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農業發展論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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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1晉城設施農業發展現狀

1.1設施農業規模不斷擴大

晉城市設施農業發展20多年來，從無到有再到區域發展，特別是“山西省設施蔬菜百萬棚行動計劃”實施3年來，設施農業取得了長足發展。截止2012年底，全市設施蔬菜達到4.14萬畝，比2009年增加了3萬余畝。其中日光溫室建筑面積比2009年增加了1萬多畝，春秋大棚建筑面積比2009年增加了1萬多畝，連棟智能溫室也發展到200畝。2012年全市設施食用菌生產達到5839萬棒，目前食用菌工廠化栽培基地有13個，占山西省食用菌工廠化栽培基地總數的62%。全市占地200畝以上的設施蔬菜園區近百家，農業設施類型在簡易的“7315”型土墻竹木結構日光溫室基礎上，推廣應用了經濟實用的鋼架春秋大棚、節能日光溫室、智能連棟溫室、工廠化生產食用菌等。全市設施農業初具規模，蔬菜周年化生產體系基本解決了冬春淡季蔬菜生產和產品供應不足的難題，蔬菜冬春自給率上升到45%左右。同時，設施種植種類從蔬菜和食用菌種植發展到設施草莓、設施水果、設施花卉、設施苗木等，品種豐富，起到了改善市場供應，豐富人民生活的積極作用。

1.2設施農業產業布局逐步優化

隨著農業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設施蔬菜百萬棚行動計劃”和“一縣一業”、“一村一品”建設的不斷推進，晉城設施農業生產基地逐步向優勢區域集中，基本形成以高平市、澤州縣、陽城縣、沁水縣為重點的設施蔬菜產業格局。設施食用菌的發展已在山西省形成了“南澤州、北廣靈”的生產格局，澤州縣成為以食用菌工廠化栽培為主的優勢區域。

1.3設施農業科技水平日漸提高

晉城市設施農業生產技術的不斷創新與優化，產業科技含量和生產技術水平明顯提高，設施新品種、設施高效栽培、集約化育苗、防霧滴棚膜、高壟覆膜、膜下滴灌、反光膜、防蟲網、水肥一體化、無土栽培等實用技術已成為全市設施農業持續發展的重要技術支撐。2010年的《JCRWS8—365型高效節能日光溫室建造技術規范》和《JCGJDP10—28型鋼架大棚建造技術規范》兩個地方標準，有效地提升了全市的設施建造技術水平。

1.4設施農業發展合力逐步形成

近幾年來，晉城市各級政府高度重視設施農業發展，把設施農業作為增加農民收入的重點工程來抓。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各級農業部門的通力合作，不斷優化設施農業投資環境，鼓勵企業、經濟組織和個人轉型發展設施農業，逐步構建了以政府財政投入為引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為主的多元化投資機制。據測算，3年來全市有超過1.5億元的財政資金和10億元左右的社會資金，投入到設施蔬菜、食用菌、水果、花卉、苗木等的生產上，推動全市設施農業發展的合力正在逐年加強。

1.5設施農業產業鏈不斷延伸

圍繞設施農業生產基地的建設，各縣（市、區）大力扶持集種源、生產、貯藏、加工、交易為一體的設施農業產業鏈的發展，積極促使各設施生產園區創立自主品牌，實現產供銷一體化，使設施農業產業鏈不斷延伸。

2設施農業發展的主要措施

2.1設施農業扶持政策的出臺和落實

2010～2012年，全市各級政府都對設施農業特別是設施蔬菜生產出臺了獎補政策，資金及時落實到位，為晉城市設施農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引領作用。3年來，市級財政共撥專款2300萬元，主要用于對設施蔬菜建設的獎補；城區政府2012年拿出500萬元對設施蔬菜建設進行獎補，澤州縣政府2011年和2012年共撥專款900萬元對設施蔬菜給予扶持，高平市政府對蔬菜設施建設的扶持資金上億元，沁水縣政府拿出2000萬元用于設施蔬菜建設。

2.2設施蔬菜產業建設的組織保障

晉城設施蔬菜的發展受到了全市各級領導重視，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農業副市長為組長、各有關涉農部門主要領導為成員的設施蔬菜建設領導組；各縣（市、區）政府及農業部門也把設施蔬菜建設作為農業工作的重點來抓，有力地促進了設施蔬菜建設的發展。

2.3突出示范園區建設

目前，全市已創建3個部級設施蔬菜標準園，6個省級設施蔬菜標準園，30個市級現代農業示范園。這些設施蔬菜標準園，基本都進行了園區規劃，產地、產品認證和品牌商標注冊，科技含量高、設施配套齊全、輻射帶動能力強，為今后晉城市設施蔬菜產業的快速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并在全市的設施蔬菜生產中起到典型示范引導作用。

3存在的問題

晉城市設施農業發展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

3.1自然環境制約設施農業發展

晉城市東南與西南分別被太行、王屋山脈呈漏斗形環抱，南部為高原與平原的過渡區，地貌以中低山地丘陵為主，丘陵面積577.9km2，平原面積只有116.7km2，丘陵成為設施建造和設施規模化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

3.2設施農業生產體系不夠健全

晉城設施農業生產尚未形成產—供—銷有機結合的市場體系、組織化程度高的管理體系、設施農業技術研發體系和設施生產服務體系，制約了設施農業整體水平的提升。

3.3縣級設施農業規劃滯后

目前，多數縣（市、區）只注重蔬菜生產設施的建設，沒有對設施發展進行整體規劃，不利于今后全市的設施蔬菜產業有計劃、有步驟地向前推進。

3.4設施建造質量有待提高

園區的規劃和建設大多聘請山東省技術人員，未能充分考慮晉城本地自然氣候條件，日光溫室多采用土墻鋼架竹木混合結構，且部分新建的設施園區為了節約建造成本，隨意的使用一些質量不達標的鋼架、鋼管等建材，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弱，影響設施使用效果和壽命。

