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與地區協調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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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作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之一，人力資本對于地區協調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本文首先從一般意義上分析人力資本對地區協調發展中的作用，然后分析中國東、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存量對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最后提出開發和合理配置人力資本，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人力資本地區協調發展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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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HumanCapital）亦被稱為人力資源，表現為知識、技能、體力（健康狀況）價值的總和，是通過投資于衛生、教育等方面而形成的。在早期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實物資本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然而，20世紀6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逐步認識到人力資本之于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有些經濟學家甚至將之視為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作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之一，人力資本對于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差距的縮小、區域比較優勢的發揮、合理的區域分工格局的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實現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本文首先從一般意義上分析人力資本對地區協調發展中的作用，然后分析中國東、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存量對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最后提出開發和合理配置人力資本，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人力資本對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

（一）人力資本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因而影響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差距的縮小

根據新古典增長模型，經濟增長取決于資本和勞動要素投入的增長，且收入水平低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率將高于收入水平高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率，假以時日，國家或地區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將不復存在。這是因為，上述新古典增長理論的預測是在假設資本收益遞減的前提下做出的。勞動者人均擁有資本量較少的國家，其資本回報率相對較高，因而具有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戰后幾十年來，人們看到的是不斷擴大的國家之間人均收入的差距。1985～1995年，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長0.4%，而同期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長1.9%。

為了說明各國經濟增長率的差異，20世紀50～60年代，西方一些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因素進行了系統的經驗研究。研究發現，相關國家的國民收入增長率均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如，據美國經濟學家所羅門·法布里坎特（Fabricant，Soloman）估計，1889～1957年，美國國內私人經濟總產出年平均增長3.5%，而其全部投入年均僅增長1.7%，兩者相差1.8個百分點；1919～1957年，前者年均增長3.1%，后者年均僅增長1%，兩者相差3.1個百分點。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導致經濟增長快于投入增長的原因，一是規模報酬遞增的作用，二是勞動者素質的提高；而后者是最主要的因素。據舒爾茨估計，1929～1959年，教育收益占余值增長率(余值增長率＝國民收入增長率－國民資源（資本和勞動）增長率)的3/10～1/2。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根據美、英、西北歐9國1950～1962年的統計數據估計，教育、醫療衛生、知識的增進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占余值增長率的60%以上。

1970年，麥迪遜（Maddison）研究了1950～1965年的22個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在考慮了勞動者素質、勞動者年齡構成的基礎上，“有效的”勞動供給(包括三個方面的因素：（1）就業增長；（2）勞動者素質的變化；（3）勞動者年齡構成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35%。1972年，納德里（Nadiri）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進一步證實了人力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顯著貢獻(A·P·Thirwall，《增長與發展》（中文版），P123，P124)。

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內生增長理論，系統地分析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由生產中的專業化知識積累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會產生“溢出”效應；研究發展部門的人力資本開發對經濟增長將產生促進作用；正規教育開發積累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將產生“內生效應”。

經濟快速增長是落后地區縮小與發達地區發展差距的基礎。以上分析表明，經濟增長速度不僅取決于實物資本的投入，還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人力資本的投入。落后地區要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必須增加對人力資本的投入。

（二）人力資本影響地區競爭優勢的構造，因而影響合理的地區分工格局的形成

根據傳統的區際分工理論，區域分工決定于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與資本）的區際差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區域比較優勢。一個地區，若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成本低，則專注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若自然資源豐富，則專注于資源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若資本要素富裕，則專注于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在現實世界中，傳統的貿易理論解釋了很多的區域分工現象。如一些勞動力充沛、勞動成本低的國家，成衣生產和電器裝配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發達；一些礦產資源比較豐富的國家，金屬冶煉及壓延產業比較發達。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傳統的貿易理論所不能解釋的區際分工現象越來越多。如一些缺少鐵礦的國家，鋼鐵工業卻很發達；一些原本缺少資本的國家，造船、汽車等行業卻日漸壯大。

