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族思想特質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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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個民族的思想特質，頗不容易。因為思想的特質，即使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思想的特殊部分，但不能以部分來概括全體。而每一時代的思想，受該時代的影響所表現的趨勢，各有其著重之點，且各時代有各時代之不同。同時思想家的思想與一般社會的思想，頗有距離。思想家固然可以領導時代，而時代亦可以影響思想家或其學派的學說。即以此三點而論，要來研究某一個民族的思想特質，就感到不易著手。一個民族在某種自然環境中，承受其文化之遺產，所形成的某種狀態之下，再加上某幾種對外思想接觸后所發生的影響，從這里面我們還是可以看出該民族思想趨向的大勢。例如英國的政治思想，側重經驗，德國重玄學，法國則講邏輯。此種判斷，雖不能表現一切，但可看出他們民族思想的大概。研究中國的思想，也應當先討論它自然的環境，文化的遺產和外來思想所予的影響，然后找出它思想的特質。

每一個民族都有它所不能離開的特殊自然環境。這個環境也就從多方面給予這民族以莫大的影響。單就氣候一項來說，比方俄羅斯那樣苦寒的地方，人們時時感到受自然環境的壓迫，郁積于心，結果就形成勇猛陰鷙的民族性。也許因為終年蟄伏的時候多，在屋子里靜坐凝思，從爐邊閑話中，許許多多的計謀便容易打好稿子。在印度則不然，終年炎熱，精力蒸發，人們露宿的時候多，仰觀星斗，近聽恒河，而感覺生滅無常，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發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中國的氣候是溫帶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黃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長江流域。溫帶的氣候，沒有酷熱嚴寒，因此養成趨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發達。

說到中國與外界的接觸，在印度的佛教未進入中國以前，可以說很少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因中國以前接觸的均是文化較低落的民族，如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他們往往是受中國文化所沐浴，受我們的同化。印度的佛教在漢末已進入中國，至唐代為止，所予中國文化的刺激最大。但佛教文化也是和平的思想，而不見陰險殘暴的成分。隨后到了明末萬歷年間（三五○年前），西洋思想也與中國接觸了。當時西方正是伽利略、牛頓的時代，耶穌會的教士們，帶著新興的科學思想來到中國。他們的目的，本為傳教，但為了適合中國的傳統思想并博得宮廷的歡心，他們一方面不反對中國崇拜祖先的習俗，認為是慎終追遠，一方面將天文、數學的理論，天文的儀器，乃至日用的鐘表等進貢到中國的朝廷。教士中竟有屈身作鐘表匠的，希望得朝廷的信任。那時最有名的教士如利馬竇、南懷仁、湯若望等很為一班朝野所歡迎，湯若望并且主持了中國的欽天監。只可惜傳教士中，對于傳教的手段，內部發生矛盾，有的認為前面一派人士的作風是離經叛道，更不當涉足宮廷，因此跑到教皇那面去告狀。同時明末以后，清朝的大君之中，雍正是最反對西洋教士的。他自己是個喇嘛教徒，即位以后，即將那些教士趕跑，這一段時間，前后不到百年。一直要到鴉片戰爭后，中國方與西方科學思想再度接觸。不然的話，中國的科學化要早三百年。

現在我們再來看中國文化的遺產。上古已古不談，因沒有確靠的材料，比方說堯典舜典都不是當時的作品，是假的。為了求材料的可靠起見，我們最好從周秦諸子說起，按時代的遞嬗，來看思想的變遷。分時代本不容易，例如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可謂是劃時代的，但這個時代的思想雖然有大的改變，卻不是一切都變，還有它未變的成份。我們討論到中國的思想，姑且按下面幾個時期來劃分：