4設施農業發展前景探討

4.1設施農業發展優勢

4.1.1自然與區位優勢。晉城市位于山西省東南部，屬暖溫帶濕潤季風氣候，四季分明，冬季光照充足，是較適合發展設施蔬菜的區域；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連接周邊的各大中城市，設施蔬菜生產與周邊蔬菜市場有明顯的季節與品種互補優勢。一是夏秋南方市場。7～9月是晉城蔬菜上市旺季，也是長江以南地區高溫高熱蔬菜生產淡季，為晉城夏秋茄果類、根莖類蔬菜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二是秋冬西北市場。西北地區延秋和越冬蔬菜缺口大，晉城蔬菜與之相比具有明顯的價格優勢，為晉城秋冬蔬菜提供了一定的市場空間。

4.1.2技術與資金優勢。隨著各級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扶持，民營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投資設施農業生產的熱情日益高漲，使晉城的設施農業生產科技含量不斷提升，建造質量和廣大農戶的種植技術水平明顯提高，設施農業增產增收效益明顯。在全市各級業務部門擁有較強技術隊伍的基礎上，從當地、運城及山東壽光聘請了50多名具有豐富經驗的技術人員，常年駐扎在主要設施農業生產基地，能基本滿足全市設施農業生產需求。同時，受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的影響，大批小型煤礦關閉，一些煤老板和金融界的有識之士，看準發展生態農業的良好機遇，積極出資興建高標準蔬菜生態示范園。在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一些農民企業家也看到了蔬菜生產是農業增產增效、農民脫貧致富、企業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紛紛把閑散資金投入到設施農業中。

4.2設施農業發展思路

以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為目標，以蔬菜標準園建設為重點，優化布局、科學規劃，堅持工業化、企業化運作和農戶家庭生產為輔的理念，因地制宜發展設施農業。通過集成配套技術、推廣蔬菜集約化育苗、實行標準化生產、推行商品化處理，推進設施蔬菜產業化開發、區域化發展，實現設施蔬菜規模、質量、品牌、效益協調發展，同步推進。

4.3設施農業發展途徑

4.3.1加強組織領導，提供發展保障。切實強化“菜籃子”縣（市、區）長負責制，加強對設施蔬菜建設工作的領導，各縣（市、區）也要成立相應的設施蔬菜發展領導組，把設施農業發展列為農業和農村工作考核的重要內容。各級政府在加大財政投入的同時，要繼續堅持“政府引導、個人為主”的投入方式，吸引社會資金特別是資源型企業投資發展設施農業；要積極協調金融機構安排小額貸款或采用政府貼息的方式，幫助農民解決投入不足的問題。4.3.2科學制定規劃，明確發展重點。各縣（市、區）要按照全市規劃，制定本地區設施農業建設方案，明確主導產業和主要設施類型，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充分發揮示范帶動作用，在適宜區域加大發展規模。同時，注重園區整體規劃，不僅有設施農業生產區，還要有配套的處理、冷藏、初加工、包裝等設施，更要注重園區的經營管理，進一步提高園區的經濟社會效益，增強其輻射帶動能力。4.3.3推進標準園建設，提升產品質量。積極開展“六到園”創建活動。一是責任落實到園，強化園區主體責任，實行“誰生產、誰負責”；二是標準普及到園，嚴格按照技術規程作業；三是統一服務到園，重點是推進病蟲害統防統治，實行農藥統購、統供、統配和統施的“四統一”服務；四是管理制度到園，推動園區建立和落實農藥管理、檔案記錄、產品檢測、基地準出、質量追溯等5項制度，構建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長效機制；五是標牌樹立到園，所有設施園區都要有醒目標牌，注明建設地點、產品、規模等內容；六是資金整合到園，最大程度地整合各項涉農資金，扶持標準園創建工作。4.3.4強化技術創新，健全服務體系。鼓勵引導企業、合作社積極進行生產技術的自主研發，并從事設施農業技術推廣服務，加快構建政府主導、多元化參與的農技推廣體系，形成“優勢互補、協調配合、齊抓共建”的技術服務團隊，滿足設施農業快速發展的需求。要在全市蔬菜主產區所在鄉（鎮）逐步建立健全技術服務網絡，進一步延伸技術服務體系，提高各級技術隊伍的整體業務水平，及時為廣大農戶提供產前的農資信息服務、產中的生產技術指導和產后的營銷信息服務，確保全市設施農產品優質、豐產、增收。4.3.5增強市場意識，培育龍頭企業。晉城大多數設施農業園區規模小、管理粗放，政府要加大對優秀企業實施項目傾斜和資金獎勵力度，充分發揮龍頭企業的示范和引領作用。同時，設施農業企業要不斷增強市場經濟意識，加大開拓市場力度，形成經紀人隊伍，通過銷售帶動生產。4.3.6延伸產業鏈條，精心打造品牌。在鞏固和完善現有批發市場的同時，新建一批產地批發市場和產地預冷庫，帶動產、銷一體化經營。要積極發展連鎖配送、專賣、超市等現代流通服務方式，支持龍頭企業、合作社直接領辦連鎖超市或經營點，開展農產品集中配送，大力推進“農超對接”、“農校對接”、“農廠對接”。要把品牌建設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通過強化品牌建設，進一步提升晉城市設施農業的市場競爭力。

