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本質涵義探新

導語：三農問題本質涵義探新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我國市場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是農村的貨幣化和城市化，“三農”問題是當前我國經濟結構中最重大的問題。本文在對“三農”問題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指出了當前對“三農”問題認識上的誤區，認為只有通過城市化、通過經濟的高速發展來迅速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農民市民化、農業工業化才能解決“三農”問題，才能使我國經濟健康的運行。

[關鍵詞]“三農”問題城市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經濟發展

一、“三農”問題的現狀

“三農”問題與城市化、工業化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不實現農民的市民化、農業的工業化和農村的城市化就不可能解決“三農”問題。目前“三農”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收入增長緩慢

“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收入增長問題。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這一方面表現在農民收入的增長率不斷下降，另一方面表現在農民收入的增長率遠低于GDP的增長率和人均GDP的增長率。圖1顯示，從1994年后，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增長率急劇下降，從1994年的32.49%下降到2000年的1.95%，下降了30.5個百分點，2000年后雖有所上升，但仍低位運行，最高點也僅達到2004年的11.98%。與GDP的增長率相比，在1995～1996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高于人均GDP的增長率和GDP的增長率，農民收入狀況有了改善，但自1997年之后，農民人均收入就大大低于人均GDP增長率和GDP的增長率。

2．城鄉收入差距擴大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一方面表現在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上。圖2是1992～2005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的變化曲線，可以看出在1994～1997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曾一度縮小，但隨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斷擴大趨勢，1997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47倍，2005年則達到了3.22倍。

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爾系數呈現出下降趨勢，1989年農村和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是0.548和0.545，二者相差不大，但到了2005年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下降到0.455和0.367。1989～2005年間，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下降了18.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雖有所下降，但仍高達0.455，僅下降了9.3個百分點，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的差距由0.3個百分點擴大到8.8個百分點。由于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大幅度下降，城鎮居民總收入中通過農產品購買轉移到農民手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的下降則使更多的收入轉移到工業部門或城鎮居民手中，由于農村居民的比重超過城鎮，則上述數據顯示的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下降顯然使農民的相對收入進一步減少。給定恩格爾系數的這種下降的趨勢，則經濟增長率越快，農村居民對城鎮居民的收入比例越低。

3．農民購買力不足，農村市場難以啟動

由于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比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的消費水平遠比城鎮居民要低。一方面農村購買力水平較低。統計調查顯示，2005年在全社會最終消費支出中，占人口57%的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為19014.1億元，占居民消費支出的26.8%，而占人口43%的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為51891.9億元，占居民消費支出的73.2%。從人均消費性支出來看，2005年城鎮居民為7943元，農村人均消費支出2135元，前者是后者的3.72倍，農村人均消費遠遠低于城鎮，農村市場還沒有啟動。從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來看，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耐用品擁有量遠遠低于城鎮居民，城市居民享有的基本消費品農民買不起，2005年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洗衣機、彩電、冰箱、空調、電腦等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分別為96、91、135、81和42臺，而農村居民對其擁有量分別為40、3、20、6和2臺；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基本呈下降趨勢。從1991年的22.51%降到2005年的10.18%，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國農民消費不足是工業品大量過剩的最主要原因。

4．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慢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慢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的產值與就業的比重發生偏離。由表1可以看出，我國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由1991年的24.3%下降到2005年的12.6%，下降了11.7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高達93%，就業比重由59.7%下降到44.8%，下降了14.9個百分點，雖然下降比率高于產值的比率，但下降幅度僅33%，遠低于產值的下降幅度。從產值與就業的偏差來看，在這16年間，二者的偏差并未明顯改善，在1991～1997年，二者的偏差曾一度縮小，但隨后又出現偏差增大的趨勢。產值與就業比重發生偏離，就業比重偏高，勞動力轉移緩慢。

二、“三農”問題的認識誤區

人們日益認識到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在“三農”問題的認識上仍然存在著幾個誤區：

