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素質問題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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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素質"是多學科研究的對象。從中西比較來看，對人口素質或者說對人口質量問題的關注可以說是中國人口學和人口問題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學說史上，對人口素質問題的關注向來較少，如著名人口學家豪塞和鄧肯于1959年為"人口學"下定義時，"經過審慎考慮"，還是刪去了有關人口"質量"的內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國學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發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論》中曾區分過"量的人口學"和"質的人口學"，并認為后者以人類生理、智能、倫理、優生學的資質為研究對象。法國著名人口學家阿。索維（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論》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討論了西方人口學家向來不予關注的人口素質問題。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關質量人口學的幾個問題，如優生問題、人口數量和人口素質的關系問題、智力遺傳問題、各民族差別問題及安樂死問題等。索維還區分了優生學和環境學，在他看來，兩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進人類的質量，不過前者是通過遺傳，后者則是通過改變環境。現代西方學者對人口素質的討論最著名當首推從經濟學角度對人口質量進行探討的人力資本理論，人口質量就是人力資本，舒爾茨的"人口質量經濟學"早已成為人口經濟學中的一門顯學。但與其說這是人口學的研究，不如說是經濟學的探討。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通常被認為是兩個并無本質區別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頻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國家教委委托，"中國人口素質研討會"在杭州召開。關于"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著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區別使用；另一種認為，從邏輯分層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別的，因而需要區別使用。因為人口質量涵義較人口素質更廣泛，它是與人口數量相對稱的概念。人口素質則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標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質、身體素質、思想道德素質等，它們的總和構成人口質量，單獨的某一素質概念沒有對稱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國家教委委托，"中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問題科學研討會"在京舉辦，但在這次會議上，似乎更多的學者認為"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是同一個概念"（"中國人口生活質量比較研究"課題組1992）。

朱國宏認為：人口質量、人口素質和人口品質均相當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詞，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術語，一來與時代背景有關，二來與研究者的偏好有關。人口素質一詞的普遍作用，可能與人們對質量與素質的不同理解有關，質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質的一面，而素質似乎只能用于人類方面（朱國宏1994）。穆光宗則認為：從嚴格的意義來講，兩者也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的人口質量是相對于人口數量和就人口的總體而言的，而人口素質則是指人口質量的某一個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使用"人口素質"的說法，這可能是90年代顯著區別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國內近20年來對人口素質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大致可以分出幾個方面來回顧和評述：

一、對"人口素質"涵義的探討

中國人口學者認為，"人口素質"是一個具有多義性的概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和界定（朱國宏1998）。也就是說，"人口素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不同的學科視野里可能有著不同的規定。"人口素質"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理論問題是70年代初中國人口學復興以來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大熱點，至今依然見仁見智，未有定論。

過去，雖然像社會學家陳達、經濟學家馬寅初等學者也十分重視人口質量問題，但似乎一直沒有嘗試對人口質量的內涵作出界定。對人口質量內涵和外延的討論曾經是70～80年代中國人口學界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對人口質量較早給出定義的可能是北京大學的張純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論教程》一書中定義如下："人口質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認識、改造世界的條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國人口科學研究成果的《人口學詞典》也持相同看法，并進一步將"人口質量"的含義概括為"反映人口總體的質的規定性的范疇。亦稱人口素質"。張純元的定義雖然很有影響、并廣被引用，但也并非沒有爭議。幾乎與此同時，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質論》一書中就給出了不同的定義，他們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種構成的總和。這一定義與前蘇聯學者的定義相同，如巴茲德勒夫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構成體系的總和。他所說的人口構成包括年齡性別構成、人口健康狀況構成、業務技術熟練程度構成、教育水平構成和社會階級構成等。

