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的困境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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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的新常態，特別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更主要依靠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經濟發展新常態對科技創新提出了新要求。新常態下，科技創新理念的缺失、人才的缺乏、源動力不足等現實困境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只有繼續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做好頂層設計并落到實處，才能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

關鍵詞:新常態;科技創新;成果轉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經濟增長放緩，世界各國都在力圖尋求經濟復蘇和發展的新模式。特別是2009年美國提出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可能遭受的緩慢而痛苦的恢復過程”［1］，稱之為“新常態”。這一表述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同，而任何一個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后也都在邁向新常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新常態。與舊常態相比，新常態不僅是經濟增長速度的調整，也是經濟結構、經濟發展動力的變化，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成為我國“十三五”時期貫穿全局的大邏輯。

一、科技創新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縱觀世界，經濟與科技發展的歷程表明，科技創新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源，科技創新能力強的國家，也都是經濟強國。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發展出現的新常態，主要的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都適度調整了發展模式，如德國工業4．0戰略、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等，長期累積的科技創新能力使得產業創新能力很強。因此，這些國家能在危機之后轉危為安，實現恢復性增長。而一些以資源開采為主的國家，依賴石油開采發展經濟，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不強，在經歷經濟衰退之后，很難實現經濟再增長。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也表明只有科技創新才能推動經濟社會的穩步發展。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后，2010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關數據顯示，從2010年到2014年，雖然我國的GDP增長率逐年下滑，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為26%［2］，中國經濟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國經濟的穩步增長與近年來持續的科技創新密不可分，21世紀以來，我國不斷加大科技投入，2013年、2014年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分別為2．08%、2．1%，而國內經濟發展較快的省份，北京、上海、天津、江蘇、廣東、浙江、山東、陜西等省份的研發投入強度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可見，研發投入強科技創新能力就強，經濟發展就快，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新常態是對國家發展趨勢的新認識，是對經濟發展速度放緩之下實現經濟穩步增長、成為世界強國的正確選擇。而無論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還是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增長動力的變化，都必須以科技創新為支撐。2015年10月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十三五”時期要“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其中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因此，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對科技創新提出了更高要求，科技創新也為更好地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提供了動力。

二、新常態對科技創新提出的新要求

指出:“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適應和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關鍵是要依靠科技創新轉換發展動力。”［3］經濟新常態是我國當前和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面臨的新形勢，經濟結構的優化、發展動力的轉換、發展方式的轉變都對科技創新提出了新要求，科技創新要主動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發展是第一要務，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創新發展，加快實現發展動力的轉換，而科技創新是動力轉換的起點、源頭，以科技創新發明新產品，創造新需求，形成新產業，推動新市場。同時，科技創新要引導消費向智能、綠色、健康的方向轉變，要引導社會有效資本投入到科技含量高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中，推動裝備、技術、標準等走出去，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物流鏈當中，以科技創新推動消費、投資、出口，最終完成動力轉換。因此，科技創新要適應新常態，要充分利用新科技革命的歷史機遇，快速而穩健、精準而全面地發揮推動作用，以科技創新搶占全球經濟發展的制高點。歷史的發展證明，每一次重大的科技創新都使經濟發展達到一個新的水平，開拓了發展的新空間。人類共經歷了五次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重大的科技創新，蒸汽機使人類告別了手工時代，進入機器時代;電力技術的發明和應用使人類進入了電氣化、自動化時代;而計算機的發明使人類步入了信息網絡時代，每一項科學技術都極大地擴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空間。目前，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就是要培育發展新動力，進而開拓發展新空間。“十三五”時期，要著力拓展區域發展空間、產業發展空間、基礎設施建設空間、網絡經濟空間和藍色經濟空間，而任何一個新空間的開辟與發展都要以科技創新來推動和支撐。因此，新常態下，經濟發展動力的轉化，發展新空間的擴展都需要先進技術，要充分發揮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領域的核心技術。

三、新常態下科技創新面臨的新挑戰

新常態為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帶來了機遇，但也為科技創新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要求，使得科技創新面臨更多的挑戰。新常態下，科技創新中的現實困境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主要表現為:

(一)科技創新理念缺失

黨的十八大以來，科技創新擺在了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各地都相繼制定、調整了創新驅動發展以及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等的政策、措施，進一步完善了創新體系，并且部分地區和企業在經濟整體下行的形勢下，科技創新顯示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促進了經濟發展。但從整體來說，在新常態下對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的理解不夠，存在認識上的困境。一方面，沒有厘清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主要是在思想上對科技創新能否真正驅動經濟發展以及如何驅動經濟發展的認識不到位。究其根源，與我國創新的傳統、創新的積淀以及長期形成的創新氛圍和環境密不可分。歷史的發展表明，目前世界上綜合國力強的國家都是公認的創新型國家或者創新能力強的國家，都有著良好的創新傳統，西方理性主義和科學精神一直影響著這些國家。政府重視創新，鼓勵創新，制定相關的科技法規、政策來支持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并且政策措施具有系統性、連貫性和可操作性的特點。政府的支持使得民眾有著較高的創新熱情，特別是先進的教育理念、完備的教育設施培養了大批創造力極強的人才，無論政府還是普通民眾都對科技創新有著深刻的理解，形成了良好的科技創新氛圍，崇尚創新、引領創新成為國家延續與發展的命脈。因此，在發展的任何時期，以科技創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很容易形成共識。與此相比，我國雖然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一個文明沒有中斷的國家，但近代科學沒有在我國誕生，長期以來注重解決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缺乏科學精神的培育。因此形成了重實用輕理論、重技術輕科學的局面。雖然20世紀中葉以后，我國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很多地區特別是一些資源型省份，長期依賴煤炭等自然資源，為了高GDP而忽視了科學技術的作用，就形成了資源依賴型的發展模式。因此，在經濟新常態下，要完全改變傳統，形成正確的發展理念，需要從理論和實踐上理解科技創新的內涵、作用機理等。另一方面，沒有厘清科技創新驅動發展與投資、資本驅動發展的關系問題，主要表現在以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時，投資、資本如何有效發揮驅動作用。創新包括科技創新、制度創新、產業創新、思維創新等，而科技創新是創新的關鍵，是創新驅動發展的根本，因此創新驅動經濟社會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技創新能力的高低。但實踐中，由于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模式和水平存在差異，其科技創新的能力不同。因此新常態下，改變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就要和各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不能以偏概全盲目的“一刀切”。對于必須依靠資源發展的省份，還要發揮資源的驅動作用，逐漸將科技創新融入產業鏈中，循序漸進實現產業創新。對于一些基礎設施較為落后、需要改善城市公共產品的地區，還要依靠投資驅動經濟發展。因此，以創新驅動發展，不是脫離實際盲目發展高科技、新型產業，也不是全盤否定資源、投資驅動，而是要將科技發展、創新驅動逐步融入到各地的發展實踐中，使科技創新的作用最大化。

(二)科技創新投入欠缺

科技研發投入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實力的重要指標。一般而言，科技研發投入占全社會GDP總額的1%時，國家只能使用技術;科技研發投入占GDP總額的1%到2%時，具備技術發明的條件;科技研發投入占GDP總額大于2%時，才具備科技創新的能力和競爭實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科技研發投入的總額逐年增加。有關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15年，我國財政科技投入增長超過百倍，目前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總額的2．1%，科研投入總量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使得科技創新的實力顯著提高。但投入總額依然不夠，投入比例不均勻。從國家到地方層面，都設立了不同級別、類型的科技創新基金，但對于我國眾多的大中小微型企業，無論是金融、稅收還是資金、政策支持都非常有限，很多中小微企業得不到支持。部分小微型企業認為各類基金的申報、審批程序復雜，即使需要支持也不參與競爭。同時，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在各省份、區域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經濟、科技較為發達的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山東等省份投入較多，而其他區域投入較少，經濟發達省份，科技創新資金投入較多，經濟發展較慢的區域，科技創新資金投入也較少。

