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政治革命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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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0633（2000）05－0055－07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領導政治革命的實踐中，對政治革命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和精辟闡述，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資產階級理論家的系統的政治革命觀。這個系統的政治革命觀，由革命發生發展的根源、革命勝利及其意義兩部分構成。至于革命的方式方法則不屬于馬克思主義政治革命觀的范疇。

一、革命發生發展的根源

革命分為一般意義上的革命和政治革命兩種。這里要探討的是政治革命，即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一種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種政治制度的斗爭。這種政治革命的發生和發展，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革命發生、發展的根本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的發生，是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的結果。馬克思在分析法國革命時曾經談到，“農業的這種困苦狀況，加上商業的蕭條，工業的停滯以及仍然在威脅著的財政災難，必定會使法國人民處于他們通常起來進行新的政治試驗時的思想狀況。隨著經濟繁榮的消失，第二帝國繼續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將消失。”［1］列寧也曾多次講過，革命的發生，必須建立在整個社會危機尤其是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極端嚴重的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論及的社會危機，有生存和發展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廣大下層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難以維持生計，即發生了生存危機；另一方面，是指社會生產、尤其是新質的生產力向前發展障礙重重，從而發生了發展危機。生存危機和發展危機往往引發革命，但最終歸結為人類為生存和發展而產生的各種需要的不能滿足。所以，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發生革命動蕩，其背后必然有某種社會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強烈地、普遍地感受到，因此還不能保證立即獲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圖用暴力來壓制這種要求，那只能使它越來越強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鎖打碎”，恩格斯據此得到的結論是：革命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自發下的不可遏止的表現。”［2］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們看來，生存危機是產生革命的基本原因。因為人們在生存問題上陷入絕境，必將爆發出變革社會的巨大力量，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單純的生存危機導致的變革力量甚至暴力運動，不一定都是革命運動，也不一定都發展成革命運動。因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論述革命發生、發展的原因時，更注重發展危機。這種發展危機一方面指一定要向前發展的力量與抵觸力量之間的碰撞，一方面是指發展的制度性受阻，最終引發出為新因素順利發展開辟道路的革命。后一方面雖然也可以說是前一方面的另樣形式，但制度的相對獨立性決定了它自身的特點而另居一個方面。生存危機是基本原因，但它只有提升到發展危機的境界之內，才具有政治革命的意義。而解決發展危機，一則須由解決生存危機入手，二則須將生存危機所迸發的變革力量納入社會變革的范疇，才具有更雄厚的力量。因此，二者是相互作用的。由生存危機和發展危機相互作用而演化為政治危機，是革命發生、發展的一個基本途徑。

上面所說的是政治革命發生發展的普遍性根源，但每一個具體的革命，都帶有特殊性。例如，相對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生革命，除了上述所說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民族危機。挽救民族危亡、爭取民族獨立，構成這些國家發生革命的一個基本的因素。被侵略國家該不該發生反抗侵略的革命，近年來也被質疑，甚至有人認為：改良、進化，才會促進社會發展，而革命只能起破壞作用。持有此觀點的人們還從馬克思那里引經據典。因此，有必要重新學習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國家對落后國家侵略問題的論述。馬克思是辯證地談論這一問題的。一方面他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客觀上打破了落后國家封閉的大門，使落后國家開始向世界先進文明靠攏的事實，但也指出它們給被侵略、被奴役人民帶來了各種災難。馬克思在論述英國對印度的殖民侵略時，一方面指出：“英國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3］并曾斷言：“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4］但同時他也指出，英國破壞了印度的整個社會結構，印度失去了一個舊世界，卻沒有得到一個新世界；“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都不僅僅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于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獲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5］當然，寫這段話時的馬克思還受歐洲中心論影響，還沒認識到世界歷史發展目標的統一性與實現道路多樣性的并存。當時他還認為，為了實現更加美好的社會，落后國家的人民必須忍受被先進國家侵略奴役剝削的事實，等到資本主義不斷發展并為社會主義的到來奠定了堅實基礎時再起來革命。但馬克思到了晚年即在19世紀80年代前后，看法有所改變。他通過實際材料看到，英國侵略帶來的少許積極成果，都淹沒在他們對印度的暴行所造成的巨大破壞和浩劫中。此時的馬克思堅定地支持殖民地國家人民反抗外國殖民統治的斗爭，同時也改變了他過去的觀點。1877年11月，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明確地表達了落后的俄國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實現社會主義的觀點。他說：“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他認為，《資本論》所論述的是西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他一定要把我關于歐洲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恥辱。”［6］

