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政治研究：緣自何方，前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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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政治研究作為恢復和發展中的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構成，其發展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在這十多年中，它的生長和發展給當代中國政治學注入了一股充滿生機的新鮮活力，影響了作為中國社會科學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政治學的學科方向，豐富了它的特征。作為參與這一過程的一個實踐者，我深切地感受到它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所留下的清晰足跡，以及它在目前所面臨著的一些需要思考的問題。而無論是成績還是問題，也都是與這一過程共始終，因此是我們這一代實踐者所共同經歷的。

與社會學、人類學乃至于歷史學等學科積淀深厚，與農村社會和田野研究方法具有親緣關系的學科相比較，作為一種自覺的學科努力，新生的當代中國政治學與農村和田野的結合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大膽地估計，也就是最近十五年的事，并且，作為一種著意開拓的研究方向，政治學與農村的結緣從開始來看，也并非始于一種學科主流的有意而為，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由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歷史機緣所促成的一個“意外”的結果，這種“意外”反映了一種學科的集體被動與困境。

回首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政治學剛剛恢復，就高揚民主和理性主義大旗，一路高歌猛進，以推進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為己任，一時間，其學科和社會影響力在新恢復的法學、社會學諸學科中處于領先位置，幾乎可與經濟學相比肩。這種顯要是歷史所賦予，并在八十年代中期達到頂點，以至后來者迄今也難以望其項背。可以說，那是一個政治學初生卻激情澎湃的年代，也是政、學兩界的一個蜜月時期，在那樣一種百廢待新，一切仿佛都需要重新認識和選擇的時代背景下，政治學的基本取向直指中國政治社會結構的上層，而根本無暇將處與這一結構底層和邊緣地帶的農村納入自己的學科視野。

然而，歷史的發展充滿變數，中國政治學在九十年代便從充滿啟蒙理想的半空中回落到現實的地面，從那以后，歷史再沒有給初生的政治學提供如經濟學和法學那樣大展宏圖的機會，甚至連它自身都在經歷一個學科的重新定位，以在新的社會生態中尋找安生立命的位置。正是在這樣一種急速轉變之中，一些學者開始了并非起于自覺但最終卻又高度自覺的學術重心下沉，暫時放棄對宏大問題的關懷，而致力于去追問促成無常歷史變化背后的社會文化基礎，于是，農村成為他們進行這種試探性耕耘的一塊處女地。

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再回過頭來對回復到相對冷寂地帶的90年代以后的中國政治學做一個整體上的評估，可以大體上歸納出兩個新時代特征：一個是與國際學術相接軌的嘗試。以這種取向為研究指歸的學者在此一時期致力于學科乃至學術的重建，一些西方的重要學術思潮、學術范式、研究方法和學術概念，因其與轉型期中國政治的種種直接和間接的關系而被引入，從而在外形和內核兩個方面影響和再造冷寂之中的中國政治學術。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自覺揚棄一貫以來居于統治地位的布道和注經式研究，從唯書為上轉向實證和經驗。正是在后一種取向中，對于中國農村的政治學研究，開始很快地取得引人注目的獨特地位，并且因為種種國際和國內的原因而成為新時期政治學發展的一個成功的特例，獲得了體制內的認可。結果，到了上個世紀最后幾年，如果說在當代中國現實政治的研究中還能有所寄望，并受到海內外和體制內外所普遍關注的，就是這農村政治了。這一時期，作為政治學領域的跨問題公共領域，你不能不談農村，不能不談農村政治研究，不能不談村民自治研究。中國政治學也因為有了村民自治研究這顆明珠，不僅重新獲得體制性資源，不僅獲得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和各種資助，而且還幾乎重新帶動整個政治學科的重新崛起，乃至于有學者稱中國政治研究在這個時候幾近進入一個言必稱鄉村民主的“草根時代”。

