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價值觀與中國傳統價值觀關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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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圖分類號：B8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598X（2000）03—0012—03

誕生于19世紀末、輝耀于20世紀的，是一位文韜武略兼備、內圣外王合一的曠古未有的偉人。他洞悉社會發展規律和必然趨勢，學習馬克思主義真義，吸取中國傳統的優秀思想文化成果，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人生價值觀。

一

馬克思指出：“‘價值’這個普遍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1］。人作為價值主體和客體之統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論行動既能滿足他人、社會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時又要求從他人、社會和自身的活動中得到滿足。個人對社會群體需要的滿足，也是社會對個人行為實踐的一種肯定和評價。人的整個生命歷程和社會實踐活動，都是一個能動的創造價值的過程。

在儒家學派看來，社會是由人構成的集合體，每個人只有在群體中才能得以生存和發展。人無群不能為主，群而無分則發生爭斗混亂。為此，便有圣人出來，制禮作樂，明分使群，使社會群體內部的個體分處不同等級，恪守不同分位，克盡不同職責。孔子主張君臣父子的等級隸屬關系，孟子首倡“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將社會中的人際關系分為五個層次，規定各等級的人應盡的義務和必須恪守的行為規范。同時，儒家承襲宗法血緣關系這一原始社會的文化遺存，由修身齊家向外輻射，以至于治國平天下，以德為本，以仁為懷，親親尊尊，忠恕愛人，博施濟眾，仁民愛物。

儒家文化在強調整體和諧和奉獻價值的同時，著意強調人格的獨立及其價值，正是個體的獨立人格和自覺的道德意識，才為個體的社會價值奠定了堅實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礎和道德情感基礎。孔子倡導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獨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則區別人之作為“天爵”的內在的仁心善性和作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祿位，認為前者來自天斌，不可剝奪；后者來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兩相比較，“天爵”比“人爵”更為珍貴、更有價值。他說：“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這就是說，人人都具有自己的價值，這種價值既不可從外面賦予，亦不可用強力奪走。這實際上是一種內心的道德價值和獨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價值。

在思考和闡釋人的社會價值時，不以先驗的人性論和宗法血緣關系作為立論依據，而是從人的社會性和階級性出發。但他在重視群體的價值和強調個人對于社會的奉獻這兩點上，與儒家文化的價值取向有相通之處。在社會個體與社會群體的比較中，重視群體的作用，高揚群體的意義和價值，一貫強調重視人民群眾的作用，要求共產黨人相信、依靠、組織、發動群眾，領導群眾為他們自身的利益而斗爭。如果脫離群眾，得不到群眾的理解和擁護，將一事無成。在強調群眾和政黨的群體價值的同時，也重視個人的價值，認為具有較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洞悉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富有政治上的遠見卓識、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領導藝術、具有堅定的政治理想和頑強的斗爭意志的領袖人物，對于革命的發展和成功關系重大。因此，反復強調要注意識別、培養、關心和愛護干部，充分發揮干部在群眾斗爭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在社會價值和自我價值的比較中，強調個人無私奉獻的社會價值。他認為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完善，并不能自發地導致共產主義的實現。只有使全體人民自覺追求這一目標，并把努力工作、無私奉獻的價值觀內化為自覺的意識，外化為具體的行動，積極創造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才能保證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實現。為了將來大目標的實現，生活于現實社會中的人們需要付出自己畢生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甚至需要犧牲自己的生命。

與此同時，也十分注意滿足人的生存、安全、自尊等方面的需要，注意創造條件，期望人的生存價值的實現。他的一生都在為消滅蔑視人、殘害人、剝削人、壓迫人、侮辱人、踐踏人、奴役人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而努力，都在為建立人皆平等、人的各種權利都能得到保障，人的潛在能力可以得到充分發展和發揮的社會制度而斗爭。他重視人的生存和安全需要，要求黨和政府關心群眾生活，給群眾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為了廣大群眾的利益而斗爭；即使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他也要求人民軍隊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切實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肯定個性發展的重要性，認為個性發展既是民主革命勝利的條件，也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得以勝利的條件。如果不把千百萬農民從封建壓迫下解放出來，不把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從資本主義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不把人們從舊式的家庭倫理關系下解放出來，以謀求人的全面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和勝利就無從談起。他重視人的社會價值和自尊的人格價值，反復告誡黨的干部要克服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密切聯系群眾，尊重群眾的利益、力量和創造精神，支持人民群眾直起腰來，挺起胸來，真正自我主宰，當家作主。他也十分關心人的發展價值的實現，他同情、理解受壓抑的小人物，痛惡尸位素餐、壓抑人的個性、埋沒人才的官僚主義和苛嚴的社會環境，試圖創造一種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使自我價值得到實現的社會主義新人層生輩出、健康成長。

二

人的價值之大小和人格之高下固然要視其對社會進步和人類發展之貢獻的大小，但主體之心性品格、為社會奉獻犧牲的自覺意識和義務觀念似乎更本質和更具有決定意義。人生價值選擇是主體的一種自覺的意識、自覺的選擇。在一定意義上，人生總是處在一系列的價值關系之中，面臨多種選擇，個體必須以自己所確認的價值觀念作出自己的價值選擇和追求，按一定的方向塑造自己，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素質，這種自覺的價值選擇和自覺的自我塑造是一切思維正常的人都會有的，只是自覺的程度有差異，選擇的方向有不同而已。所以，真正自覺的人生是主體不但意識到自身的存在，而且知道自己怎樣生活才有意義、有價值，從而作出自覺的正確的選擇。