1．以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可以打開“三農”問題的癥結

在許多文獻中經常見到這樣的說法，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第一產業就業多和產值比重低是因為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低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是由于工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快于農業，因而必須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以提高農業的生產率和農民收入。但這種分析卻可能是完全錯誤的。

假定經濟中只存在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且農村存在著剩余勞動力，即勞動力流出并不改變糧食產量，同時假設人們對糧食的需求沒有收入彈性。現給定糧食的初始價格，則農民的收入只取決于城市人口的數量或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比例，如果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各為50%，農民的收入將是糧食初始價格的2倍。若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1倍，只要農村勞動力數量不變，則農民的收入水平不變，只是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增加1倍。而且，如果糧食的產量超過需求將使價格下降，農民的收入反而會減少。這樣，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將完全取決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數量，而與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無關，由此可以推論出，要使農民收入提高，必須把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農業部門收入的增長完全取決于轉移的勞動力數量。

采用生產率變動的方式解釋城鄉收入分配的變動也是不成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農村勞動力不變的條件下并不能增加農民收入，而只會增加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而且，一旦由于生產率提高使糧食的產量提高而超過需求，則會使糧食價格下降，農民只能是增產不增收。如果為了防止糧食價格下降而按當時的市場價格制定收購價格，農業生產率提高后將使糧食供大于求，同時，農民的收入將被穩定在制定的糧食價格上，農民也將根據這個價格決定產量。顯然，一旦把價格固定住，則限制了糧食產量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加。原因是農民收入的提高完全受城市對農產品需求的約束。

當然一旦農村不存在剩余勞動力，那么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毫無疑問會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會增加農村的發展。可是在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如此之大的情況下，一味地強調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僅不能解決“三農”問題，還會由于產生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而加劇它。

2．以為通過鄉鎮企業的發展可以解決“三農”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快速發展的鄉鎮企業，極大地緩解了農村過剩勞動力對經濟高速增長的壓力。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國城市化速度太慢，城市不能吸納過剩的農村勞動力，而農民又可以接受極低的工資和生活條件，有不需要審批的極低的土地成本，還與中國原有的計劃管理體制和80年代初期80%的農村人口的特殊條件有關，比如投資的集中管理以及嚴格的戶籍制度阻止農民進城等。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在農村發展工業的。或許這是我們在這個階段可選擇的最好的發展方式，但鄉鎮企業只是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因為城市里的所有條件都要比農村優越，節省耕地、交通和信息發達、科技、教育、金融以及社會服務等都可以降低企業成本，特別是可以使工人享受現代的城市生活。

鄉鎮企業的這種低工資成本的擴張在工業化初期可以非常有效地擴大就業。鄉鎮企業為城市提供了廉價的基本消費品，同時增加了農村的就業和提高了農民的收入，這在中國可能是其它的發展方式所難以達到的。但是必須看到，鄉鎮企業的低工資發展必然會帶來有效需求不足問題。這一點只要分析一下鄉鎮企業的成本和產品需求就清楚了，鄉鎮企業的工資水平是低到了工人根本買不起他們所生產的產品的地步，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的工人工資相對于平均每年15%以上的GDP增長率來講幾乎就沒有什么提高，農村居民靠鄉鎮企業增加的收入所能提供的需求太小了，鄉鎮企業的低工資競爭還導致了城市工人的工資增長率下降，目前基本消費品領域的需求嚴重不足顯然與此關系極大。1997年以來，隨著城市基本消費品需求的萎縮，鄉鎮企業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出口，近年來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20%以上出口的增長率帶動的，而這種依靠低匯率的出口增長卻是不能持續的，接近50%的GDP出口是中國產業結構嚴重失衡的結果，因為中國人更需要那些出口的基本消費品，而不需要進口的奢侈品和外匯儲備，而一旦出口的增長率下降，必然造成鄉鎮企業產品需求的嚴重萎縮。