這種從結構的角度來定義人口素質的做法應當說是給人啟迪的。雖然"人口"與"人"的關系如同森林和樹木一樣的密切，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從現象上看，人口是個人數量的集合；從本質上看，人口是個人關系的聚合"（閻海琴1992），但畢竟"人口素質"不同于"人的素質"。"人口"范疇和"人"的概念的兩個最大區別：一在總量，二在結構。系統論的觀點早就告訴我們，結構決定功能。也就是說，一定的人口結構決定了某一個人口所具備的功能。這種種"功能"自然能夠很好地反映出人口的"素質"或者說"質量"。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完全可以說，人口的結構就是人口的素質。無視人口總量的和結構的特點來談所謂的"人口素質"或"人口質量"很容易與一般意義上的"人的素質"相混淆。事至今日，仍有一些同志振振有辭地在"人"的層面上做"人口素質"和"人口質量"的文章，這當然是似是而非、大謬不然的。蘭州大學西北人口研究所的李景毅曾經很獨特地認為："人口素質"和"人口質量"之概念內涵明顯相別，各有所指。前者說的是一個人與生俱來自帶的屬于先天本有的"東西"，泛指"人"這一特殊"材料"的物性"質地"，如生理機能、固有心性、潛在智慧、氣質特點。后者說的則是一個人通過后天自覺地努力多獲得的"東西"，其實也就是"人"對其"素質"在社會化過程中進行加工再塑使之改善發展的實際水平，如文化程度、道德觀念、信仰追求、工作能力，如此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講，實可以將"人口素質"視為人本之"源"，或比作生命價值再造的"基礎"，而將"人口質量"視為人本之"流"，或比作是自我發展的人為"建筑"（李景毅199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景毅（1997）又談到：人口質量的本質實為一個人所具有的作用于社會的人力，就其具體存在而言，往往表現為潛力、儲力、顯力三種方式，而且三者互依相長，并以其統一的擁擠構成共同體現人口質量的實際水平。他顯然將"人口素質"或"人口質量"與"人的素質"或"人的質量"相混淆，將重點做在"素質"和"質量"的差別上，卻忽視了一個最大的前提：這就是如何看待"人口"與"人"的關系。實際上，這是將"人口素質"看作是先天遺傳的稟賦，而將"人口質量"看作是后天養育的狀態。然而，這種看似有些道理的觀點卻忽視了一個最大的問題：無論"人口"與"人"關系多么密切，畢竟是兩個有很大差異的概念。倘若前提錯了，推論也就可想而知。誠然，在中文中"素質"和"質量"可以有所區別，但英文中卻是源出一詞，即"PopulationQuality"，對此又作何種解釋？到了90年代，一些學者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閻海琴（1992）曾經指出：在人口學中，人與人口兩個概念的混淆是導致人口質量難以確定的原因之一。目前人口理論界所討論的"三要素"或"兩要素"’論，其實幾乎沒有脫離開從人的素質出發研究人口質量的模式，研究的出發點大多是從人的素質延展開來的。譚琳則主張拓展"人口質量"概念，她認為應該從系統的觀點思考人口質量。廣義的人口質量應不僅僅涵蓋一定時空中人口系統中個體素質的總和，而且包含個體素質的整合和互動。因此，從廣義上認識人口質量，首先要區分個體的人的素質和總體的人口質量的差別。人口質量不是個人素質的簡單加總或任何形式的加權和，而是個人素質的有機組合，具有系統性即整體性、組織性和動態變化的特征。

這兩位學者的思考都是很有價值的，但當時沒有引起學術界應有的關注。其實早在80年代中期，鄭禎誠對"人口"與"人"的關系就有了清晰、深刻的闡述。首先，他區分了"一般人口"與"具體人口"。作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應該有"一些最簡單的規定"，而不應該加上種種只適用于具體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歷史規定性。其次，他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屬性所要求的全部內容。人口屬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屬性&#0；&#0："生命"和社會屬性&#0；&#0："勞動"。他在1986年曾經指出：有的同志把人的概念混為人口的概念，把人性混為人口屬性，把特殊人口混為一般人口，因此他們在論述人口質量時總要加進一些只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才產生，才具有的內容來作為一般人口質量的內涵。然而，由于中國人口學界真正的學術規范制度一直沒有建立起來，因而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學術評論工作以及評論中的學術承繼始終不盡人意，所謂的學術研究常常處在低水平重復甚至思想倒退學術萎縮的窘境中。因為多年來國內學界對"人口"概念認識不清、定位不準，已經導致了理論上的混亂，以致于到了20世紀末，一些有識之士還不得不舊話重提，來澄清"人口"的原意以及與"人"的區別。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郭志剛（1998）認為：人口是一個抽象，原義上是統計學的概念，代表人類群體在定量方面的屬性。最一般的"人口"只是人的數量抽象，不區分階級，沒有社會屬性規定性。本質上的規定性是生存著的人的集合，其實這是生物性的人的集合。據此，他反對把"人口"看作是"可持續發展"中心的觀點，同時還反對"人口是社會生活的主體"的傳統看法。不過，筆者以為：看到"抽象人口"并不夠，還應當看到"具體人口"，因此，看到"人口"與"人"的區別并不夠，還應當看到兩者的聯系；進而從統計學角度界定人口也還不夠，還應當從社會學角度來觀察"人口"。否則就會像馬克思曾經所說的：人口就變成了一個混沌的表象、一個數字的堆積、一個沒有意義的抽象。總之，人口的屬性是雙重的，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有機統一。

