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改革實踐與生產關系理論 ——重釋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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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293（2000）03—0092—08

經濟體制改革實踐向傳統的生產關系理論提出了如下問題：（1）具體勞動過程中的生產組織形式屬于不屬于生產關系的內容？（2）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產品交換形式，具體地說，市場經濟體制反映的是不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生產關系？（3）生產組織形式、產品交換形式和生產資料的占有與勞動產品的分配形式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又是如何的，它們怎樣有機結合成統一的生產關系體系？顯然要回答改革實踐提出的這些理論問題，首先必須對傳統生產關系理論的歷史局限性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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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生產關系理論主要指的是以斯大林對生產關系內容的分析為經典所形成的觀點。它通過哲學教科書的系統闡述和哲學工作者的廣泛宣傳，已變為我國社會的意識形態，也成為學術界的共同概念。這個理論的主要觀點是：把生產關系界定為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物質關系。在分析生產關系的內容構成時，提出了“四環節說”和“三方面說”，以及把二者綜合起來的“三層次說”?！八沫h節說”是把馬克思分析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運轉過程中存在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當作構成生產關系的四個環節。其實應當是生產關系存在于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四個環節之中，至于存在于各個環節中的生產關系的內容到底是什么，這恰恰是需要揭示和說明的?！叭矫嬲f”是斯大林所做的揭示和說明，他把生產關系概括為三個方面：“（一）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三）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1]（P594）。哲學教科書在系統闡述這個觀點時，把馬克思關于生產過程的“四環節說”與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的“三方面說”綜合在一起，把生產關系的內容構成表述為三個層次：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交換關系；產品分配關系以及它所直接決定的消費關系。在生產關系的復雜體系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最基本的、決定的方面，是生產關系的基礎。

從以上所陳述的觀點可以看出，傳統生產關系理論存在著兩個局限性：第一，這種理論把生產關系僅僅理解為是一種物質利益分割關系，而排除了對其他關系的考慮，至少是忽視了生產過程中人與人所結成的其他社會性的物質關系。應當說在以階級斗爭為綱，以社會革命為主要任務的歷史階段，把生產關系理解為物質利益分割關系不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在以生產斗爭為核心，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實踐中，這種理論卻陷入了解釋困境，暴露出其明顯的歷史局限性。例如，我們在農村搞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散了“一大二公”的組織。對于這件事情傳統生產關系理論的解釋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獲得了使用土地的自主權，并把分配成果同自己的勞動直接掛鉤，一句話就是物質利益關系的調整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只是最表層的解釋，從深層看，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組織形式更適合以手工工具為代表的農業生產力狀況，也更適合那時中國多數農民個人的活動能力。因此，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不僅指物質利益分割關系要適合，而且還包括生產組織形式也要適合。

第二，傳統生產關系理論把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看作是生產關系的基礎，這種觀點只有在下述條件下才是正確的：（1）把生產關系僅僅理解為物質利益分割關系，并且是從上述三個方面來解釋生產關系的內容時，生產資料所有制自然是基礎。（2）只有在同上層建筑的聯系中，當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成為經濟基礎時，生產關系中的物質利益分割關系才被凸顯出來，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才能被看作基礎，由它決定社會制度的性質。只要改變一下上述條件，把生產組織形式、產品交換關系和物質利益分割關系都包含在生產關系范疇之中，并且在同生產力的聯系中來考察生產關系體系，生產資料所有制未必就是生產關系的基礎。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實踐正在改變著上述條件，它需要我們圍繞生產力發展這個核心來重新思考生產關系體系的構成及其內在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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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關系概念是由交往形式術語演變而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合著的唯物史觀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首次使用了交往形式術語，并提出了生產力決定交往形式，交往形式必須和生產力相適應的原理。在這部著作中，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已經形成，但在表述這些基本思想時所使用的術語還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含義比較寬泛，交往形式術語就是如此。因此，在他們后來進一步研究的著作中就很少使用交往形式術語，而在表達人們的物質交往關系時則明確地提出了生產關系概念，并在使用生產關系概念時突出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由于生產關系概念在以后的解釋過程中變得越來越簡單化，直到今天人們把生產關系等同于物質利益分割關系，這才產生了傳統生產關系理論對經濟體制改革實踐解釋的困難。

