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工資收差異調查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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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門，被大規模地吸納進藍領職業以及服務性行業，其中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農村流動婦女。工業經濟時代的農村女性由于參加社會生產活動，從事有償報酬，在經濟上不再像以前一樣依賴于男性。通過在家庭以外自己賺錢得到應有的地位為途徑，她們獲得了一定權力，有助于在家庭里擺脫受壓迫的地位。據新近的女性主義分析，這是公共父權制削弱了私人父權制對婦女生活的控制，是工業化的經濟動力與現存與家庭和國家中的父權制體系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結果。

在現代中國，流動婦女從私人父權制的堅固堡壘——農村家庭中走向國家和經濟生活領域的公共父權制，會面臨怎樣的境地？流動人口中，就業的性別隔離狀況如何？萊斯金(Reskin,1988)認為，不論是婦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樣的勝利成果，男性精英都會重塑資源分配的規則，使婦女相對來說總是處于失利的一方。[1](P325)流動人口的性別收入差異如何？是否如萊斯金所說，整體上流動婦女的工薪工作的收入補償要少于男性？

本文主要對廈門市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因素進行多元回歸研究。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農村流動人口工資差異可以用性別、原工資收入、受教育年數以及目前工作上的年數等因素來解釋，年齡、婚姻狀況和從事非農工作年數對其工資沒有顯著影響。分析表明，決定農村流動人口收入的顯著因素是性別和原工資收入狀況。

二、樣本特征簡介

樣本來自近幾年在福建省廈門市舉行的流動人口系列抽樣調查(2002年廈門市流動兒童健康和教育狀況抽樣調查和2003年廈門市流動人口婚姻家庭狀況抽樣調查)。前一次調查采取分層隨機等距的抽樣方法，對被抽取的樣本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問卷共940份。后一次流動人口婚姻家庭狀況也采取入戶問卷調查形式，調查范圍包括廈門市私營企業、學校、工地、飯店等各行各業的外來人口，總共有491個樣本，有效問卷為487份。廈門市位于福建省東部沿海城市，經濟較發達，大體可以反映我國東部沿海城市的流動人口狀況。

本文分析利用的是那些擁有工資收入的人，兩次調查中，總共有1130個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樣本。其中流動婦女有效樣本個數為672個，占59.5％；流動男性人口樣本個數為458個，占40.5％。表1給出了這些農村流動人口總體樣本的基本特征，下面我們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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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動人口的人口特征

在這次調查的樣本中，他們年齡在14-7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0歲，男性平均年齡為31歲，女性為30歲。流動人口不論男性還是女性主要年齡段均為20-35歲，分別為各自總人數的77.3％和84.3％。這與全國各地流動人口的年齡段相吻合，如據珠海市、廣州市的抽樣調查，流動人口也主要為年齡在16-35歲和18-35歲之間的青壯年。(見圖1)

性別結構對流動人口的構成有一定的影響。不同行業對性別不同的勞動力要求也有所不同。據廣東省公安廳1996年統計，在1101萬流動人口中，男女比例分別為569萬和532萬，男性高于女性，而據1998年上半年的統計，男女分別上升為575.3萬和578.5萬，女性高于男性，總體上兩性差別不大。但實際上有的地方因行業和工種的不同，使用性別不同的勞動力卻有著諸多差別。這次調查中，59.5％為女性，40.5％為男性，性別比同廣東省及全國大部分流入地區情況相差不大。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譚深認為，從外出類型上看，未婚者與已婚者的差別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上屬于個人的自主性流動，而一旦結婚成家，男外女內、男主女輔的性別分工就立刻鮮明起來，結婚成家帶來的責任感鼓勵了男性的外出，但卻是女性外出的制約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是丈夫先出，然后回來接妻子，形成妻子的從屬性流動?；橐鰻顩r是否會加劇性別對工資收入的影響，與工資收入存在某種相關性呢？

2.流動人口的文化特征

文化素質、受教育程度是構成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重要影響因素。文化層次的高低是衡量不同群體類型流動人口素質的主要標志之一。樣本中有研究生學歷，也有文盲，主要為小學和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依次為25％、44.2％和20.4％，而大學以上學歷和高中分別占4.2％、6.2％。這說明調查對象絕大部分屬于中低層次文化程度。調查中文盲、半文盲人數較少，這也與我國農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相一致。

3.流動人口的工作經驗

樣本中流動人口在外打工時間最長為26年，平均在外打工時間7年以上。在廈門滯留時間即表中“廈門年數”有些長達24年，平均滯留時間近6年。流動人口中有個別原工作工資收入(即前期工資)高達4000元。打工時間、廈門滯留時間可以作為反映工作經驗的變量，前期工資可以反映出流動人員的工作經驗。

