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文化的歷史溯源及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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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學文化作為人文文化的“子集”，是對理性和真理的皈依和追求。理性源于古希臘哲學，雖植根于宗教，但追求至真和至善。理性文化融入伊斯蘭宗教系統形成了工具理性的雛形，隨后在天主教中確立了雙重真理論，為宗教服務。人類現代化進程開啟后，科學文化的輪廓逐步清晰，開始影響政治經濟并重塑了人類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當代的科學文化面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沖突，我們需要在科學與人文一體化的視角下探討人類價值問題，強調科學文化求真和求善的價值觀，推動科技及人類文明向前邁進。

關鍵詞：科學文化;理性;人文文化

當代，人類的生存發展越來越離不開科學技術，現代化進程的向前推進也要求所有國家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廣泛而合理地應用。從科學的社會化和國家化進程開啟之時，科學價值就與社會價值和國家意志捆綁在一起，并長期或始終被后者主導。現在，唯科學主義、反科學主義、科學工具論、技術價值中立等諸如此類的觀點針鋒相對，如何客觀、全面看待科學技術在社會和國家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有效引導科學研究，合理解決科學技術負面效應帶來的爭議，是審度當代科學技術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科學文化是反映與引導科學研究、技術應用具體特征的文化形態，本文基于科學文化的歷史性研究，以揭示理性與科學文化的時代特征，并闡明科學文化的當代價值。

一、早期希臘理性文化

凡人之思想、行動及后果、產物，皆為人文。科學通過理性實現人對自然的理解，包含理論研究、改造世界的方法與目的等內容。在此意義上，科學即人文。科學文化作為人文文化的“子集”，根本特征在于對理性和真理的皈依和追求。古希臘是理性的發源地。古希臘時期，人類對于自然界的理性思考便已開始，盡管受制于宗教，往往帶有粗糙的神學猜想、玄學臆測的性質。希臘宗教帶有“理性和倫理”的雙重底色，荷馬等人創作的神話傳說既有試圖講述倫理道德的“詩意的想象”內容，也有簡單解釋世界起源，蘊含著理性文化的成分。“希臘哲學從神話開始到衰亡，再到通神論思想和狂熱的崇拜，最后注重倫理和神學的討論，諸如人的起源和歸宿問題、人對上帝和世界的關系、以及人的墮落和贖罪。”[1]在宗教的濃厚土壤中，探索世界、研究自然的哲學思考出現萌芽，這種哲學思考在形成之初便帶有豐富的理性意蘊。這一時期，熱衷于學習研究自然知識的通常有兩類人：制造工具的工匠和對探索自然感興趣的哲學家。前者致力于解決實際問題、關注技術實際應用，后者試圖借助理智了解大自然的本質規律。按照亞里士多德的概括，科學分為“理論科學”（包括數學、物理學和形而上學等）、“應用科學”（倫理學和政治學）、“創制的科學”（有關機械生產和藝術創作的知識）。（[1]，pp.82-83）但即便是數學、物理學等學科，都不可避免地披著宗教的外衣，例如畢達哥拉斯在意大利南部成立了宗教、政治、學術合一的所謂“畢達哥拉斯學派”，這個團體相信數是眾神之母，依靠數學可以使靈魂升華，與上帝融為一體，上帝通過數來統治宇宙。概言之，古希臘哲學家們身上，或明或暗，或強或弱，可以辨認出理性的發展軌跡和大體輪廓。自泰勒斯（Thalês）提出世界本原問題之后，一方面，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薩戈拉（Anaxagoras）分別提出“邏各斯”和“奴斯”，推動古希臘哲學走向以流變領悟不變之路，使理性跳出感性世界束縛，賦予世界以秩序和規律，兩者的結合形成了古希臘最初的理性概念；另一方面，巴門尼德（Parmenides）為代表的哲學家則否認了前者，提供了探索理性的另一條進路，認定人只能憑理性來把握存在以此求取真知，以理性能否思想作為哲學真實性的判斷標準，把泰勒斯開創的探索世界本原的思想轉化為獲取真知的理性主義哲學。