人類思想史證明，一個思想、一種理論一旦成熟就容易被教條化、簡單化，思想只有在形成時期才具有無限發展的生命力，形成時期的思想雖然具有不確定性，但正因為如此，它才具有廣闊的解釋空間。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論是正在形成中的生產關系理論，要回答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實踐中提出的理論問題，有必要重釋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論，從理論淵源上來理解生產關系理論應有的內容。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把交往形式與生產力、分工和交往緊密地聯系起來進行考察，認為“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僅僅是現有生產力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新的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的發展”[4]（P25）。分工一方面使人們處于利益對立狀態，另一方面又使人們之間的交往成為必要，利益的對立和交往總是存在于一定的交往形式中，而且又不斷產生這種交往形式。這種“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所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忻裆鐣ǜ鱾€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4]（P41）。這些論述告訴我們，交往形式實際指的是人們之間的物質交往關系，也可以稱為物質利益關系、經濟關系或生產關系。無論用什么術語表達，它反映的對象就是市民社會（經濟社會），而實質只能是“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那么在生產力發展出現分工以后的歷史階段上，各個人之間的一切物質交往包括哪些內容呢？我們依據人與人在生產過程中發生交往的中介物，可以把各個個人的一切物質交往的內容具體劃分為以下三個層次：在具體勞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以生產工具（物質生產工具）為中介的勞動能力交往；在社會總體勞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以勞動產品（物質勞動產品）為中介的社會需要交往；在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中所發生的以生產要素（物質生產要素）為中介的勞動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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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以生產工具為中介所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勞動能力交往。在這種交往關系中，個人是作為工具的使用者和支配者出現的，他之所以能夠使用和支配工具，只是因為他具有勞動能力，這種能力包括人的智能和體能。因此，在這種交往中，人與人進行物質交往的實際內容是因使用和支配工具所發生的勞動能力之間的交換。這種交往發生的范圍是在“具體勞動”或“個別勞動”過程中，這是直接生產的過程，因而同生產力之間具有最直接最密切的關系。既然這種交往是以生產工具為媒介的，因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具體說是隨著新的生產工具的出現，人與人之間勞動能力的交往和交往形式也必然會發生改變。

在以小生產為特征的生產力發展階段上，生產工具主要是手工工具，馬克思把它稱為“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4]（P71），勞動者在具體勞動過程中是“作為生產工具而與現有的生產工具并列在一起”[4]（P71），“體力活動和腦力活動彼此還完全沒有分開”[4]（P72）。單獨的個人“只要具有普通常識”就能夠支配和使用工具完成具體勞動。每一個勞動者既是一個依靠體力活動使用工具的工具勞動者，又是一個依靠腦力活動支配工具，并使自身活動（活工具）和生產工具（死工具）相協調的管理勞動者。因此，在這樣的歷史階段上，在具體勞動過程內部，“每個勞動者都必須熟悉全部工序，凡是他的工具能夠做的一切他都應當會做”[4]（P58）。手工工具的經驗技能性特點還沒有產生出真正的分工，至多在不同的生產者之間存在一些簡單的協作。在這種場合只要靠經驗就可以協調大家的活動，管理活動還沒有被分化出來，成為專門的獨立勞動。但這個歷史階段上的具體勞動還不是獨立自主的活動，它受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支配，成為政治權力的附屬物，占有生產資料的統治者從生產過程的外部，即從政治上層對具體勞動過程和勞動者進行統治，“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腦力活動和體力活動在具體勞動過程的外部形成對立。政治權力對具體勞動過程的統治代替了管理。

