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批評的過度發展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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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現代文學批評作為現代知識學科的產生、發展歷程的一個特殊類型，在當代存在著過度解釋的狀況。如文化研究的興起，對文學研究的影響就存在過度解釋的情形。論文通過對二者的互文性、文本聯系等內部探尋，主張正確處理二者關系，并由此找出改善文學批評過度發展的解決方案，即借鑒傳統批評的某些規則，深化文學研究方法，回到文學文本等。

論文關鍵詞：文學批評；過度發展；文化研究；回歸文學

文學批評作為一門現代知識，以理論批判為機制，以現代文學生產為研究對象，其學科化經歷了18世紀到20世紀的漫長歷程。步人大學殿堂之后，現代文學批評才獲得了學科地位，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知識，并建立了自己的體系。

現代文學批評曾試圖以文學形式，即文學性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但卻不能夠對此加以規范表述，因而也就沒有建立起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單一模型。它作為一門知識與自己的研究對象不存在自然的聯系，這就導致了其自身某些內部矛盾的顯現，也由此造成了它在當代社會所處的困境。文學批評超出了文學，它不再關心文學本身，它將文學中包含的各種特性——歷史性、道德性、民族性、經濟性、文化性等都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使這門學科過度發展。這種狀況在影響著文學批評的發展，日漸拉大了與多數讀者的距離。文化研究的興起、發展和它對文學研究的挑戰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作為一門跨學科的新興學科，文化研究是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為誕生標志的……它游走于傳統學科的世界之間，同文學研究、社會學和歷史學關系尤其密切，其他像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等，都是其后援，具有堅實的哲學基礎。”文化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對文學和美學提供了背景和語境，但它的實際進程已超出了背景和語境的意義，對文學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并大有勇往直前取代文學研究的趨向。具體表現如下：

(一)去經典化和價值消解導致審美性的缺失

文化研究幾乎囊括了現代性所具有的一切特征：去中心化、平面化、瑣細、拒絕深度，去經典化、單向度、能指鏈。它是一種將大眾文化納入中心視野，與傳統的精英主義文化立場針鋒相對，從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中汲取制度或模式的分析方法。伊格爾頓說：“沒有任何東西比文化崇高地遠離日常這個指責更為虛假。某些文學批評家忠實地反映了這種具有震撼效果的意義的轉移，因此根據都鐸王朝時代的戲劇拼湊少年雜志，或者用他們的帕斯卡交換色情文學。州文學的通俗化追求、藝術品的日?；刮膶W經典遠離人們的視野。藝術創作的陌生化原則受到挾持，意義變得不再有深度。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話說，這樣種表面上看是流于泛美主義，實際上是審美審得過火至于無美可審的文化現實，亟待理論家來正本清源，給出新的理論說明。文學是審美的藝術，它旨在在思想和藝術上追求自己的特殊資質，以語言為媒介傳遞審美感受進而創造美的作品。無論何種題材、體裁，無論時空變化，文學的理想都指向美。審美性的缺失預示著文學意味的減淡和文學價值的消解，這更使文學研究遭遇更多的困惑，面對瑣碎、庸俗、淺薄的現象，文學批評如何駕馭其批評原則，如何施行其探究性，都會受到很大質疑。

(二)商業化和消費性質對藝術原則的消弱

文化研究以大眾傳媒為介質，勢必以商品交換為法則。在現代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中，原先占據大眾文化生活中心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繪畫、雕塑、音樂等藝術門類，它們中的經典“看起來屬于永恒的領域”，“似乎不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史等因素的實質性影響”，卻逐步地被廣告、流行歌曲、時裝、電視連續劇、居家裝飾、網游網購、泡吧等新興門類所替代；同時活動的場所也由原先高雅的藝術場館擴展到與大眾幾乎處于零距離的日常生活范圍之內。換言之，文學研究呈現出來的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以及審美活動日常生活化，影響著文學藝術乃至整個文化領域的生產、傳播、流通等方式以更貼近現代人日常的商業生活的形態表現出來，即一切都指向消費，文化產品以統一模式大批量生產，直接與流通掛鉤，并及時被消費。巴赫金說：任何精致的形式主義都建立在粗俗的享樂主義之上，精致之中，美真合一。但我們仍能嗅到資本主義的銅臭味，因為它想賺取的至多是感官?！拔幕F代性意味著藝術是大眾的藝術。機械復制時代所復制出的藝術的商業性質和消費性質，本身成為文化現代性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僅是其聲討對象”。商品原則掩蓋藝術原則，藝術被淪為服務感官的低級鍵盤手，它必然遠離自身的價值和人類的意義。

