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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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育，從來就是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與人類走向文明緊密相聯的一種永恒的教育課題。的歷史教育思想，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有著既不同于傳統歷史教育思想，又不同于西方歷史教育的特征，它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學習和研究的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的需要。

一

人類歷史進入階級社會之后，統治階級就把歷史教育作為培養訓練本階級的繼承人以鞏固其統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者，非常重視歷史教育。秦朝至漢朝初年，就設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博士專掌儒家經學傳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專門解說《春秋》的“三傳”（即《春秋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等史書奉為儒家主要經典之一，列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的必修課。唐朝時，史學和歷史教學空前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書于唐朝前期。“鑒古知今”，“循古訓”，在中國士大夫中一直奉為公理。縱觀中國古代歷史教育的內容，是儒家學說的附庸。歷史教育的目標，完全是培養忠于封建統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興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統治的斗爭中主張改革歷史教育。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盧梭提出：要讓青少年讀自己國家的歷史，使祖國的輝煌業績和著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們的心靈中，使之成為一個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高潮中，資產階級當權者于1893年下達的國家命令中規定：歷史教學內容分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為革命本身的歷史；第三步是各族概況及法國美術和工業史。

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誕生以后，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和政府就著手討論和制定蘇維埃教育計劃。1920年10月，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指出：“只有用人類創造的一切財富的知識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我們需要用基本事實的知識來發展和增進每個學習者的思考力”[1]，列寧這里所講的“知識”、“基本事實的知識”無疑包括歷史知識。1920年底，列寧在評注一份關于教育工作的提綱時，這樣寫到：

在所有的職業技術學校里增設普通課程

附圖{圖}

列寧這里說的“職業技術學校”相當于我國的初中。列寧強調增設普通課程的設置，是“為了（使學校——筆者注）不變成培養手藝人的學校”，“避免過早地專業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把歷史學科視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必不可少的知識素養，是列寧關于教育的一個重要思想。前蘇聯黨和政府接受了列寧的意見。1920年以后歷史學科一直被列為前蘇聯學校的重要課程之一。

在戰爭年代，就多次強調學習歷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的報告中就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他還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的一系列論述，給歷史教學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區的干部教育中，規定了要學習《社會發展史》、《中國現代史》等。在一般學校中，也規定了學習中國歷史。在運動中，還規定學習《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這些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歷史教學的濫觴。

二

是我國古代文化傳統的杰出繼承者，素以愛讀書、愛學習著稱于世。他讀書廣收博覽，從經史子集到稗官小說，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他幾乎無所不讀。在對中國古籍的閱讀中，尤其偏愛史學和古典文學。他從歷史書中學文學，從文學書中學歷史，并巧妙地將其精華運用到自己的著作中，以及革命事業的實踐中。有人統計，已經公開出版的著作中，運用古代成語典故的就有2000余處，[3]這就構成了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的一大內容。具體地說，的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指導中國革命。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的重要目的，是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實現歷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他通過總結歷代農民戰爭經驗，特別強調吸取黃巢、李自成等農民起義因為沒有建立根據地而失敗的教訓，堅決地批判了流寇主義，提出了建立工農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的路線。

為了防止黨內腐敗現象的發生，利用歷史上農民起義取得勝利后領袖人物發生腐化和宗派斗爭而導致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告誡全黨要時刻警惕腐敗現象。1944年郭沫若發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歷史文章，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4]建國前夕，告誡身邊的衛士李銀橋：“小心，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不要當李自成。”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牢記的告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干部教育。一向重視干部教育，他的歷史教育實踐，注重從才、德兩個方面對干部進行教育。1958年，向羅瑞卿推薦讀《呂蒙傳》說：“呂蒙是行伍出身，沒有文化，很感不便。后來孫權勸他讀書，他接受了勸告，勤讀苦讀，以后當了東吳的統帥。我們現在的高級軍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參加革命后才學文化的，他們不可不讀《周瑜魯肅呂蒙合傳》。”[6]贊賞呂蒙雖然年長仍然發奮讀書的精神，對我軍高級干部提出讀書學習的要求，這對改善我軍的文化結構，提高軍事素質，都起到了推動作用。呂蒙雖然是一位歷史人物，他的讀書精神卻有借鑒意義。

《南史》的《韋睿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睿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在這段話旁批注：“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此類批注還有不少，如“躬自調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這些稱贊韋睿的話，正是我黨的干部應當學習的。

3.青年教育。注意用歷史人物對青年進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會見幾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時說，辦學校要重視青年學生的體育鍛煉。不要學《紅樓夢》里的賈寶玉和林黛玉。賈寶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連吃飯、穿衣都要丫頭服待，這種不會勞動的公子哥兒，無論如何是不會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臉。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瀟湘館，吐血、鬧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們不需要這樣的青年！我們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熱情、有干勁的革命青年。

認為，青年是國家的精華，民族的至寶，是革命事業的未來和希望。他對青年的期望值很高。1958年5月8日下午，在北京懷仁堂講“破除迷信”的問題，一連舉出近40個古今、中外、歷史、神話和現代人物，用以說明“自古以來，發明家、創立新學派的人，開始的時候都是年輕人，學問比較少的，被別人看不起的，被壓迫的”，并以相對肯定的口吻設問：“這是不是個普遍（客觀）規律？不能肯定，還要調查研究。但可以說，多數是如此。”對青年人的教育、信任和鼓舞，激勵著全國青年在艱苦的革命道路上奮斗不息，勇往直前。