在以大生產為特征的生產力發展階段上，生產工具成為機器，馬克思把它稱為“文明所產生的生產工具”[4]（P71），這種工具使“各個個人必須聚集在一起”[4]（P71），在同一時間內相互交換其活動。因此，在具體勞動過程內部，機器的應用使“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力之間實際上已經必須完成分工”[4]（P72）?！皺C器是勞動工具的結合”[4]（P71），它一方面要求把操作機器的人變為機器的有機組成部分，并按機器的構成把工人分解為從事不同崗位和不同工種的簡單操作者，成為活的生產工具；另一方面又要求把按機器的性能和運轉規律組織協調不同工序、不同崗位和不同工種的勞動者之間互換活動的工作交給腦力勞動者。因為“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個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段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2]（P367）在手工工具生產中，勞動者是自己管理自己，在機器生產中，具體勞動過程內部分化出來專門從事管理活動的職能。這種職能最初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兼任，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活動中，管理就具有二重性質：“資本家的管理不僅是一種由社會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并屬于社會勞動過程的特殊職能，它同時也是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2]（P368）但進入20世紀之后，生產力發展使機器工具自動化和復雜化，從而使管理工作中的技術因素增加，使管理活動逐漸成為一種需要靠科學頭腦指揮的專門職業，具體生產過程中的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轉變為股東和股東大會的表決權，而把生產經營管理的權力交給了懂得經營的內行們——董事會和經理階層。因為在現代生產活動中，“要管理就要內行，就要精通生產的一切條件，就要懂得現代高度的生產技術，就要有一定的科學修養”[3]（P394）。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階段上，我們才能看到具體勞動過程成為獨立自主的活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活動過程，這是社會直接生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有著自己特殊的內容。

具體勞動過程的生產力表現為勞動生產效率，它主要取決于生產工具的性能和工具勞動者的技能，當這兩種工具分離時，這僅僅是抽象的可能的生產力，只有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形成現實生產力。實現二者結合的社會條件，除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之外，更重要的還有生產組織形式問題。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外部條件，即在進行具體勞動之前就必須確定的前提條件，而生產組織形式則是內部條件，在整個具體勞動過程中始終必須依靠這個條件才能把二者統一起來。因此，在具體勞動過程中，人與人的生產關系就表現為生產組織形式，這是由生產工具性能所決定的勞動者之間能力交換的產物，是他們之間的交往形式，是勞動者個人借以實現自己活動的社會形式。同時，這種生產關系（即生產組織形式）又是管理勞動者借以進行管理的手段，他們運用、鞏固、維護和不斷完善這種關系來維持生產過程的秩序，使生產過程能夠順利的正常進行。因此，具體勞動過程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就是生產工具和生產組織形式的矛盾。生產組織形式一定要適合生產工具的性能，這里說的生產工具包括使用工具的勞動者，他們在具體勞動過程中執行的是活的生產工具的職能。因此，“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行為或活動的關系”[4]（P78）。生產組織形式必須和勞動者個人的勞動能力相適應，有利于發揮個人的創造才能。

正是在上述層次的意義上，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他具體解釋道：“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60年代我們在農村搞過“三自一包”，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在農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踐證明，這種生產組織形式比較適合我國的農業生產力狀況，即手工工具的性能和農民的勞動能力。后來在城市改革中，人們把這種承包制形式搬到企業生產中卻遭到了普遍的失敗，根本原因是這種生產組織形式不適合大生產。大中型企業的生產必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公司制。如果我們把生產關系僅僅理解為物質利益分割關系，那就必然會曲解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誤以為不管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還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就行。因為具體勞動過程中的生產關系不同于作為制度內容的生產關系，這兩個層次盡管有聯系，但卻不容混淆。在相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條件下，有些企業生產搞得好，有些企業生產搞得不好，關鍵的問題是管理，而管理的內容就是創造出更能適合生產工具性能和生產者的勞動能力，并使二者協調起來的生產組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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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以勞動產品為中介所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需要交往。在這種交往關系中，個人是作為勞動產品的所有者和交換者出現的。作為勞動產品的所有者，他有權用自己的勞動產品進行交換。而他之所以成為交換者，是因為分工把他的勞動產品變為個別勞動的產品，生產發展又使他的需要成為社會性需要，即成為不斷增長和全面發展的需要，他只有通過勞動產品的交換才能滿足自己的社會性需要。這種交往的社會條件是勞動產品的所有權，而人與人交往的實際內容則是因占有和交換勞動產品而發生的社會需要之間的交往。這種交往發生的范圍是在社會總體勞動過程中，它包含了所有具體勞動過程。不同的具體勞動通過勞動產品的聯系構成了社會總體勞動。勞動產品的聯系實際是以勞動產品為中介的人與人的社會需要交往，這種交往隨著勞動產品的存在形態的變化而變化。

