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外流原因及策略探討論文
時間:2022-11-24 03: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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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和勞動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資本存在“異化”傾向和“異化彈性”,從而形成人力資本外流。我國目前是人力資本外流十分嚴重的國家,結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用發展的眼光分析我國的人力資本外流問題,可以探知這種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從而采取積極的措施抑制人力資本外流,為經濟增長提供不竭的動力。
自20世紀50年代末始,人力資本理論在舒爾茨、明塞爾、貝克爾等人的努力下得以確立并逐漸形成。隨著羅默的知識積累模型和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的推廣和使用,人力資本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人力資本屬于西方經濟學范疇,是指人們在教育、訓練、獲取信息、移民和維護身體健康等方面的支出所形成的資本。威廉·配第曾指出:“土地是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要素”。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價值本身除了勞動本身沒有別的任何“物質”“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按照勞動的運作形式不同,將勞動分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在當代,由于知識作用的大大提升,特別使活勞動的復雜程度和創造作用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力資本的作用日益增強。勞動力資本是勞動力商品概念的邏輯延伸,是指“勞動者對自己勞動力要素的資本所有權”口,,包括對其自身具備的體力、知識、經驗、能力等方面的所有權。因此,勞動力資本也同樣可以分為從事簡單勞動和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力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力資本可以看成是西方經濟學范疇的人力資本。
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言,人力資本正在迅速超過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源,成為各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動力。現階段,我國人力資本外流的現象十分嚴重,中國人事部的最新數據顯示,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6年底,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約達1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總數僅為27.5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指出,在國際移民大潮中,海外的中國大陸專業人才超過了30萬人,許多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中國現在已是全世界人力資本外流最嚴重的國家,而且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如果從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的角度來分析我國當前的人力資本外流問題,可以發現其深層的原因。
一、人力資本的“異化”與人力資本外流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資本不是其所有者即雇傭工人的資本,而是占有者即資本家的資本,即勞動力資本存在“異化”問題。許多學者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非公有經濟中由于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存在,即剝削與被剝削關系存在,勞動力資本也存在“異化”問題;在公有經濟中由于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不存在,則勞動力資本不存在“異化”。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不斷追求剩余勞動、剩余產品,因為剩余勞動、剩余產品“是整個社會發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質基礎。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和周其仁都把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離性看作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但是產權包括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轉讓權、收益權等多種權利,因此從產權的角度來說,勞動力資本和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分離性。在人力資本的所有者實現其資本價值的過程中,由于服從、妥協或是無意識的作為而損失或讓度了部分產權,客觀上存在著“異化”傾向。只是相比較而言,普通的勞動力資本在與企業的博弈過程中往往處在弱勢地位,在大多數情況下更愿意遵守契約;人力資本則由于其能力資本高、增殖性強,在與企業的談判中相對更加主動,甚至對契約會產生一定的背叛性。這樣,普通的勞動力資本由于其能力資本弱,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大,而人力資本則由于其能力資本強,當對其不利時能夠有更多的選擇,比如離開企業另謀高就,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小。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所有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資本仍然存在弱化或“異化”問題,只是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小。作為主動性的特殊資本,只要存在“異化”傾向,人力資本肯定會從“異化彈性”較大的地方流向“異化彈性”較小的地方,如果超出國界,從一個國家流向另外一個國家就形成人力資本外流。
二、人力資本外流的原因分析
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量,這是價值規律的根本要求。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從一個部門來說,它的價值量是由該部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從世界范圍來說,它的價值量是由國際范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因此,從國際范圍來考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力資本的價值低于其應有的價值,長期出現與價值規律不符的現象,在政府不采取措施的情況下大量的人力資本外流成為必然。這樣,對于人才流人國,是以有限有償的人力資本現期投人(較好的經濟待遇、生活與工作條件、業務培訓等),獲取了超額的投資收益。而對于人才流出國,則是在進行了大量人力資本投資之后,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收益。
