，而且也體現在交往行為的媒介性質上，體現在調解沖突的機制、世界觀以及同一性的形成上。我甚至要堅持這樣的觀點∶這些規范結構的發展乃是社會進化的領步者，因為新的社會組織原則意味著新的社會一體化的形式”。⑤

盡管啟蒙哲學和理性主義曾經高舉人道主義、自由和公正法權的旗幟追求合理的社會秩序，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工業技術文明的進步以及制度文明的完善化精致化，以啟蒙和理性精神為特征的現代性在后工業時代遭遇到深刻的危機。人類對于工具的精良、效率、功利追求越演越烈，另一方面，人的價值理性、人文理性則處于被壓抑的地位；個性、詩意的美感、反思能力、內在精神、普遍性等等都迅速地沉淪。重建交往合理性便是重建生活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二、轉變中的傳播研究

現代傳播學似乎已經處于重大轉變的關口。她在移植現代語言學、符號學、心理學、信息論、政治學、經濟學、商務管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理論成果方面獲益良多。然而，傳播學在理論思維（包括理論話語）的原創性和知識系統的整合性方面還未盡如人意。⑥傳播學能否通過擴大科際外延、增強研究課題的敏感度而獲得突破性進展？或者據守既定的研究對象，保持作為應用型社會科學的特性？這兩種學科策略考慮都有其困難。前者雖能在平面上擴展傳播學科疆域，但是如果未能在學理命題、觀念和方法上有獨創貢獻，便會在與其他學科視界的融合中，淡化了傳播學的特質；后者則只能使傳播學停留在工具理性層面。因此，對于傳播學的發展來說，知識形態的分析和整合、方法論的邏輯基礎、重建傳播的人文價值觀基礎與各種技術分析方法的引入都十分重要。

如今，世界正經歷著信息革命，以數碼化信息傳播為技術特征的信息化浪潮，推動著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引起人們生活習慣、學習與工作方式、思維模式的深刻轉變。全息成像、電腦音樂、人工智能、人機交流、交互式電視、虛擬現實等技術的開發，創造了新的信息活動空間。人們現在接觸到了豐富多彩的電子游戲、多媒體電子出版物、網上雜志、虛擬音樂會、虛擬畫廊和藝術博物館、交互式小說、網上自由文藝沙龍以及正在發展中的全數碼電視廣播。數碼信息傳播時代最深刻的變化是麥克盧漢所謂“媒介即信息”概念的動搖：大眾傳媒正演變為個人化的雙向交流工具而不可能長久地作為單向灌輸工具繼續存在。電子科技將一切知識型態統合整理，構筑起多種表達方式和存取方式的數據庫。人們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傳媒灌輸給他們的信息，他們獲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和技術能力去選擇信息，創造信息，傳播信息。⑦

杰奎爾（Jequeir）將“信息傳播”區分為四個層面概念：數據、信息、知識和智慧。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與知識的區別，盡管這類區分有時是相當困難的。⑧信息是包括傳者與受者反復交互作用的訊息的流動過程，知識則是關于情形和經驗感受的已知內容的存儲。⑨當信息技術和傳播工業極大地加快了信息傳遞的速度，極大地拓充了信息的容量時，我們可以說知識對于信息的依賴性加強了。但是，也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信息淹沒知識，信息消融知識的獨特性質。知識，有可能不再指個體和某一文化的經驗，因而知識在實質上成為復制的知識而不再是原創的知識。數碼化、商品化、資源化的過程，徹底改變了知識的存在形式。數碼化，是以數碼形式將知識納入到輸入、存儲、壓縮、集成、傳輸過程，將知識再轉化為信息。未能實現數碼化改造的知識信息，將難免被湮沒遺忘的命運。商品化，是根據市場需求決定知識信息的價值和價格，進而決定了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從而隨著信息資源化開發，知識也資源化了。知識在信息傳播時代的不斷市場化和資源化過程，會迅速擴充和加深知識對社會生活進程的影響。反過來，市場價值規律也會對知識生產發生調控作用。作為知識生產的最重要的主體的心性智慧條件，與市場規律、大眾趣味及國家政策的關系也會更加復雜。