閻海琴認為：個體的人與人口之間有一個"差"的概念。這個"差"抽象地說，就是所迸發出的人口聚合力；具體地說，便是人口各種構成。顯然，個人素質水平或者構成人口總體的個人素質的平均水平，決不等于或者決不代表人口質量的高低。相反亦然。之所以如此，就因為"差"的概念存在。單個的個體是無所謂"聚合力"和構成的。認識了這一點，人口質量的概念和內涵也就比較容易確定了。即從總體來講，人口質量包括各種人口結構和人口聚合力兩大方面。人口結構不但包括人口的自然結構（為了延續人口的存在和發展），還應包括人口的社會結構（為推動社會的進步）和人口的地域結構（為了認識、利用、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紀律性以及改造和認識實世界的共同能力。簡言之，即指一種集體的力量。這里，人口結構與人口聚合力是相輔相成的。譚琳的看法與閻海琴的觀點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在學術承繼上關系可能是微弱的，這也恰好說明了學術性的綜述和評論是多么重要。筆者認為，他們能夠看到個人之間、人群之間"聚合力"或者說"互動力"的存在和作用，并以此來界定"人口素質"或"人口質量"，稱得上是理論上的一個突破。閻海琴提出的那個"差"的概念是相當重要的，事實上，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用"人的素質"替代著"人口素質"，混淆著這兩個雖然聯系密切但也有重大區別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沒有看到這個"差"的存在。總之，對于真正人口學意義上的人口素質來說，堅持系統、結構和互動的觀點是絕對必要的。我們或許可以說，所謂的人口素質或者說人口質量，就是指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人口的結構和組合狀態所展現的各種社會功能和影響力。較高的人口素質和人口質量，一般總是具有較為合理的結構和組合，同時也會產生較強的社會功能和較為積極的影響力。

從人口素質的外延來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爭。傳統的"三要素"論認為，人口素質包括了身體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這三個方面；并認為身體素質事實人口質量的自然條件和基礎，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是人口質量的中心。以張純元（1998）為代表的一種觀點認為："人口的身體素質"是指發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體力大小、體質強弱、耐力的持久狀況、動作的敏捷程度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標有：平均身高、體重、胸圍以及平均增長速度、相對的平均體力和耐力水平、呆殘低能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嬰兒死亡率、總死亡率、平均預期壽命等。"人口的文化科學素質"是指一個人口群體的文化知識、科學技術水平、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標有：在校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重、知識分子占總人口的比例、文盲率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質"是指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其中包括人生觀、道德觀、思想品質和傳統習慣。直接或間接進行衡量的指標主要有：忠誠的愛國者占總人口的比重、尊老愛幼者占總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者占總人口的比重、吸毒者占總人口的比重、青少年犯罪率及刑事犯罪率等。

另一種也產生過影響的"三要素"論則認為，"素質"即"潛能"，包括生理潛能和心理潛能；就人口素質的內在結構來看，包括了身體素質、智力素質和非智力素質或簡稱心理素質（穆光宗1989；許金聲1991）。之所以用"智力素質"代替"文化科學素質"，是因為文盲人口雖然可能缺乏文化科學方面的素養，但決不會缺乏一定的智力發展水平；換句話講，"文化科學素質"的說法無法測度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科學教育之外的人口。至于"非智力素質"也是相對理智、客觀的看法，比"思想道德素質"的說法更為中性，也更具可比性。

第三種"三要素"論認為，人口綜合素質不是個單項素質相加之和，而是各單項素質在人的活動過程中有機組合構成的一個動力整體。具體來說，"人口綜合素質"是人口之"動力素質"、"能力素質"和"倫理素質"的乘積。據盛少波（1992）的看法，只要影響著生命主體完成活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就可歸類為"動力素質"，如需要、動機、理想、意志、興趣、進取心等；舉凡影響生命主體完成活動的可能性和效率的素質都可歸類為"能力素質"，如體力、智力、精力、社交能力等；只要能在生命主體的心理結構中起行為準則的作用，控制主體傾向以某種相對穩定的方式從事活動，就可以歸類為"倫理素質"，如道德、性格、世界觀、態度或是國民性等等的心理特征。

"二要素"論則認為，"人口素質"只能由身體素質和文化科學素質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質包括進去，由于缺乏統一的衡量尺度，就難以進行人口素質的國際比較；即便是泛人類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進行指標分類和量化也是很難解決的問題（陳劍1988："中國人口生活質量比較研究"課題組1992）。