亞里士多德作為理性之集大成者，把理性主義發展到了古希臘哲學的巔峰。他在深化了柏拉圖的理念學說后，把理念轉化為實體，最高實體是“純形式”，即最高真理、最終目的，“確定分離的純形式的存在方式及其本質，是第一哲學的任務”。[2]由此，希臘自然哲學家開啟了通過經驗觀察建立知識體系的道路。但亞里士多德鋪設的這條探究宇宙本體、求取知識真理之路中并沒有把實驗納入其中，對歸納法亦缺乏系統思考。在古希臘探索認知領域的求真之時，道德領域的求善也在同時發展，兩者往往是相互融合的。自蘇格拉底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多葛學派、伊比鳩魯學派均高度關懷道德倫理問題。蘇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識”，探討了道德觀念與真知之間的關系，后來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尼各馬可倫理學》為代表的德性倫理學是古希臘人文文化的明晰展現，智慧、勇敢、節制、正義四種德性深刻影響了人類的歷史發展進程，斯多葛主義、伊比鳩魯主義、懷疑主義、折衷主義代表不同的人生處事方法論。這種以德性為基底的人文文化啟發古希臘的理性文化達到了至真和至善的統一。由上觀之，理性文化在古希臘的人文文化中萌芽，同時又隱含或依附于宗教神話等其他文化之中（如圖1）。此時對理性的探索，在公元前6世紀和5世紀還只是混亂的自然哲學傳統，在公元前4世紀開始系統化、邏輯化，到公元前3世紀開始專門化，但很快便衰落了，也很難把這一時期對理性的探索與宗教截然區分開來。

二、信仰時代的科學文化

從公元392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和唯一合法宗教起，人類文明進入了長達10個世紀的有組織的宗教信仰時代。在這一千年時空中，古希臘世界的理性文化經歷了短暫的衰敗后，隨之在世界更大范圍內傳播、恢復，并與各地的宗教信仰交流與融合。尤其在伊斯蘭文明中，古希臘理性文化融入伊斯蘭宗教系統形成了工具理性的雛形和處理科學與宗教關系的獨特理念（如圖2），成為后世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天主教信徒們汲取智慧的泉源。雖然佛教、拜火教、伊斯蘭教相繼在世界不同地區出現，但不同的文明均構建了宗教信仰體系。有文化的知識階層作為這些宗教信仰中的重要成員，充當了古希臘文化的繼承者和推動者，根源于埃及、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文明隨之廣為傳播，在9-11世紀的伊斯蘭教文化中匯聚并達到巔峰，伊斯蘭文明迎來了科學的“黃金時代”。伊斯蘭文明留給后世的寶貴財富并不僅僅是代數學、光學、天文學、化學、地理學等具體的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理性主義、雙重真理論等思想，伊斯蘭教穆爾太齊賴派（AL-Mu'tazilah）把柏拉圖提倡的人性之理性與阿拉伯文明中的宗教傳統相結合，開啟了伊斯蘭理性主義之先河。由于《古蘭經》中有許多含混不清的表述，穆爾太齊賴派面對如何理解《古蘭經》以及如何依據《古蘭經》的精神解決新問題時，駁斥了一切試圖將“真主”人格化的宗教解釋，而將其置于純精神的理性神地位，[3]訴諸理性給出問題的答案，這一學說后來被阿拔斯王朝哈里發馬蒙欽定為官方學說在伊斯蘭世界廣為傳播。在處理理性與信仰之間的關系時，穆爾太齊賴派提出了頌揚理性的雙重真理論，認為“哲學通過理性思維和邏輯推理得到的真理和宗教通過天啟和經傳得到的真理‘都是真理’”，兩者矛盾時應相信哲學的判斷。[4]雙重真理論明顯是對希臘哲學家的理性神觀念的繼承和發展，將原始的自然崇拜引向了開啟了后世歐洲基督教的“自然神學”。遺憾的是，穆爾太齊賴派學者最終無法調和理性與信仰之間的矛盾，最終被回歸信仰、拒斥理性的新罕百里派（AL-Hanbaliyyah）替代。理性主義和雙重真理論雖然在伊斯蘭文明中衰落，卻隨著大翻譯運動在12世紀流傳到歐洲，改變了歐洲人對待信仰和科學的態度。在此之前，宗教的陰霾籠罩著歐洲大地，教會是上帝在世俗世界的“代言人”，是天啟真理的掌握者與闡說者，“信仰貫徹始終，神學是一切知識的王冠，是至高無上的科學。”（[1]，p.175）理性在如此這般的教義中被宗教人士工具化的運用，圣人奧古斯丁（SaintAugustinus）把科學定性為神學的婢女，科學的價值和合法性在于研究自然現象希望可以服務于更高的目標，理性成為注解圣經的工具。