本文作者:柳建麗工作單位:山西省晉城市農業委員會

第二篇

一、引言

糧食安全一直是社會關注的重大戰略問題。我國是糧食生產和消費大國，年產糧食在1萬億斤以上，保障了糧食需求的高自給率。然而，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推進和人均收入增長及生活方式的轉變，糧食需求的增加及土地、勞動、資本等要素的轉移，我國糧食安全將面臨嚴峻的挑戰（王雅鵬等，2011）［1］。近年我國的糧食需求與供給表明，需求增長剛性，供給多因素制約，糧食生產和供給處于一種長期的緊平衡狀態。2004年以來，糧食生產連續9年獲得豐收，并創新高，但據國家海關和農業部統計，2010年中國糧食凈進口仍高達5963.5萬噸，占國內糧食總產出的10.91%，已經連續三年超出國家糧食95%自給率的目標，糧食需求的對外依存度明顯提高。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全國80%以上的商品糧和90%以上的糧食調出量來自13個糧食主產區，而且在產出結構上呈現明顯的“北移西擴”趨勢①。這些現象表明，我國糧食生產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糧食問題”，已經呈現發展經濟學所稱的“農業問題”或“收入問題”（胡霞，2011），糧食安全可能的隱患不是由于生產能力，而是由于生產者收入低下和增長滯緩所致［2］。“收入問題”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規律性問題，主要是由農產品的生產特征及產業結構和收入結構調整所引起。當這一問題出現之后，需要從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上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近年，雖然中央政府提出的“三化”同步發展，以及一系列一號文件的支農惠農政策，都從發展戰略上高度重視這一問題，但是，至今在糧食生產的區域政策和產業政策上還沒有形成明確的、穩定的結構調整，使得中國的糧食安全隱患不能消除。例如，糧食生產比較效益低下，地方政府與農民均缺乏糧食生產的積極性，面臨糧食增產與收入下降的困惑。再如，目前的家庭農業生產以及收入增長狀況已經很難適應綠色革命對農業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提高的要求，甚至未來農業生產將面臨勞動力斷層的困擾。這些深層次的問題實際上都反映了經濟發展階段的規律性內容，今后不能再僅僅依靠傳統的農業政策來解決，需要實施專門的區域和產業結構政策加以調整。

二、糧食主產區的“收入問題”與區域問題

（一）農業發展中的糧食問題與收入問題

糧食問題與收入問題是發展中經濟發展過程的階段性問題（胡霞，2011）［2］。一般說來，在經濟起飛的初級階段，糧食是工業化的基礎和支撐，但由于工業化對勞動力需求的快速增加，極易出現糧食生產的下降與供給的短缺。如果糧食出現短缺，必將引起物價普遍上漲并帶動工資水平的上漲，從而使工業化成本增加，所以，這一問題被稱為“糧食問題”或“李嘉圖陷阱”（速水佑次郎和神門善久，2009）［3］。此時，農業生產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為經濟發展提供糧食保障。這一問題的解決是通過農業革命完成的，通過將化學產品、機械動力、生物技術、石化能源等外部因素引入農業生產體系，突破傳統農業受自然環境、季節氣候、土壤肥力以及種子、動力、蟲害等方面的客觀限制，使土地產出效率得到極大的提高。這一過程由于可以減少更多耕地的開墾從而更好地保護環境而被稱為“綠色革命”（吉利斯，等，1998）［4］。農業革命的實質是通過產業化的耕作方式對傳統家庭農業的改造，是一種工業化的農業生產，它不斷通過技術進步取得規模經濟，進而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以保障農民對糧食生產的激勵。因此，一旦農業步入產業化的發展路徑，其產出水平將會持續地提高。然而，盡管農業生產可以得到產業化的改造，但是其產品“食物”卻不具有工業產品的需求特征。即人們對農產品的需求缺乏彈性：在農產品短缺時，價格極其昂貴，一旦滿足，出現過剩，價格急劇下跌。所以，在現代農業生產中，規模化的產出與其價格的下降相伴而行，而且由于價格的下降大于產出的增加，結果會導致勞動的邊際產出降低和資本回報的下降，使農業不再具有吸引資本進入的動力和勞動者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反過來它又影響農產品的生產與供給。這一發展現象便是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問題”。農業收入問題對糧食生產的影響是，糧食短缺不是由生產能力的限制，而是由生產過剩引起的收入下降所致。在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中，隨著“綠色革命”的引進，農業生產中的“糧食問題”最終必然會轉化為“收入問題”。當這一問題出現之后，一般國家會采取支持農業生產的產業政策，以保持農業的穩定生產。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工業化過程中，盡管沒有出現糧食危機現象，但是，也曾發生過因“收入問題”而導致的糧食短缺的隱患，例如，1985年、1994年、2003年先后出現明顯的幾次產出水平嚴重下降的波動。也正因為如此，自2004年起，中央連續九年出臺一號文件來扶持農業生產，遏制糧食產出的下降。這些政策包括農業稅的廢除、糧食直補和各種生產資料價格及農機具價格補貼，以及設施農業、土地流轉、農民合作組織的政策，農業水利基礎設施的提供，農業技術的進步與推廣等。應該說，這些政策的實施確實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也使農民得到了收入實惠，但是，在對農業產業化的改造上，在提升農業生產的優勢上，這些政策措施還沒有完全轉化為農業生產的內生動力。中國農業發展中的“收入問題”還由于存在兩個特殊的因素而變得更為復雜和棘手。首先，由于中國的農業生產從根本上說仍是家庭農業，帶有濃厚的“自給自足”傳統農業的封閉特征，中國農業不具有明顯的產業化生產優勢。這一因素的存在使這些政策效應難以得到充分的發揮，并具有實施過程中的“疲憊”效應，需要持續地增加。其次，中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不暢和嚴重過剩又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問題”。由于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出水平（也即農業工資）持續下降，家庭農業生產配置對農業勞動的投入不斷下降，對農業勞動的人力資本的投入不斷下降（農村老弱婦幼沒有獲取現代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知識要素的動力，農業生產新生代勞動力嚴重短缺），所以，產出的增長僅僅靠“外在要素”的投入，勞動貢獻和制度效應不甚明顯。因此，要想將這些產業政策轉化為農業產業發展的內生因素和驅動力，需要新的生產體系的構建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要想從根本上改變農業發展方式就要實施農業現代化，主要包括技術現代化和制度現代化。物質條件和技術的現代化，是指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手段裝備農業，實現農業生產的機械化、信息化、生物化；制度的現代化是指農業組織管理的現代化，實現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社會化、產業化（牛立超和祝爾娟，2011）［5］。無論是技術進步還是制度變遷，從根本上說都是對傳統的家庭農業生產模式進行改造，使其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例如，現代的家庭生產很少是單純的農業生產，幾乎全部是兼業化，如果兼業化過度發展，那么農業生產就很容易出現副業化②。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就有產生糧食生產短缺的可能。這就需要通過制度的誘導和強制促使家庭農業生產模式進行分化：一部分進行擴張，構建現代農場制度，實施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另一部分則走向消亡，融入完全的工業化生產和城市社會生活。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靠幾個政策的實施見效。盡管如此，我們仍必須明白無論是技術進步和資本投入，抑或是制度供給和產業演變，都必須本著提高農業收入的原則去實施。通過提高農業收入，將各種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逐步轉變為農業發展本身的內生因素。