上述狀況無疑首先是由時代造就的，其次也是學者的努力和歷史機緣相碰觸的產物。明白了這兩點，我們也就得以明白此一時期新生的農村政治從研究內容到研究方法上的特點。首先，從研究內容上看，中國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由宏觀、高層向底層和中、微觀的轉向，由歷史條件本身所促成，但研究對象的轉變卻并不必然意味著研究者素有的研究情懷的轉變，毋寧說，此一時期的農村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對無能為力的宏大關懷的一種替代和移情。正是這種自覺不自覺的替代與移情決定了其研究價值的定位，因此，此一時期的村民自治研究在實質上被看作是對更為寬廣和復雜的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研究的試驗和起點，因此，這種研究是村莊的，卻又不是局限于村莊的，是關于中國農村的，但卻更是關于中國政治的。這一特征對于政治學學科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地方。從正面影響看，具有宏大關懷的村民自治研究的影響很快就溢出村莊的范圍，而成為一個社會科學領域，乃至知識精英領域的熱點問題和公共性話語，從而帶動了公共政策的變化，吸引了更多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投身于研究。而從其不足的方面看，由于其研究的價值關懷實質上在村莊之外，因此，過于強烈的宏大關懷實質上十分容易遮蔽研究者對研究對象——農村社會自身的認識，或者說使這種認識缺乏農村主位。其次，過于宏大的價值關懷與研究方法上的微觀個案的聯姻，在加速經驗研究與學理研究結合的時候，也容易使來自于農村社會的“經驗”成為論證某種先在理論政治正確性的材料，從而造成對“經驗”本身的切割與拼裝，違背田野研究的內在要求，使這一時期的研究在顯現出個案與田野外貌的同時又呈現出某種非個案和非田野的特質。所以，現在看起來，這一時期的一些農村政治研究和村莊調查看似農村和村莊的，但在實際上卻既是非農村也是非村莊的，看似田野的和個案的，但它在本質上卻可能恰恰是非田野和非個案的，因為它的全部研究目的都在于自覺不自覺地去論證一種先在新政治理念的正確性，從而使其自身被打上了某種新的泛意識形態研究的色彩（不帶貶義意義的）。

這種意在論證政治發展目的性的農村政治研究對于中國現實經驗研究的最為直接的影響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其村莊研究的自然向上抬升性，二是其研究方向的水平橫移性。我們注意到，這種農村政治研究在一頭扎入村莊之后，尚未來得及深入，又很快地漂浮上來，當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從試行轉為正式，村民自治正式成為我國農村的一項重要的制度構成之后，這種身在村莊，心懷中國的農村政治研究在村莊之內的使命實際上就宣告結束，繼之而來的是高一個層級的鄉鎮政治研究。此時，各種各樣關于鄉鎮體制改革的討論繼村民自治之后成為政治研究的新主流話語。但是，這一話語的出現，與其說是現實中的鄉（鎮）–村關系遭遇到了遠比其他諸如縣–鄉關系、縣–市關系、省–市關系和中央–地方關系更大的問題，不如說是懷抱宏大理想的農村政治研究本身具有向上提升和重新尋找研究對象的需要，是其價值情懷和政治發展路徑設計的必然延續。與這種鄉鎮話語逐步取代村莊話語相關聯的，是將村民自治研究橫移向城市社區，力圖在城市再造一個政治學研究的新的公共話語平臺。然而，中國城市社會結構與村莊社會畢竟相差太大，如果說“鄉政村治”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再造了鄉村社會的基層組織框架，那么，當下中國城市社會結構尚不充分的社區特征，則使這一努力很難成功。最終，受村民自治影響和啟發而開始的城市社區研究歸位于一種專業性的政治學術研究，并因此獲得自己的存在空間。