事實上，在全球競爭的時代，區際分工日益決定于區域競爭優勢。競爭優勢是在市場區隔、成本差異、產品差異、技術差異、規模經濟、創新能力和產業成長環境等基礎上形成的競爭能力。根據邁克爾·波特關于區域競爭優勢的“鉆石體系”理論，一個區域的競爭優勢，取決于如下4個條件：（1）生產要素；（2）需求條件；（3）相關產業及支持性產業的表現；（4）企業戰略、企業結構和同業競爭。而政府對以上4個方面均可施加影響。在波特的理論中，生產要素包括人力資源、天然資源、知識資源、資本資源和基礎設施等。

顯然，根據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人力資本是影響區際分工的重要因素之一。這種影響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1.人力資本影響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形成、生存和發展。自然資源是形成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前提，但是僅有自然資源，而無相應的技術以及掌握技術的各類人才，資源密集型產業便難以形成，即使在特定的背景下得以形成，也難以在逐步開放的市場中生存和發展。

2.人力資本影響產業運行的成本，從而影響產業的競爭力。在技術水平一定的情況下，作為生產過程中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動者素質的高低及其掌握生產技術的嫻熟程度，直接影響著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產業的競爭力。在勞動成本相同的情況下，勞動者素質越高，產業的競爭能力越強，反之亦然。

3.人力資本影響區域的創新能力，從而影響新產業的形成。一個地區的產業體系，通常基于既有的生產要素構成和市場需求結構，但又不完全如此。一方面，生產要素構成可以改變，如通過教育可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勞動者的知識結構；另一方面，市場需求結構也可以改變，如通過創新，在日益細化的產品市場中，創造新的市場需求。如果一個地區有著一支優秀的企業家隊伍，那么，這個地區便有可能不斷催生出新的產業，從而改變整個的區域分工格局。

（三）人力資本影響落后地區貧困人口的脫貧，從而影響社會的穩定和諧

貧困人口多是落后國家或地區的典型特征之一，而教育和健康是影響貧困人口脫貧的重要因素。有關統計數據表明，一般地說，貧窮國家是教育設施和基礎設施不足的國家，也是成人識字率有限的國家。資料顯示，在低收入國家，除中國和印度之外，1995年，男性成人文盲率達37%，女性成人文盲率達55%；而在高收入國家，成人文盲率不足5%；在發展中國家，人均教育支出只及發達國家水平的10%。(A·P·Thirwall，《增長與發展》（中文版），P61和P63～67)。

一般來說，貧窮國家也是人口營養和健康狀況差的國家。著名的印度經濟學家帕薩·達斯古普塔（ParthaDasgupta）在其開創性的著作《福利與貧困研究》中認為，低收入是營養不良的原因，而營養不良又是低收入的原因，因為營養不良損害了工作效率和生產率。根據世界銀行估算，缺乏維生素A、碘和鐵而導致的殘廢、死亡和生產率的降低，在發展中國家造成的損失相當于GNP的5%。

對于貧窮國家來說，投資于教育、健康，將獲得明顯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世界衛生組織在印度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在結核病控制項目上投資2億美元，那么，由于治療病人成本的減少和生產率的增加，經濟收益將達到7.5億美元以上。(A·P·Thirwall，《增長與發展》（中文版），P74)。

（四）人力資本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因而影響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20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提高，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與此同時，自然資源的急劇耗損和環境質量的不斷下降等問題也日益突出。在這種背景下，實現經濟、環境、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全人類的行動綱領。

可持續發展強調的是經濟發展要以自然資源為基礎，要與環境承載能力相協調，但并不否定經濟發展要有一定的速度。事實上，落后地區要趕超發達地區，必須以較快的經濟增長為基礎。然而，這種增長不能再以對自然資源的無節制掠奪和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無限制破壞為代價，其方式必須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必須由主要依賴物質資本向主要依賴人力資本轉變。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不惟如此，人力資本還可導致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收益遞增。收益遞增意味著在既定的要素投入條件下，社會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擴展；或者在既定的產出條件下，自然資源、物質資本等投入減少。這無疑有利于資源的節約和永續利用，從而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保證。