（二）農業發展中的區域問題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一種客觀現象。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經濟發展過程就是由區域不平衡到區域平衡再到區域不平衡的過程。區域經濟的差異主要取決于地域資源的比較優勢和制度環境，其中，既包括自然資源的稟賦差異，更包括以市場環境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差異，如投資環境、金融環境、商務成本、產業政策、人才機制等。區域經濟發展主要解決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定位問題，如果這一問題解決不好，將會產生許多“逆配置”現象。一方面，長期以來，中國在農業生產和農產品的供給上實施城市化和工業化偏向策略，其結果導致了糧食主產區產出增長與收入下降的矛盾，出現了糧食生產與經濟增長的二難選擇：實施區域趕超戰略勢必影響糧食生產，保持糧食生產則會進一步拉大區域發展差距。糧食主產區一般是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如果要趕上先進的發展區域，這些地區就必須加大對第二、三產業的投資力度和政策傾斜。而在目前中國的發展模式下，這首先意味著要有大量的耕地轉化為工業用地、基礎設施用地和城市發展的剛性用地，其次還要通過土地的開發來積累資本。這兩方面的努力結果必然導致大量的農業耕地消失，直接影響糧食生產。另一方面，由于農業收入低下，不僅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而且產業資本進入不高，地方政府也因為不能從農業產業中獲取足夠的財政收入也不具有支持發展的動力。所以，整個農業的發展實際上是靠中央發展政策的外生因素推動的。所有這些都對農業發展造成極為不利的制約。盡管從發展戰略的角度看中國糧食安全問題不容樂觀，然而，在農業發展問題上，各級地方政府并沒有給予清晰的認識和應有的重視。目前，幾乎中國的所有城市都在走忽視農業的工業化道路，這說明，除了對于農業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認識不足之外，根本的問題出在了制度設計方面。中國經濟目前主要是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競爭的經濟，政府只有集中足夠的資源才能在地方經濟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分稅制的財政制度不完善導致了地方政府對城市經濟發展的極端偏好，農業和糧食生產作為公共產品則由國家供給和協調。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地方政府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不可能從經濟發展內生的角度出發重視農業，不僅對農業發展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投資，反而在某種程度上繼續延續掠奪式的發展策略。這是因為農業生產的發展只是為國家提供了糧食安全的公共產品，沒有為地方政府的財政稅收作出貢獻，反而在不少地方出現了糧食生產與財政貧窮的捆綁特征。值得認真思考的是，不少人提出了針對農業產業發展的財稅優惠的措施，這從微觀的角度看非常合理，但是從宏觀的視角和區域發展大局來看，則又是不可行的。因為，這一政策只是考慮了企業和出資人的利益，沒有考慮地方政府的收入效應，反而會進一步抑制地方政府積極主動地發展農業的積極性。簡而言之，目前農業經濟的發展是一種外生政策的驅動的結果，是靠地方政府對農業政策的貫徹主導和推動的結果，沒有釋放出地方政府充分發揮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應當從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和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中考慮中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問題。

三、糧食主產區“收入問題”的實證分析

（一）糧食主產區產出增加與收入增長滯緩的矛盾困惑

糧食生產的“收入問題”表明：對農民來說，糧食生產的進一步增加并沒有帶來收入的增加，反而可能帶來收入的減少，從而使農民不再有動力進行糧食生產。我國目前在糧食生產上劃定13個糧食主產區，糧食主產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遲緩充分說明了這一現象。我國糧食主產區主要是指河北、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13個省（區），這些是我國糧食生產大省（區）和糧食調出的省（區）。按照我國的經濟帶劃分，其中江蘇、山東、河北、遼寧為東部地區，四川、內蒙古為西部地區，其余為中部地區。表1顯示，實施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一方面糧食主產區的糧食生產占我國糧食生產的比重一直穩定在70%以上，日益顯現出其產糧大省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糧食主產區的產出結構也在發生明顯的變化：東部地區河北和遼寧兩省產出比重基本維持不變，而江蘇和山東的生產比重明顯下降；中西部地區除湖北和四川兩省的產出比重明顯下降外，其余省（區）的產出比重都呈穩步增長趨勢，尤其是黑龍江、內蒙古和河南更為明顯。從主要的生產條件耕地資源上看，除北方黑龍江、吉林、遼寧和內蒙古四省（區）的人均耕地面積大于全國水平外，其余9省份的人均耕地面積均小于全國平均水平，表明這9省份的糧食生產在規模化生產上不具有優勢，仍主要依靠家庭生產來進行。如果農民純收入仍主要依賴家庭農業，并且隨著糧食生產的增加而增加，那么，就不存在農業生產中的“收入問題”。如果普遍地存在著農民家庭純收入與糧食生產不一致或相反的變化，則說明已經出現了“收入問題”。首先，我們發現，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省（區）不是糧食主產區，而是非糧食主產區；在排名前10位的省（區）中，糧食主產區只有4省進入。這說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來源并非主要來自糧食生產。其次，糧食主產區內東部地區省份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區，江蘇、遼寧和山東始終保持在前10位；中西部地區則只有吉林和黑龍江兩省份交替排入前10位。這說明糧食產出與農民人均收入水平呈反方向變化，尤其是，黑龍江糧食產出在明顯增加之后，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反而被擠出前10位。再次，糧食主產區人均純收入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較，只有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吉林和黑龍江6省超過平均水平，湖北省在2000年與全國水平持平，其余則是全部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說明糧食生產的增加與收入水平增加的矛盾，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減少糧食生產能提高農民收入的增長，增加糧食產出則降低農民收入的增長。