按照剩余價值理論,人力資本能創造大于自身的價值,即剩余價值。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創造的剩余價值更是存在累進性,加上其自身所具備的外溢性,與它的貢獻相比,人力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索取明顯存在反差。在發達國家,擁有技術和知識的勞動相對于資本而言逐漸成為稀缺要素,勞動雇傭資本正逐步取代資本雇傭勞動。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理應在獲取工資的同時取得其資本部分產權出讓的收益,以分享剩余價值作為投資回報。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可以通過企業利潤分享制、企業價值分享制、企業所有權分享制等方式參與剩余價值分瓦,而這恰恰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
馬克思指出:“勞動力的、資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權,就是商品這些不同的價值組成部分所以會分別屬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這些價值組成部分轉化為他們的收人的原因,閻。因此,價值源泉與價值分配是兩個不同的范疇,雖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依附于勞動力,但在可分配收人中,從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全體和個體來看,其收益權并不能完全實現。而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等量投資并不能取得等量收益,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收益存在差異。但人力資本作為主動性資本,其所有者必然要追求收益最大化而形成人力資本流動,我國的人力資本外流正是這一問題的集中表現。人力資本素質越高,則出國的預期收益越高,從而導致大量的精英滯留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形成永久性的人力資本外流,將會對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三、抑制人力資本外流的思路及對策
按照國際通行計算方法,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出國留學人員的回歸人數與滯留人數比例的最佳狀態是2:1,這個比例被稱為“最佳黃金回歸比例”。在現階段,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很難徹底擺脫人才國際流動中的不利地位。我們可以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中得到某些啟示,將消極因素轉變成積極因素,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就能夠減少人力資本外流及其造成的損失。
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但勞動的內涵、外延和具體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腦力勞動與復雜勞動日益居于主導位置。從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看,人力資本對社會的價值貢獻具有“馬太效應”的增長趨勢,使生產的收益呈遞增狀態。更有意義的是,在不可再生資源匾乏時,人力資本積累還可以促使人們創造或發現新的資源作為替代物,這對存在嚴重資源隱患的中國尤其具有重大意義。公務員之家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一個超額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就是產品價值超過消耗掉的產品形成要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在商品經濟的社會中,剩余勞動表現為剩余價值的形式。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同樣存在剩余價值。只是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我們如何來看待剩余價值的分配問題。
盧卡斯將人力資本的增長看成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中國要想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存量的有效投資,同時采取積極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人力資本外流,為經濟增長提供不竭的內生動力。
首先,加快國內經濟發展,保持穩定、寬松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只有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創造良好的環境,才能留住人才,同時吸引外流的人力資本回流,初步改變永久性人力資本外流與過渡性人力資本外流的比例,最終徹底扭轉人力資本外流現象,實現人力資本的雙向與均衡性流動。
其次,進行制度創新,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人力資本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比例,同時把對剩余價值分配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結合起來。這實際上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基本的內容。勞動者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創造了一種公平正義的保障機制網。
第三,建立健全人力資本市場配置機制,促進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礎,政府應積極創造良好的條件,消除對勞動力的自由遷移、流動和職業的自由選擇上的障礙,使人力資本保持強大的創新能力和經濟自由選擇權,促進人力資本在國內各區域之間的合理流動。
第四,把“綠色通道”的各項措施落到實處,并逐步加以完善,吸引人力資本和激勵海外高層次留學人員回國服務。海歸“綠色通道”的建立是對保障留學人才合法權益的很好定位,但政府還可以把它上升到立法層面,以便更好地吸引海外人力資本的回歸。
另外,要科學地設計用人制度,為人力資本的個體價值實現提供良好的制度發展空間;建立科學的人才評價體系,應盡快建立以能力評價為基礎、業績考核為核心的科學的人才評價標準;加大教育投資,增加人力資本存量,以及時彌補人力資本外流所留下的空缺;實行各種優惠政策,極力鼓勵人力資本創業。
從數量上看,中國的人力資本外流已居全球之冠,頂尖人才的流失給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嚴重影響。運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用發展的眼光分析問題,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如果采取積極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人力資本外流,將會為我國經濟插上騰飛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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