二、中國東、中、西部人力資本的差異及其對地區協調發展的影響

（一）人力資本的差異

人力資本涉及到勞動者數量、受教育水平、健康狀況等諸多方面，鑒于數據方面的限制，本文只對人力資本的主要方面進行區際比較。這些方面包括勞動力資源總量、人力資本的質量和人力資本的積累能力等。

1．勞動力資源總量的區際差異。測量勞動力資源總量具有一定程度的復雜性，不同的年齡界限有不同的結果；在年齡界限既定的情況下，還要考慮年齡界限之外的人口參加勞動的情況（如少年打工和老年反聘）和年齡界限之內的人口不能參加勞動的情況（如學生、軍人）。為簡單起見，本文以15歲至64歲作為勞動人口的年齡界限，認為界限之外的人口不參加勞動，界限之內的人口均可參加勞動。以此為標準，則2000年東部勞動力資源總量為35198萬，占全國的40.5%；中部為28931萬，占32.3%；西部為24399萬人，占27.2%。應該說，東中西部的勞動力資源均很豐富。從勞動參與水平來看，各地區均有大量的勞動資源有待動員，但相對來說，西部地區可動員的空間要小一些。見表1。從分省的情況來看，勞動參與率超過80%的省區，西部有兩個，中部也有兩個，而東部沒有。

要準確地反映勞動力的豐裕程度，必須將勞動資源總量與自然資源結合起來考慮。因為，同樣的勞動資源量，用于開發不同的資源時，將顯現出不同的豐裕或緊缺程度。由于自然資源種類繁多，包括耕地、森林、礦脈、海洋、湖泊等，這些資源又性質各異，很難用一個綜合的指標測度，本文權且以耕地面積作為測度自然資源豐寡的代行指標。由此，本文構造了勞動力相對豐裕程度的指標，它等于勞動力資源總量與耕地面積之比。東中西部勞動力相對豐裕程度的比較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東部地區勞動力相對豐裕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勞動相對豐裕程度為12.7人/公頃，而中西部地區不到8人/公頃，東部高于中西部60.8%。另外，數據顯示，勞動相對富裕程度最高的地區是上海市，其次為北京市和廣東省；勞動相對豐裕程度最低的地區是黑龍江省，其次為內蒙古和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

表1東中西部勞動力資源的比較

注：a勞動力資源為2000年15～64歲的人口量，耕地面積為1995年數字。在計算中假設2000年的耕地面積與1995年相同。

2．人力資本質量的區際比較。

人力資本質量與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勞動力健康狀況、營養狀況甚至勞動者的敬業精神等均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由于數據方面的原因，本文只選了若干反映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和營養狀況的指標進行區際比較(見表2和表3)。在營養狀況方面，本文選擇了城鄉居民人均食品消費支出作為代行指標，以比較區域間的差距。考慮到物價水平對居民食品消費支出的影響，本文還計算了城鎮居民食品消費的價值量構成(由于數據方面原因，本文沒有計算農民的食品消費價值量構成)（用居民糧食消費支出與居民食品消費支出之比表示），以反映居民食品消費的質量差異。一般地說，居民糧食消費支出與居民食品消費支出之比越低，居民的食品消費構成越具有營養價值，反之亦然。這是因為，糧食消費比重越高，肉、蛋、奶等副食類產品的消費比重越低，食物消費中的營養成份越低。