然而，人們總是說，理論是灰色的，實踐之樹常青。無論實踐者懷抱多么強烈的價值關懷，但只要面向實際，深入村莊，以某種先驗理論預設為前提的農村政治研究就必然要發生變化和轉向。正是因為如此，農村政治研究也就相應出現了第三個特征：即面向農村，深入村莊，以研究和解決農村和農民自身的實際需要為指歸，以理解和閱讀轉型期中國農村政治特征本身為目的，力爭發展出相對更“農村主位”而非絕對“國家主位”意義上的農村政治研究。這種學術取向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扎實的鄉村調查的啟發。例如，正是長期和深入的田野調查和駐村研究，使研究者體會到作為知識分子之公共話題的農村政治研究與實際改良農村政治社會狀況的農村政治研究之間的區隔，體會到意識形態意義上的鄉村關系改革研究與實際改良鄉村治理意義上的鄉村關系改革研究之間的區隔，從而開始自覺地告別大話語下的鄉村政治學，而開始致力于追求從鄉村理解鄉村，讓農民自己說話，從對鄉村的閱讀和理解中提煉學理性知識，從鄉村的政治運作實態與生態出發去思考改良農村治理體制的公共政策。同時，這一轉型的出現也與此一時期農村政治研究對其他學科和研究方法及視角的吸納有關，正是在這樣一種從研究立場到研究方法的轉變中，農村政治研究開始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各有側重而又相互聯系的新趨勢：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1）以描述和解釋農村基層政治實態及其支配機制為研究旨趣的新取向。這種研究取向的目的在于通過深入發掘、理解影響與支配中國鄉村政治運行及其深層機制的“地方性知識”，重新發現和認識中國鄉土的經驗。并力圖以這種經驗來豐富和重構中國基層政治的圖像，最終為學理的操作提供一個真實的經驗平臺。這種研究看似立意不高，其實志向高遠。因為研究者們已經意識到，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的各種各樣的西學東漸過程，在促成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科學化和現代化的同時，也在有意無意地以自身所特有的視角再造和重組本土的經驗，以至于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創造新理論來源的本土經驗，實際上已經在潛移默化之中被改造成為論證各種西學當然地具有先在政治正確性的“本土經驗”，從而使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事實上也成為一個我們自以為熟悉，但在實際上卻是需要花大力氣去重新認識的“遠去的他鄉”，因此，只有重新地化“生”為“熟”，才談得上重構理論。因此，這一嘗試表現出強烈的人類學傾向，并在事實上是由政治學者自己，而不是經由人類學者的越俎代皰，開拓出中國政治研究中的政治人類學路徑。（2）以研究鄉村政治及行政體制和結構為取向的研究，這種研究盡管尚未完全擺脫宏大意識形態話語的影響，但它此時更為關注實際解決阻礙中國農村政治與社會發展一系列問題的努力卻十分明顯，它力圖更加專業和技術化地去思考和解決鄉村的結構問題，而不再滿足于僅僅為了去證明某種發展邏輯，近年來重新出現的鄉村建設運動的種種嘗試，雖不成熟，但卻實際上是這種政策性研究的努力在社會運動層面的體現。（3）農村政策的社會基礎研究。這種研究以探討政策績效差異與地域和社區的關系為起點，最終落腳到著力理解轉型期鄉土社會的特性、原因及其走向，力圖在連接學理研究和政策研究上做出嘗試。這種研究其實與第一類研究有接近之處，但他們之間卻始終又存在明顯的張力，這表現在這種研究的擬社會學特征和它始終執著地要在學理研究與政策研究的中間地帶建立明確而結構化的聯接，并力圖據此開拓出一個以問題帶動學科的研究領域。（4）主要將鄉村社會作為豐富和發展中國政治學及整個社會科學理論靈感來源的研究。這種研究是以學科為導向的，它更具有世界性的學術關懷，學者們相信，作為超大發展中國家的轉型期中國農村不僅是中國學術發展最為重要的一個靈感來源地，而且也必將為確立中國社會科學的國際地位做出貢獻。由于其寬廣的學術積累，這種研究已經越來越具有國際的視野和學術水準，而本土化的追求也成為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路向選擇。

上述研究也同樣激發出農村政治研究與其他學科在研究方法上的交叉與融合。例如，通過借鑒社會學的視野和方法，不僅豐富了政治學者對于中國鄉村政治的想象力，也豐富了他們的表達語匯，擴大了他們的研究視角，對政治的社會基礎的重視，本身就促成了政治社會學的成熟。又如，通過借助于人類學，政治學者不僅學會了農村研究的主位關懷，更為重要的還掌握了一種新的研究文本的表達方式，而在這種文本表達方式背后所體現出來的，已經不僅是研究者對地方性知識與經驗的重視，更為重要的還在于它直接影響甚至改變了研究者的學術立場以及對學術本身的認識，一些學者正是通過擬人類學的田野研究，尋找和構筑起與后現代中國學術的關系。而通過借鑒歷史學，也正在使當代鄉村政治的研究也顯示出更加縱深的學術視野。

但是，也正是這種從研究內容到研究方法的轉變，也給農村政治研究自身的發展提出一系列需要進一步去思考的問題。例如，如何處理政治學的農村研究在方法論上與社會學和人類學等相關研究的學科界限。雖然說學科的交叉與融合有利于學科的發展和創新，但是，在交叉、融合的過程中自覺地界定學科分工及方法定位，卻有助于學科自身地位的確定，并關系到學科的存在價值。如何處理微觀和中觀層面的農村政治研究與同樣微觀和中觀層面的其他實證性政治研究的關系，實現研究成果的溝通與交流，不僅關系到農村政治研究自身的發展，同樣也關系到整個政治學學科的發展。又如，如何處理經驗性的農村研究與學理性的政治研究的關系，乃至于學理性的其他社會研究的關系，在中國學術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確立其自身的學科地位和研究價值，如何使立足于學理的研究與立足于政策的研究發生聯系，而不是彼此隔膜甚至對立，等等，都是在這種研究的深入發展與轉型之時所必須要思考的，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解決不僅關系到農村政治研究自身的發展，也同時關系到整個學科和社會科學的成熟。當然，我也明白，這一切問題的逐步解決所要依靠的只能是眾多學者長期艱苦的努力，而非又要去尋找一種更換了形式的新學術意識形態的倡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