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戰略問題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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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對新世紀的發展要求，培育和不斷壯大投資形成能力無疑具有突出的意義。在未來的投資戰略設計中必須妥善解決以下兩大問題：投資形成總水平的合理確定；投資形成的結構優化。科學地制定空間投資戰略，其前提是明確這一戰略設計的出發點和歸宿，明確投資的空間結構。關于產業投資戰略需要特別關注的是：產業投資優化的價值標準與基本目標的確立；產業投資連帶效應的最優實現。

關鍵詞：投資戰略；投資形成戰略；空間投資戰略；產業投資戰略

作者簡介：黃磊，山東財政學院金融系主任，教授（濟南250014）。

一、關于投資形成戰略

面對新世紀的發展要求，培育和不斷壯大投資形成能力無疑具有突出的意義。在未來的投資戰略設計中，促進投資高水平形成是不可回避且必須著力解決的焦點問題之一。這方面，我們認為必須妥善解決以下兩大問題。

（一）投資形成總水平的合理確定

投資形成總水平的適度化取決于對這樣幾個因素的準確測度：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全社會潛在投資資源的存量；社會對潛在投資存量的實際動員能力。由于我國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仍將處于經濟加速起飛階段，增長與發展過程中的投資擴張幾乎不存在動力抑制，即投資的客觀需要基本上可以認為是無限制的，因而合理確定投資形成的總水平，關鍵是把握住投資形成的條件和能力，即主要應建立在對后兩個因素準確分析的基礎上。

一般地說，要確定潛在投資資源總量的邊界受哪些基本方面的制約并不困難，它大致等于國民收入中剔除消費等其他必要的非積累性分配內容后的余額、可運用的折舊基金數量、由消費延遲及沉淀后直接或間接向投資轉化的數額，以及可從國外流入的投資之和。然而，如果缺少審慎和系統的測算依據，仍不可能找到潛在投資數量的準確界限。例如，確定投資從國民收入中可分離出來的數量，需要從動態的角度考慮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隨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適度處理問題；確定折舊中的投資潛在形成量，既涉及到折舊存量的充分動用、逐期補償保障問題，又涉及到對資本折舊加速趨勢的準確把握問題；確定消費向投資轉化的數量水平，則要考慮消費基金總規模、分配結構、邊際消費傾向、儲蓄動因與結構及其他各種實現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制約因素；而從境外形成投資，則需要對投資環境發展動態及對國外游資的變動狀況進行準確分析。

潛在的社會投資資源量并不等于實際的投資形成量，很簡單，社會對這一潛在存量的實際動員由于受各種條件的限制，不可能是十分充分的。因此，在制定投資形成戰略時，除了根據各種相關因素準確地測算出投資資源存量邊界外，還必須著重分析社會在一定時期內對這些潛在資源的實際動員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尤其應著重分析這樣幾方面的條件：一是資金市場融資功能的強弱及其充分釋放的保障程度；二是微觀經濟主體自其內部進行積累的主動性與能力；三是國家在社會投資形成過程中所具有的直接干預能力及組織調度能量的大小。

（二）投資形成的結構優化

投資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形成的投資，在數量水平、流量穩定性及運用效應的優劣上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別，故投資形成結構的優化，是設計投資形成戰略時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投資形成的渠道可以從兩種涵義上理解：一是以社會總產品價值中各構成部分包括國際資本流入部分為分析對象的投資價值源流；二是指能夠使潛在投資資源真正得到動員、最終進入社會投資領域的、與一定的經濟主體或融資系統相關聯的原始供給渠道，亦即融資實現的渠道。鑒于從社會總產品價值中形成的投資數量水平實際上缺乏彈性，主要適于抽象的理論分析，而特定投資形成目標的實現保障更現實地取決于各種融資途徑的狀態，投資形成過程中的利益關系也主要體現在各種融資信用活動中，故這里的討論主要是指后一種意義的投資形成渠道及其結構優化問題。其中，以下兩點無疑應是戰略設計者考慮的重點：

一是保證投資按預期戰略目標形成的融通渠道完善問題。這屬于投資形成結構要素優化的范疇。目前我國的投資融通渠道已多元化，但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產生的新渠道（如證券市場等）大多尚不夠通暢或容量相當有限，其功能尚無法充分釋放；同時還有一些在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運用的投資融通方式在我國尚未規模化、規范化地出現；而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和發展態勢進行投資融通渠道的創新更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此外，資金市場的開放程度及其準入水平也還相當低。這樣一種存在諸多空白和缺陷的融資系統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既有的投資潛量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動員，這本身也是導致我國長期以來實際投資要素供給能力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適應新世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要求，促進投資充分形成，首先就必須把注意力放在形成盡可能全面、高效、有自身特色的融資渠道系統上。在未來的投資戰略選擇中，擴大我國投資融通渠道包括工具體系，形成功能強大的融資系統的目標，予以專門的規劃，并設計出強有力的推進措施，無疑是投資形成戰略中需要著重研究部署的問題。