表2東中西部人力資本質量的比較之一

表3東中西部人力資本質量的比較之二

從表2和表3可以看出，整體上說，東部的人力資本質量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再次之。表現在：（1）西部的文盲率最高，高于東部2.81個百分點，高于中部2.91個百分點。在西部12個省區，有6個省區的文盲率超過10%。文盲率最高的省區為西藏，超過30%；（2）東部大專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和高中及中專人口占人口的比重高于中部，更高于西部。東部每10萬人中大專及以上人口超過中部1110人，超過西部1515人，分別超過中部和西部34.5%和53.8%;每10萬人中高中及中專人口超過中部1713人，超過西部3783人，分別超過中部和西部15.5%和42.0%；（3）東部城鎮居民人均食品消費支出和農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費支出均為最高，前者分別高于中部和西部810.9元和614.8元，高出49.3%和33.4%；后者分別高于中部和西部252.2元和324.7元，高出63.5%和100.1%；東部城鎮居民糧食消費支出與食品消費之比低于中部和西部，分別低3.3和1.8個百分點。如果將中部與西部相比，則可以發現：（1）就城鎮居民營養狀況而言，中部差于西部，一方面，西部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高于中部，另一方面西部城鎮居民糧食消費支出與食品消費之比低于中部；（2）就農村居民營養狀況而言，中部好于西部。

3．人力資本積累能力的區際比較。

影響資本積累能力的因素很多，包括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投入、醫療衛生設施、政府和人民對于教育和醫療衛生的重視程度等。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現階段，東部的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又次之。從政府和人民對于教育的重視程度來看，由于中國有著“尊師重教”的傳統，又由于“科教興國”戰略正在全國實施，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差別不是太大。為了更加直觀地比較人力資本積累能力方面的差異，本文比較了人均教育經費支出、每萬人擁有的醫生數和床位數的地區差別。無疑，這些指標也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函數。

表4東中西部人力資本積累能力的比較

注：a為1999年數。

從表4可以看出，東部人均教育經費明顯高于其他兩個地區，其差額分別為176元（與中部比）和191元（與西部比），分別超過中部和西部84.6%和99.0%。除北京、天津和上海市外，全國人均教育經費最高的省區為東部的浙江省，達409元；人均教育經費最低的省區為西部的貴州省，為117元，浙江是貴州的3.5倍。東中西部每萬人擁有的醫生數比較接近，東部為17人，中部和西部均為16人；每萬人擁有的醫療床位數，東部略多于中部和西部，多于中部2張，多于西部4張。除京、津、滬外，每萬人擁有的醫療床位數最多的是東部的遼寧省，為45張；最少的是貴州省，為17張；遼寧是貴州的2.6倍。

總的來說，東部人力資本積累能力明顯強于中部和西部地區，而中部和西部人力資本積累能力差別不甚明顯。

（二）人力資本差異對地區協調發展的影響

1．影響落后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地區發展嚴重不平衡是地區發展不協調的重要表現。近代以來，中國地區之間一直存在著發展上的不平衡，主要表現為沿海和內地發展的不平衡。新中國建立之后的前30年，中國政府為平衡地區發展，對內陸地區進行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狀況。但改革開放之初，地區之間的差別仍在相當程度上存在著。改革開放以后，由于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和沿海地區發展戰略的實施，地區發展的絕對差距又呈不斷擴大之勢。根據相關的國際比較，中國的地區差距已屬于世界上最嚴重的情況之一。

改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必須加快落后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遺憾的是，90年代以來，中西部諸省區的增長速度普遍低于東部省區。雖然，近年來隨著西部大開發的實施，中央政府加大了對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投入，但是，與東部省區相比，中西部諸省區平均經濟增長速度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見表5。由表5可以看出，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中、西部各省區GDP平均增長速度均低于東部的平均水平。

表5近年來東中西部的GDP增長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注：a全國平均GDP增長速度為各省區增長速度的平均值，與中國統計年鑒上的數據存在一定的差別。

如前所述，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不僅決定于實物資本的投入，還決定于人力資本的投入。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經濟增長率的差別，與實物資本投入差別有關，也與人力資本投入差別有關。1999年，西部的投資增長率最高，但其GDP增長速度最低；2000年西部的投資增長率高于東部地區3.45個百分點，但其GDP投資增長率卻低于東部1.76個百分點。東中西部GDP增長率的差別部分地可以由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投入的增長低于東部來解釋。