鄉鎮企業的低工資發展所遇到的另一個障礙就是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雖然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鄉鎮企業產品的需求，但更會帶來工資率的上升而使鄉鎮企業的成本提高，更多的農村人口將向城市轉移，而不會永遠接受鄉鎮企業極低的工資和工作、生活條件，只要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加快，鄉鎮企業將難以維持低工資的生存條件。

總之，鄉鎮企業的發展是以城市的不發展為基礎的，目前鄉鎮企業的發展在收入和產業結構的流轉上似乎有成為第二個“農村”的趨勢，因此，必須加速城市化的發展來改變目前鄉鎮企業的發展方式。實際上，目前鄉鎮企業的發展已經開始向城市化的方向進展，珠三角地區和江浙一帶鄉鎮企業的發展越來越依托由大城市輻射所形成的城市群，從而把農村逐漸改變為城市，這個趨勢在東部沿海地區是明顯的，鄉鎮企業高速發展的地區越來越集中在大城市和城市群周邊地帶，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加快城市化的速度來更好地規范鄉鎮企業的發展呢？

三、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選擇

近年來，國家針對“三農”和收入分配問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工業反哺農業，采用嚴厲的貨幣政策乃至行政手段控制房地產業投資和鋼鐵等基礎工業的投資，通過出口退稅刺激出口的增加等，這些政策在短期內也取得一些成效，然而從長期來看則未必有良好成效。工業反哺農業將提高工業的生產成本而限制工業的發展，而只有工業的發展才能轉移農村的過剩勞動力和真正“反哺”農業；不可否認，由于我國工業化進程已發展到重化工業階段，基礎產業乃至房地產是當前中國經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最需要發展的產業，然而問題在于這些產業的資產值太高從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進而引發經濟波動，但是不能因此就限制這些產業的發展；外貿出口退稅雖然使出口大幅度增加而有利于就業，但換來的卻是增加注定要貶值的外匯儲備。

在目前中國農村人口依然占60%的條件下，采用緊縮政策不僅起不到降低資產值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結果，而且會由于失業的大量增加使收入分配急劇惡化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我們否定了前面所提到的政策后，所能采用的政策取向就只剩下一條路，這就是擴張性政策，或者稱之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即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大幅度提高GDP增長率（如20%以上），這種擴張性政策與1998年以來所采用的政策不同甚至安全相反，以前的政策實際上是向著使經濟復蘇相反的方向進行的，比如提高資產值和刺激消費等。隨著經濟的發展，工資在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呈下降趨勢，企業和家庭資產的資產值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急劇上升，這種情況一方面造成居民消費不足，另一方面造成投資率居高不下并給投資者帶來更高的收益，因此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問題持續惡化。當前的措施之一就是要朝著把政府支出用于能夠提高工資在收入中的比重和降低資產值的方向進行。這就不僅需要從總量上調節需求，而且特別要采用產業政策調節需求的方向，以從根本上扭轉決定市場需求的收入流向。如何扭轉市場需求的流向、甚至能不能改變市場需求的流向都是復雜的問題，比如目前能不能讓高收入階層都不買汽車、別墅而轉向基本消費品部門的投資來增加就業？這顯然是做不到的。我們也不能采用財政直接投資的方式來發展基本消費品部門，因為目前基本消費品部門生產過剩而嚴重虧損。我們需要找到整個產業結構中最關鍵的環節作為突破口，這就是通過城市化解決農村的三農問題。

從1980年改革以來，中國經歷了1985～1988年和1991～1996年兩次高速增長的跳躍，結果是極其成功的，目前采用擴張性的跳躍發展，一方面是因為解決當前中國結構性矛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目前的技術水平完全可能使中國在2020年實現農村城市化的目標，使所有農村居民享受到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完全應該達到或超過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二十年前的速度。只要我們抓住農村貨幣化和城市化這個根本點，同時理清市場機制運行的脈絡，這種跨越式的發展并不危險。