在小生產階段，具體勞動內部沒有產生真正的分工，因而具體勞動之間也不存在真正的社會分工，它們之間缺乏經濟聯系，各自獨立生產著自己的必需品，這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勞動產品這時以實物形態存在著。但是在整個社會內部卻已發生了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離和對立。從事精神勞動的人成為社會的統治者并脫離開物質勞動過程，他們把物質勞動的重擔全部轉嫁給體力勞動者。物質勞動就是具體勞動，這種勞動生產出的勞動產品不但要維持勞動者的生存，而且還要養活脫離物質勞動的社會統治者。社會統治者和具體勞動者之間以勞動產品為媒介必須發生交往。但是這種交往不是以勞動產品的交換為基礎，因為具體勞動還不是受法律保護的獨立自主的活動，而是受生產資料占有者支配的活動，具體勞動者還不是為自己而生產，而是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為統治者、為自己的主人而生產。因而他們的勞動產品還不完全屬于他們自己，他們還無權進行交換。社會的統治者根本就不勞動，他們沒有什么勞動產品可以交換，在社會內部他們也不需要交換勞動產品，而是直接依靠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政治統治權進行剝奪，把具體勞動者的絕大部分勞動產品據為己有。這是以對勞動產品的掠奪為基礎的交往。交往的實際內容只能是這樣的社會需要：一方是統治者需要勞動產品，這是他們的物質需要；另一方是具體勞動者需要權力保護，這是他們的生存和進行具體勞動的安全需要，也是他們生存和勞動的社會條件。一切具體勞動都必須同社會統治權力進行交換，用他們勞動的產品換取對自己生命和勞動的權力保護，而社會的統治者則利用自己的權力來索取一切具體勞動者的勞動產品，供他們享受，并以此來鞏固、維持和加強自己的統治權力。因此，這種交往產生了社會統治者對具體勞動者的直接統治和剝削關系，產生了人身依賴關系，產生了權力經濟（也叫自然經濟），即依靠社會權力對經濟活動的直接統治。