(三)文化研究的跨學科化導致文學性的泛化

文化研究不僅研究文化本身，它橫跨文學、人類學、傳播學、美學、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學科的多門學科。其“旨趣不在完善學科內部的理論，而是回答學院之外的世界所提出的問題”。它與社會意義的生產、流通、消費建立了聯系，也與權力、表征、身份認同有關。文化研究所闡釋的“文化性”正占據文學研究中的“文學性”而使之泛化?！敖Y構主義文化研究與傳統的文學、電影等研究仍有差別，不像傳統文學那樣集中在對審美要素、形式要素，或一般思想性要素的發現，它們通過敘述程式與過程等的分析所揭示的仍是文化要素，借助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的通道走向的是文化而非文學”。研究對象隨著文學要素的減少和文化要素的增加，極有可能成為一種霸權的文化話語，尤其是大眾文化的介入，使批評家必須探求文學性之外的其他的分析方法。澳大利亞學者約翰·道克爾在<后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中對Q·D·利維斯<小說和閱讀公眾>的觀點作了概括：“……大眾文化不值得當作真正的文學或文本來分析，它是一種大眾心理狀態的反映，批評家必須深入一種大眾讀者和觀眾的心理學或精神分析對它解釋?！倍幕芯繉ξ膶W非文本的范圍擴張，甚至對社會分析和社會批評的關注更是對文學性邊沿的沖擊。文學性是文學研究的特有對象，它是文學區別于非文學的標志。語言、韻律、修辭、情節、結構以及由此產生的審美感正是文學作為一門藝術存在的理由和價值，寬泛了的文學性比文學性的缺失對文學生命力的威脅更強烈，而文學批評就建立在這種文學的形式之上，文學性的擴張和泛化勢必導致文學批評學科的過度發展，過度發展了的文學批評因此而不再熱切關注文學，而關注超出文學的其他的因素，這無論對文學本身和文學批評都是一種黯淡的前景。以上是文化研究轉向過程中對文學研究的負面影響，這也使已深處困境的文學批評遭遇更多的焦慮。那么，我們該如何面對現狀，拯救所謂“死了”的文學，給予文學批評以其曾經應該擁有的合理批判功能，使它回歸與文學的和諧關系，值得我們深思。而解決問題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深入學科內部，尋找根源和應對矛盾的銳利武器。

文化研究有其產生的必然性和深厚的社會背景，也有它自身的價值和對于其他知識的意義參照，因此我們不能全盤否決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樣，也必須潛入文化研究內部，并與文學研究建立對話，才能借鑒其有利的原則和機制，避免它對文學研究和批評的同化和侵蝕。“文化研究為文學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視野，無論從文化視角關照文學，還是從文學視角關照文化，都可以使傳統批評柳暗花明、峰回路轉”。為此，我們需理清下列幾個問題。

首先，文學和文化的原始思維同源共生。文化是原始思維在人類頭腦中的具體積淀，文學是作為它的表現形態而存在。作為文學的民間文化為文學注入更加鮮活的生命元素；作為文化的民間文學是文化生成和發展的見證。它們共同映射了原始的思維模式，伴隨著人類的繁衍和文明的創新，相互滲透以至可以達到抽象的層面。有人說，語言是文化上約定的，這意味著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方式是文化上約定的?！霸姷恼Z言就在于它通過語言的力量向人們業已習慣的陳腐日常經驗理所當然地提出質疑和挑戰，這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振聾發聵。"原始思維的特征，在于它的感性表達和象征精神，而這一點也正是文學最基本的特征，換言之，原始思維和文學表達方式在結構形態方面相互依存。如果思維的原始特性消亡，文學思維和表現功能也隨之消亡。后現代以來的去邏輯化表現，理應尋找和重建原始思維在當下世界中的精神地位。同樣，原始思維的文化形態在較為廣泛的意義上加以觀察，其實也正是文學思維的基本表現形態，兩者同源共生，才能使各自得到有效的發展和傳承。由此，承認文學的思維形態本質上就是對文化形態的承認?，F代文學和后現代文學及其批評立場對此并未得到更為深入的認同，因而促使批評本身成為非文學的觀念建構而不是現象學的本質理解。