當然，實際生活中影響個人工資高低的因素很多，如行業、勞動熟練程度、職務以及國家隨機增資政策等。但由于本次調查農村流動人口多從事建筑業、加工業、環衛一些“臟、重、累”等工資低的行業，因此這里未將工種作為一個獨立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廈門市近幾年的流動人口的月平均工資收入為500-800元，工資最高的為5000元，而最低的才300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產生的呢？從表1中可看出工資高的人所受的教育年數要遠遠高于工資低的人，從事工作的年數也長于工資低的人。雖然我國長期實行的男女平等的社會政策，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特別是決策者形成了“社會發展自然帶來婦女發展”的思維定勢，會不會忽視發展可能帶來的擴大差別、剝奪脆弱群體發展機會的負面作用？如果這樣，在提高婦女地位的同時將不可避免會形成新的“性別盲點”。那么是否性別會對農村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產生影響？影響有多大？在后面的兩部分中，我們將通過多元計量分析來具體解釋這個問題。

三、流動人口工資的決定因素

我們下面建立一個多元回歸模型來看看流動人口現期工資收入與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打工時間、在廈門滯留時間、原工資收入等變量間的關系?；貧w的因變量是流動人口現期工資；自變量分成人口特征、文化特征和工作經驗等三組。人口特征包括年齡、性別(男性=1，女性=0)和婚姻狀況(結婚=1，單身=0)。文化特征為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小學文化程度=1，初中文化程度=2，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3，大學文化程度=4)。工作經驗包括在外打工年數、在廈門滯留年數和原工資收入。

我們共進行了兩次回歸。第一次是用Backward對全部因變量回歸，結果見表2。第二次是對性別、受教育程度、在廈門滯留時間和原工資收入幾個顯著性因素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

在對全部因素的回歸中，有幾個有意義的結果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中的“原工資收入、在廈年數”高度顯著，說明所受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都可以增加流動人口的工資水平。這就說明流動人口雖然大部分從事體力工作或簡單腦力工作，但其工作收入仍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與工資收入成正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流動人口知識水平要求必然還將繼續提高。

其次，從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征中，只有“性別”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會產生影響，而“年齡、婚姻狀況”與流動人口的工資的相關關系不強。因此可以認為，雖然隨著流動人口的年齡增長，體力會逐漸減退，但工作經驗、生活閱歷的增長可以彌補其影響。另外人們也許會認為婚姻有助于個人的成長與發展，但模型顯示它并不能給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帶來顯著變化。

第三，出乎意外的是，“打工時間”的長短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影響不大，反而是在流入地滯留時間的長短與工資收入有明顯的相關性。不過打工時間不能影響流動人口的工資水平，同“年齡”不能影響工資水平倒似乎保持了一致。對于流動人口來說，與其輟學外出打工賺錢，不如多讀些書，提高受教育水平。模型回歸結果表明靠延長打工時間獲得的工作經驗的想法是錯誤的。

從表3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性別與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相關性很強。同等程度下，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工資要高一個檔次，近400元。排除男女體力上的差異，如此大的差距似乎說明勞動力市場還沒有完全達到性別平等。關于性別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我們將在下一部分詳細闡述。

第二，教育水平與現期工資相關程度也很強。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個層次，工資水平就上升200多元，也就是說，同等條件下，小學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比文盲、半文盲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高200多元；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又比小學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高200多元，其它依次類推。隨著社會的進步，對教育程度的要求應越來越高。因此，農村流動人口要獲得更高的工資報酬，就應不斷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重視子女的教育。

第三，原工資收入與現期工資正相關。雖然原工資收入不能直接決定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可能的解釋是，它可以傳達一個人的工作能力方面的信息。一般來說，流動人員若原工資收入高，工作能力必然較強，現期工資收入也不會低。

第四，在廈門滯留時間也與工資收入成正比。在廈門多滯留1年，可以增加流動人口工資23元左右。在勞動力輸入地滯留時間越長，越有助于流動人口提高在當地的適應能力，獲得語言優勢，更加融入當地社會，人際關系也會處于相對優越的地位。

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存在顯著差異，其差異可以由性別、受教育程度、原工資收入以及在廈滯留時間所解釋。決定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別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性別對農村流動人口工資的影響巨大。相比之下，除了性別外，受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工作能力，最后是在流入地的滯留時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彌補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缺陷帶來的工資損失。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多接受2、3年教育的工資可以相當于在廈門多滯留10年的工資。而年齡、婚姻狀況則對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不大。

這些結論說明，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狀況明顯有利于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男子。工資收入與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相關這一結論表明，流入地看重流動人口的知識和能力積累。流動人口之所以被當地接納，在于其經濟價值，流入地也應按市場經濟運作，給予他們相應的工資報酬。

四、工資收入中的性別差異

我們將結合多元回歸的結果，從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流入地滯留時間三方面來具體分析流動人口工資收入中的性別差異。

首先來看看流動人口的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別差異。表4顯示，文盲、半文盲的女性流動人口占女性流動人口總數的8.5％，而男性接近2.8％；女性中受教育水平為小學、初中占絕大多數為女性流動人口總數的73.5％，男性中絕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為初中、高中，占男性流動人口總數的73.6％；由于59.5％的樣本為女性，所以大學文化程度的女性絕對數量比男性多1個，但從百分比的相對數來看，女性比男性少近兩個百分點。因此，總體上來說女性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比男性流動人口低于一個層次。

