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宏觀稅負機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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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收入作為對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財政成本的補償，與財政支出有著本質的內在聯系，二者互為因果。因此，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講，一定時期的稅收收入量是以財政支出因素為基本前提的。同時，由于稅收是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因此，一定時期的稅收收入量也與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但是，由于政府收入結構的多元性、稅制的非統一性、稅務管理能力的差異性等都將作用于宏觀稅負的形成，因此，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6個方面：

一、一定時期政府的職責

政府職責是政府內在職能的外在表現，它從總體上規定著政府非市場活動的范圍。理論上而言，政府的職責或作用范圍與市場的作用范圍是互補的，但實際的選擇中，二者關系的把握是復雜的、多面的，也是多變的。而且，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們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由此決定的政府職能運用的范圍，即政府的職責也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因此，自人類有國家與政府以來，人們看到的一種表象是：不同的國家或政府，以及不同時期的同一國家或政府，其職責存在一定的差異。但總的來說，政府的職責是決定政府支出總規模的基礎，因而也是研究宏觀稅負的邏輯起點。就我國而言，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責范圍的確定遵循“凡是政府能干的都由政府去干”的原則；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其確立的基本原則是“凡是市場能干的都由市場去干，只有市場干不了或干不好的才由政府去干”。顯然，這種政府職責范圍的不同，對政府的支出范圍、結構及對宏觀稅負的要求都是不同的。

二、公共商品的提供

由市場缺陷引致、由政治過程決定的政府對公共商品的供給范圍，直接影響政府資金的需求量與需求強度。而且，不同的提供方式、提供效率也對財政支出，進而對宏觀稅負水平產生不同的影響。

一是公共商品供給范圍的大小直接決定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這正如私人購買數量較多的商品需要多付費一樣。但公共商品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乃至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其范圍、規模及形態往往是不相同的。一般的發展趨勢是：在物質形態不斷發生變化的同時，其范圍由小到大，其形態逐漸從有形擴展到無形。例如，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公共商品已擴展到社會政治、經濟、外交、福利、資源開發以及文化發展等各個方面，而且，在物質形態上也越來越多地由有形轉為無形。這表明財政支出總量不是一成不變的。

二是公共商品的提供方式，也在較大程度上決定著宏觀稅負的高低。即提供方式不同，提供成本不同，則所費價格不同。例如，公共商品由政府提供改為私人提供、政府收購；或由政府壟斷經營改由私人部門供應；或使私人部門與公營部門公開競爭，都將直接影響宏觀稅負水平的高低。

三是公共商品的提供效率。在政府對公共商品的供給范圍、供給量經由政治程序決定之后，為提供公共商品，政府需要配備相應的機構和人員，并配置足以使機構和人員運轉的資源。也就是說，公共商品的供應需要付出相應的成本。由于整個社會的可用資源是稀缺的，而高效政府與低效政府耗費同樣的資源所實現的產出往往存在極大差異，因此，這必然使得消費者消費一定量的公共商品所付的價格也極不相同。換言之，這種成本越高，納稅人消費一定量公共商品所需付出的費用愈高，相應地，所需政府資金供給水平愈高。

三、一定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

在政府支出與稅收收入的關系中，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那么，政府支出是自變量，而稅收收入是因變量。但是，實際上，無論是政府規模，還是政府支出總量，以及相應的稅收收入總量的最終確定，都不能脫離一定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即公共需求的增長、稅收收入的增加都與一定時期一國的國民收入水平有著很強的相關性。一是一定時期的稅收只能來源于同期所創造的社會產品。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所創造的物質產品剩余是稅收得以產生的基礎，稅收規模的擴大必須以企業盈利的增大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為前提。正因為如此，大多數發達國家稅收占GDP的比重較高，而發展中國家這一指標相對較低。它表明，一定時期的稅收收入總量要受到經濟供給能力的現實約束。