其次，要正確理解二者的互文性。文化和文學是互為背景的觀念和表現。文學以其文本中的因素和外部的意義體現文化，文化在思維形態、批評方法和典型性等多個層面和表現角度成為文學的轉寫。它們的結構又有所不同，文學以語言為建構材料，重在審美元素和形式元素的表現和提煉；文化除了文學、藝術外，還包括生活方式、傳統及信仰，是人類精神和物質綜合、高度的抽象。文化蘊含能夠增加文學的豐富性和廣闊度，提升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文學韻味為文學提供深刻和精致度，提煉和發展文化。一個作家必定受到他所信仰的文化的影響，進而將文化因素灌注到作品中形成一定風格，表現他的價值傾向，闡釋其思維特性、意象和意境的生成方式等，從而作為一種典型的文化成果存在。而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中，必定包含了大容量的文化現象，通過它人們能夠透視出整個社會的存在形態、風俗畫卷、文明的發展程度以及更多的人性格調。理解了二者的互文關系，并且推動它們各自的發展，文學批評因此更要始終找準基點，通過文化意義的提煉更有效地研究文學，而不是偏離批評職責，把背景的文化作為主體去把握。

最后，準確把握二者文本間的關系。黃卓越在<文化研究的譜系學及與文學研究的關系》中指出：有一種是結合文化作的文學研究，這一種重心和目的都落在文學知識的類型上，所以不可能替代或消解文學研究；另一種是借助文學作的文化研究，以文學文本和活動為基本的研究對象，目的是揭示其中的文化內涵。但由于它與文學規則的結合，采用了文學研究的一些基本手段，這就有利于文學研究運用范圍的開拓。這正如瓦·葉·哈利澤夫所認為的：“從符號和文化學的視角來考察文本，對文學學而言其重要性并不亞于傳統的、語文學本身的理解。這一考察方式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作家創作活動的特性，更加全面地認識作為人際交流現象的文學?！钡侨绻幕芯坎皇侵卦诮Y合文學規則，不依賴于文學形態分析，就有其獨有的研究目的?！斑@就不一定要適合狹窄的專業趣味而將文學研究的實際標準作為其發展的參系。文化研究有比文學研究更重要的意義和功用側面。”這樣的文化研究就不是我們可以吸取和借鑒的。羅蘭·巴特認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一個文本中，不同程度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文本，如文化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我們應從歷時和共時角度來研究文化和文學的關系，注重二者間的溝通，提煉其各不相同的特征，才有可能在相通的互文背景內得到相互確立而不是彼此消解。

把握文化和文學的有機聯系和互滲原則，找準文學研究的方向，有助于引發人們對文學批評學科內部的反思和解決方案的找尋。文學批評回到文學自身，是解決其過度發展的唯一有效途徑?；氐教角笪膶W內部的規律，回到對文學性的適度把握，我們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對傳統文學理解的選擇性回歸

傳統文學研究關注文本，在其內部尋求規律，主張審美經驗的認同，認為語言是文學的介質，遵守藝術的陌生化原則，重在能指所指雙重結構的建立，尋找并依據文學性，倡導某種理想化、模式化的原則以闡釋和規范文本。這些都是文學研究高度價值之所在，必定使當下圖像文化和符號化的文本自慚形穢并于文學乃至批評的視域中隱退，而這些對傳統的選擇也必將挽留文學性的遠離。例如形式主義的批評原則就有長久的有效性。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論》中說：“譬如，語言的艱深化；譬如，種種聲音表現法，渲染，韻腳。這是藝術的推進。凡此種種不僅是詩歌語言中聲音的現象，而且是詩的本質，藝術的本質。”藝術永遠表現人類向善向美的理想，文學也必然以其特性而生存。在某種意義上，傳統是最好的導師，對文學批評向文學結構的回歸，汲取傳統文學解釋中的經典原則與理趣意義深遠。

