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學特質的文學發展思考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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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文學；現代性；文學創作

論文摘要：西方文學現代性理論作為我國文學研究的一個獨特視角，由于傳統不同，現代性呈現不同的內涵。長期以來，我國學者一直借用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的問題，普遍缺乏較為寬廣的世界文學視野和反思能力。本文從“時”、“質”兩個方面把握我國文學現代性特質，表明中國的文學現代性總是按自身的特點去演進，體現出自身的獨特節奏、問題呈現方式及重心。當今，文學現代性更強調為文學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種‘反促力’，這“反促力”就是文學的現代性的時代征候。

現代性理論作為跨越民族、國家界限的一種世界性景觀，它提供了一個與政治觀念不同的更為廣闊的研究空間，至80年代后引人我國迅速成為我國的一個重要理論資源。我國學者以其為研究和建構對象，來闡釋、反思我國現代文學理論和創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寫了過去文學理論研究的狹隘視野，取得了較為豐碩、新穎的成就。

一

西方“現代性”一詞使用始于文藝復興時期，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時間方面的，即指啟蒙時代以來新的世界體系生成的時代，是一種持續進步的洽目的性的、不可逆轉的發展的時間概念;二是觀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即以建立對社會歷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認知體系次知識創造和傳播以及各種學科和思想流派，推進民族國家的歷史實踐，形成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與法的觀念，建立高效率的社會組織機制，創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為核心的價值理念，并推動社會向著既定的理想目標發展。概言之，現代性包含進步的時間觀念、民族國家的形成及其組織機制與效率、以人的價值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觀念這樣幾方面內容。中國“現代性’，一詞的出現，則源自周作人發表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號的翻譯文章《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一般意義上，我國學者將西方現代性理解為兩個不同緯度上的現代性。一是社會現代性，它表現為社會的現代化以及與工業化進程相關的社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審美現代性，它以主體性和個體性為內核，對工業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市儈哲學及其觀念的批判。這兩個維度之間的關系呈現出相容且相斥的特色，在工業化初期，審美現代性表現為對社會現代性的謳歌，而在工業化后期，審美現代性常表現為對社會現代性的對抗和批判，審美現代性成為調節社會現代性中負面的東西。而對審美現代性的內涵把握，則一般認為其現代性是個歷史的動態的過程，隨社會的發展不斷擴展、變化，不同時期都呈現不同特色。文學現代性的主要特征就是其批判性的反思，它是現代性社會得以不斷更新變異發展的精神動力。從這點出發，一些學者指出，“現代性就是一種質的否定性”，“上承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變革精神，與生俱來地表現出對于以往傳統的否定性、叛逆性和批判性”，等等。同時，我國學者從微觀層面探討現代性的內在諸多要素，使得現代性的研究呈現多元的景觀，諸如現代性原則、內核、層次問題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在對現代性的研究過程中，我國也有部分學者忽視中國的現代性與西方的現代性在發生環境、社會制度、文化根基等方面的不同，缺少對中國現代性的民族性的考察。如果以西方現代文學的特點來確認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的整體特征，以西方文學思潮的演進軌跡來確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演進的軌跡，這種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會造成與中國近百年文學實踐的距離[4]。現代性作為全球性的話語系統具有普適性，但不同民族、區域所呈現的現代性具有差異性。中國的社會現代性與西方的社會現代性就具有不同的內涵特質與時代背景。中國的現代性源于救亡圖存的嚴酷現實，屬于“晚發外生型”。經濟上，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可謂工業凋敝，整個社會以傳統的農牧生活為主;政治上，人民享受的教育、自由等權利可謂毫無保證。而在西方，其現代性則屬于“早發內在型”，由于推行商品經濟，社會生產力得到較大規模的釋放，與其相適應，各種保障市場運行的政策法規也隨之完善，以物質文明為標志的現代化水平較高。就審美現代性而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是在具有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產生出來的，從一開始就具有濃郁的憂患意識和現實關懷，從而導致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審美先天不足批判有余，偏于以階級斗爭為內容的文學而有意忽略關注個人生存價值的文學。而西方文學的現代性是在西方現代社會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前期主要表現對現代化進程的歌頌與向往，通過啟蒙運動以理性化來彌補個性解放帶來的人性缺失，后期則主要表現對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人的異化、物化現象的關注與反思，努力消弧物質至上導致的精神荒蕪和變異。目前我們對現代性理論研究呈現“四多四少”的現象，即引進的多，闡釋的多，套用的多，解決具體問題的多;批評的少，反思的少，發展的少，理論重構的少。正如有學者所指，對現代性的簡單化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漠視了這一概念的內在張力，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獨特性研究不夠，對現代性視角的理論價值認識不足“真正的審美現代性，它一方面是批判現代性的(主要是針對現代文明和科技理性對人的壓抑與操縱)，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價值原點仍落在現代二字上，它不是從根本上拋棄現代立場，即它在現代性之內反現代性，而不是要回歸前現代性與傳統。這也正是現代性的建設性的本質的體現。”出現上述現象的主要原因，我們認為，一方面我國本土現代性理論幾乎沒有，長期以來一直借用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問題，出現了所謂的“失語癥”，另一方面，我國學者普遍缺乏較為寬廣的世界文學視野和反思能力，未能站在區域化甚至全球化的視野上考察文學現象和文學問題。