四、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加快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解決“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與城市化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不實現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就不可能解決三農問題。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在農村存在幾億剩余勞動力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極大潛力的條件下，對城市化的發展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也根本不存在工業發展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就業崗位的限制。在二元經濟條件下，高速增長必然要求城市化的發展，即提高經濟增長率的目的是為了經濟的貨幣化，而貨幣化與轉移農村勞動力和城市化必須同時進行。

1．城市化——打開“三農”問題的鑰匙

城市化本身就是經濟發展，它與工業化和農村的現代化是一個含義。正是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太慢了，無論與拉美國家7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還是和東南亞超過5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都是落后的，韓國和中國的臺灣省用了20多年的時間基本實現了城市化，而中國在20多年的時間里城市化的比率只提高了20%。就目前的技術水平來講，完全可以在未來的15年的時間里讓中國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來，從而使他們享受現代的科技和文化生活。實際上，現代的教育、文化以及產品的消費只有在城市里才是可能實現的，只有實現了城市化，才能提高人們對現代產品的需求，也只有實現了城市化，才能改善農村的教育、醫療等生活條件，因此城市化比技術和工業產值更重要。

在目前的經濟學中，城市化問題只是一個技術上的比較優勢問題，比如城市具有規模效益，交通和信息系統發達，作為商品的集散地可以使商業、貿易快速發展，等等。但從城市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來看，現代城市的發展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產生而發展起來的，城市是由多種產業共同構成的，但只有城市才能把這些產業緊密聯系在一起。在一種自發的市場經濟的城市化過程中，隨著農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的房地產業、商業和服務行業等出現大規模投資的機會，而城市人口的不斷擴張是保證需求和利潤增長的重要條件。

城市化和三農問題既是當前中國經濟的最薄弱環節又是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通過大規模的城市化不僅可以使高速增長的投資有了方向，還可以改變收入的流程。例如，大規模的城市土地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將雇用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政府又可以把土地開發的收入用來開發廉價的商品房安置農村勞動力進城，像珠三角、長三角和浙江有些靠近城市的鄉鎮企業發達的地區，可以就地建立城區與大城市相連，把大城市的區域擴大，城市建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同時，這種大城市的擴張還可以抑制不斷上升的市區的房價。城市化的發展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可以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并使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從而可以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產品價格的上升全面進行農業經營方式的改革，通過農村產業化的規模經營提高生產率和采用新技術，使農村的收入水平提高，這又可以緩解農村人口大量流出的壓力。可見，通過城市化可以有效地解決“三農”問題，提高有效需求，增加低收入階層的收入與需求，使基本消費品部門的生產得以復蘇，進而帶動經濟的全面復蘇和高漲。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而其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使農民變為市民，使大量剩余的勞動力轉移出來。目前的問題是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速度相對于經濟增長率和工業部門的高速增長而言是太慢了，致使農產品需求受到嚴重的約束，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率遠低于工業部門和城市居民，而低收入又進一步使農業投入減少和技術進步緩慢。

從近幾年的經濟增長數據與勞動力轉移數據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的關系。圖4是我國1991～2005年名義GDP增長率曲線與第一產業就業比重變動曲線，由圖4可以看出，二者的相關性非常明顯。1992～1996年是我國經濟的高增長時期，平均年增長率達到25.20%，這段時間內第一產業人口轉移也較快，年均轉移勞動力近1000萬人，就業比重年均下降1.84%。1997～2002年，隨著名義GDP增長率下降，第一產業勞動力轉移速度大大減緩。2002年以后，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加快，第一產業就業比重大幅減少。雖然近些年，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加快，但是這種轉移速度相對于名義GDP的高增長來說仍顯得太慢。1992～1997年，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速度加快，農業勞動力的就業比重下降了8.6個百分點，而產值只下降了2.7個百分點。而在1997～2003年，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大大降低，就業比重僅下降了0.8個百分點，產值的比重則下降了5.3個百分點。