一、諸子時期這一個時期是從西周起至董仲舒主獨尊儒術前為止，乃學子最發達的時期。西周三百年是個封建時代，到東周以后，雖然仍為封建，但已經不是定于一尊，而變成霸權爭雄的局面了。所謂霸權，爭的是執牛耳，即是盟主，因為各邦國會盟的時候，必殺牛歃血為盟，由盟主執著牛耳去殺牛，因此通常稱盟主為執牛耳。因霸權鼎盛，社會上合縱連橫之說遂興。各邦國的君主，皆欲收羅人心，招養士子，以為己用，最大的士子如蘇秦，竟作到六國的宰相。上面所說的縱橫家，不過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他尚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農家、兵家、名家、陰陽家等。最要緊的，卻是儒道墨法四家。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孔子在中國恰和釋迦牟尼在印度、蘇格拉底在希臘一般，同在一個時代，而這個時代又都是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最發達的時候。孔子注重私人講學，沒有采用宗教式的組織。道家則不然，除廣收門徒，開有講座外，還含有宗教式的組織兼以實行。但道家并非道教，道教是張道陵所創，是世俗的迷信。馮友蘭先生曾將中國道家分為三派，一為楊朱式之道家，一為莊周式之道家，一為老子經典派之道家。至于道家之是否為老子所創，尚是疑問，不過老子確有其人，比孔子老，孔子曾問禮于他。四家之中墨家是主兼愛非攻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巨子是韓非，申不害，法家盛于秦，秦始皇就是以法家統一中國的。如商鞍就是法家。這四大家在中國此后的時代思想中，均有他們的成份。其他如公孫龍的名家，許行的農家，孫臏的兵家，都可惜沒有充分的發展，不然中國的邏輯學、農學、兵學，早就該有很有系統的學說成熟。

自秦以后，漢初名君中，高祖崇尚法家，蕭何定律，他便是個法律專家。漢高祖溺儒冠，對儒家不感興趣。文帝尚黃老。武帝思想很復雜，后來他采納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學時代便告結束了。

二、儒學奠定時期自漢武帝獨崇儒術，至東漢末年為止，可稱為儒學奠定時期，儒學在這時成了官定的國學，政府設有五經博士，經成為一種專門研究的學問。特別是儒家的經典，細細推敲研究，分別今古，成為漢學。漢學到鄭康成馬融，遂集其大成。

三、佛學時期佛教輸入中國，始于漢末，盛于唐。漢末以后，中國進入大動亂的時代，經三國東晉而歷五胡十六國，連年戰伐，群情彷徨，受離亂之苦，又痛受北方異族的殘殺、文人無力恢復，只知對面而泣。過去所談的孔子之學，一時無從實現，人人想退而求個安身立命的歸宿。因此與老莊之學接近的佛學，這時介紹到中國來遂大受歡迎。中國通稱漢明帝夢金神而求佛，其實不然。明帝以前即有人拜佛，宮中亦有信徒，而佛像是在釋迦牟尼死后五百年方興，漢明帝雖然是做夢，也不能夢到個金佛像，因這時根本沒佛像。佛教輸入中國后，當時的佛學大師如法雅、道安、支遁等，皆以老莊的思想來詮釋佛義，鳩摩羅斯也是個在中國宣揚佛教的得力人物。黃老之學與佛學合流，而蔚為思想的主流。但彼時談佛教，談的是禪機，重討論，尚清談，實際上未必個個篤信佛教。譯述的經典，尚未成熟。以后經南北朝而唐，到唐玄奘自印度回去，大乘佛教在中國乃特盛。譯述的經典也日益加多，由過去生粗的認識，進而至深邃的研究。佛學和老莊的思想，籠蓋了一切。中國和印度的佛教有其不同之點，中國的佛教里，自己創造的成份很多，有些派別，在中國有的，印度沒有，即使印度有的，而解釋又各不同。中國有所謂十大派十三派，如唐三藏的法相宗、天壇宗便是自家所創。其中首重哲理的探討，而于宗教的迷信部分卻很少，只有密宗與凈土宗算是有迷信的意味。

四、理學時期這一時期可以說是對佛老之學的一種反動，早在唐代佛老之學最盛的時候，已經在醞釀中了。本來儒學在唐代還是相當尊重，國家選拔人才，亦以儒學為準。到了唐末宋初古典派的儒家興起，便力倡排斥佛老之學，先有韓李，后有歐陽修。唐至北宋這一段時期，也可以說是中國在自己創造佛教。馮友蘭先生稱這一派的人為新儒家，他們將儒學里面缺少的形而上學部分，加以補充，因孔子只講人倫、社會、教育，不談性理與天道。孔子不是不懂形而上學，他說過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性理之學。不過他不講，他有另外的一種境界。宋儒吸收了佛教思想中的形而上學部分，融化后拿來補充儒學，成功了性理之學。他們決不承認理學是佛教的思想。理學之中又分程朱與陸王兩派別。此一時期自宋至明為止。五、樸學時期明末清初，中國思想上又發生了大的變動。此時中國已開始與西洋接觸，耶穌會的教士將新興的科學思想介紹到中國來，而又因受滿族統治，革命的民族思想也發生了。由于西洋科學思想的接觸，乃不再談性理之學。如顏習齋、李恕等，均講實用之學，研究數學與地理學。在儒學部分終而變為考據之學，用極嚴謹的歸納法來考據經典。而歐洲的學者如培根，卻是拿科學的歸納法去研究自然。在反對異族統治的部分，在思想上變成了民主主義，如黃宗羲的原君原臣，反對專制，比盧梭的民約論，早了一百余年。這一時期的思想講實講考據，故又稱樸學。至于此后的思想，由于鴉片戰爭，西洋思想再度進入中國，便進入到科學思想的時代了。