2．影響地區合理的產業布局的形成。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富集，耕地、能源、礦產資源豐富，中西部地區耕地面積占全國的78%；西部天然氣資源儲量占全國的60%，煤炭資源占76%，鐵礦資源占52%，錳礦資源占93.3%，銅礦資源占60～73%。中西部一些資源密集型產業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比較優勢未必能夠形成競爭優勢。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隨著關稅水平的降低，國外的資源密集型產品將會以更加低廉的價格進入中國市場，從而對中國的資源密集型產業構成威脅。只有顯著提高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降低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價格，才能保證中國資源性產品的市場不至于喪失，也才能在保持既有市場份額的基礎上不斷擴大。而人力資本投入的增長是資源密集型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前提。中西部人力資本投入的不足將影響資源密集型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農牧業是中西部地區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現階段，農牧業在中西部也有著更為重要的地位。2000年，中西部地區尚由69.0%人口主要依賴于農牧業生存；這一水平比東部地區高15.1個百分點。顯然，穩定、發展、繁榮中西部的農牧業對于實現地區協調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然而，入世之后，中國的傳統農業和畜牧業正在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事實上，現在國外廉價的農副產品對中國農產品市場的沖擊已經顯現。改造傳統農牧業，是提高中西部農牧業國內、國際競爭力的前提。根據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的觀點，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引進新的現代生產要素，而引進新的現代生產要素必須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建立一套適于傳統農業改造的制度，二是在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為引進現代生產要素創造條件，三是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入。如果說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投入與東部地區存在差距，那么，這種差距更多體現在農村人力資源投入的差別上。人力資本投入的不足將影響中西部地區傳統農業的改造。

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東部一些產業將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國際資本也越來越關注廣袤的中西部地區。外部資本的進入，將促進中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中西部地區勞動成本低，2000年，中部從業人員人均勞動報酬為東部的64.0%，西部為東部的71.5%。中西部相對較低的勞動成本對外部資本有著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區域產業競爭力不僅決定于勞動成本，還決定于勞動生產率。低的勞動成本只有與高的生產率相結合，才能產生強的競爭力。因此，外部資本能否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并不僅僅取決于勞動成本。中西部地區勞動者素質普遍低于東部地區，有可能降低中西部地區引進外資的能力。

3．影響落后地區貧困人口的脫貧。改革初期，中國有農村貧困人口2.5億。經過20多年的努力特別是“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實施，至200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3209萬，農村貧困發生率也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3.4%。中國貧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蘇、山東、廣東、福建等8省市的貧困發生率已降至1%以下，基本上消滅了極端貧困。河北、遼寧、吉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廣西、海南、重慶、四川的貧困發生率在2%到5%之間，這12個省區基本上擺脫了貧困。另外11個省區的貧困發生率仍在5%以上，其中黑龍江、山西、內蒙、陜西、甘肅、云南、新疆在5%到10%之間，西藏、貴州、青海、寧夏在10%以上。導致貧困的因素有多種，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有歷史的，也有現實的。其中，人力資本不足是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國定貧困縣的文盲率、半文盲率高達16.3%，高于全國平均水平9.2個百分點；國定貧困縣只有9.1%的勞動者參加過培訓，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所做的對國定貧困縣貧困影響因素的分析表明，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戶主的學歷為大專的農戶比戶主學歷為文盲或半文盲的農戶成為非貧困戶的可能性會增加12%到15%(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01》，P2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人力資本不足，一方面影響了當地資源有效與合理的開發，另一方面也阻斷了貧困人口外出打工、掙錢糊口之路。

4．影響可持續發展的實現。目前，中國的生態問題已十分嚴峻。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已達67萬平方公里，約占國土面積的38%，其中西部占水土流失面積的80%左右，每年新增水土流失1萬平方公里。退化、沙化、鹽堿化草地總面積已達135萬平方公里，其中，北方和青藏高原草地“三化”面積已達90%。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積2400多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在西部地區。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正在威脅著中國的長遠發展。另外，中國也是自然資源頗為不豐的國家，人均水資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人均耕地只有44%，人均森林面積只有17%。顯然，中國的經濟發展特別是西部地區的發展必須擺脫對自然資源的依賴。