“如果那些被稱為哲學家的人，特別是柏拉圖主義者，說了一些確實是正確的東西，并且很適合我們的信仰，那么我們不應當害怕他們；我們應當把他們當成不正當的擁有者，把他們說的話取來為我們所用。”[5]當大翻譯運動使古希臘經典在歐洲重見天日，科學用來解釋神學真理的功能日益強大，一些近代科學知識開始有所顯現，如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RobertGrosseteste）對透鏡折射光的研究、讓•布里丹（JeanBuridan）和尼克爾•奧里斯姆（NicoleOresme）關于沖力的研究等等，神父們認為這些卓越的理性思考可以更好地為上帝服務。科學的婢女的地位一步步提升，雙重真理論在歐洲也逐步流行開來。

三、科學與技術和資本的結合

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培根在他的著作《新工具》和未完成的小冊子《新大西島》中構想了一個科學烏托邦，其中描述的知識社會和科學的運作模式與當代世界的科技強國和大科學時代來臨后的科學共同體極其相似。相比于亞里士多德，培根的突破之處在于極大地提升了實驗的作用，并提出了較為完備的歸納法，在《新工具》中把實驗和歸納看作相輔相成的科學發現的工具。在更深層面上，培根為科學賦予了價值蘊意：道德哲學問題的解決須要建立在自然哲學問題的解決之上，科學技術要共同攜手為世俗生活中的“人類生活增添財富和新發明。”[6]后世的科學家們，如波義耳、牛頓等人，在培根思想的指引下，創立了“為造福于人類之安逸”的皇家學會、引發了科學革命，英國的工業家們開啟了工業革命進而推動整個人類社會走向了現代化。但是，培根夢想的實現在現實中并非是連續的、不間斷的進步，事實上是頗為復雜、迂回和坎坷的過程。1.科學文化與宗教文化的分裂。這個過程的第一步，始于認識論層面科學與宗教的逐步決裂，水晶天球宇宙模型的徹底破滅。科學革命時期的先鋒人物，從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到波義耳和牛頓等人，如同中世紀的思想家，均是虔誠的教徒。哥白尼本人是當地教區的教士長，波義耳等人致力于把圣經翻譯為民族語言便于向居于文化基層的普通信徒傳播。然而，同樣是集教徒和科學家于一體的科學巨匠，何以伽利略、布萊士•帕斯卡（BlaisePascal）等人如伊斯蘭教和中世紀后期歐洲杰出的思想家一般遭遇理性和信仰的沖突，而波義耳和牛頓卻可以跨越這一心靈障礙一往無前地推進科學探索？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天主教在處理信仰和理性的關系時依然延續著中世紀的雙重真理論。然而，當理性探索的成果超出了信仰可以提供庇護的范圍，兩者之間的沖突必將爆發。伽利略，這位虔誠的天主教信徒，面對這一難以調和的矛盾艱難地選擇了相信理性，從唯理智論的角度理解上帝，最終導致了被宗教審判的悲劇。而在17世紀宗教改革運動后的英國，波義耳、牛頓、威爾金斯等人卻另辟蹊徑，以唯意志論構建起的新的神學世界觀為基礎開啟了科學革命。唯意志論神學基石之上的自然哲學把自然和《圣經》當作上帝留給人類的兩本大書，對于上帝已經有明確的啟示或暗示之處，要么聽從上帝的安排，要么通過實驗和觀察來明確上帝的“暗示”，實驗哲學由此得名；而對于缺乏明確的啟示或暗示之處，就“以理智衡度真理”，“構想一個假說，……然后通過檢驗以察看種種現象是能還是不能由此假說來澄清”。盡管這樣做常常出錯，但利用經驗來進行糾偏，卻可以促使人類理智在錯誤中前進。[7]由此開始，英國近代科學的先驅們以唯意志論的方式巧妙化解了理性與信仰之間無法調和的沖突，實驗在科學研究中的地位得以確立，實驗哲學的價值取向在英國新教信徒中創造出科學革命的奇跡，科學文化終于以清晰的輪廓、獨立的姿態出現在人類文明中（如圖3）。科學革命賦予的榮光從英國迅速向歐洲大陸蔓延，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并以這場革命的締造者始料未及之勢給予基督教的傳統價值觀念致命一擊。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伏爾泰、休謨、埃蒂耶那•孔狄亞克（EtienneCondillac）率先扛起了理性的大旗，以自己的哲學、科學方法論或形而上學替代了波義耳-牛頓思想體系中的自然神學，抹去了唯意志論神學底色，促使科學真正著陸于世俗世界并嬗變為現代意義上的科學。（[7]，p.74）此時的科學文化正以一個獨立的文化體系發展壯大，雖然還有一定宗教文化的成分，但與后者的交集越來越少（如圖3）。