二

在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研究中，“作為一個歷史分期的概念，現代性標志了一種斷裂或一個時期的當前性或現在性。它既是一個量的時間范疇，一個可以界劃的時段，又是一個質的概念，亦即根據某種變化的特質來標識這一時段。正是由于現代性既是量的一個呈現，又是質的一個表微，在時間性中蘊涵一種價值判斷，其準確界定較為困難，同時，由于對現代性歷史淵源的梳理與整合的視點各不相同，因此，中國文學現代性在量的呈現上，即現代性的開端究竟在什么歷史時段展開，眾說紛紜。有少數學者對中國現代性的開端持不同的看法，一是否定20世紀文學的現代性特質，或退一步講只是現代性與近代性的雜揉，"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本質特征，是完成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過渡、轉型，它屬于世界近代文學的范疇，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不具有現代性。”他們認為20世紀的中國文學，既手屬于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也不能用近代文學概而括之，它是一個以現代為基調的帶有近代因素的文學。其本質更接近于現代，但更多的時候與近代性結緣，因此，它更多的呈現出交叉復合的文學色彩。二是認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起源語境應該是晚清、晚明甚至更早的宋明時期，其話語邏輯就是中國很早就有現代性的萌芽。他們認為文學現代性不是單純生成于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一夜之間，雖主要來自于五四的推助，但文學內部的不斷漸變不應忽視。近代至清末，以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為代表，現代性的表達通過中西、新舊之爭確立其在工具理性與科技主義等現代性的品格，洋務派注重技術物質層面的現代性，維新派注重“中體西用”制度層面的現代性，而五四則是對西方現代性的思想資源的引進。上述關于中國文學現代性開端研究的觀點都結合中國具體的社會環境而推演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們認為，中國文學現代性開端的研究，應放在整個社會環境背景和學術背景上通盤考慮，既要特別注意中國社會自身的特殊性和特定歷史時期的作用，諸如洋務運動、辛亥革命、等等，又要特別注意外來思潮的引進、自身政治經濟的改革與文學自身的獨立性、從屬性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以此來甄別萌芽與形成之間的關系，“萌芽永遠是現代性的可能而決不會成為現代性的本身。”我們認為，中國整個20世紀的過程是個文學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也是文學現代性不斷獲得的過程。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新舊文化的分水嶺，是對舊文化的一種徹底的決裂運動，也是西方現代性思潮大規模涌進的特殊時期。從文學自身的角度看，由于文學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文學現代性的研究應從文學文本這一現代性的載體人手，而不是從所謂的思想和文化現象人手來“失本逐末”的研究。從文學文本人手，我們就會發現，五四文學的現代性品質鮮明地呈現出與以往所有文學迥異的時代特色:一是文學形式的現代性。漢字結構由繁體到簡體，書寫格式由豎排到橫排，表達由文言到白話，標點從無到有，詞匯從舊到新，處處顯示著與世界的時代潮流相合拍的現代性眼光，改寫了傳統文學僵化守舊的形式教條，順應了文學發展的世界讀寫潮流和變遷了的社會心態。二是文學內容的現代性。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命文學，從根本上突破傳統的子民思想，肯定個性的自由、尊嚴和價值，由傳統的載“道”(封建倫常之道)文學轉向“人的文學”的創作，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劉半農的《我之文學改良觀》，周作人的《人的文學》、《思想革命》，魯迅的“隨感錄”等給中國人帶來了真正的思想自覺和文學的自覺，催生了新的價值觀的誕生，改變了人們對文學本原的看法，文學的目的不再是道德教化和經世致用，而是以人為核心的生命體驗、人生感悟，比傳統文學更自覺、更深人地體現了文學的審美本質，促使中國社會的思想和精神發生整體轉型。三是思想反思的現代性。傳統古典文學對社會的反思是以封建倫理觀念為背景，對社會的反思是“中和”。而五四文學則徹底撕破了封建道德的偽善面孔，向人們血淋淋地揭示封建社會的全部歷史就是一部人吃人的歷史。具有現代性的新文學思潮在與反動的、復古的思潮斗爭中，由人道主義、民主主義、愛國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文學觀的轉變，個體價值從而得以重視、完善并健康發展。