為遏制生態惡化的趨勢，國家實施了天然林保護工程，加強了長江上游、黃河上中游地區的造林綠化；在廣大西部地區，實行了退耕還林還草等生態建設工程。這些工程將對中國的生態改善起到積極的作用。但是，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生態問題，必須解決落后地區特別是西部落后地區人民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必須為那里的人民開創一條生存和發展之路。為此，必須加大對落后地區的資金支持。然而，資金投入必須與人力資本相結合才能發揮應有的效用。人力資源的不足不利于中西部地區擺脫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從而不利于全國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三、合理開發人力資源，促進東、中、西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深化認識，制定系統的人力資源開發規劃

人力資本的概念被泊到中國之后，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為人們所認識。在貫徹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過程中，各地紛紛提出了“科教興省”、“科教興市”、“科教興區”的口號，加大了人力資本建設方面的資金投入。然而，應該看到，目前，人們對于人力資本的認識還不夠全面，尚需深化。表現在：（1）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地區依然比較重視物質資本的投入，把人力資源開發方面的投入置于被動從屬的地位。各地熱衷于上立竿見影的工業項目，搞有望留名青史的“形象工程”。而由于人力資本建設方面的項目見效慢，且效益不易測度，各地區對人力資源的開發往往只停留在政策宣傳的層面上。各地均制訂了各種各樣的人力資源開發規劃（如教育規劃、下崗職工培訓計劃等），然而由于投入不足，這些規劃往往只能得到部分執行，有些規劃甚至根本得不到執行。（2）在人力資源開發過程中，各地區往往只重視教育方面的投入，而不注重人力資本建設其他方面的投入。如在廣大農村，改革前建立的合作醫療系統基本上蕩然無存，傳染病防疫體系也因為投入不足而陷于癱瘓狀態。事實上，增加衛生保健方面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勞動力資源的素質，擴大人力資本總量。（3）在人才培養方面，各地往往只重視高級人才的培養，而不注重適用人才的培養；只重視普通教育，而不注重職業教育；只重視正規教育，而不重視各種形式的非正規教育。（4）在概念上，依然把居民消費僅僅看作是個人滿足消費偏好的行為，因此在政策上往往只重視居民消費在拉動總需求方面的作用，而不重視居民消費對于人力資本增長的作用。實際上，居民的消費支出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滿足消費偏好而絲毫不提高人的生產能力的支出，一類是提高生產能力而絲毫不去滿足消費偏好的支出，還有一類是同時具備上述兩種效果的支出。大多數有關的活動顯然屬于第三類支出。如，提供更多的食物和更寬敞的住房便不僅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問題，而且還是勞動力資源質量提高的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因此，必須深化對人力資本的認識，全面正確地理解人力資本概念，并在此基礎上制定系統的人力資源開發戰略。

(二)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基礎教育的投入

地區協調發展的重要方面是逐步縮小不同地區居民生活福利水平的差距。根據人力資本的相關理論，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是達到目標的一種實在的（effective）和有效的（efficient）支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公共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不斷提高，1999年，達到2.79%。但是，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比重仍然偏低。1980～1995年，世界各國公共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平均為4.9%。其中，北美和歐洲發達國家從5.2%上升至5.5%左右，發展中國家從3.8%上升至4.1%。

目前，人均GN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人口預期受教育年限為14年，中國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8年左右，與世界平均水平相差3年，只是略高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從全國的角度來看，東中西三大地區都應該繼續加大公共教育經費的投入。