(三)科技創新的源動力不足

新常態最鮮明的特征是經濟增長由原來的高速降為中高速，經濟增長的減緩使得科技創新的源動力明顯不足，主要表現在基礎科學研究不夠，影響了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科技創新是指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以及成果最終轉化為生產力，獲取經濟效益，主要包括原始創新、協同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三種創新模式。科技創新需要持續不斷的科技研發，科技研發主要分為基礎型研究和應用型研究，而基礎研究的強弱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原始創新能力的強弱。我國的基礎研究一直相對較弱，經濟新常態下更為突出。從基礎研究本身的內容和特點來看，從事基礎研究的周期長、資金需求大，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一項基礎研究可能是三五年，也可能六七年甚至更長。因此，從科技創新的主體企業來看，一個企業的生存活躍期大約為6～7年，在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企業經濟效益好，能為科技創新提供有力的支撐，而且科技創新能較快地轉化為生產力。而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長減速，企業利潤不足，多數企業只能維持現狀，甚至很多企業處于虧損經營，更不愿意從事基礎研究，使得科技創新的源動力不足。從基礎研究的人員來看，我國雖然科研人員總量排名世界首位，但真正從事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并不多，優秀的基礎科學研究人員更少。多數科研人員更愿意從事應用型研究，使得基礎研究的科研團隊建設面臨更大困境，制約了我國的基礎研究。近年來，雖然我國的科研投入穩步增加，但基礎研究的投入不足仍然是基礎研究薄弱的主要制約因素。2015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占全社會研發經費的比重為4．7%，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據有關數據統計，目前國際上創新型國家基礎研究所占的比例為15%～25%，基礎研究的投入不足成為我國基礎研究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進而使得科技創新的源動力不足。

(四)科技成果轉化通道不順

一直以來，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是制約我國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的短板。科研與市場脫節，科技成果轉化的通道不暢通，也是經濟新常態下科技創新所面臨的困境。首先，科研成果的“供”與產業市場的“需”脫節。從國家、各級政府層面看，設計大量的科研計劃，課題、基金、項目等成為主體。科研人員出現“課題潮”、“基金熱”，大部分成果是論文、研究報告、書籍，而且很多成果是理論的堆砌，并未經過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導致了成果缺乏實用性，無法與產業對接，使得大量科研成果無法與經濟發展緊密結合。其次，成果轉化平臺建設區域不均。科研成果轉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從成果的研究到現實生產力需要不同的機構、人員介入，因此傳統的成果轉化途徑使得大量科研成果無法快速、有效的轉化。近年來，從國家到地方都重視成果轉化平臺建設，從開放實驗室、技術轉移中心、大學科技園到國家高新技術區、科技成果轉化示范區、科技企業孵化器建設等，都有力地推動了科技成果轉化。但大量的科技成果轉化平臺集中在經濟較發達區域，而經濟相對落后的省份，以及一些資源型地區由于科技發展的底子薄，其平臺建設依然不足，科技信息孤島、信息滯后的現象嚴重。最后，科研成果轉化的環境氛圍不優。科研院所的評價體系不當，數量、課題、基金、項目等的申報結項在各類評獎、晉升職稱中占有很大分值，多數科研工作者處于“跑項目、發論文”的狀態，再加之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不健全、不完善，使得科研人員不主動、積極開展科研成果轉化，最終形成了“重科研、輕轉化”的局面。

(五)科技創新高端人才短缺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也是一個人才大國。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從事科技研發的人員總量持續上升，2014年，我國研發人員總量達到380萬人，占到世界研發總量的25．3%，而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研發人員占世界總量的比例僅為17%［6］。從統計數據看，我國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從人均產出效率來看落后于發達國家，科技創新高端人才缺乏的問題凸現，而高端人才缺乏也嚴重制約了經濟社會的發展。2013年我國勞動力效率排在全球第34名，高等教育的質量僅排在第70名［5］，2015年我國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為第28位，在科技含量較高的IT業中，我國IT跨國服務總收入中有65%來源于附加值較低的日本市場，高附加值的跨國服務收入只占總收入的10%，而鄰國印度的這一比例為75%［4］。可以看出，科技創新的高端人才嚴重不足。同時，科技創新高端人才也出現了地域分布不均的現象，人才過多地集中在了經濟發達的省份和地區。以IT產業為例，廣東、北京、江蘇、山東和浙江五省份的IT人力資本占總量的45%，近80%的IT人才分布于華東、華北、華南和華中地區。可以看出科技創新的高端人才都集中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經濟欠發達地區則嚴重匱乏。而在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下，科技創新高端人才的分布不均將會嚴重制約區域創新活動的展開。

四、新常態下科技創新的路徑

黨的十八大將創新驅動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將科技創新擺在全局發展的核心位置。之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出臺了相關政策措施，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與推進提供了支撐。但從新常態下科技創新面臨的困境看，還存在著理念、政策、人才、社會等多方面的問題。因此，要繼續推進科技體制機制改革，加大科技投入，強化理念意識，真正將頂層設計落到實處，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