以上是中國思想變遷的大概情形。就中國本身的文化遺產而言，儒道墨法四家之中，可惜墨家法家早衰，只剩有儒道兩家。道家因為加上了佛家的力量，故道家也成了中國思想中的重要部分。每一時代所著重的地方雖有不同，但思想的主流，總是少不了這幾家的學說。

根據已經講過的自然環境，文化遺產，外來影響，我們現在可以來看中國民族思想的特質。

一、尚人倫中國思想最重人與人的關系，是人本主義的思想。這個思想是儒家發達得最厲害，孔子講仁、講忠恕之道，所謂仁，便是將人的性格發出去，忠的意思是推己及人，恕的含義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處處都著重人與人的關系，要在好的人倫關系之上，建立一最發達最平衡的社會。孔子亦講重名，“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民無所措手足。”因為當時名實不符，他希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盡其道。君有君應盡的責任，臣有臣當守的本分。父對子的慈愛，非為物質的目的，而系出于本心的慈藹天性。子的孝父，亦不是為報酬、為名譽，是出于純真。孔子還講義。行而宜之謂義，尤其對朋友的關系重在義。其次也講禮，講智，他提倡人們從仁義禮智上去求發展。孔子以古來的思想，加上自己的理想，發揮人性想建設一個最和諧最美善的人倫關系。

二、去玄學中國思想少玄學的部分。孔子是見鬼神而遠之，他的儒家思想里不談宗教，只談哲學的真理，倫理的哲學。他不否認宗教，不反對祭祀，祭祀是慎終追遠，明德歸厚。他所指的天命，也不是天父或神，而是真理。

三、集大成這一傳統也來自孔子，所謂集大成主義、是融和一切。培根講求知的方法，有蜘蛛式的吐絲法，螞蟻的搬積法，蜜蜂式的采蜜法，孔子卻講集大成法，因為這樣，中國便容易接受外來的思想。在西洋，哥白尼的地動說，達爾文的進化論，比人和猿猴同一祖先，均引起西洋人猛烈的反對。1922年美國有一中學教員，即因講進化論，而被辭退。在中國卻沒有。中國很樂意吸收他人好的思想。

四、與自然融合中國的思想家，覺得人是自然系統中的一部分，與自然合而力一，只有在整個自然的中間，方可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西洋講征服自然，印度講崇拜自然，中國則從了解自然之中，與自然合一。中國也有講征服自然的，如荀子：“大天而頌之，孰若執天命而用之。”此天乃自然之天，但此說未盛行，中國的自然科學因此不能發達。

五、主容忍此一思想的特質，可以從對宗教的容忍上看出來。中國從來沒有宗教的殘殺，歷史上確曾有過魏武帝、唐武帝、周武宗，三武殺僧侶的事情，但都是因為牽涉到政治的問題。如唐武帝殺僧侶，因為佛教徒要叛亂。至于韓愈、李德裕排斥佛老，所排斥的是佛教的組織，是因為僧侶不生產，并非在思想上反對佛老的哲學。而韓愈的至友之一還是個和尚。至于今日中國西北的回教問題，那更是政治的關系。

六、愛大同中國的民族國家主義思想，要到明末才發達。過去中國所講的，是治國平天下，想像中的是一個“天下國”而不是狹隘的“民族國”。國家的觀念，十分淡漠，因此沒有偏激的國家主義，也沒有國際主義，而是講大同主義。

前面所提到的中國民族思想的特質，是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深置在中國民族之深處。即使一時有殘忍險惡的反動發生，但這是違反中國民族思想的素性的，要以一時的反動來淹沒數千年的文化傳統，更是不可能的。我們并非以中國人的態度，來論中國的思想，我們覺得世界欲生存，文化要光大。中國的思想趨向中和，崇尚仁義禮智，在一個和諧的人倫關系上，建立大同的人類社會。這一種思想，既不鼓吹仇恨斗爭，也非厭世離世，在當前的世界上，實在是一條思想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