（二）“普惠性”的政策并未解決糧食生產中的“收入問題”

產出增加與收入增長滯緩的矛盾會帶來如下的困惑：第一，容易產生農業副業化現象；第二，地方政府財政補貼負擔加重，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第三，農業生產過度依賴“外部要素”投入，容易導致生態環境問題。所以，當這一問題出現之后，必須從產業結構和收入結構上進行調整和補償，實施農業發展的區域政策從根本上解決。事實上，1995年糧食生產突破5億噸之后，在隨后的十多年內，我國的糧食生產呈現出下跌和徘徊趨勢，與此相應，在全國范圍內出現嚴重的耕地撂荒現象。為此，中央政府從2003年開始先后在全國范圍內廢除了農業稅，并連續出臺九個一號文件來扶持糧食生產。盡管這一系列政策對我國糧食生產起到了有力的提升作用，使我國糧食生產在2007年再次突破5億噸并穩步增長，但同時我們也看到這些政策已經顯現“邊際遞減”效應（趙云旗，2012）［6］。就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平均水平來看，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可統稱為非經營性收入）所占比重明顯增加，由2000年的37%增加到2010年的52%，而農戶經營性收入占比顯著下降，由2000年63%下降到2010年的48%，這說明非經營性收入在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中越來越成為主要的收入來源。從糧食主產區的情況看：第一，工資性收入，東部地區除遼寧外，江蘇、山東、河北的比重都大于全國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區則只有安徽、湖南、四川、江西四省達到或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第二，經營性收入，除東部地區的江蘇、河北，中西部地區的湖南、四川小于全國的平均數外，其余都大于全國的平均數；第三，轉移性收入，除黑龍江、吉林、遼寧和內蒙古人均土地較高的四省（區）所占比重明顯增加大于全國平均數外，其余各省均小于全國平均水平。這看似一個悖論性的現象，卻恰恰說明近年“普惠性”的農業政策不能解決發展中的“收入問題”③。由此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糧食主產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滯緩或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原因，主要在于經營性收入大于工資性收入。而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必然會進一步增加工資性收入，這種趨勢的發展將導致農業的副業化現象會越來越嚴重。第二，糧食主產區多數省份農民的轉移收入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說明中央政府對糧食生產扶持的“普惠”性政策，對糧食主產區的生產并沒有起到應有的激勵作用，反而產生了糧食主產區對非糧食主產區農民補貼的“逆配置效應”，需要從區域發展政策上制定糧食主產區的農業扶持政策。第三，黑龍江、吉林、遼寧和內蒙古人均土地資源豐富，具有規模經營的條件，不僅其經營性收入所占比重保持較高水平，而且能夠獲得更多的轉移收入，因此，在糧食生產上有助于克服“收入問題”。這為我們解決糧食生產的“收入問題”提供了一個思路，即必須從糧食主產區區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上解決糧食生產問題。

四、結論

利用區域政策推進糧食主產區產出的提升以上分析表明，中國目前已經顯現農業生產“收入問題”階段性特征，但又不完全同于發達國家的農業“收入問題”，即中國農業的“收入問題”對糧食安全存在著極大的隱患。這就要求我們在農業發展中應從“收入問題”的角度來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為此，必須從區域發展和產業結構上制定相應的發展政策。

（一）必須從根本上重視糧食生產，重視現代農業的發展

農業發展對整個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支撐和帶動作用。發展經濟學研究已經表明，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發展增加1%能夠帶來整個經濟大于1%的增長，忽視農業經濟的發展將會放緩整個經濟的增長，甚至會導致經濟的停滯。不少發展中經濟體遲遲不能解決貧困問題，以及拉美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產生于對農業發展不重視。在中國，如果我們不能從根本上提高糧食主產區農民的收入，很有可能再次出現糧食短缺問題。

（二）對糧食主產區實施補償性的公共政策

對區域發展進行政策協調，充分挖掘糧食主產區農業產業的發展潛力。考慮糧食生產和農業發展公共產品的性質，應妥善解決彌補糧食主產區生產的機會成本和外部效應。在考慮糧食生產的機會成本上，必須把整個國家的糧食安全考慮進去，應將農業生產和鄉村發展結合起來。一方面，加大糧食主產區食物生產的產業優勢，盡快形成食品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另一方面，應通過城鄉一體化戰略提升糧食主產區鄉村的發展活力和生活質量，最大限度地減少“收入問題”帶來的影響。發達國家的農業政策，尤其是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為糧食主產區的區域發展從“收入問題”的角度解決糧食和農業發展問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戰后，歐盟通過共同農業基金先后解決了歐盟的糧食短缺、產業結構調整（收入問題）和鄉村發展（環境問題）等問題。其發展政策經歷了從農業發展補貼到支持鄉村發展的政策轉變。例如，1960年代的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改變了1950年代確立的以“農業補貼”為主的核心政策，確立了在市場機制基礎上增加農業收入和調整經濟結構的發展政策。目前實施的《2007—2013的鄉村發展政策》，把農業發展和鄉村發展結合起來，明確提出了三項基本目標：實施農業結構調整以提高農業的競爭性，加強土地管理以改善環境和改善鄉村，推進鄉村地區的經濟多樣性以提高鄉村地區的生活質量（葉齊茂，2008）[7]。