在以機器為代表的生產階段，具體勞動內部產生了真正的分工，因而在具體勞動之間也發生了真正的社會分工。具體勞動成為專業化、社會化和商品化的生產活動，它們的勞動產品也以商品形態而存在。具體勞動之間必須進行產品交換才能進行再生產，而且具體勞動之間也能夠進行產品交換。因為這個歷史階段上的具體勞動已成為受法律保護的獨立自主的活動，生產資料所有者不是在具體勞動之外，從政治上利用統治權力支配勞動，而是在具體勞動內部利用經濟力量支配著生產過程。生產資料所有者也就是勞動產品的所有者，產品交換也就是商品所有者之間進行的交換，而且是平等的交換。交換的實際內容是他們之間的社會需要，這種社會需要是以社會化大生產造成的更豐富更全面的需要。要滿足這樣的社會需要，具體勞動的產品不但必須同一切其他具體勞動的產品之間發生交換，而且還必須同社會中非物質生產性的活動產品之間發生交換。這是一種普遍性的交往活動，這種普遍性的交往活動把人類各個具體勞動在性質上的差別性消滅掉，抽象為在性質上相同的人類一般勞動。一切具體勞動只有在同其他活動的交往中轉化為貨幣，即轉化為人類一般勞動，才能成為社會總體勞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否則便是無效勞動。把各個具體勞動聯合起來構成社會總體勞動的力量已不是外在的政治權力，而是內在的經濟力量，即貨幣的力量，貨幣取代了已往的社會統治者成為新的權貴。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到以勞動產品為中介所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需要交往產生了社會總體勞動，這是“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所產生的社會力量，即把各個具體勞動結合起來所形成的擴大的生產力。當勞動產品以實物形態存在時，把各個具體勞動結合起來的力量是政權力量，這種結合是外在的結合，這種結合所產生的擴大的生產力僅僅是量的擴大而無質的飛躍，把一萬個小生產式的具體勞動結合起來仍然是小生產。但當勞動產品成為商品時，把各個具體勞動結合起來的力量就成為純粹的經濟力量，即貨幣的力量，貨幣從經濟運動內部把性質不同的具體勞動結合起來，這種結合所產生的擴大的生產力就成為社會化的大生產。這樣，我們從社會總體勞動范圍來考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就會發現在這個范圍內生產力實際指的是社會總體勞動，即擴大的生產力。生產關系指的是把各個具體勞動結合為社會總體勞動的方式，即勞動產品所有者之間的交往形式。在大生產階段，當勞動產品以商品形態存在時，勞動產品所有者之間必然發生的交往形式就是商品交換關系。

也正是在上述層次的意義上，鄧小平同志強調，“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并提出對證券、股市這些屬于商品經濟范疇的東西要堅決地試。因為在機器大工業時代，在勞動產品還只能以商品形態存在的情況下，要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就只有通過商品交換關系，使具體勞動成為專業化、社會化和商品化的生產活動。依靠貨幣的力量，運用價值規律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各個具體勞動之間的關系，把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構成社會總體勞動。市場經濟體制是商品交換關系的規范化、制度化、明確化和普遍化，它是在社會總體勞動范圍內，以勞動產品為中介所產生的一種生產關系，是商品所有者之間的社會需要交往的形式，它同物質利益分割關系有密切聯系，但二者屬于不同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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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以生產要素為中介所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勞動交往。生產要素是指生產資料和勞動者，這是經濟活動中的物質因素，其中生產資料是已往勞動的結果，是凝固化、物態化了的人類勞動，馬克思把這稱為“死勞動”。勞動者是從事現實勞動活動的人，因而被馬克思稱為“活勞動”。無論“死勞動”還是“活勞動”，都是人類勞動本身。以生產要素為媒介所發生的人與人的交往的實際內容就是勞動本身的交往，具體說就是“死勞動”和“活勞動”的交往，是生產資料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交往。這種交往成為具體勞動過程中的勞動能力交往和社會總體勞動中的社會需要交往的歷史前提和邏輯前提。因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把它們結合起來”[5]（P44）。

在原始公有制條件下，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結合是直接的結合。只有在私有制條件下，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結合才以它們的分離為前提，這種分離是由生產力發展，特別是由分工所導致的，“分工從最初起就包含著勞動條件、勞動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著積累起來的資本在各個私有者之間的劈分，從而也包含著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種不同的形式”[4]（P73）。在小生產階段，由于分工還不發達，生產資料和勞動者還沒有徹底分離，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同時也占有了勞動者（如奴隸制），或半占有勞動者（如封建制），勞動本身的交往還沒有發展起來，因此占有生產資料的人依靠政治統治力量強制性地把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起來。只有“在大工業和競爭中，各個個人的一切生存條件、一切制約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為兩種最簡單的形式——私有制和勞動”的時候[4]（P72），“活勞動”與“死勞動”、生產資料和勞動者才徹底發生分離并陷入對立，勞動本身的交往才成為必然，“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會停止”[4]（P73）。這是只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和具有人身自由的雇傭勞動者之間的交往，這種交往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活動正常進行的條件。