(二)深化文學研究的方法

文學研究的方法多種多樣，如精神分析批評、神話原型批評、符號學批評、解構主義批評等，還有人提出用歷史學、統計學、神經現象學、活體生物學、傳統心理學方法來研究，并且每一種方法都會取得相應的成效。邁克爾·萊恩曾對相同的文學文本作了多重解讀。以《李爾王》為例，用形式主義方法解讀，認為是一部多種話語模式并存的異質性文本，得出如下結論：“《李爾王》通過對死亡和再生的敘述，反對建立在僵死的權威、不健康的自我欺騙和命令式的語言之上的舊秩序，支持一種發自內心的富于創造性的新秩序，一種建立在考狄利婭所主張的，說自己感覺要說的而不是自己不得不說的基礎上的新秩序。”用結構主義方法解讀，則注重其雙重情節的研究；用女性主義方法解讀就落在父權制和父權制對婦女的理想的重心上……運用多種研究方法有助于豐富文學研究的資源，增強文學批評的活力、深度和廣度，也能推動文學創作的豐富化。但無論采取何種批評方法，理論前提必須建立在文學研究的意義之上，面向文學文本，結論回到文學。弗萊說：“我需要一種歷史的方法來研究文學，但這種研究方法應該是一部真正的文學史或包含一種真正的文學史。”而對文學研究方法的追求所遇到的問題，如精神分析方法對文學現象的簡單化歸納，符號學批評的哲學化傾向等等，都是文學批評背離文本的誘因。面對如此種種，要善于舍棄批評方法方面的不足。

(三)正確區分文學和文化

對文學和文化兩者關系的把握我們前面已經詳細進行了論述，這里再作強調。在文學研究中，文化是其背景；在文化研究中，文學是其例證。必須以文學為中心，從文學出發，最終回到文學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效的。在當下二者的相互交融中，必須維護各自的獨立性。文化是人類所有的物質、精神、制度的成果的高度抽象，是一個大系統，是人類文明長期發展的表征，有著巨大的覆蓋面。文學是文化中的一個子系統，是寫作者運用感性經驗，建構一個審美的文本世界，從而使接受者獲得精神和靈魂的洗滌和升華。它是人類歷史長河中一個階段的精神產品，需要不斷改良和創新。而且，“文化的形態多種多樣，除大自然之外的所有事物、現象的形態都包括其中；文學作品的形態只有其話語系統與其指代、導向的文學作品言象系統及其意蘊的統一一種”。正確區分文化和文學的相異之處，才能更好把握它們的貫通性，才能在具體文本的研究中始終認準文化或文學的主體性，明了文學研究對文化的反映乃為文化研究所提供的依據，文化的傳統、模式、觀念對文學文本的影響和對文學批評的啟示。唯此，才能不混同二者的主次，相互推動、促進和豐富。

(四)回到文學文本

文學作為一種現象，本身就是一種文本。文學批評與文學作品的脫節，必定走向自身的純理論化，最終將遠離大眾，遠離文學?；氐轿膶W文本，就要重新確立文學性。俄國形式主義把文學性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以文學為出發點，以文學為文本，但由于過度詮釋，忽視文學文本社會和文化的涵義，文學性使形式主義變得狹窄，致使文學研究陷入僵局。“形式主義者大多兼具語言學家與詩人的身份，他們希望通過語言學走向詩學，但在理論建構過程中，他們發現這條路不易走通，不知不覺中廣義的詩學變成了狹義的詩學”。而符號學，則由于跨學科的學術性，涉及哲學、心理學等公共領域，致力于擺脫特定主題范圍的支配。它在深化文學文本原理的同時，也忽略了文學本身的立場原理。我們從彼得·威德森對文學性的觀點中應該得到一些啟示，“一方面，我接受不存在一種語言學或修辭意義上的獨特的文學語言；另一方面，我希望在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地位、功能和影響中，而不是在審美本質中確立文學性的定義?！薄凹却_認文學性的外在文化定義，又保留它與其他話語形式、其他文化產品模式的內在差異。”以上兩個例子正是文學批評背離文學文本的正反兩面的例證。重新確立文學性，回到文學文本是真正解決文學生產、文學批評難題的方案，也是唯一的出路。伊格爾頓認為應該把文學放置到現代的文化生產領域來審視，但因文化生產的個性差異，我們不能把文學與現代性上普泛的文化話語混同。作為文學自有其自身的獨特性，這也恰恰就是文學性這一仍舊肩負它區分于其他藝術或文化的特征。

文學批評遭遇了過度發展。學科自身的過度發展，以及研究學科界限的消融和文學性的擴張，將文學批評帶進了十分尷尬的處境。文化研究只是其中一種具體的表現，但對文化研究理論機制的內窺和對它所帶給文學研究困境的深思，及從文學批評學科內部人手，探尋二者之間的關系，區分它們的不同，本著回歸文學的宗旨，建立理論背景下有效的實施策略，深化文學研究方法，重新確立文學性，將研究指向回歸文學文本，這是一條指點迷津的出路，對文學研究、文化研究，對文學批評前進航線的撥正，甚至對整個現代知識體系狀況的改善和難題的消解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