（三）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

從宏觀政策上調整糧食主產區的產業結構，加大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力度，逐步向農業生產、農業加工、食物配送、餐飲服務以及生態旅游等產業發展，形成包含初級農業、加工農業、物流農業、生態農業等集一、二、三產業在內的大農業產業集群和產業價值鏈。這樣，不僅能夠保證糧食安全的需求，同時也能通過產業鏈條的延伸和產業集群的發展，增加就業和轉移農村勞動力，解決農業收入問題。

本文作者:張良悅程傳興工作單位:安陽師范學院

第三篇

一、赤峰市節水農業發展現狀

（一）赤峰市水資源情況。赤峰市年平均降水量380毫米，汛期降水占全年80%以上，年平均蒸發量為1600～2500毫米，導致全市十年九旱，年年春旱。全市水資源總量為38.98億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資源量851立方米，畝均占有水資源量240立方米，是全國人均（畝均）占有水資源量的11.33%（14.11%），屬于典型的水資源匱乏地區。全市不僅干旱少雨，生態脆弱，而且坡耕地比重大，水澆地比重小，特別是由于基礎設施建設不足造成的工程型缺水問題依然比較嚴重。為此，赤峰市提出將該市建設成中國北方高效節水灌溉示范區，努力走出一條干旱半干旱、農牧交錯地區實現農牧業現代化的新路子。

（二）節水農業的發展情況。就赤峰市而言，推進農牧業現代化最直接、最現實的途徑就是發展集約節水高效農牧業。自2010年開始，全市積極探索發展集約節水高效農牧業的路徑，確定了一批農牧業增產增收工程。“十二五”期間全市要重點抓好500萬畝玉米膜下滴灌、100萬畝高效節水經濟林、100萬畝設施農業、100萬畝牧區人工種草、100萬頭優質肉牛產業、100萬畝節水馬鈴薯、100萬畝節水大地蔬菜和100萬畝谷子滴灌等富民工程，即一個500萬、七個100萬工程，簡稱“1571”工程。工程目標實現后，將極大提升赤峰市農牧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農牧民的收入水平。在試驗示范的基礎上，目前全市共完成玉米膜下滴灌301萬畝，鞏固建設成果面積201萬畝；全市節水灌溉人工草地保灌面積已經達到43.6萬畝；節水經濟林完成20萬畝，肉牛存欄229萬頭，占全自治區的22.6%，全區排名第一；設施農業總面積達到81萬畝，占自治區設施農業總面積的50%以上；大地蔬菜、谷子與馬鈴薯滴灌面積分別達到14萬畝、11萬畝、21.9萬畝。從節水看，以玉米膜下滴灌為例，采用漫灌方式的玉米種植，年用水量為240立方米/畝，采用膜下滴灌方式，年用水量100立方米/畝，年畝均節水140立方米。目前，301萬畝的玉米膜下滴灌年節水量達到4.14億立方米。人工種草的節水效果也同樣可觀，傳統的種植方式，年耗水量達180立方米/畝，而噴灌方式的年耗水量為80立方米/畝，年畝均節水100立方米，目前43.6萬畝的人工草地年可節約用水2億立方米。從經濟效益看。同正常年景相比，301萬畝玉米膜下滴灌總增產6.84億公斤，增收13.67億元。另外，在節水經濟林方面的收益也十分可觀，據調查，赤峰市南部旗縣果林年均收入近8000元/畝，而北部旗縣年均收入也達到2000～5000元/畝。從生態效益看。按照天然草原畝均正常年景產草量40公斤計算，1畝節水灌溉人工草地相當于25畝天然草原的產草量。100萬畝節水灌溉人工草地可使2500萬畝草原得以休養生息，較大幅度地減輕天然草場壓力。同時，苜蓿較天然牧草提前返青和較晚枯黃，可有效延長草原旅游資源3個月左右的時間。另外就赤峰市發展設施農業的蔬菜生產而言，其冬春有日光溫室、春秋有冷棚、夏秋有露地蔬菜，可謂實現了四季收獲，縮小生產、經營活動半徑，節約了農業資源，為植樹、種草、控制水土流失等提供了客觀條件。可以看出，節水農業的發展為逐步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和生態良性循環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節水農業發展中面臨的現實問題

（一）資金籌集難。一是農牧民自籌能力弱。2012年，全市農牧民人均純收入7079元，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沒有有效的抵押擔保，使其自籌能力弱，依賴性強。二是政府財政壓力大，扶持乏力。在玉米膜下滴灌種植中，對于新建項目，政府提供全額的財政支持；而鞏固項目，政府提供100元/畝的財政支持，占總額的2/3。三是企業實力有限，帶動效應不明顯。由于節水農業自身投資大、周期長、風險性的特點，使得一些資金雄厚的企業不愿進入該領域。現有企業多為新成立的小微企業，受自身實力的限制，資金緊缺，但又沒有有效抵押物，融資渠道受阻。四是信貸支持嚴重不足。據調查，在“1571”工程各項目發展的過程中，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額度在總投資額中不足10%，且主要為農村信用社。

（二）缺乏有效抵押擔保。為控制貸款風險，金融機構對發展節水農業所需的大額貸款普遍要求有抵押擔保，然而農牧戶的主要資產為土地使用權、大棚、草場、農村住房、牲畜、飼舍以及農機具等，除了草場、大棚與農機具以外其他財產均無法作為抵押物。即使能作為擔保的財產，進行抵押擔保時因其自身的價值和風險性，貸款發放額度不大，仍難以滿足農牧戶為發展節水農業的資金需求。雖然部分旗縣也嘗試一些抵押擔保方式，但效果不甚明顯，因擔保實力有限，能夠提供的擔保較小。