三

現代性理論給中國的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理論預設和嶄新視角，在全球現代性語境中，來自西方現代性思潮的中國化問題更應引起我們的注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可與全球現代性相分離或絕緣的中國現代性顏面，中國的現代性總是按自身的特點去演進的，體現出自身的獨特節奏、問題呈現方式及重心等。“探討中國現代性的顏面，有必要澄清一個常見的混淆:要么標舉中國現代性的特殊國情，要么把它僅僅等同于西方現代性”，同時面對西方的現代性理論，“是否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一種非西方的現代性的出路，我們能否對西方的現代性本身作出合理的批判”，只有在不斷的批判與反思之中，我們才能不斷彰顯中國現代性的獨特內涵。文學的審美現代性本身就是作為一種否定思維的方式存在的，它并不是包治文學百病的良方。但是，當下的文學研究卻常常把它神圣化、妖魔化了，一研究文學問題就喜歡貼上“現代性”的招牌，以示學術研究的前沿化，使富有活力的現代性理論走向庸俗;同時，一些學者以現代性的反思性為依憑，對一些陳舊過時的文學理論、文學現象進行從新包裝，使正常的學術活動走向了偽學術的邊緣，從而會導致文學理論的虛無主義。這些都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考察中國文學的反現代性思潮之源頭，筆者認為，應為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承認西方工具器物的現代性和普遍性，否定其作為本體文化上的現代性與普遍性。二十世紀初的梁啟超在《歐游心影錄》中指出西方人過分追求物質而喪失精神道德的判斷與指引。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一系列著述中，倡導鄉村重建理論，來避免西方現代性造成的官僚化、集權化等社會弊端。此外，二十年代出現的“國粹派”、“學衡派”等也都提出了不贊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張。這些論點對五四文學主導性話語進行回避、置疑與消解，對西方現代性持有警惕應值得重視。但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現代世界中，仍有某種絕對堅固的東西是現代動力所不能破壞的，就像大海不可能被它的波浪破壞一樣。這就是現代社會格局本身。現代性動力的運動就是現代社會格局的波浪”，這種絕對堅固的“現代社會格局”是我們反思現代性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基點。同時我們要注意的是，“作為現代性動力的載體，文化話語可以持續否定任何事物;否定可以像一個主要的體育項目一樣得以進行。游戲可能變得具有破壞性，變成憤世嫉俗的或虛無主義的”。公務員之家