科學家們圍繞牛頓的研究范式開展工作取得了卓越成果，實驗哲學的科學傳統獲得科學共同體的廣泛認可并逐步滲透到各個自然科學領域，化學、生物學等各類自然學科紛紛邁出自然哲學的大門自立門戶、確立各自的學科綱領完成學科的獨立，科學走向了職業化和專業化發展道路。2.科學文化作為世俗世界的力量。理性帶來了科學領域的革命之時并未止步不前，而是錨定在世俗世界開疆破土。在這一復雜的歷史進程中，宗教這一人類文明舞臺上昔日的主角淪落為配角，科學伴隨著工具理性的盛行成為當紅明星，政治、經濟等其他配角也登上了這一舞臺與科學相互作用創造出了令人振奮的新文明，我們所謂的現代世界應運而生。培根強調的科學具備巨大的功利價值、伴隨著技術帶來對世俗社會的顛覆力量，在工業革命、軍事戰爭和海外貿易中化為現實。清教在宗教改革中成為英格蘭國教導致宗教信仰的劇烈分化，資產階級革命、王政復辟和光榮革命為英格蘭塑造了獨有的政治包容，這些都為科學的生長保留了生存空間。英格蘭的工業領袖狂熱地追求技術革新，積極把科學運用于工農業生產，獲得了巨額利潤，并以此獲得了更高的社會地位。當科學在現實生活中被視為比宗教更有用的提升生活質量的工具時，更多的人接受科學思想和方法并愿意投身科學研究，普通老百姓更愿意把子女送去能接受科學教育的新式學堂，工具理性獲得廣泛認可并空前繁榮，民族理性由此提升。戰爭也是決定這一時期科學發展的重要力量，17世紀英格蘭的戰爭頻繁導致火器首次超過佩劍成為主要的戰爭武器。《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中就嘗試計算空氣阻力對彈道軌跡的影響，杰出科學家的研究帶動了整個科學共同體乃至對此感興趣的社會大眾對類似問題的關注，沙維里（Savilian）的天文學教授約翰•格里弗斯（JohnGreaves）及魯伯特親王（PrinceRupertoftheRhine）都在持續研究火藥和槍械，皇家學會在17世紀所做的研究大約有10%與軍事相關。[8]此外，英格蘭的殖民擴張也極大地影響了科學家們的研究旨趣，18世紀皇家學會關注的領域從天文學和物理學向博物學轉移，時任皇家學會主席約瑟夫•班克斯（JosephBanks）的全球博物學采集網絡中，采集者的分布和構成情況背后暗含著帝國戰略，采集者作為帝國的人運用博物學在新發現的世界中構建歐洲主導的秩序。[9]3.科學文化對西方文化價值體系。的重塑18世紀末期，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Gibbon）就敏銳地注意到了西方智識價值體系正在發生改變，這一改變體現為：物理學與數學在過去的數百年里已經取代了純文學作為一個杰出的學術形式的地位。[10]在理性的世紀，自然科學、道德倫理、價值喜好等等世間的一切實存都需要在理性的法庭自證其合理性，科學文化亦隨之取代宗教文化，上升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范疇（如圖4）。科學文化植根于歐洲社會的核心文化價值理念后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進一步拓展疆土，實現了對人文文化的制度化重塑。自19世紀起，近代科學的理性和實證主義研究傳統催生了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學科，通過科學來確立自身獨立的學科地位。被尊稱為“社會學之父”的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堅持統一的科學觀，認為社會同自然并無本質的不同，主張用觀察、實驗、比較這些自然探索采用的普遍方法來研究社會學，從而開創了實證主義社會學，這一研究綱領成為此后100多年來西方社會學發展的主流。[11]眾多人文學科，尤其是歷史學（蘭克史學傳統）亦前仆后繼，效仿社會學，在學科體系中容納了科學思想，最終完成了人文學科的現代化。至此以后，神秘主義、玄學、神學逐漸被放逐到彼岸世界，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實用主義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體系不斷趨于完善，對于具體事物的試驗、歸納方法以及對于抽象事物的數量分析、邏輯演繹已形成科學研究的規范性“范式”。一言以蔽之，科學技術的作用、地位在不斷上升。當代的科學文化在解釋世界、改變世界的兩個維度已形成了不同科學共同體之間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沖突。