（三）農牧戶經營觀念滯后。一是因短期收益不穩定或者出現下降趨勢，一些農牧戶此時不能積極地查找原因，反而出現“不還貸”甚至放棄發展的現象。以設施農業中的溫室大棚為例，在安慶溝鎮的種植戶中普遍存在一種現象，由于相對滯后的信息引導，不適宜的經營方式，非標準的大棚建設，再加上2012年冬季的雪災，導致許多農戶收益受損，致其出現“拒絕還貸”的想法。二是不能有效利用政府提供的財政支持。突出表現在玉米膜下滴灌的鞏固工程中，每畝玉米膜下滴灌的鞏固資金需要150元左右，赤峰市政府按如下分擔此項資金需求：市財政提供50元，旗縣財政提供50元，剩下的50元由農戶自籌，農戶自籌的這部分資金可以通過政府回收上一年膜下滴灌換下來的廢舊滴管進行相抵，然而許多農戶將這些滴管自己變賣，并將得到的資金挪為他用，導致玉米膜下滴灌的鞏固資金出現缺口。三是不成規模的經營方式，為設施農牧業的持續發展埋下隱患。在太平地鎮牤牛營子的肉牛養殖中表現較為明顯，零散的養殖方式不利于當地肉牛產業的發展，甚至危害居民的健康生活。

（四）金融機構支農積極性受挫。目前，農村商業銀行實行嚴格的信貸責任追究制，將貸款回收率與貸款利息收益作為信貸人員效益工資的考核標準，不論貸款是否屬于市場風險、受災等不可抗力影響，考核標準都是一樣的。如果一些農牧戶的貸款出現逾期，基層農村信用社員工將被追究信貸責任，信貸員不得不到戶家催收貸款，有時每月只發千元的基本生活費，因此，農村商業銀行的一些營業網點和信貸員認為，對一些農牧區、農牧民放貸不如“停貸”。

三、制約金融支持節水農業發展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缺乏相關政策引導。一方面，地方政府缺乏對當地金融機構和民間資本的政策支持、獎勵與引導，出現資金閑置或外流現象。另一方面，農業水價仍未納入商品定價的軌道,致使用水單位和個人不受價格制約,缺乏激勵機制,不愿在節水上投資，節水意識不強。同時也使得灌溉管理部門入不敷出,無力購買、維修工程設備而造成惡性循環。這不僅助長了水資源利用中的浪費,也嚴重低估了節水農業的效益,制約著節水農業的發展。

（二）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缺陷。至今我國《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擔保法》等法規均體現了國家、集體和農戶共同分割農村土地所有權的立法宗旨，但又未清晰合理地界定三者之間的權利邊界，導致農村土地在現行法律框架下不具有完整意義的產權。這樣農村耕地、農民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土地使用權不能用于貸款抵押。一些為發展節水農業提供設備生產的企業也同樣面臨如此困境，翁牛特旗的沐禾節水灌溉設備有限公司、元寶山的天原生態建設有限公司和紅山區的龍澤節水灌溉科技有限公司，都承擔著為發展節水農業生產設備的任務，但因工程所需資金大、財政結算不及時，加之各企業廠房用地皆為集體用地，無法用于貸款抵押，都不同程度地陷入資金短缺的局面。因此，現行農村土地制度的缺陷，一方面影響了農牧民公平獲得土地財產性收益的權利和農戶住宅等財產的抵押變現能力，削弱了農牧民以致一些企業的信用基礎。另一方面，限制了農村土地流轉和集約用地，進而制約了節水農業的發展進程，自然難以獲得足夠的銀行資金支持。

（三）節水農業的生長周期與金融信貸制度不匹配。首先，在節水農業發展中涉及的種植作物與養殖牲畜都有自身的生長周期，因而農牧戶獲得收益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據調查，大棚種植的收益期一般在兩年以上，經濟林的收益期至少需要三年，育肥牛一般需要兩年，繁殖母牛一般在三年以上。而金融機構提供給農牧戶的貸款以一年期按季結息的方式最為普遍，因此農牧民在尚未獲得收益的情況下面臨結息還貸的壓力，不得不從民間以較高成本籌集資金還貸，影響其正常經營管理，最后失去償還能力，進而使整個地區在金融機構的信用質量受損。其次，在節水農業發展中，存在著“資金集中使用期”，而現行金融機構的信貸制度，多按上級行的要求進行操作，手續繁瑣，缺乏彈性，往往貸款到位時已錯過了農牧戶與企業的最佳資金需求期，影響了生產。最后，農牧業作為弱勢產業，抗風險能力差，而現行的金融信貸政策的時滯性與受災亟待金融支持的迫切性不相適應，金融機構長時間的調查核實，以致相關減息、展期等政策出臺太遲、實施過慢，進而影響了農牧業恢復生產。

（四）節水農業風險分擔機制缺失。目前，赤峰市農牧業保險主要為商業保險，農牧業政策性保險僅覆蓋玉米、生豬與奶牛。商業性農牧業保險經營主體少，保險種類有限，且保費高，賠付率低，保險人免責條款多，抑制了農牧民的投保意愿，導致農牧業保險覆蓋率很低。對于保險公司而言，除了政府對農牧業保險的財政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外，保險公司僅憑收取低廉的保費，難以維持農牧業保險商業化經營，導致農牧業保險業務發展緩慢。這樣由于缺乏有效的風險分擔機制，因災產生的農牧業損失絕大部分要由農牧業的生產經營者承擔，不僅影響到農牧產品生產的恢復，還導致農牧業風險部分轉嫁到金融機構，進而影響了農業貸款的可持續發展。