(一)凝聚社會共識，推進科技創新

社會的不斷發展是全社會成員共同作用的結果，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提出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而國家戰略的實施與推進需要凝聚社會力量，形成社會共識。新常態下，特別是面對經濟發展由高速轉為中高速的形勢下，更要以精神鼓舞人心、凝聚人心，整合全社會力量以推動科技創新。從政府的角度看，首先，要深刻理解科技創新的內涵，樹立以科技創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理念。科技創新不僅是指科學發現、技術發明，也包括了科技成果最終走向市場，贏得利潤，這就決定了科技創新的周期較長，不能立竿見影。因此，一個區域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不是簡單地建實驗室、要項目，而是長期的系統工程，要徹底摒棄傳統的以資本、資源驅動經濟發展的觀念，從長遠考慮，真正樹立起以科技創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理念。其次，要加大輿論宣傳，努力營造推動科技創新的良好社會氛圍。加大輿論宣傳不是簡單的寫標語、做報告，而是要將科技創新內化于心。政府要充分發揮科技創新推動者的角色，拓寬宣傳渠道，不僅要利用好電視、報刊、雜志、廣播、戶外廣告等傳統宣傳媒體，更要利用好互聯網、圖書館、科技館、大講壇、博物館等渠道，抓住民眾的心理特點，開展各種宣傳教育，使民眾形成科技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源動力的認識。從企業的角度看，作為科技創新的主體，企業要擔負起社會責任，成為科技創新的實踐者、先行者。特別是在經濟形勢發生變化的時候，企業經濟效益下滑，更不能只顧眼前利益，而是要強化對科技創新的認識。決策層要形成科技創新促企業發展的核心理念，管理層要將科技創新貫徹于項目、方案中，通過實際的工作讓員工認識到科技創新關乎每一個人的發展。因此，新常態下，更需要全社會凝聚共識，形成創新驅動發展的良好社會氛圍，以不斷提高科技創新能力。

(二)加強基礎研究，為科技創新提供原動力

基礎研究關系到一個國家原始創新能力的強弱，關系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科技實力。以美國為例，據統計，美國基礎研究經費占R＆D經費的比例逐步提高，從1953年的8．9%提高到了2004年的18．7%，至2009年，這一比例達到19．0%［6］。奧巴馬上臺以后表示，要在未來逐漸增加基礎研究投入。因此，美國重視基礎研究是美國自第五次科技革命以來引領世界科技發展，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經濟強國的重要原因。世界上公認的創新型國家也都重視基礎研究，如瑞士、法國、意大利和捷克等國，基礎研究占科技研發(R＆D)投入的比例也都達到25%以上，澳大利亞、奧地利、韓國、丹麥等國近年也都在17%到20%之間。與發達國家、創新型國家相比，我國基礎研究薄弱，基礎研究經費占總研發投入比例較低，2013年、2014年均為4．7%［7］。因此，重視基礎研究，加大投入力度勢在必行。首先，將立足國家長遠發展作為基本準則。加強基礎研究，要以長遠的眼光，有重點、有目標、有計劃地進行戰略部署。在世界重大科學前沿領域與事關國家發展戰略的基礎研究領域，要體現國家意志，著眼提升未來國家競爭力，明確目標，進行前瞻性、戰略性部署，搶占全球科學技術發展的制高點。其次，要加大基礎研究投入的比例。基礎研究相對于應用研究而言周期長、投入經費多，面對經濟新常態，政府要發揮引領作用，加大基礎研究的政府投入;同時，大中型企業在不影響企業發展的情況下，提高企業的投入比例，特別是一些科技創新能力強的企業，要充分發揮示范作用，以影響帶動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最后，要加強基礎研究人才團隊建設。要培養一批長期服務于國家、企業的穩定的基礎研究隊伍，政府、企業和科研院所都要積極營造寬容失敗、鼓勵科學探索的基礎研究環境。