二是不同融資渠道在社會投資形成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間比例關系的合理確定問題。面對新世紀發展需要的融資系統是建立在經濟運行市場化基礎之上的，因而其結構的優化在保證投資形成戰略目標的同時，也必須能夠全面適應市場經濟高效、有序發展的內在要求。顯然，提供不同投融資服務的資金市場必須在投資形成渠道中占據主導地位。但資金市場本身是一個龐雜的體系，它們所提供的不同的服務對投資形成的意義顯然不盡相同。同時，不同的市場部分在發展、培育的條件與難度上也存在很大差異，這就需要進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確定出應著重發展的市場類型。從促進投資形成的角度上說，證券市場等長期資金市場顯然應是重點發展的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紀我們將面臨大幅度的經濟推進要求，而我國的特定國情，決定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投資領域在經由市場導向時有可能得不到足夠的支持，政府可以直接動員的投資資源顯然也必須保持相當的比重。但如果政府對社會財力的集中過度，或多或少都會對培育企業投資主體、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產生影響。因此，如何確立市場形成投資與政府直接動員投資之間的最優動態比例包括其實現的保障，就需要結合不同投資主體的分工范圍、投資結構戰略、體制改革的客觀要求及市場機制發育的實際狀況來慎重考慮。

二、關于空間投資戰略

生產力布局狀況是反映經濟社會發展質量的重要尺度，科學地制定長期的空間投資戰略極為重要。在這一過程中，以下幾個方面應予以高度重視。

（一）空間投資戰略確定依據的合理設定

科學地制定空間投資戰略，其前提是明確這一戰略設計的出發點和歸宿。可能的選擇角度大致有三：其一，以最大限度地實現發展的效益目標為主要基點，兼顧地區經濟發展的均衡化；其二，以實現地區經濟均衡發展為主要基點，兼顧效益目標；其三，兼顧效益目標與地區均衡發展雙重目標，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從理論上說，第三種選擇角度似乎不偏不倚，最能體現出公平性，也是許多有關經濟社會發展的教科書宣傳的信條。但事實上，這種模棱兩可、無所側重的原則在實踐中幾乎等于無原則，既不能有效地促進效益目標實現，也不能真正有助于地區經濟發展均衡化的實現。而前兩個選擇角度，本身并不排斥效益與均衡的結合，作為原則又是具有明確側重點的，其操作過程也便于規范。由于不同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均有其特定的不均衡性，對應的戰略選擇也從來都是有所側重的。我們認為，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面向新世紀的空間投資戰略設計的出發點，還是應當側重于最大限度地實現比較效益目標，在此前提下兼顧地區經濟均衡化目標。

（二）空間投資戰略設計中對某些關系的合理處理

空間投資戰略設計中更現實的問題，是明確地規劃出投資的空間結構。這里我們并不企圖勾勒出這一結構的框架，僅提出在這一結構確定過程中常被忽視而實際意義又十分突出的幾個關系，以期引起設計者的重視。

其一，宏觀角度的地區投資分工優化與實際宏觀集成效益的非擬合性問題。由局部利益最大化動機導致的不同地區投資的雷同化，固然不符合整體的投資效益實現要求，而按照分工協作要求形成的理論上的區域投資專業化，也未必能保證宏觀投資集成效益的最優化。如果目前實際存在的地區經濟之間相互封閉的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區域投資分工后形成的地區產業結構，顯然就不能達到預期的宏觀效益目標，甚至由于基于分工要求實現的各地區產業體系的相對單一化，還可能導致宏觀與地區自身投資效益普遍的下降。因此，在設計地區投資分工戰略時，必須充分考慮地區之間進行協作溝通的條件問題，即推進各地區比較優勢的發揮，須建立在區域經濟聯系渠道通暢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戰略規劃中只單一地強調地區優勢的發揮和分工，而不考慮協作進行的條件，同樣會造成嚴重的宏觀效益損失。需要順帶指出的是，地區之間經濟溝通、協作關系的強弱，既取決于相關政策法規的完善性，也取決于某些硬環境條件，如交通設施、信息通訊手段的健全、充分。有鑒于此，任何地區，無論其投資和發展的具體優勢何在，都應當同時把現代交通、通訊、信息產業等作為投資的重點之一。

其二，地區投資分工與區域內經濟體系相對完整化矛盾的處理問題。總體分工要求進行的區域投資戰略設計，必然帶來地區投資內容的相對集中化。與前一點相關，在地區經濟開放程度較高的背景下，這種狀況可以通過區域經濟互補來解決；但經濟互補的實現，在實踐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充分的；至少，在滿足各地區發展需要的及時性上就存在弱點；何況某些難以預料的經濟異動，也完全可能導致相對單一的地區經濟在某一時期陷入某種程度的蕭條甚至癱瘓狀態中。同時，由于價格關系等方面的問題，某些地區在宏觀角度上確立的發展優勢特別是資源優勢所在，投資實施后短期內未必能為地區帶來比較效益，因而它還可能影響到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均衡性。這樣，地區內經濟體系在各有側重基礎上的相對健全同樣是不可忽視的客觀要求，而這與實現地區分工的戰略無疑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強調地區投資分工的戰略不能走極端，它并不意味著對地區經濟體系化的忽視，只不過地區經濟體系的健全，應當圍繞著優勢或主導產業而逐步拓展形成，不同產業在不同地區的發展比重應有較大區別罷了。在投資形成總量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確定各地區優勢、主導產業與一般性產業的比例關系，也是設計空間投資分布戰略時必須認真處理好的一個重要問題。