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結合形式就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這種關系是由人與人之間的勞動交往產生的。生產資料和勞動者作為生產要素隨著生產的發展不斷改變著自己的形態。因而以它為中介所發生的人與人的勞動交往及交往形式也必然發生變化，這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演變。當勞動者被作為會說話的工具，而生產資料主要是奴隸時，就產生了奴隸制；當勞動者依附于土地，而土地成為主要的生產資料時，對土地的等級占有產生了封建等級所有制；當勞動者成為一無所有的自由人，而資本成為主要的生產資料時，對資本的占有產生了資本主義所有制。在不同的所有制條件下，人與人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和交換關系必然是不同的，由此所決定的對勞動產品的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也必然不同。因此，我們看到了私有制社會存在著奴隸和奴隸主、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雇傭工人，存在著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存在著富人和窮人，不勞而食者和勞而無食者等社會矛盾現象。這些就是傳統生產關系理論所反映的實際內容。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傳統生產關系理論著眼于以生產要素為中介的勞動交往形式問題，在這種交往形式中，人與人的物質利益關系以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和對勞動產品的分配關系體現出來。這實際上反映的是人與人的物質利益的分割關系。但是，物質利益在分割之前首先必須實現出來，或者創造出來。要創造出人們的物質利益，需要人與人的合作。這里有兩個層次的合作需要特別強調：最直接最基本的合作是在具體勞動過程中的合作，這種合作表現為以生產工具為中介的勞動能力的交往。通過這種交往使許多勞動者齊心協力使用工具生產出勞動產品；比較間接和復雜的合作是在社會總體勞動過程中的合作，這種合作表現為以勞動產品為中介的社會需要交往。通過這種交往使不同的勞動產品在交換中轉化為社會總體勞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能滿足社會需要的有效勞動，或者成為人們物質利益的實現。因此，我們必須把具體勞動過程中的生產組織形式和社會總體勞動過程中的產品交換形式也看作是生產關系，在這兩種交往形式中，人與人的物質利益關系是以勞動能力合作關系和社會需要合作關系表現出來的，它們實際反映了人與人的物質利益合作關系。

綜上所述，我們把生產關系界定為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物質利益關系，這是由一定的生產力所決定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物質性的社會關系。這種物質利益關系包括人與人的物質利益合作關系和物質利益分割關系。也就是說這種物質利益關系本身也是人與人在生產中的矛盾關系，合作體現了人與人利益的統一，分割表現了人與人利益的對立。人們只有合作才能做為社會力量去改造自然界，創造出人們的物質利益。而物質利益只有通過分割才能落實到不同的社會集團，最終成為個人的消費品。在物質利益合作關系中存在著兩個層次的合作關系：即具體勞動過程中的勞動能力合作關系和社會總體勞動過程中的社會需要合作關系。在物質利益分割關系中存在著兩個階段的分割關系：即生產過程之前的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和生產過程完成之后的勞動產品的分配關系。在物質利益的分割關系和合作關系之間，應當強調分割關系貫穿于合作關系之中。因為在具體勞動之前必須有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這種關系貫穿于具體勞動過程的始終；在社會總體勞動形成之前必須明確勞動產品的所有權，這種所有權貫穿于產品交換過程的始終；最后以產品的分配關系實現了利益的分割，而分配又是一次新的占有。這種物質利益的分割關系成為社會經濟制度的基本內容，其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又成為決定經濟制度性質的標志。因此，當人們為了變革社會制度，需要確定不同社會制度的性質時，人們把生產關系理解為物質利益分割關系，并把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當作基礎性的關系，這無疑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正確的。但當人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時，我們必須注意生產關系中所包含的物質利益合作關系。在不改變社會根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而且這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進生產力發展，實現“四個現代化”。因此，生產組織形式和產品交換形式的變革將具有更突出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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