所以我們不能不分時間地點地摘引馬克思的片言只語作為立論的根據，而應首先對馬克思思想的整個發展歷程有所了解，然后把握其基本的立場、觀點、方法。馬克思在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之間，更注重革命實踐，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和層出不窮的經驗事實，而不斷修改自己的理論，因此其革命理論存在著從早期到晚期不斷發展與完善的過程，我們需要動態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精神。

一個事物的發生往往都由諸多因素釀成。革命的發生也是如此。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它是由特定的因素所導致的各種社會危機造成的，但這些危機如同諸多小溪最終匯成大河一樣，最終將轉化為政治危機，即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與斗爭。階級之間斗爭的尖銳化的結果則是革命運動的發生與發展。所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在分析革命事變時，花費了更多的精力去分析各社會階級與階層的狀況。在閱讀馬克思與恩格斯關于革命方面的文章時，可以感受到他們總是采取階級分析方法來考察革命運動。這也是當前我國革命史學界分析革命運動的主要方法。但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遠不僅限于貼標簽式的單純的階級分析，更注重于對不同階級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物質生產方式的分析。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自有階級以來，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一切歷史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斗爭，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它們的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這個規律在這里也是馬克思用以理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歷史的鑰匙。［7］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唯物史觀作了經典性的概述，其中闡述了生產力與革命的關系。“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8］這一段話論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確指出了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是革命產生與發展的始動因素，只有在生產力不斷發展，并與現存在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發生沖突的基礎上，革命才有可能發生，也就是說，只有建立在新生產力不斷發展并遇到阻礙時，革命才有產生的歷史根據。所以，在論述革命的發生發展時，生產力的發展與它發展的受阻必須講全了，才是對經典作家關于革命論述的較全面和較準確的理解。

馬克思理解歷史和事件的基本線索是：在對革命的根源進行分析時，首先注重經濟分析，總是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來理解和說明歷史，認為各種事件本身都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發生的，歸根到底是經濟利益沖突的反映。對照馬克思，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考察革命時，只進入了第一步，即對階級的分析，但進入第二步，即對經濟因素的透徹考察與研究則遠遠不夠，所以階級分析也就缺乏深度，往往陷入千篇一律的公式般的定性上。如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分析，一談就是雙重屬性，看不到不同時期不同事件上其態度的變化。一談工人階級，就是革命最堅決最徹底，不能很好地了解不同時期和不同事件中工人階級革命熱情的變化。事實上，每個階級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環境中，有著不同的利益關系，尤其是經濟利益關系，當其利益關系受到巨大損害時，都有可能改變過去固有的態度，從而采取與過去相反的行動。

在我國，一些論者在忽略對革命發生發展的經濟因素的研究中，尤其忽略了對生產力的研究。他們認為，中國生產力發展落后，與革命發生的關聯不大。這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革命理論的誤解。在生產力與革命的關系方面，馬克思雖然特別強調生產力的發展對革命產生的根本促進作用（亦即強調生產力對革命的制約作用），但并不是說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質的落后國家，沒有他所講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需要的同等水平的生產力，就不能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或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不一定非要等這種矛盾在某一國家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沖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9］所以，在分析革命時，不能因為強調生產力對革命的重要性而將生產力水平絕對化。不是非到某一規定的生產力水平，革命才會發生。事實上，歷史是復雜的，生產力高度發展也未必一定引起社會革命，因為隨著社會物質的富裕和統治階級自我認識的提高，其主動調節社會矛盾的能力也有可能增強；但是真正革命的發生，必須建立在新生產力有一定發展的基礎之上是無可懷疑的。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僅指出生產力發展的作用，同時也強調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反作用，認為革命的發生與發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對立統一、相互作用的結果。他們在分析具體歷史事變時，從來都是建立在對社會狀況進行全方位分析的基礎之上而承認社會事變是社會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他們是“合力論”者。恩格斯指出：“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實現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歷史是多種意志相互沖突的產物，“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10］所以，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時，要了解歷史唯物主義既是歷史的、唯物的，也是辯證的，在以它為指導分析歷史事變時，既要堅持物質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又要有系統論的觀點，即社會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決定事變的進程，是社會諸因素長期演化的結果，不承認這一點，就容易陷入機械的經濟決定論；在分析具體問題時，也不是生搬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用以剪裁內容豐富而復雜的歷史，使之變得沒有血肉，而是全面掌握有關事變的全部細節，進行研究。否則將看不到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曲折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