其三，地區資源優勢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問題。資源優勢利用的空間投資分布戰略，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直接、突出且具有長期性的。鑒于經濟增長過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已成為阻礙社會發展質量的極為突出的因素，新世紀人類自身生存環境質量的優劣也將成為更重要的發展質量指標，生態環境保護和優化的意義無論如何估計都不過分，因而在空間投資戰略的設計過程中，處理好自然資源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避免竭澤而漁的短期行為，無疑是十分必要的。這一點雖然早已被人們不同程度地認識到，但在以往實際的投資戰略規劃中卻常常被忽視。有鑒于此，在設計投資空間分布戰略時，需要對此確定明晰的準則與規范，并作出系統而嚴格的處理與稽核規定。

（三）對投資滯后地區社會福利提高要求的合理滿足

以追求比較效益為主要基點，兼顧地區均衡發展的空間投資戰略，或多或少會帶來某些地區發展速度的相對緩滯，甚至可能導致其難以自我滿足區內社會福利提高的目標，乃至出現某種程度的馬太效應，成為影響政治、社會穩定的潛在隱患。中央政府作為全社會經濟運行的組織管理和利益協調者，必須承擔滿足投資滯后地區社會福利與其他地區同步提高要求的責任。需要注意的是，投資滯后地區通常也是過去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地區，中央對其傳統的扶持方法主要是增加財政補貼，實行轉移支付政策，但僅此顯然是不夠的。可以考慮采取的其他政策是：降低中央對投資滯后地區收入的集中度，實行特殊的稅收返還制度以確保這些地區的政府對其區內形成的稅收保有高于一般地區的水平；對其優勢資源實行流出保護政策（側重于優勢資源流出的高收益保障而非限制其流出）；實行重點發展地區部分投資收益向投資滯后地區直接進行轉移流動的責任制度（在理論上，這實際上是對后者發展機遇損失的必要補償，同時也是為了在國家財力集中量有限的背景下，滿足必要的轉移性支付需要）；允許產業政策確定的產業發展序列在這些地區執行時具有較大的彈性，以使其有限的投資集中用于增強其自身造血功能的產業領域；鼓勵來自境外的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性投資以更高的比例流入這類地區等。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地緩解投資發展滯后地區社會福利增長目標實現的壓力，體現發展的公平性原則。

三、關于產業投資戰略

投資戰略設計過程中最為人們所重視的內容，是投資在產業領域之間的合理分布。在這方面，我們認為需要特別關注的是以下兩個問題：

（一）產業投資優化的價值標準與基本目標的確立

制定產業投資戰略，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以什么為產業投資優化的價值判斷標準及在此基礎上的產業投資優化目標的確定問題。面向新世紀的產業投資戰略，可以有以下多重的優化標準和目標：一是實現既有產業體系相互間的發展均衡；二是追蹤世界產業發展的新動態，適應國際潮流和現代化要求，進行產業結構的全面調整與重組，在新的技術基礎上推動高效益產業的快速發展；三是分析世界范圍內的產業技術發展趨勢和我國經濟、產業發展的優勢所在，集中力量扶持發展某些創新的和可望在世界范圍內居于領先地位的產業，以體現超前發展的戰略意圖；四是促進我國產業走向國際化經營，以實現對國際市場的高比例占領，最大限度地獲取國際比較效益；五是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注意發揮人力資源上的優勢，保持對某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比重；六是產業投資分布格局的設計除應明確體現出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外，還應更加突出對社會發展質量的直接改善目標。

（二）產業投資連帶效應的最優實現

不同時期的產業投資通常都是有所側重的。由于產業發展過程中存在著普遍的協作關系，每一個產業部門的發展都必然引起其他產業部門某種方式的反應，因而傾斜方向不同的產業投資發展戰略，客觀上會帶來截然不同的后續效應。同時由于經濟發展狀態總是要對社會發展狀態產生強烈的影響，因而如前所述，一定的產業投資格局也總是要直接或間接地改變社會面貌，甚至主動的傾斜投資戰略本身通常也帶有帶動產業經濟和整個社會全面、健康發展的最終意圖。如何實現產業投資戰略綜合連帶效應的最優化問題，在投資戰略設計中顯然也是必須著重研究的。在這方面，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在戰略設計中把握住這樣幾點：一是作為傾斜投資對象的產業本身應有助于釋放現有產業的供給潛能；二是作為傾斜投資對象的產業應能通過自身的投資擴張創造出新的技術與開發需求；三是作為傾斜投資對象的產業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應能帶來積極、健康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