然而，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財力也不盡相同，中央政府責無旁貸地要發揮平衡教育資源的作用，將中央政府掌握的資金資源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區。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地方財力較弱，無力將更多的財政資金投入到教育之中。2000年，東部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為1663元，中部和西部分別為635元和617元，不足東部水平的1/2；東部人均財政教育支出為319元，中部和西部分別為144元和149元，也不足東部水平的1/2。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普遍低于東部地區，家庭教育經費支出也低于東部的水平。

中央政府對中西部地區的資金支持應集中在基礎教育領域，一方面是因為中西部地區因貧困而失學的兒童較多，影響了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為保證每個公民享受法定的義務教育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三)利用信貸手段，促進人力資本積累

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來看，人力資本具有與物質資本相同的價值，甚至具有更高的價值。遺憾的是，在國外的資本市場上，人力資本投入的資金籌措遇到的障礙要比物質資本投入的資金籌措多。在國內資本市場上，情況更是如此。

為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1999年中國開始試點國家助學貸款制度，2000年中國全面推開了這種制度。政策規定每個高校20%的困難學生可以申請貸款，每人每年最高貸款額為6000元，還貸期限為8年，貸款學生考上研究生后，還貸期限順延。根據全國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數估算，全國國家助學貸款每年的正常貸款額應為80億元，但這些年累計才放貸24億多元，貸款學生總數不到30萬。這種放款不足現象的產生，不是因為貧困大學生不需要助學貸款，而是因為銀行出于防范風險的考慮制定了過于苛刻的貸款條件，使得需要助學貸款的大學生望而卻步。為解決這一問題，國家必須制定完備的配套措施以支持無擔保的國家助學貸款的發放，既要保證銀行資金的安全，又要保證貧困家庭的學生能夠得到必要的貸款。

(四)正確處理“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的關系，有效利用教育資源

教育資源有限，落后地區的教育資源更為有限。合理地分配教育資源，實現教育資源效益的最大化，是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源開發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有關調查顯示，中西部地區既缺乏高層次的專門人才，更缺乏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各種層次的適用性人才，包括農牧業實用人才和工程技術人才。

西部人才在地域分布上，過于集中在少數省會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人才極度匱乏。如青海80%的人才集中在西寧市，甘肅88%的高級專業技術人員集中在蘭州市，四川成都的人才總量高出甘孜、阿壩、涼山3個州人才總量4倍多。在行業分布上，西部人才過于集中在機關事業單位，其數量占西部人才總量的80%左右，而全國平均只有59.5%。在事業單位中，西部人才主要集中在衛生、教育行業，這兩個行業的專業技術人員占西部專業技術人員總數的63.3%，而農業技術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只占18.2%。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部各省普遍需要農牧業實用人才和工程技術人才。例如云南，大量需要具有高級技術等級及職業技術資格的技師和技術工人，其中，對中級工的需求仍居首位，占總需求的40%左右；對初級工的需求占20%左右；對高級工的需求達到29%以上。

無疑，中西部地區既要培養高、精、尖人才，又要培養具有一定勞動技能的普通勞動者；既要進行“精英”教育，又要進行大眾教育。現階段，中西部地區應將進行大眾教育、培養普通勞動者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重視大眾教育，不僅是中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有效利用有限教育資源的需要。大量的研究表明，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勞動力從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的偏好成正比。一般地說，文化程度較高的勞動力比起文化程度較低的勞動力，有更多的機會在發達地區就業。文化程度較高的勞動力從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轉移，從國家層面上看，優化了勞動資源的配置；但是，若從區域層次上看，則無疑是落后地區教育資源的流失。對于教育資源本不富余的落后地區而言，發展大眾教育，更符合實際需要，更能發揮教育資源的效能。

(五)促進人才向中西部地區流動，創造寬松的勞動力流動的制度環境，合理配置人力資本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通過行政命令的手段將大量的東部人才資源配置了到中西部廣大地區，在中西部地區形成了若干人才集聚地區，如西安、成都等。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人力資源配置手段的轉變和市場在其中作用的增強，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工資差別的擴大，和沿海地區的不斷繁榮和內陸地區的相對停滯，中西部地區人才向沿海地區流動的現象日益嚴重。