從另一個比較樂觀的角度來看，新媒介的出現，數碼化的趨勢又為打開個人的傳播空間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尼葛洛·龐蒂這樣反駁麥克盧漢的“媒介即是訊息”定義：“在數字世界里，媒介不再是訊息。它是訊息的化身。一條訊息可能有多個化身，從相同的數據中自然生成。……思考多媒體的時候，下面這些觀念是必不可少的，即：它必須能從一種媒介流動到另一種媒介；它必須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說同一件事情；它必須能觸動各種不同的人類感官經驗。”⑩且不說CD-ROM、CD-I、VCD、DVD等媒介，如果身處在寬帶的電子網絡環境中，人們可以享受到形式更豐富、在交互中不斷變化和充實的文本，從而進入到漫無止境的傳播交流過程。數碼信息傳播技術使個人與媒介的關系顯得越來越緊密。個體和社會群體的生存發展取決于他們獲取、處理、傳播信息的能力。由于電子網絡社會的形成，人們的心理意識空間、人際關系空間變化了，電子郵件、寬帶視頻會議、可視電話、電子新聞組和公告板、遠程登錄、無數的個人和社團網頁，使得個人和社團獲得了掌控媒體的能力。此時新的價值倫理觀的建設，就至為重要。自由和權力的伸張，必須相應地配合社會責任意識的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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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代傳播教育應如何定位

在社會進程、知識信息類型、學科發展和教育體系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帶關系。一般而言，由社會生產方式推動的整個社會進程決定著知識生產和信息傳播形態。而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生產和信息傳播對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又發生決定性影響。學科發展是知識生產的系統化運作。此一系統的生產成果必須通過教育系統才能作用于社會。教育系統又為整個知識生產系統提供人才資源。我們必須從這樣一個聯帶關系中思考傳播教育的定位。長期以來我們的傳播教育目標始終是為大眾媒介提供宣傳人才。大眾媒介在我國一直被視為國家權力結構重要組成部分。傳播界人才對國家權力的忠誠度以及運用傳播工具的熟練程度是主要的教育訓練要求。而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時代推動了傳播學科的知識和技能整合，提出了對大量的新型的傳播人才的需求，因而傳播教育必須轉而面向全社會。

首先，現代傳播教育將把專才教育與通才教育結合起來。大眾傳播工業，是傳播教育立足的社會基礎。傳播媒介的多樣化、個人信息傳播自由度的提升，加劇了傳播業的競爭。新聞傳播的時間差已趨向于零，受眾的現場目擊感的滿足欲望反過來又刺激傳播業走上對更快、更奇的追逐。另一方面，受眾被媒介分化，對報道的廣度、深度和敏感度的要求也大大提高。未來的新聞記者、主持人、節目策劃和監制、編導、創意人員都需具備某一領域或再加上若干相鄰領域的系統知識。在英美日等國的傳播專業教育領域中近年來迅速發展起來的課目系列可分為技術型、理論型、管理型三大類別。技術型課目集中于現代傳播媒介工具的應用和視聽設計。視覺傳播、媒介審美學、影像傳播、電腦設計、各種媒介的操作與管理，電子傳播方式（如網絡設計技術、多媒體創作技術、虛擬現實技術）研究、數碼化節目制作、創造性思維占到突出的比重，從而表現出傳播教育對信息社會的積極適應；在理論型課目方面，突出發展了技術社會學、媒體社會學、文本分析方法、政府信息政策、政治與電子傳播系統、信息傳播時代對制度和個體的影響、跨文化傳播、20世紀的種族滅絕（文化滅絕）與傳播說服宣傳的關系、人類傳播理論、傳播哲學、性別與媒介、兒童與傳播、傳播與心理過程、傳播與健康、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大眾傳播、傳播倫理對話、媒介法、傳播與法律、媒介倫理與責任、比較傳播政策、傳播研究法等；在管理運作型課目中，發展了平面藝術管理、電子設備管理、信息與傳播管理、媒介生產管理、多媒體項目管理、系列傳播活動、組織領導與決策、媒介經營策略、媒介經濟學、傳播的結構與控制等等。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傳播教育適應信息化趨勢的積極姿態，同時對社會進程中傳播形態變化的理性審辨。相對于國際性的傳播教育的體系，我們國內大多數院系仍然恪守著傳統的新聞采編業務教育。以單純政治素質涵蓋了人文素質，以技能取代知識。學科分化過細，新聞專業與其他與現代傳播直接相關的專業（如計算機、藝術設計、信息管理等）疏離較遠。在傳播觀念上未能接受“社會傳播媒介是社會的財產，必須為全社會和全民服務”的理解，未能以比較客觀和科學的觀點對待傳播學，從人類基本的文明觀念出發認識現代傳播媒介和傳播現象。因此，國內傳播教育的政治功利與技術功利思想根深蒂固，在廣告和公共關系等應用性傳播專業領域中又浸淫著濃厚的商業功利觀念。我們并不籠統地摒棄上述功利性的教育觀念和教學內容。我們所要指出的是，必須在功利觀念之上樹立起更高的人文理想。人文理想的意義在于使每個受到傳播教育的人，成為真正具有博大的仁愛關懷、獨立的反思批判精神、知識與藝術創新能力的人，而不是簡單的沒有頭腦和良心的傳播工具，或技術迷信者。人文理想在傳播教育中的體現除了增加人文社會科學課目以外，更有賴于傳播學科本身的知識理論內容的人文精神的提升。