二、革命勝利及其意義

革命有兩個前景，一是勝利，一是失敗。革命的推動者的目標是勝利。只有勝利的革命，才能對社會發展起巨大促進作用。革命的勝利包括兩個方面：政權的轉移與制度的創新。政權轉移，是革命最早取得的也是最明顯的成果。但僅此尚不意味著革命的勝利。因為單純的政權轉移可能是同一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派別的相互替換，也可能是以另一下層階級人物蛻變為原來擁有政權的上層階級的代表人物而告終。真正的革命勝利必須在政權轉移的同時有制度創新。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帶來制度創新的勝利的革命的發生，需要更多和更成熟的主客觀條件。它不僅要求被統治者發生生存危機和發展危機，還要求統治階級自身出現種種危機。“要舉行革命，單是被剝削被壓迫群眾認識到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要求變革，還是不夠的；要舉行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也不能照舊生活下去和統治下去。只有當‘下層’不愿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的另一個說法是：沒有全國性的（既觸動被剝削者又觸動剝削者的）危機，進行革命是不可能的。［11］

社會全面危機的發生只是革命勝利的表征因素。從更深層次上看，“勝利的社會革命至少要有兩個條件：生產力高度發展和無產階級準備成熟。”［12］馬克思在論述革命的勝利時，也特別強調生產力的巨大制約作用。1859年馬克思對革命發生的規律作出總結：“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13］“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著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蕩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一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一方面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對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么，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于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14］沒有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即使由于社會危機重重而導致革命的爆發，甚至革命階級奪取了政權，也往往是暫時的，只有建立在生產力一定發展的基礎上，革命才能實現制度創新，革命成果才能鞏固。但是，無產階級準備成熟這一沒有主觀條件的成熟，不可能將生產力向前發展的力量轉化為人的能動的社會革命力量從而導致制度創新。無產階級準備成熟，主要表現在先進革命階級的不斷發展、廣大群眾革命覺悟的不斷提高與革命積極性的增強、革命領導集團的形成及革命理論的成熟等幾個方面。生產力不斷發展是無產階級準備成熟的必要條件，但離開了先進思想的武裝而單有生產力的發展，無產階級也不可能準備成熟。固然，先進革命階級的不斷發展壯大，是隨著新的經濟的不斷增長和新的生產關系的日益擴大而實現的，但隊伍的壯大與革命階級的成熟并非同步。革命階級還必須有科學的革命理論武裝及革命斗爭實踐的長期鍛煉，才能日益走向成熟。廣大群眾能夠積極參加革命，除了發生生存危機及發展危機外，還需要思想覺悟的提高，這就要求先進的階級對廣大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和思想啟蒙。只有這樣，才能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潛力，使其匯聚在革命的大旗下。對于革命理論的重要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有過很多論述。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群眾，“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15］。由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革命政黨的形成與不斷成熟，是革命勝利的根本保證。革命的勝利從來就不會自動到來，它需要無產階級政黨的準備與爭取。反動統治階級沒有一個愿意自動退出政治舞臺，它需要革命力量的打擊，“沒有一個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領導群眾并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16］是難以取得革命的勝利的。