表4不同性別流動人口教育程度狀況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不同性別流動人口的原工資收入狀況。從表5中可以看到，少于500元工資收入的女性流動人口不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數都遠遠多于男性流動人口，達到57.3％。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相對較分散，雖然低于500元的也占男性流動人口總數的42.4％，但工資收入為500-800元、800-1100元之間的有23.1％和18.3％，比女性流動人口要多。中、高工資段的流動人口，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普遍偏少，這可以從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質培養等條件限制中得到解釋。

表5不同性別流動人口原工資收入狀況下來看看在廈門市滯留時間長短會對男、女性流動人口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很顯然，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在流入地滯留時間方面的性別差異不大。(見表6)不過在滯留10年以上的時間段里，男性流動人口的百分比要大于女性。我們可以理解為，流動人口多以夫妻共同流動以家庭的狀態待在流入地，而且這種狀況與滯留時間成正比。從這里看，滯留時間對不同性別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差異的解釋力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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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表5與表7進行對比，就能發現流動人口從流動中是獲益的。工資收入不論男性還是女性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男性流動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由42.4％飛速下降至9％。相比之下，女性流動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下降幅度僅為11.6％。而且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上漲幅度遠遠大于女性流動人口，男性流動人口工資收入500-800元段的百分比變化不明顯，800-1100元段的百分比上漲尤其突出，由18.3％變為30.6％，其它各工資段男性流動人口百分比均有小幅度上升。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狀況相形見絀，大部分工資收入上漲集中于500-800元段，雖然其它工資段百分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增長幅度均小于男性流動人口?？傮w上說，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集中于800元以下，占其總數的76.8％，而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則位于500-1400之間，比例為66.2％。這樣看來，流動能使女性流動人口獲利，但不是最大獲益者。比較而言，她們的整體狀況相對下降。因此女性流動人口處于貧困狀況的概率要遠遠高于男性流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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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讓我們對將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納入性別因素為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與未納入性別因素的回歸結果進行比較，即表8。很明顯，有性別解釋變量的擬合優度更好。性別對工資收入的影響相當于教育程度提高兩個層次，也就是說，如果一名文盲、半文盲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一般情況下與一名初中文化程度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相當，而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會達到一名大學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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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性別差異是兩性不平等在工作報酬上的反映。目前，兩性不平等狀況在我國甚至全球普遍存在。如我們前面分析的流動人口男女兩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就與兩性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前者是果，后者就是因。男性工資水平明顯高于女性工資水平。雖然我國在工資分配上實行“同工同酬”，不同的工作的確也存在不同的性別要求，而且流動人口大多從事體力活，男性流動人口具有先天的生理優勢，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挑選性歧視”。受教育機會的兩性不平等加劇了這種工作機會上的兩性不平等，從而帶來一定的工作報酬不平等。在已經制度化的職業分層上，流動婦女同其他女性一樣處于不利的位置上。正如萊斯金(Reskin,1988)所預言的，不論是婦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樣的勝利成果，男性精英都會重塑資源分配的規則，使婦女相對來說總是處于失利的一方。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婚姻家庭關系的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流動人口的流動也慢慢在農村擴散開?，F代愛情婚姻模式已經被人們認可，家庭軸心在向夫妻平等的生活模式轉變，家庭規模變小，越來越多的農村婦女有時間和精力從事社會生產活動。然而經濟上剛剛獲得獨立的流動婦女，在職業進入、工作性質、工資收入和工作評價等方面遇到明顯性別差別和性別等級化。這些將給她們帶來社會資源利用的不平等，使她們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而且還有可能出現經濟發展而女性社會地位下降的局面。如上一部分我們就說到改換工作，反而使流動婦女整體狀況變壞的情形。這些不平等狀況會對流動婦女的整體發展起著負面作用，鼓勵她們從經濟上更加依賴男性，從思想上更加接受女性的從屬地位，最終促使她們接受采用其他手段來獲取社會資源的傾向，帶來不良的社會影響。

已有相當多的研究表明，男女兩性認知能力上的差異是由于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即使真的有性別差別存在，量也是很小的，很容易被個體差異或沒有控制的其他因素所掩蓋。在中國，男尊女卑的觀念經過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已滲透、融化在社會生活、社會習俗的方方面面，積淀在社會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行為和心理。隨著社會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走出家庭，成為職業女性，男女交往機會越來越多，都可能導致男女之間性格的“對流”，從而縮小兩性個性人格上的差異，改變人們的性別觀念和社會期待，流動婦女也能獲得它帶來的外溢效應。顯然，改善流動婦女地位，需提高包含流動婦女在內的所有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在整個社會的地位。

總的來說，流動婦女走出農村，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勞動，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流動婦女的職業生活，明晰的個人收入，促使她們的社會地位、社會心理、家庭地位發生相應變化。它可以充分開發利用社會人力資源，為流動婦女的自立創造條件，更好地展示人類社會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女性群體的新形象。農村婦女的真正解放是對我們這個社會進步發展的最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