其二，現代傳播教育將是新型的公眾教育。在大眾媒介的時代，社會和國家可以通過對“把關人”的教育和控制來達到控制大眾傳播過程的作用。在新媒介流行的今天，公民的傳播意識和傳播行為涉及到新的傳播法規和倫理。關于公共信息空間與個人信息空間的劃分及權利保障、作為基本人權的言論與傳播自由同守法自律、信息資源的開發和知識產權保護、從信息占有方式上發生的社會分層與信息分享及文化溝通認同、虛擬生活情境與真實的社會生存、自我意象與社會形象的設計與傳播等一系列問題都需要在科學與人文相交織的視野中加以考察，需要理論的解釋和對公眾的闡說。這是新文明——信息傳播時代的文明的課題。目前中國國內信息化程度還不高，對公眾進行傳播教育（法規、倫理和文化、藝術教育）尚未提上日程；而行政部門一邊忙于建網推進信息化基礎工程，一邊忙于實施傳播監控，公民的傳播教育仍基本處于空白狀態。但是大眾媒介和新媒介結合起來的威力我們最近在戴安娜公主悲劇、斯塔爾報告、電腦黑客報道等傳播事件中已經領教了。傳播工具并不等于信息和知識，更不等于文明。對于公眾的傳播教育，除了教會他們更有效地利用傳播工具，利用信息之外，還需要引導公眾成為更自由自覺的文明的創造主體，使其對自已和他人的行為，對國家和一切利益集團的行為，具有反思的能力。

其三，現代傳播教育和教育傳播互滲交叉。（后者所研究的主要是現代媒介及信息傳播方式對教育的影響及在教育領域中的應用。）毫無疑問，審美、游戲的活動方式正在日益緊密地同知識、教育相結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部門和其他文化傳播機構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了。隨著電子出版物、網絡上的虛擬學校、虛擬圖書館、公共信息數據庫等的出現，教育將會實現標準化、規范化和普及化。教育內容經過數碼存儲、壓縮、傳輸的技術進步，勢必迅速增容；多媒體技術，將多種介質的信息匯融一體，形成綜合型的文本。這都是傳統教育不能做到的。教育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超文本的自由檢索結構，打破了原有的思維邏輯，橫向度的、跳躍的思維，代替了縱向度的、謹嚴的思維。視聽材料的綜合刺激作用，也改變了語言概念作為思想的直接現實的狀況，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在知識傳播過程中互補發揮作用。

在后工業文明和全球市場一體化的趨勢中，傳播教育的人文理念基礎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現代傳播不僅面對著來自雅斯貝斯所說的“技術統治”和“大眾統治”的壓力，還面對著來自市場和權力體制的壓力。技術擴張分化了人群和原有的知識系統，大眾趣味形成流行趨勢，市場追逐文化和信息資源的利潤產出，權力以直接或間接形式控制媒介，控制信息流程，進而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行為，以鞏固既定的利益格局、社會秩序和價值體系。現代傳播教育以改善人類生存、解放人類心靈并改良人性為崇高責任。她需要適應技術、市場、權力和大眾的相對合理的要求。但是，現代傳播教育所培育的人才僅僅只是適應、迎合，是很不夠的；在這些之上，還需要有更高的人文理想。只有在這一理想的引導下，才可能實現對知識的整合，才可能產出真正的社會關切和終極關切，從而使現代傳播方式成為人的解放和社會進步的途徑。

注釋：

①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92年版。

②參看AnIntegratedApproachtoCommunicationTheroryandResearch,ed.byMichaelB.SalwenandDonW.Stacks,LawreceErlbaumAssociates,Inc.1996.

③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張博樹譯，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頁。

④同上書，第102頁。

⑤同上書，第122～123頁。

⑥參閱蘇鑰機的論文∶《傳播學的科際網絡及未來走向》，載于暨南大學新聞學系編∶《面向21世紀的新聞與傳播》，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⑦參閱WilliamJ.Martin:TheInformationSociety,Aslib,London,1988.

⑧Jequeir,Nicolas,Intelligencerequirementsandinformationmanagementfordevelopingcountries,inInformation,economicsandpower:theNorth-Southdimension,ed.RitaCruiseO’Brien,London,Hodder&Stoughton,1983,P.122-40.

⑨Machlup,Fritz,Semanticquirksinthestudyofinformation,inthestudyofinformation:interdisciplinarymessages,ed.FritzMachlupandUnaMansfield,NewYork,Wiley,1983,p641-71

⑩尼葛洛·龐蒂：《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