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思想來源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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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軍事思想來源于中國傳統軍事思想、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經驗和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

【英文摘要】MaoZe-dong''''smilitarythinkingstemsfromChinesetranditionalmilitarythinking,thepracticalexperienceofChineserevolutionarywarandMarxistmaterialistdialectics.

【關鍵詞】/軍事思想/來源

MaoZe-dong/militarythinking/source

【正文】

中圖分類號：EO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1432(2003)06-0050-04

迄今為止，軍事思想研究大多著力于闡述軍事思想的內容、建構軍事思想體系、分析軍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對于軍事思想的來源則很少涉及。張靜如主編的《研究全書》（長春出版社，1997年版）輯錄了700多篇軍事思想研究論文，其中論述軍事思想來源的文章不到十篇，這些文章都是從某一個方面而未能從整體上去把握軍事思想的來源。本文試圖對軍事思想的來源作一較為完整的闡述。

一

中國傳統軍事思想是軍事思想的來源之一。從青少年時代起就涉獵了傳統軍事思想知識，后來根據革命事業的需要，有選擇地吸取了有關內容，從而形成了軍事思想的基本軍事觀點。在少年時代閱讀了《三國演義》、《水滸》、《左傳》等書，特別喜愛閱讀《三國演義》。他對這些書籍的興趣終生未曾衰減，非常熟悉書中的政治、軍事斗爭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師范學校讀書后，又特別仔細地閱讀了《資治通鑒》和《讀史方輿紀要》。在第一師范讀書筆記本《講堂錄》中，還用心記下了一些《孫子兵法》的條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黨的八七會議上，說：“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中取得的”。[1](p8)這與《孫子兵法》的軍事觀點基本相同：“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后來，又作了與《孫子兵法》中的觀點更為一致的論述：“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3](p604)雖然也吸收了克勞塞維茨的觀點：“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但對這一觀點的解釋仍然運用中國傳統軍事思想，提出了“戰爭是政治斗爭的最高形式”的命題。[4](p171)晚年曾對身邊工作人員孟慶云說過，中國的軍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軍事。這里，幾乎是重復了孫子的話：“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戰爭中，掌握并充分運用了中國傳統軍事思想中關于軍事指揮的一個著名觀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湖南發動秋收起義。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義計劃是先在湘贛邊界發動起義，攻占醴陵、瀏陽等城市，然后奪取長沙。起義爆發后，起義軍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損失，根據情況的變化，決定改變原定計劃，放棄攻打長沙的原定方針，沿羅霄山脈南下，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去。這一行動，雖然與“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關于全國總暴動的方針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無謂損失。到達井岡山后，又沒有執行“左”傾冒險主義制定的“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從而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中央時，以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為目標，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錯誤主張，指令等人率紅軍攻打南昌、武漢等城市。一如既往，雖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決議，但在執行過程中，沒有機械地執行命令，而是根據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去爭取達到中央規定的斗爭目標。既執行了中央的決議，又使紅軍不致因中央的錯誤指導而不顧自身條件的許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揮紅軍一方面以向南昌推進的姿態，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則突入湘贛間敵人力量薄弱之處，抓住戰機，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戰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勝利，擴大了革命影響，發展、壯大了紅軍，大大擴展了革命根據地。擔任中央領導后，在指揮戰爭時，總是要求各地戰場的領導人，一方面要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發揮自主性，獨立地處置實際情況。往往十分尊重戰場領導人的意見。1948年初，為了徹底粉碎國民黨的進攻，推動解放戰爭的進程，指示粟裕率10萬部隊打過長江，到江南寬廣縱深地域進行機動作戰。粟裕接受命令后，一邊率領部隊進行渡江的準備；一邊審時度勢，分析了敵我形勢，向建議，部隊不過江，留在江北打幾個殲滅戰后再過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議。于是，粟裕等人先后發起、指揮了豫東戰役、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在豫東戰役中，曾指示粟裕獨立處置一切，不必請示報告。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的戰爭觀和軍事指揮觀來自中國傳統軍事思想。

二

雖然注意吸收中國傳統軍事思想，但是更注重從戰爭的實踐中去掌握軍事規律。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經驗是軍事思想的重要來源。如著名的游擊戰爭十六字訣是從和領導工農革命軍創建根據地的斗爭經驗中得出的。率領工農革命軍上井岡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隊的斗爭經驗，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戰斗的經驗，將這些經驗概括起來，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迫”十二字游擊戰原則。[5](19)南昌起義失敗后，在粵北湘南堅持斗爭，也總結了與相類似的經驗。1928年4月，朱毛會師。綜合兩軍的經驗，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擊戰爭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進。”這一原則成為了紅軍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又如慎重初戰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來才加以系統化的。1929年1月，湘贛兩省敵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發動五路圍攻，、決定采用“圍魏救趙”之計，由紅五軍留守井岡山，紅四軍出擊到敵人后方，調動敵人回防，以打破敵人的圍攻。然而，紅四軍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個敗仗，結果未把敵人調動，自己也回不了井岡山，最后井岡山也失守了。這一仗后，就常常講要慎重初戰，不打則已，打則必勝。到1936年，總結了五次反圍剿的經驗，結合外國軍事理論，提出了初戰三原則，即：“必須打勝；必須照顧全戰役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4](p220-223)這樣，使慎重初戰的思想，形成系統化理論。