要改變“孔雀東南飛”甚至“麻雀也東南飛”的趨勢，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社會各界的全力配合：（1）中央政府要制訂切實可行的鼓勵人才向中西部轉移的政策，使有志于獻身落后地區發展的人士，既能得到經濟上的實惠，又能受到社會的尊重。（2）地方政府既要為各類人才（包括本土人才和引進人才）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又要為之創造發揮聰明才智的工作環境，也要為各類人才的子女教育創造優良的條件，以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3）從長遠角度考慮，必須進行人才方面的立法，建立相應的制度，確保同檔次人才的收入在地區之間達到大體上的均衡。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才東去”的問題。

落后地區一方面缺乏高層次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大量的低層次的剩余勞動力。促進落后地區勞動力向發達地區的轉移是地區協調發展的現實需要。勞動力從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轉移，不僅能夠增加勞動者自身的收入水平，還可以通過勞動資源的再配置、勞動者勞動技能的提高和見識的增長，擴大人力資本總量。由于戶籍制度和用工制度的種種障礙，這種勞動力的流動受到了很大限制，必須盡快建立寬松的勞動力轉移的制度環境，以合理配置人力資本。

(六)適度開放教育市場，引進外部資金，增強人力資本積累能力

教育是無比巨大的市場。據統計，到2000年，全世界共有5000多萬名教師，10億多學生和成千上萬個教育機構，公共教育經費逾1萬億美元；1995年世界高等教育服務貿易額超過了270多億美元，2001年估計為800多億美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西方發達國家憑借教育與科技優勢，意欲不斷進軍發展中國家的教育市場。然而，教育是一個特殊的領域，教育市場開放關系到國家主權、社會道德和民族文化繼承等重大問題，各國政府對之都采取審慎的態度。中國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對待教育市場開放的態度自然也不例外。

不過，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時，中國政府在教育領域對外開放方面也做了一定的符合中國發展要求的承諾。除一些特殊領域（黨校、軍校、警校）和義務教育外，中國在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務等5個項目上，均許可外方為中國提供教育服務；并承諾允許商業存在，即允許中外合作辦學。

發達國家在外語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以及教育信息化、辦學條件等方面具有優勢，在教育適應市場需求和國際化運作和管理方面更有比較成熟的經驗，教育資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資源過剩，輸出教育產業的愿望比較強烈。中國中西部地區教育資源相對匱乏，在教育市場開發方面，步伐可以比東部快一些。

當然，對中西部地區而言，教育市場開放，不僅應是對國際資本的開放，而且也應是對國內民間資本的開放。民間資本也可成為中西部地區教育事業發展的寶貴資源。

(七)增加農村公共衛生特別是中西部農村的公共衛生投入，全面提升勞動者素質

農村公共衛生投入特別是中西部地區農村公共衛生投入的不足，嚴重地影響了中西部地區的人力資本質量。據衛生部2000年統計資料，農村地區新生兒死亡率為25.8‰,嬰兒死亡率為37.0‰,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45.7‰，孕產婦死亡率為69.6/10萬，分別大大高于城市地區的9.5‰,11.8‰,13.8‰和29.3/10萬的水平。另據世界銀行考察報告，1993年中國農村最貧困的1/4人口只花費了衛生總費用的5%。大量的傳染病和寄生蟲的疾病負擔集中于貧困和偏遠地區。在處于或低于貧困線的家庭兒童中，大約有一半人患有輕度的營養不良。高達90%的貧困兒童感染慢性蠕蟲病。農村和貧困地區的健康狀況顯示了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巨大需求，而這些需求更多地表現為基本公共衛生需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增加財政對農村的公共衛生和預防保健支出。中西部地區財力較弱，2000年，西部地區醫療衛生財政支出僅為東部水平的2/3，中部地區的支出甚至不足東部的1/2，中央政府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公共衛生系統建設的支持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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