二是一定時期政府支出總量的增加，本身就是經濟發展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實證分析表明，在市場經濟發展和個人收入增長的初期，收入提高所引起的需求的增長，主要集中于私人物品需求的增加，如個人普通消費品、耐用消費品及住房等等；但是，當收入進一步提高，經濟進一步發展時，人們對于公共物品的需求便不斷地增大起來，不僅是絕對值增加，相對比重也逐步提高。也就是說，隨著經濟發展、居民收入提高，人們對公共物品的消費需求也會逐步擴大。相應地，也逐漸愿意支付更高的“稅價”，以獲得公共商品消費的滿足。以工業社會為例，正是先進的機器生產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導致和促進了以開發和保護人力資源為目的的文化、教育、科技、醫療、衛生、保健等項事業的發展；正是其高度的社會化分工對交通、通訊的巨大需求促進了基礎設施等公共工程的迅速發展；同時，也正是由于其經濟的迅速發展導致環境、人口、交通、犯罪、收入差距等諸多問題，從而要求政府的職能范圍逐漸擴大，相應地要求稅收總量不斷增加。它表明，從長期來看，稅收的發展，稅收規模的擴大直接取決于經濟的發展與經濟的規模。

四、非標準化稅制實施的范圍

一國一定時期的稅制一般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標準化法規條款部分；二是非標準化法規條款部分。前者以取得財政收入為基本目的，并構成稅收收入上升的方面；后者是指在執行稅制標準化條款的過程中，政府為了引導某類經濟活動或資助某些階層，實施了背離上述標準化法規條款的許多附加規定，即各種稅收優惠。它體現了政府的偏好，其目的不在于取得收入，而是放棄一部分收入，以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由于一定的稅收負擔總是在一定的稅制框架內形成的，因此，非標準化稅制實施的范圍，不僅影響納稅人之間的稅收負擔，而且影響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

五、政府收入結構

在政府支出范圍、項目一定的情況下，政府收入結構或稅收在政府收入中的地位對宏觀稅負產生重大影響。

首先，稅與費作為政府的兩種財政收入形式，二者之間不僅可以相互轉換，而且，在為一定時期的政府支出提供資金來源的問題上，兩者存在替代關系。一是在政府公共支出范圍一定的情況下，稅與費共同用于滿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因為就一般的情形而言，稅、費的劃分與采用，更多的是通過由政府提供的混合商品能否設立排它裝置確立的。在易于設立排他裝置的混合商品由政府提供的量一定的情況下，費的收入量可替代稅收收入量。二是一國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上，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稅、費收入替代關系。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由于地方經濟的區域性較強，而全國經濟的總體性較弱，因而對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必然較高，且對其實行排他性收費也相對比較容易。此時，費所占的比重通常相對的可以高一些；反之則反是。

其次，公債與稅收，作為延期稅收與即期稅收，二者之間也存在替代關系。因為對于政府來說，與私人的情況類似，借款也是籌措收入、彌補支出的一種可供選擇的手段。作為一種政府行為，公債雖然以信用形式出現，但其實質屬于財政范疇，本質上是一種延期的稅收。公債的實質屬于一種稅收，一是因為公債最終仍要通過向公眾征稅才能清償。二是公債使公眾今后的稅收負擔替代了眼前的稅收負擔。正因為政府借款，使得政府一定時期內能夠在不減少私人的實際財富的同時，為公共服務提供資金。因此，從總的方面來看，政府借款和稅收是為公共服務籌集資金的兩種方法，在一定時期政府公共支出量一定的情況下，二者之間存在替代關系。

六、稅務管理能力

稅務管理與稅收政策、稅收制度的實施效果有著密切的關系，一國稅務管理能力的大小，應該置于稅制改革的中心來考慮。但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正是有限的稅務管理能力成為稅制改革的束縛。由于對法定的各個稅種缺乏管理能力，使得發展中國家稅制的表面現象與實際運行情況之間總是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稅務管理的水平不僅直接決定著稅收制度所能形成的實際稅收負擔及其效應，而且，將直接影響一定時期稅收收入的多少，從而在較大的程度上決定著宏觀稅負的高低。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稅務管理在任何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國本身特點。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納稅人、征稅人的素質不同，稅務官員考核的標準不同，稅收法治化程度不同，都會導致稅務管理能力的不同。在稅務管理能力低下的國家，稅收收入的理論規模與實際規模、納稅人的理論稅負與實際稅負都存在較大的差異?？傊瑳Q定我國宏觀稅負形成的因素既有各國宏觀稅負形成的一般因素，也有現階段我國的特殊因素。抽象出這些基本因素，了解我國宏觀稅負的形成機理，對于宏觀稅負狀況的判斷與調整路徑的選擇是不無裨益的。同時，需要明確的是：由上述諸多因素綜合決定的宏觀稅負水平不可能是一個常量，它是變化的，但也是有規律可循的和可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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