從1930年起，紅軍開始實行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并取得了關于運動戰的初步經驗，又用了一個十六字訣來概括運動戰的指導思想，即“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6](p47)以此為指導，紅軍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時，紅軍全部戰略戰術原則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將這些原則歸納為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戰爭形式是“圍剿”和反“圍剿”；第二，紅軍反“圍剿”的基本戰略方針是誘敵深入；第三，反“圍剿”的基本作戰形式是運動戰；第四，紅軍基本作戰指導思想是殲滅戰。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主義比紅軍以往遇到過的任何敵人都要強大，這就決定了紅軍不能墨守成規，抱著以往的經驗不放，必須針對作戰對象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戰略戰術。于是，根據國際國內的形勢，立足于敵我雙方優劣對比，著眼于發揮紅軍的長處，提出了新的戰略戰術指導思想：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發動群眾創建根據地為主，集中打仗為輔。正是在的正確指導下，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人民力量迅速壯大，為以后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人民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到了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已成長為一支上百萬士兵所組成的正規軍，并且在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自衛戰爭中取得了陣地戰、攻堅戰和大規模殲滅戰等大量的新鮮經驗。及時根據形勢的變化和新的任務，總結了經驗，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指導人民解放軍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800萬軍隊，奪取了全國勝利。

由此可見，的軍事思想是根據中國革命戰爭的現實經驗，提出戰略戰術原則，用來指導作戰。并且隨著革命戰爭的發展，而不斷地加以修正、完善、發展。正如所說：“十大軍事原則，是根據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初期的經驗，在反攻時期提出來的。……十大原則也要根據今后戰爭的實際情況，加以補充和發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1](p363)這就是說，軍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戰斗為主的一維戰場上進行的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中產生、形成的。隨著未來戰爭向多兵種、多維空間發展，軍事思想也必須隨著發展。軍事思想是在針對現實問題，總結現實經驗找出規律，用以指導解決戰爭實際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向前發展的。軍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導戰爭的正確理論，關鍵在于軍事思想是從實際出發，在實事求是中產生、發展起來的。

三

軍事思想的方法論來源于唯物辯證法。不是單純從軍事學角度去研究戰爭規律，指導戰爭，而是把研究戰爭、指導戰爭提到了哲學的高度，運用唯物辯證法去研究戰爭規律，去總結指導戰爭的戰略戰術。這使軍事思想脫離了單純的軍事學的范疇，而具有了豐富的哲學內容。這些內容主要從三個方面體現出來。

第一，明確了戰爭的基本問題。正如一切哲學家首先要明確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一樣，指出：“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3](p406)對于這個基本問題，以前的軍事家大多籠統地表述為奪取勝利，至于勝利的完整含義是什么則沒有明確表述，囿于軍事學范疇，往往將勝利具體歸結到某個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滅一支敵軍，奪取了一處戰略要地，擊潰了敵軍等。由于不能將勝利抽象為戰爭基本問題加以明確，所以人們往往為了勝利而不顧客觀條件的許可進行軍事行動，結果事與愿違。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中，此類情況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顧敵我力量對比極為懸殊的客觀事實，推行“左”傾盲動主義，實行總暴動；如1930年，李立三不顧革命尚處于低潮的形勢，提出奪取一省或數省革命勝利的綱領，制定實施了“飲馬長江，會師武漢”的軍事冒險計劃，結果使黨和紅軍遭受了極大損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傾冒險主義，反對“誘敵深人”的正確方針，斥之為“專門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保守主義”；主張“進攻路線”，先是軍事冒險主義，后是保守主義，繼而成了逃跑主義，給黨和紅軍造成更大的損失。他們犯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軍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確戰爭的基本問題，不懂得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只知去奪取所謂的勝利。

第二，提出“戰爭指導規律”的概念，明確了人與戰爭的主客體關系。所謂“戰爭指導規律”指的是客觀的戰爭規律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以及人們運用戰爭規律去指導戰爭這樣一個過程。如所說：“軍事的規律，和其它事物的規律一樣，是客觀實際對于我們頭腦的反映，除了我們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4](p182)又說：“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名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并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4](182)在這里明確指出了戰爭不是主觀的東西，而是不依賴于人們頭腦的客觀實在。認為人們若想取得戰爭的勝利，就必須認識戰爭的客觀規律，將其抽象為戰略戰術，在客觀條件許可范圍內，運用從客觀中抽象出來的戰略戰術指導戰爭。這是指導戰爭的唯一正確途徑（即戰爭指導規律），若不這樣，就會變成瞎碰亂撞的魯莽家，非吃敗仗不可。說：“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指揮員在戰爭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要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到達彼岸。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大海中的游泳術。”[3](p478)

第三，運用唯物辯證法，闡述了戰爭規律、敵我態勢等軍事問題。首先，從發展變化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觀點出發，指出了戰爭與戰爭規律是隨著地點、時間、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沒有絕對固定的東西，只有相對固定的東西。說；“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4](p174)又說：“在絕對流動的整個戰爭長河中有其各個特定階段上的相對的固定性。”[3](p496)其次，從對立統一法則中引出戰爭雙方態勢相互轉化的原理。指出，在戰爭中，優勢與劣勢，進攻與防御，主動與被動，勝敗、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還指出這種轉化既決定于雙方的客觀條件，又決定于雙方的主觀指導能力。說：“戰爭力量的優劣本身，固然是決定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僅是主動或被動的現實事物，必須經過斗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才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3](p491)在這里，強調了主觀指導的作用，也體現了唯物辯證法關于主觀能動性的觀點。另外，創造性地劃分了戰爭研究、戰爭指導的范疇，即全局與局部，優勢與劣勢，主動與被動，進攻與防御，內線與外線，靈活性與計劃性。

綜上所述，軍事思想主要來源于中國傳統軍事思想，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經驗和唯物辯證法。

收稿日期：2003-07-1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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