理論的設立，不能限于理論自身的建構，更重要的指向實踐。對現代性的關注，某種程度上中國文學的研究又重新找回自己的言說姿態和定位，重新肩負起自己應有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感。當前，隨著商品市場的建立和完善，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文學脫離了唯政治意識形態的藩籬，文學出現許多新質和新變，其自身的現代性也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文學現代性的世俗化特色越來越濃厚。今天的中國社會雖然還處在現代化的初始階段，但是現代化的步伐正順應著世界潮流向前邁進，特別是當前高增長的工業經濟、現代化的城市擴容、大規模的城鄉一體化建設，必將為我國文學的現代性鋪設深厚的時代背景和時代資源，使文學的現代性具有一個無限廣闊的視角空間。但是，在社會現代化推進過程中，現代性給我們帶來了工業文明和都市的繁華，也帶來了工具理性、功利主義的盛行，“一個人不再會僅僅為了快樂而在一些無用的東西上接受教育，諸如音樂、詩歌和哲學。人們提供社會所需要的才干和能力。社會不需要的東西沒有用途，也沒有價值”。部分傳統美德的消失，物質的生產和消費造就的繁榮，也造成了價值觀念的混亂，財富成為鼓動一部分人衡量人成功與否的標志了。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特別是文學的商品化，在商業利潤的刺激下，通過效益的經濟杠桿，篩選掉不符合商業運行機制的文化形式，出現了寫作的欲望化、身體化、私人化、平面化等等有背社會道德底線的傾向，文學消解了崇高和神圣的緯度，文學對社會的反思功能減弱甚至消失了。現代性追求中的個人的存在價值特別是積極的社會價值取向滑落到道德邊緣，公平、自由、平等、正義等體現現代性的價值理念被商潮湮沒，“商潮的涌起使人們樂于把文學定格于滿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們因厭惡以往的仆役于意識形態的位置而恥談使命和責任。對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學(包括藝術)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淺薄成為時尚。這種時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赦，以“鄉下人進城’，文學題材為例，文學敘述上庸俗的反思、批判有時仍不能凸顯現代人生的生活真諦，部分作品的敘述仍停留在前現代或傳統的水平上，漠視城市與鄉村的對立緊張的關系已趨向和諧發展之路，漠視鄉下人的身份地位的顯著變化，漠視城市對農村的接納度提升的現實，而熱衷于將目光投向歌廳、舞廳、酒吧等消費性場合，用有色眼睛看在這里的鄉下人的生存只有賣弄風情才是唯一的生路，而忽視了這些場所文明的體現;熱衷于將農民工進城視為一種盲目的流動，忽視對農民工進城的現實考察，總認為農民工是一種無理智的盲動行為，懷疑農民對當前的人才市場的信息把握能力(諸如通過各種招聘廣告、老鄉關系等等)，始終將農民工進城當成無由頭的外出冒險活動，從而使一些作品只滿足于平面描述，缺少審視和深度開掘，無節制地渲染時尚，人物面目和情節故事被時尚之手緊緊拖住和捉弄，陷人了消閑解悶的時尚品，失落了真實。同時，一些作家流露出精英意識，身處事外的“超然”造成的旁觀姿態使這些作家在描述農民工的時候不自覺的流露出一種優越感，知識者的精英話語控制著一切，字里行間流露出對農民工的輕蔑和對底層苦難的玩味欣賞之意，而全然不顧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的存在與這種不平等的結構正不斷被強化的現實。文學和文學理論應該如何體現自身的現代性特色，如何表現、反思工業社會壓力下人們那種躁動不安、心理焦慮、神經緊張、變態行為等等的異化現象，如何關注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對那些只沉迷于物質享受而失卻對精神提升的文學現象，對非理性的、反本質主義的、忽視人間真情的寫作，我們必須加以重構與解釋，它可以避免創作主體由于思維的偏袒而造成精神的定型化、凝固化，為文學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種‘反促力’。這“反促力”就是文學的現代性的時代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