(三)完善體制機制，加速成果轉化

2016年3月，《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正式出臺，提出了更多具體的成果轉化措施。長期以來，科技與經濟如何有效結合都是我國科技與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科技成果不能有效地轉化為生產力，實現經濟、社會價值，也成為制約我國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的瓶頸。新常態下，還要不斷地深化改革，完善科技、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著力厘清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供方”、“需方”以及“中間方”的對接問題，以推動成果轉化。首先，政府要有實干精神，樹立擔當意識、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政府是成果轉化的管理者和指揮者，但長期以來政府的管理制度和方式不能緊跟科技發展的形勢，存在一定的滯后性。雖然在每年的發展報告、公告中都有科技發展的相關數據統計，但在實際工作中并沒有把科技成果轉化作為工作的重點。因此，從政府來看，要組織相關人員深入市場、企業、科研院所展開調研，真正了解市場需求和科技研發，做好頂層設計，制定出操作性強的政策措施。其次，高校、科研院所要改變現有的評價機制。目前，多數高校、科研院所的職稱評價體系都是以論文、課題為主，多數科研人員專注于、課題申報。因此，要建立科學的考評機制，加大成果轉化類科研項目的評分比重，鼓勵、引導科研人員走向國際、國內市場，以需求為導向，以科研項目落地為標準，真正達到科研和經濟有效互動。其次，大力推動企業成為成果轉化的主體。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發揮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關鍵在企業，要繼續推動國有大中型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作用，就要改變原有的考核體系，將單純的利潤考核擴展為利潤和研發投入與轉化率考核，并以制度的形式層層落實，將科技成果轉化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對于大量的科技型中小微企業，各地都相繼出臺了扶持、鼓勵政策，但要以更加詳細的制度措施使之落到實處，從準入門檻、經營情況等各方面規范科技型中小微企業的發展。最后，運用“互聯網+”打造成果轉化平臺。傳統的科技成果轉化周期長，成果轉化的滯后性已經不能適應科技、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要充分利用“互聯網+”模式，建立專業的“產業技術成果轉化網絡服務平臺”，打通“供”、“需”雙方的通道，實現線上、線下一體化。

(四)協調政府與市場，為眾創提供平臺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就是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調動積極性與主動性，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眾創需要良好的環境和氛圍，而環境和氛圍的營造離不開政府和市場，只有政府和市場共同擔負起職責，才能激發社會活力。從政府的角度講，主要從政策和資金上給予有力支持。政府要加強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進行宏觀引導、指導，為眾創搭建平臺，地方政府要盡快完善政策法規，為公平合理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提供有力保障。同時，政府要解決實際的問題，如降低創新創業準入門檻、為創業企業工商注冊提供便利、對眾創空間等新型孵化機構給予適當財政補貼。從市場的角度講，科技服務機構、科技中介機構等將會發揮更大作用，要重點發展技術開發和轉移、創業孵化、知識產權、科技咨詢、科技金融、科學技術普及等專業科技服務和綜合科技服務，為眾創提供強有力支撐。在發揮市場和政府“兩只手”作用的同時，要厘清二者的職責，做到政府、市場各司其職，不越位又無管理盲區，以共同服務和共同管理來推動眾創。

(五)調動人才積極性，為科技創新注入活力

科技創新，人才是根本。新常態下，不斷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更加離不開人才的支撐。1943年，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在《人類激勵理論》中將人的需求從低到高分為五種，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8］。從這樣的分析可以看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是激勵人才成長的基礎，也就是物質需求是人才成長的基礎，而精神需求是建立在基本需求之上。人才的積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長時間的培養、儲備。從發達國家來看，這些國家集聚了世界上優秀的科研人才，不僅在于引進吸收了其他國家的優秀人才，更主要是培養了大批本土的創新人才，先進的培養理念、發達的教育體系、完備的人才政策，都充分調動了科技人才創新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經濟新常態下，人才更多的是需要被尊重與自我實現，因此，要調動科技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就要以充分實現人才的被尊重與自我實現為依據，著力做好培養人才、用好現有人才、引進高精尖人才三方面的工作。從政府層面看，要強化人才理念。政府要從根本上認識到“經濟要發展，人才為第一，教育為根本”，要重視本地、本土人才的培養，從培養人的創造力、創新力為出發點，不斷完善教育體制改革，為未來科技創新提供人才支撐。對于特別缺乏的高精尖人才，要大力引進，但引進人才要與當地經濟發展的實際相結合，與當地實際的產業規模相匹配。要打破一切束縛人才發展的制度，激發人才的創新創業活力;從企業層面看，新常態下，要加強科研生產一線專業技術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培養。不僅要引進人才，更要用好現有人才，不僅關心人才的物質需求，更要關注精神需求，要寬容失敗，摒棄不合理的科研、生產考核，營造寬松而又嚴謹的創新氛圍，變科研壓力為創新動力，將以物質留人轉化為以感情留人，真正培養起人才與企業共發展的責任感和榮辱感，以調動科技創新人才的積極性。

作者:蘆葦 單位:中共山西省委黨校

參考文獻:

［1］王松奇.“新常態”源流考［J］．銀行家，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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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馬斯洛.人類動機的理論［M］．許金聲，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