四、國外發展節水農業的典型經驗

（一）美國模式。美國聯邦政府為籌措足夠的資金發展節水農業,一直采取較多優惠政策。一是在工程計劃方面優先安排灌溉工程項目。二是給予長期低息或無息貸款。對于一些資金匱乏的節水項目,只要農民提出申請,聯邦政府便會向其提供必需的長期無息或低息貸款,待農民還清貸款后,其產權則歸農民所有。三是通過向農民贈款建設工程的辦法鼓勵農民興建水利工程，一般贈款額為工程總投資的20%。四是在稅收方面。聯邦政府承諾，水利工程免交任何稅賦,并可申請用財產稅中部分資金償還水利貸款。

（二）澳大利亞模式。在澳大利亞節水農業建設過程中，由政府出資建設干渠以上工程,并成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而農場主負責農場內部節水設施建設。渠系輸水工程運行維護費的70%由管理單位所收水費支付,其余部分由政府補貼。另外，興建節水灌溉工程的農民，可向相關部門申請比普通商業貸款利率低7個百分點的優惠貸款。

（三）以色列模式。以色列由國家負擔供水工程的全部投資。用水者負擔供水系統70%的運行維護費,政府負擔剩余的30%。另外，國家負責建設和管理骨干水源和供水管網,農場主負責農場內部節水灌溉設施的建設。當資金有困難時,農戶可向政府申請不超過總投資30%的補助,銀行還可提供長期低息貸款,由政府給予擔保。上述模式表明,在建立健全農業節水融資機制方面,各國走的都是“政府扶持+金融傾斜+農民參與”的模式,政府發揮主導作用，金融機構提供信貸支持，農戶積極參與配合。

四、金融支持節水農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政策扶持，切實改善投融資環境，努力構建長效服務機制。一方面，地方政府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融資行為，積極為民間資金順利進入節水農業發展領域拓寬渠道。一方面，應本著“縣域金融機構新增存款用于當地貸款”的原則，推動政府相關部門根據各金融機構對本地區涉農貸款的發放額和增加額，按比例給予獎勵，以提高當地金融機構服務地方節水農業發展的積極性。

（二）金融機構積極創新支農信貸產品。首先，各金融機構根據節水農業各自類別的生長周期，積極探索推出一些適合的信貸產品，在貸款期限、額度，乃至利率與抵押擔保上給予新的政策措施；其次，根據節水農業發展過程中不同的資金集中使用期，各商業銀行應積極創新信貸審批程序，適當下放貸款審批手續，提高貸款審批效率，及時為設施農牧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最后，探索以農牧業專業合作社為依托，建立“農村金融機構+農牧業專業合作社+農戶”、“農村金融機構+農牧業專業合作社+大型超市”、“農村金融機構+農牧業專業合作社+企業”等信貸支持模式，在加大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時有效防范信貸風險，促進節水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加強農村金融體系建設。一方面，全市節水農業發展提供金融服務主要集中在農村信用社和農村商業銀行，一些大型商業銀行很少涉足。因此，政府相關部門應通過政策引導、業績獎勵、風險補償以及窗口指導等方式，使各類型金融機構參與到節水農業建設中。另一方面，目前農村金融服務主要以銀行類信貸的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發展相對滯后，支農金融產品嚴重不足，應積極探索信貸、證券與保險相互結合、相互補充的局面，大力發展包括投資業務在內的直接融資，進而有效破解節水農業發展中融資渠道不暢，資金匱乏的難題。

（四）拓寬貸款抵押擔保物范圍。在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內，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盡快制定管理制度、辦法等，增加抵押擔保物范圍，如農村土地承包權、林權林地、農村住房等，取消對農村土地經營權、林地經營權、荒地與宅基地使用權的限制，提高農村經濟主體的融資能力，強化對金融產品創新的制度性保護。

（五）建立土地流轉保障機制。建立健全規范農村土地流轉的長效機制，相關部門出臺有關農村土地流轉管理的一些條例、辦法，對農村土地流轉的基本原則、形式、程序、管理機構以及合同規范等做出具體規定。

（六）建立和完善農村金融法律體系。通過制定和頒布的辦法、條例，約束和規范農村金融行為。對農村金融機構建立有效扶持政策，為支持節水農業發展的金融機構提供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再擔保等，鼓勵其為節水農業的發展提供信貸支持。

（七）建立農村金融風險補償機制。一是建立農牧業信貸風險基金。由地方政府、村級集體和入股社員共同出資，成立農業信貸風險基金，這部分基金既可以用于對涉農貸款進行抵押擔保，又可以用于對節水農業的自然災害補償，充分發揮對節水農業發展的經濟補償作用。二是建立多層次的農牧業保險機構。一方面，由國家和地方財政共同出資，建立不以盈利為目的的農業政策性保險機構，組建巨災風險基金和農牧業保險的再保險機制，實行強制性保險，各生產經營者適當分攤保費，當因自然災害或者市價波動使各農牧戶受損時，可通過保險金來給予補償，進而增強農牧業抵御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的能力。一方面，通過政府補貼或委托的方式，鼓勵商業性保險公司進入農村保險市場，擴大農牧業保險范圍。同時，地方政府嘗試著成立政策性再保險公司，通過再保險機制，對經營農牧業保險和涉農貸款保險的保險人進行風險分擔，使農牧業風險得到最大限度的分散，進而提高節水農業抵御風險特別是巨大自然災害的能力。三是積極設計開發適合各地區特點的農牧業保險產品。各地區應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開展具有當地特色的保險產品。以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依托，積極開展林木、蔬菜、瓜果、油料、生豬、奶牛以及肉牛等特色種植、養殖業的保險業務，提高農牧業保險的覆蓋面，盡可能避免因重大自然災害或疫情而導致的節水農業受損和大量的貸款逾期。

本文作者:王建民房東升董黎明馬洪亮工作單位:中國人民銀行赤峰市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