孔子曾經明確指出：“君子義以為上”，“好仁者無以尚之”。他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在孔子的思想觀念中，義的本質和核心內容就是仁。能否明澈和踐行仁的精神，是區分君子和小人的標志：“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但孔子并不否定利的價值，他也要求愛民、裕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是認為義或道德比物質利益價值更高，并要求人們修養品行，提高思想境界，視仁義為最高價值，把踐行仁義作為目的本身，而不是因為行仁義有利，或為了其他目的而行仁義。孟子肯定人人有其固的內在價值，他稱之為“天爵”和“良貴”，這是一種精神需要的滿足和道德意識的自覺。人作為形體和精神的統一體，有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因而應對于形與神、小體與大體兼愛互養。但道德精神的培養和充實，較之形體的養護更為重要。生與義、物質需要和道德精神都是人所追求的，當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舍生而取義；孟子屢屢勸統治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制民之嚴，解民倒懸，要求給予老百姓以物質利益。但他反對言必稱利，更反對追求私利。孔子和孟子在強調義的價值時，有輕視利的價值的傾向。他們不僅反對追求一己私利，對于天下之公利亦不刻意講求。這種傾向被以后的一些儒門學者所發揮。儒家學派大都強調和珍視人的內在的道德價值，這是彌足珍貴的思想。然而，他們把這種道德意識看成是人的先驗本性，并將這種道德價值的實現看成內在修養和自我完善的過程，他們重內省而輕實踐，重道德而輕功業。因此，盡管他們中大部分人志向遠大，操行堅定，但難免大而無當，迂闊不實。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繼承了儒家人生哲學中崇尚仁義、重視人的道德價值的合理思想，但又克服了其專注修養、忽視踐行的內省傾向，從作為特定價值主體的個人與社會和他人的關系上揭示了人的道德意識和道德價值。<br>在看來，一個人之所以具有價值，不僅在于他創造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會發展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更在于他自覺地意識到了自己對于社會與他人的責任與義務，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心和義務感，并積極主動地為社會和人民做工作。他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號召人們要向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學習，“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2］在這里，清楚地向人們道明，功利價值和道德價值緊密相聯，就是說，人的能力只是一種潛在的價值，只是為人們創造價值的活動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只有具備了為社會為他人奉獻的責任心和義務感，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卓有成效的創造價值的活動，這種潛在的價值才能轉化為現實的價值。是否具有自覺的道德意識這種內在價值是人格之優劣和境界之高低的標志。如果能力包孕著個體對他人和社會之貢獻大小的可能性，那么，為他人和社會無私奉獻的精神則規定著人格的高尚和純粹，決定著由潛在價值向現實價值的轉換，決定著自我對于他人和社會的價值的實現。而具有自覺道德意識和較高道德價值的人，對于社會人心的典型示范和潛移默化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三

人的價值高于物的價值。物在價值關系中永遠是被動的客體，它只能滿足于人的主體需要，本身不能創造價值，而人在價值關系中卻具有雙重屬性，既是價值主體，又是價值客體。作為價值主體，他具有對他人和社會的需要，具有獲得物質和精神滿足的需求；作為客體，他又必須滿足其他價值主體的需要。人在價值關系中的兩重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人生價值的實現是貢獻與索取的有機統一，是個人對社會的創造、貢獻和社會對個人的尊重、滿足的有機統一。但是統一是指有機的過程，二者不是簡單的因果關系，更不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或者絕對等量的關系，否則認識上的這種形而上學就會在實踐上把人推向誤區。因此，一種正常的社會，人生價值的實現，必須是這樣雙向運作的過程。

作為中國古代主流文化的儒家學說將人類與其他“物”相比較，來認識和闡發人類的價值，論證人是天地之間的最高存在物。無論是孔子、荀子，還是其后的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等，無不肯定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確認人之高于其他物類的價值。

在關于人生價值的思想中，處處都能發現傳統文化的影子。認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什么樣的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在看來，人是創造理想世界的存在物。理想是對美好未來的想往，它源于現實又高于現實。現實是理想的根基，又是為理想所否定、越超的東西。人類正是在觀念地批判現實、想往未來和實際地批判現實和追求理想的活動中，亦即在追求理想價值的過程中，發揮自己的本質力量，顯現出對于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最高價值和意義。曾針對黨內安于現狀、固步自封、信念動搖、理想淡薄、只追求名利地位和一己私利，忘記遠大革命目標和繼續革命的思想狀況，意味深長地說：解決了吃飯問題，就要搞點共產主義。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只是為了吃飯而活著，就同狗找點吃的東西沒有什么兩樣。

綜上所述，人生價值觀與中國傳統價值觀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是民族大我與個體小我的結合體，他的名字已經超出了個人稱謂的意義，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只有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與現實，才有可能完全認識；只有完全認識，也才能清晰地認識我們民族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歷史積淀和現實運動。深入學習和研究人生價值觀與中國傳統價值的關系，對于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全面理解和掌握思想，指導和培育人們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收稿日期：2000—05—25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06.

〔2〕《選集》（合訂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