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國債規模與財政風險防范研究論文

時間:2022-08-26 12: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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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債規模與財政風險防范研究論文

編者按:鑒于經濟生活中出現的通貨緊縮現象,我國1998年以來已連續三年實行了以增發國債、擴大投資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雖然在反周期、促進結構調整等方面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效果,但同時也加大了財政風險。我們就我國的國債規模財政風險防范的有關問題,對我國著名財政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何盛明教授進行了專訪。

記者: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等方面確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導致國債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何教授,請您談一談對我國國債規模的判斷。

何教授:對于這個問題首先應當認識到:我們的財政政策和國債政策從來都是為實現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目標服務的。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物價水平總下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鑒于此,中央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1999年又進一步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經濟各項指標下滑的趨勢得到控制。199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8%,199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1%。

認識我們的債務規模,關鍵就要看國家財政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實施反周期調節的經濟效果如何。至于在亞洲金融危機得以緩解,東南亞一些國家經濟復蘇以后,我們的財政政策將如何改變,則需另當別論。但從今年的經濟形勢來看,還應當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具體到我們國家,國債規模的大小,我想應該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來分析。籠統地說發債空間大小與否,我認為不具體,也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國家從1993年開始實行宏觀調控,并在1996年順利實現了經濟軟著陸。但是,在軟著陸以后,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也開始暴露出來,這集中表現為結構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體制性矛盾;而且,這三種矛盾交織并發、錯綜復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說反映了三大風險、三大困境,即國有企業處于困境,銀行處于困境,財政處于困境。鑒于這三大矛盾同時并存,要擺脫困境,當然要從經濟入手,從企業入手。而國民經濟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國企改革的深化,都離不開財政和銀行的支持。但是,在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時出現的時候,我們解決問題的回旋余地就不是很大了。面臨著這樣一個現實矛盾,那么,我國的國債規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國國債規模的大小,既要考慮到我們的財政政策是為經濟服務的,不能夠只求財政平衡而放棄總的經濟目標,又要從客觀形勢出發,考慮到財政自身的運行問題。我們可以用兩個總量指標來衡量國債規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國際標準不能超過3%;二是債務率,即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以60%為警戒線。從公開的數字來看,目前我國的赤字率還不高,好象發債空間還比較大,但是如果考慮到其他一些隱性赤字,就已經接近或超過國際警戒線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時,我國還有幾點與西方不同。第一,我國的債務余額積累是從1982年開始的,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歷史,因而其債務率遠遠高于我國;國與國情況不同,債務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們的財政能力也有別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我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比重都在30-40%,財政能力比我國要強得多;而我國的財政能力相對較弱,這一點在比較債務率時必須加以考慮。第三,我們的資本市場剛剛起步,還很不發達,發行的國債還不能直接進入資本市場流通。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資本市場應當說是比較成熟的,無論國債發行多少,都能進入資本市場流通,通過市場的循環消化,債務問題便很難暴露;并且,西方一些市場經濟國家即使沒有財政赤字,也要發行國債,以便進行公開市場操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所以說,為什么西方國家債務率高于100%都不會出現大的問題,道理就在這里。因此,我們在作國際比較時,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發債的空間應該說不是很大了;我認為,現在財政已經盡力了。

記者:今年我國仍將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那么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財政風險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何教授:1998年以來我國適度增發國債,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二是為了扭轉國民經濟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實施反周期經濟調控的重要舉措。從目前情況來看,亞洲一些國家已經相繼走上了經濟復蘇的道路,金融危機的影響正在減退。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趨緩,但仍保持在較高水平,物價也出現止跌跡象。因此,我們的反周期調節也將告一段落。在經濟運行恢復正常以后,就要注意解決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等深層次的矛盾問題。財政政策,包括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等,都應當以此作為調控目標。這些問題不解決,國民經濟發展和財政運行都會受到很大影響。

但有一種傾向是我們所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體情況,一味地依賴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擴張性財政政策與需求不足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出現買方市場時,需求不足是一種常態,主要應當靠市場進行調節,宏觀調控政策應當處于輔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過分依賴財政政策調整市場需求,事倍而功半。處理不好,還會導致債務危機。而債務危機反過來又會對經濟運行產生負面影響。俄羅斯經濟的崩潰就是一個明證:首先是債務危機,進而導致經濟危機爆發。因此,國債政策也是要謹慎使用的。

記者:當前,我國的財政風險已成為財政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您如何看待我國的財政風險問題?

何教授:企業風險以及銀行風險,這兩種風險在社會上已經達成了普遍共識,而對財政風險問題卻仍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在我看來,財政風險比其他任何社會風險都嚴重。首先是財政自身的風險,財政收不抵支的矛盾決定了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將越來越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來自社會各方面的風險,如企業的風險,銀行的風險等,這些風險有相當大的部分最終都要轉化為政府的風險,轉化為財政的風險。所以說,財政風險是最大的風險,應當引起全社會充分的關注。

記者:您認為我國的財政風險應如何防范和化解?

何教授:化解財政風險,最根本的就是,要在效率提高的基礎上,促進經濟增長。只有經濟高效增長,稅收收入才是實實在在的,國家財力才有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央下那么大決心解決國有企業問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問題,就是要把工作重點放在提高經濟增長效益上。經濟增長效益是衡量一國經濟發展質量的標志,也是決定中國經濟在21世紀能否在國際上充分發揮其影響力的重要因素。從財政管理的角度來看,化解財政風險還涉及到財政支出方面的問題。我國現行的財政支出范圍和分配格局還存在“越位”與“缺位”并存的現象。一方面,許多應當由市場提供和社會負擔的商品和勞務仍由財政負擔,造成財政支出嚴重“越位”;另一方面,許多應由財政安排的事項,財政還存在“缺位”現象。因此,我們應嚴格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調整我國公共支出范圍,確保財政支出的公共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