目前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與城市的差距并不是統計數據中的3倍或5倍所能表示的，因為這些貨幣統計數據所表示的只是能夠買得起什么產品，而不代表實際的生活水平，農村目前的收入水平仍停留在溫飽階段，這種收入水平使他們與現代生活和文化發展幾乎無緣，農村的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社會服務、娛樂等方面與城市相比可以說相差一個時代，目前有近40%的農村家庭連最能與外界溝通的電視機都沒有。這種與城市的巨大反差必然造成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又無法在城市里長期居住和獲得穩定的收入，而一旦失去工作或收入下降就意味著必須離開城市回到農村。

這種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與工業的發展速度相聯系，英國、西歐和美國城市化過程經歷的時間比較長，原因是工業的增長速度較慢，從而并不會帶來城鄉之間的嚴重矛盾，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速度極快，比如名義GDP增長率持續超過20%乃至更高，則必須加快城市化的速度，因為按照前面的分析，所有的貨幣投放或投資只能首先流入工業和城市，它只能通過工業部門雇用農村勞動力和購買農產品的方式才能流向農村。因此，城市化的速度一旦放慢，必然導致城鄉之間的差距急劇擴大，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嚴重下降時，也必然使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這方面，日本、韓國和中國的臺灣地區在高速增長時期取得了成功的經驗，而拉美國家則由于經濟的嚴重波動而導致了大量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造成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和“城市病”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如前所述，在目前存在60%農村人口的條件下應該說別無選擇，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同時完成農村的城市化，而不能中途停頓。一旦經濟增長率下降和放慢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就會造成巨大的城鄉差別。目前并不是在理論上論證要不要加快城市化的問題，而是農村人口已經進入城市的怎樣安置的問題，經濟增長率越低和城市化速度越慢，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越多，問題就越難解決，拉美、印度、南亞以及東南亞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的速度在所有產業中是最慢的，工業部門通過引進國外的技術，在消費品生產領域已經接近世界領先水平，而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種植業在技術上幾乎沒有發展，農業機械化的速度更是嚴重下降的。顯然，在目前農村居民人均不到3000元的收入水平上是不可能使生產性投入增加的。而農產品的價格卻不能根據成本提高，因為在目前的農業技術水平條件下，只要價格提高，農產品供給就會增加而使價格下降，而工業生產資料投入的價格卻不受限制。這使政府經常為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發愁，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增加農業的投入只能是不得已而為之，不可能取得預想的效果。因此，提高農民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加速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正常的發展順序是，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對農產品需求的增加使農民的收入不斷提高，并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農產品的價格不斷提高，使農業的生產技術得以改進，直到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完成，將形成對農產品正常的供求狀態，促使城鄉形成統一的勞動市場和工資率。這種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村城市化的過程是為大多數國家的經驗所證實的。公務員之家

綜上所述，“三農”問題既不能單純依靠國家的各種支農措施，也不能在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前提下僅依靠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來解決，只有通過城市化的道路和經濟的高速發展的經濟來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到非農部門就業才能解決這一歷史性問題，為我國經濟進入現代化工業國家掃平障礙。

[參考文獻]

[1]柳欣．資本理論——價值、分配與增長理論[M]．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

[2]柳欣．資本理論——有效需求與貨幣理論[M]．人民出版社，2003．

[3]柳欣（主編）．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與經濟波動[M]．人民出版社，2003．

[4]柳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M]．人民出版社，2006．

[5]柳欣，郭金興，王彩玲．資本理論與貨幣理論[M]．人民出版社，2006．

[6]柳欣．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J]．東岳論叢，1999，（3）.

[7]柳欣．宏觀經濟：一種新的貨幣經濟理論[A]．南開大學虛擬經濟研究中心論文集[C]．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8]馮素杰，陳朔．論經濟高速增長中的相對貧困[J]，現代財經，2006，（1）.

[9]柳欣，郭金興．總量增長、結構調整與就業問題[J]．經濟學動態，2005，（3）．

[10]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6[Z]．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責任編輯：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