對于一個特定國家革命的勝利來說，固然由其內在的革命因素的成熟所取決，但革命勝利的真正實現，仍然離不開國際大環境的制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都論述過國際環境對一國革命的影響作用，即把一國革命的發生與發展放在全世界形勢變化的宏闊視野中去考察，也多次論述過戰爭對于革命的催化作用。

總之，革命的發生與發展是社會多重因素相互影響與作用的結果，只有上述革命的客觀條件與主觀條件都成熟以后，革命才能取得勝利。

革命必然伴隨暴力。革命的暴力是為被阻礙的生產力開辟道路的，是以最快捷的方式建立為新生產力的順利發展而提供保障的新的社會制度。一句話，是為了解放與發展生產力，最終使人類達到理想的境界。列寧曾指出：“歷史上多次發生過這樣的戰爭，它們雖然仍然象任何戰爭一樣不可避免地帶來種種慘禍、暴行、災難和痛苦，但是它們卻是進步的戰爭。也就是說，它們由于幫助破壞了特別有害和反動的制度（如專制制度或農奴制），破壞了歐洲最野蠻的專制政體（土耳其的和俄國的）而有利于人類的發展。”［17］

當然，馬克思主義者們決不是毫無分析地一概贊揚暴力革命而否定改良。他們認為，只有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并且遭到現存的腐朽的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阻礙，而統治階級自身的腐朽使之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之時，革命就必然產生。在這種革命中，暴力起著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其結果也能實現社會制度的轉型。不是生產力發展必然要求的暴力，只能給社會帶來破壞，不屬于革命的范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并不排斥和平的漸進的改良，但是歷史的事實往往是：一個已經腐朽但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沒有愿意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任何改良只能存在于維持其舊制度范圍之內才會被允許。對于阻礙社會發展的反動階級，只有也必須用革命手段實現政權的更替。

改良與革命又是相互聯系著的。一個社會在正常狀態下會不斷地有改良行為的發生。這種改良一則對生產力發展起著鋪墊作用——革命是原有社會漸進發展的中斷與飛躍，它聯系于改良又不同于改良；它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遠遠超出于改良之上，又起著解放改良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的作用。如果說改良方式在社會轉折關頭也能有所作為的話，也只能是革命力量壯大、革命形勢嚴峻的結果。它也只能是革命爆發后的輔助力量并起著幫助革命向外輻射的功能。因此，將革命與改良完全對立起來，肯定革命就完全否定改良，或者肯定改良就完全否定革命，都是不可取的。而更重要的是，如果看不到革命所起到的改良方式遠遠起不到的推動歷史發展的巨大作用而片面地贊揚改良，更是錯誤的。

理解革命運動的根本點在于：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革命事件與運動進行科學研究，就必須首先重視社會生產力及經濟因素的研究，重視對生產力與陳舊的生產關系及上層建筑的矛盾的分析。因為革命的發生離不開新質生產力的進步、革命的真正勝利，也必須建立在新的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基礎之上，革命的真正意義是為生產力的發展掃除障礙。正是新質的生產力的進步，從根本上推動著社會矛盾的展開與激化，決定著社會的性質與革命的性質。從而使紛繁復雜的階級斗爭，以其與生產力的關系而具有不同的性質及意義。

馬克思主義認為，研究任何歷史問題，必須將其置于一定的、歷史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之下。生產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釋清楚一切問題。要解釋清楚革命的問題，還必須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深入到具體事變的細節中去，找出具體事變發生發展的特殊的原因。這樣才能對歷史事變給予更為準確的解釋。

馬克思主義還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合力”。因此在上述基礎上，還要對社會整體進行考察，從“合力”與社會諸因素交互作用的更為廣泛的視角，去把握歷史事變的背景、原因、意義，從而作出更為全面深刻的論述。所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要求人們將對社會整體的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歸根結底意義上起作用的生產力與經濟因素的考察，有機地結合起來，從三個層次上對歷史事變作出科學的解釋。否則，在分析歷史事變時，將會陷入庸俗生產力論，最終把歷史事變的發生與發展推向唯心主義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