4.家庭教育。在與子女、親屬的團聚和談話中，常常鼓勵他們學好歷史，熱愛祖國。1947年9月12日，在《致》的信中指出：“你要看歷史小說，明清兩朝人寫的筆記小說（明以前筆記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對中國的歷史，對中國的國情有所了解。的愛人劉松林讀書時，有段時間歷史學得不好，親自為她開列了學習歷史的書目，指點她從《資治通鑒》、《前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開始學起。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蘇聯讀書的，常常囑咐他多讀些中國歷史方面的書，多了解一些中國的國情。

不但對自己的子女教育十分嚴格，還運用《戰國策》中觸龍說趙太后的故事，教育領導干部對子女應作長遠之計，讓他們到艱苦的環境中去磨煉，在實際斗爭中增長才干，不能讓他們“恃無功之尊，無勞之俸”，“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語重心長地說：“如果我們不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利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7]目前，指出的這種危險性并不是不存在。天下為人父母者，作為孩子的“第一任教師”，在家庭教育上，是應該很好地向學習的。

5.愛國主義教育。繼承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教育的優良傳統，在他的講話里、著作中用愛國主義的事跡、人物鑄造民魂，激勵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1917年11月，舉辦湖南第一師范工人夜校時，親自講授歷史。據《夜學日志首卷》記載：“歷史常識出席，教歷朝大勢及上古事跡。”“教以歷代之大勢及近年關系最巨之事跡，所以粗養其歷史的觀念及愛國心。”[9]

1937年，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蓬勃興起。為了爭取每一個有良心的炎黃子孫參加民族解放斗爭，寫了《祭黃帝文》。他贊美這位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興起過程的神話祖先：“中華民族，民族軒轅；赫赫始祖，吾華肇造；建此偉業，雄立東方。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5]并根據“世變滄桑，中更蹉跌，”的時代形勢，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保衛民族主權的戰斗誓言。

神話傳說中的黃帝，因對華夏民族的統一和進步有著極大的貢獻，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的祖先。在《祭黃帝文》中，把對神話先祖的認同、贊美，同他的愛國主義激情和為民族解放而戰的信念，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從而激發了民族生存發展的動力，提高了人們的進取精神。

三

“古為今用”是歷史教育思想的主要方法，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援引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言論。在的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中，引用古代思想家的言論有很多。比如，他引用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10]告誡全黨要采取謙虛的態度，無論做什么事都要實事求是。他引用孟子的“取長補短”，[4]教育我們的黨員和干部要以謙虛的態度，虛心學習別人的優點，以彌補自己的不足。他引用司馬遷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4]并給予新的解釋。從而闡明共產黨人和每個革命者樹立起為革命、為共產主義事業甘愿犧牲自己一切的獻身精神。對古代思想家的言論信手拈來，涉筆成趣，這種援引不是原封不動的照抄照搬，而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和選擇來說明馬列主義的理論，并賦予其新的內容，使人感到親切樸實，清新明快，易于被人民閱讀和接受。

2.運用古典文學中的故事。歷史教育思想實踐中大量運用了包括古代神話、民間傳說、文學作品、傳統劇目中的故事。比如，他運用京劇《法門寺》里賈桂的故事，[11]批判某些人崇洋媚外的思想，號召人民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強民族自豪感。他借用《聊齋志異》中“狂生夜坐”的故事，[5]教育人民不要怕鬼，要同現實政治斗爭中的敵人針鋒相對。他運用《水滸傳》里林沖等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11]說明要發動起對建設方針的研究探討，就必須有一種相當的壓力。將中國民眾喜聞樂見、耳熟能詳的故事運用到自己的講話和著作中，使千姿百態的歷史人物栩栩如生，用這些故事去闡發革命道理，寓情于理，寓莊于諧，從而增強了他寫文章和講話的宣傳效果。

3.使用古代的成語典故。古代語言中的成語富有生氣，它集中表達了勞動人民的經驗和智慧。簡潔精煉的成語里，蘊涵著意味雋永的哲理。的講話及其著作中使用的古代成語俯拾皆是。在使用中，他賦予古代成語新的意義，古語新用，從而使他的講話和他寫的文章更加新穎別致、情趣盎然。比如，他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上用“愚公移山”[4]來號召全黨同志發揚“愚公精神”，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奮斗，去爭取勝利。他在《致蔡和森等》信中，運用“人心不知足，得隴又望蜀”[8]來說明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帝國主義者、軍國主義者，除非被推翻，是沒有肯自己退出歷史舞臺的。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用“葉公好龍”的典故，揭露之流口頭上講革命，實際上是畏懼革命、反對革命的丑惡面目。對成語典故的大量運用，使的講話、著作形成了抑揚頓挫、起伏跌宕的獨特風格，引人入勝，發人深省，從而起到了激勵壯志，振聾發聵的重要作用。

1956年，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提出：“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12]，“古為今用”是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無論是在民主革命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很重視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吸取有益的營養，充分發揮“古為今用”的作用。難怪歷史學家周谷城曾欽佩地贊嘆：“‘古為今用’是沒有人能企及的。”[7]

總之，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它對提高民族自尊心，促進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當前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如何像那樣，用歷史教育來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激發人民的進取精神，加速建設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以說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

收稿日期：1999-10-13

【參考文獻】

[1]上海師范大學教育系．列寧論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馬濟彬，蒲仁．著作引語成語典故辭典[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

[4]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陳晉．幻想與現實——與神話傳說及其文化性格[J]．思想論壇，1991,(3)．

[6]滕純．教育活動紀事[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7]張貽玖．讀史[M]．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

[8]書信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9]早期文稿[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新聞工作文選[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

[11]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2]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