從目前的認識來看，無論是"三要素"論還是"二要素"論，在認識上似乎都沒有完全擺脫將"人口素質"等同于"人的素質"的嫌疑。但退一步說，倘若考慮了結構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無疑問，我們既要看到"人口素質"和"人的素質"的聯系，又要看到兩者的區別。所謂"人口素質"或"人口質量"也就是總量平均、系統有機和結構組合的意義上的"人的素質"。二、人口素質的作用力和影響因素研究

"人口素質"為什么重要？這里涉及了"人口素質"之作用力和功效問題的研究。80年代人口學界在理論上探討"人口素質"的含義和重要性的同時，已經有一些學者轉向實證性研究，開始將"人口素質"問題與"脫貧致富"問題相聯系。作為80年代初期一項有影響的研究，王小強、白南風（1986）兩位學者曾經提出發人深省的假說：人的素質差是所謂"落后"概念的本質規定，"人的素質"或者說"人口素質"被看作是貧困、落后的決定性因素。許多后續研究都是以此為基礎的。筆者本人也對"人口素質"與"脫貧致富"的關系進行過細致的研究，結論是：人口素質低或差本身既是廣義貧困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狹義貧困（經濟貧困或物質貧困）的一個重要根源。具體來看，首先，健康素質好不一定就能脫貧致富，但健康素質差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影響了對勞動和生活的參與，則會明顯地成為脫貧致富的阻力；換言之，健康狀況對脫貧致富的負效應要大于正效應。其次，貧困的本質規定是一種惡性循環，是經濟貧困和文化貧困的共生、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的交織。作為脫貧致富的非經濟障礙，文化貧困和精神貧困是比物質貧困更深重、更長期、也更難克服的特殊貧困問題。所謂文化貧困，是指人口的文化素質低所產生的一種特殊貧困問題，即教育的貧困，如缺乏理性、視界狹小、目光短淺等；而精神貧困則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質弱所產生的一種無形貧困現象，即心態的貧困，如人窮志短、內心空虛、只求溫飽等。再次，人口素質的改善程度本身應視為脫貧致富系統工程新的、重要的標準。或者說"素質脫貧"是我們的本質目標，文化脫貧和精神脫貧必須擺上議事日程（穆光宗1989）。

到了90年代，人口學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還有對我國22個省區23個貧困縣的一份實證研究。張純元等的研究結論是：人口因素從多方面制約著貧困縣的脫貧致富進程，但低素質人口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比過多人口數量的制約作用更大；發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質是貧困縣脫貧致富的基礎工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則是貧困縣脫貧致富的根本手段。這一結論再一次在理論上證實了各界人士早已達成的一個共識，"治窮先治愚"的經驗就早已被基層社區組織所認同并付諸實施。

有較多的研究者談到了"文化素質"在控制人口和發展經濟中的作用。楊耀臣（1993）的研究曾經得出一個結論：人口再生產的長勢直接受人口教育水平的強烈反作用。也就是說，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生育率，事實上這也早已被國內外大量的研究所證實，特別是育齡婦女的文化程度與生育率的高度負相關這一點尤為突出并廣為人知。這是因為受過良好教育的育齡婦女一般更具備"經濟人"的理性，更能冷靜、客觀地對待生育的成本和效用，因而也就更能作出符合時代潮流的生育決策，她們往往更看重生育的質量，也不能不考慮生育的機會成本，更樂意在生養孩子和個人發展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系。在楊耀臣（1994）的另一項研究中，他強調了教育的經濟價值，他通過定量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今天只要拿出400多億元投入到普及9年義務教育，15年后人口數量可望減少6000萬，全民文化程度的起點為初中畢業；還清原先增設的教育經費，還可獲得年利1700億元以上。重要的或許不是這誘人的數字，而是分析所展示的道理即教育投資是"一本萬利"的投資行為，而且是早投資、早得益的大好事。正如筆者近年來一直堅持的觀點：人的建設是最基本的建設，人的投資是最重要的投資，人的發展是最關鍵的發展。也有學者認為，中國要實現人力資本依托型的經濟增長（康曉光1995；張朝尊，吳光炳，高玉喜1996）。魯迅先生早年說得好：人立爾后萬事舉。發軔于20世紀中葉的人力資本理論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到了80年代，西方新興的四要素經濟增長理論更是把知識看作是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因素來對待（穆光宗1999）。這些都是發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