1.科學文化在工具理性維度的沖突。二戰后，科學打破了以往傳統的學科分割，科學家個體研究也越來越不具可能，而是逐步形成了基于不同的組織、不同的專業需求的團體化研究形式，自然科學研究也大致呈現出實證歸納和邏輯推理兩大主要特征。以實證歸納為特征的科學通過各種儀器，觀測試驗結果，進行數據分析，驗證科學家提出的種種假說，揭示世界中的因果規律，如歐內斯特•盧瑟福（ErnestRutherford）開創的原子核物理學。以邏輯推理為特征的研究大都基于已有的數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重要成果，進行“思想實驗”、推理、論證，提出一些假說，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霍金的黑洞理論等理論物理學成果。這些現代科學研究持續推進了人類更深入地理解自然界，甚至顛覆了近代科學使人類對世界和宇宙有了全新的認知。從物理學為代表的近代科學向現代科學的轉變中，不難發現科學求得的“真”實際上是相對的“真”，是對于客觀世界存在規律的近似正確的反映。在如何理解自然界、揭示自然規律的層面，一方面當代科學更加強調實驗的重要性，追求實驗精確度的提升，先進儀器設備的競爭日益凸顯，科學文化由此表現出明顯的“量化”趨勢；[12]另一方面是靈感、天才的設想式的“大膽假設”以及經驗理性的“小心求證”，理性的科學文化由此一定意義上包含了非理性因素的偶然性。對于人文社會科學而言，結論總是基于有限的數據統計的合理分析基礎之上，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科致力于揭示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客觀規律，例如經濟學提供的假設模型用來解釋某個經濟現象，以及預測未來的經濟發展態勢。人文社會科學的不同流派根據處于“流變”中的社會現實理性地歸納出觀點各異的理論體系，孰是孰非只能在人類不斷變化的實踐活動中進行驗證了。幸運的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爭論是復數的工具理性之爭，已不再是理性與信仰之爭。2.科學文化在價值理性維度的沖突。現代科學研究的成本不斷高昂化，科學共同體不可避免地會尋求各種資助，或是國家的有力支持，或是私人企業的強勢投資，由此導致了科學容易受資本、意識形態等外在因素影響的可能。當代的科學文化的倫理維度表現出如下特點：一是科學文化的實用性愈來愈突出。企業家會考慮科學技術成果大批量生產后能否獲得利潤。基礎研究的風險越來越高，以至于科學家個人難以承擔，只有政府才能負擔得起。[15]但是基礎研究相比之下進展緩慢，導致政府會更青睞能夠滿足國家安全、經濟騰飛之類需求的科學研究，對基礎研究的資助也每況愈下。美國對基礎研究的資助自1967年達到峰值后就在持續下降，科學文化的實用導向逐漸加劇。二是基于不同的價值理性試圖規范科學的未來走向。隨著人看似“理性”地改造自然進程的激烈推進，對科技不同角度的價值思考也引發了種種熱議。原子核核裂變技術演變為殺傷力舉世無雙的原子彈，愛因斯坦聯合眾多科學家發出禁用這一戰爭武器的倡議，有些當代科學家則認為原子彈的龐大威力也制止了后來的冷戰上升到熱戰；時下備受爭議的基因編輯、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猶如剛打開的潘多拉魔盒，樂觀者認為人類的春天已至，悲觀者看到了未來人類受機器奴役的潛在威脅。當代的著名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J.Sandel）基于宗教與倫理的理由，也對基因技術進行了深度反思。[14]科學的未來需要重新強調理性在人類價值體系中的位置，并與倫理學、政治學等其他規范力量攜手向前，這已是普遍性共識。在可預期的未來，科學文化的作用決不僅僅是科學研究如何更為精確地理解世界、如何合理地洞察自然規律、社會規律。科學文化以“追求真理、追求至善”為最高價值，恢復科學理性對在人類價值體系中的基本地位，[15]在科學與人文一體化的視角下探討人類價值問題，思考科學技術的未來發展，方是人類文明向前邁進、科學技術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高潔 單位:北京化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