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絲麻棉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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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夏、商、周三代以來約四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中，人們的衣料大致在前三千年以絲麻為主，後一千年逐漸轉(zhuǎn)變?yōu)橐悦藁橹鳌．斎唬F(xiàn)代又興起了人造纖維，則不在本文介紹之列。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間，中原大地除栽種粟、麥、稻等糧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種桑、柘、大麻、苧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賦》詩說：“厚地植桑麻，所用濟生民。”[1]隨著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墾殖，處處有綠蔭蔽野的桑樹和柘樹，此處景象，今日已不易設(shè)想，更無以復原了。

絲麻不僅作為紡織品的原料，麻可以制作麻繩之類，絲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賦》詩描寫“官庫”內(nèi)“繒帛如山積，絲絮似云屯”，[2]官府向民間徵收大量絲綿，即是供官員、軍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吳歌》說：“明朝驛使發(fā)，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3]就是生動地描繪一個女子為征夫趕制冬袍之情景。古時所謂布，一般是指麻布，人們用“布衣”一詞形容平民百姓，是因為窮人穿不起絲織品，只能以麻布蔽體。杜甫《北征》詩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亂時，其家生計艱窘，不得不將舊剩的高貴刺繡絲織物，補衲麻織短褐。陸游《霜風》詩說：“十月霜風吼屋邊，布裘未辦一銖綿。”[5]另一《泛舟過金家埂贈賣薪王翁》詩說：“軟炊豆飯可支日，厚絮布襦聊過冬。”[6]反映當時尚可飽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絲綿冬服。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說：“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里裂。”[7]這是指絲綿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驕兒惡臥”，已喪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時設(shè)居養(yǎng)院，類似今日之養(yǎng)老院，規(guī)定八十歲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歲的老人咸通“冬月給綿絹衣被，夏單絹衫袴”，[⑧]作為特殊優(yōu)待。

自秦漢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間，絲麻維系著數(shù)千萬，甚至上億中國人的衣著、被褥等生活必需。當時固然有衣不蔽體者，但也有浪費綾羅綢緞，用之如泥沙不惜者。兩者相抵，尚有部份絲綢經(jīng)海路和陸路出口，馳譽古代并不發(fā)達的國際市場。絲麻自給有馀，這在技術(shù)落後的古代絕非易事。正如司馬光所說：“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9]我們緬懷燦爛華夏古文明時，就絕不應(yīng)當忘卻成千上萬史冊中無名的農(nóng)婦們的勞績，她們也同樣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織式的自然家庭經(jīng)濟，全國的絲麻總產(chǎn)量決不可能有官府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列入官府統(tǒng)計者，只有賦稅和財政收支。漢武帝時，曾一次“均輸帛五百萬匹”，[10]這正反映了當時絲織品產(chǎn)量之多。宋英宗時，主管財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說一年內(nèi)通過和買、徵稅等途徑，共收入絲麻織品8，745，535匹。[11]宋朝沿用後周之制，規(guī)定繳納官府者，一匹紬絹幅闊2尺5分，重12兩，長42尺。[12]依1宋尺為31厘米計，約折合113，866，866米。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軍隊和官員之用，北宋中期，禁軍將士平均每年春冬發(fā)放紬絹6匹，綿12兩，[13]6匹紬絹約折合78米。南宋有軍士每年發(fā)放絹4匹和2匹的記錄，約折合52米和26米。因為絲織紬絹不耐穿，必須每年發(fā)放。北宋人口最多時約有1億。按1億人的衣裝、被褥、帳幔等用品估計，還須考慮到部份絲綢出口，人們的衣裝盛行寬體，衣料的使用并不經(jīng)濟等情況，將絲麻織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費2匹估算，則絲麻織品總產(chǎn)量為26·04億米。

但是，光是以紡織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絲麻的總產(chǎn)量，另的絲綿之類，是不能不估計的。宋神宗時，官府兩稅收入中有絲綿一項，為5，850，356兩，[14]按16兩為1斤，1宋斤約合0·6公斤估算，約折合219噸。若以1億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費絲綿4兩的保守估計，絲綿年產(chǎn)量亦須1·5萬噸。

棉花古稱木綿、吉貝等，最早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種植。至元明時代，棉花逐漸部份取代絲麻，成為中國重要的天然纖維作物。近年來，著名學者漆俠先生著有《宋代植棉考》，[15]指出宋朝閩廣地區(qū)廣泛種植木綿，吉貝布的生產(chǎn)已不限于海南島，到南宋時，兩浙和江南路的植棉已有推廣的趨勢。此文對內(nèi)地植棉業(yè)發(fā)展始于元代之舊說，有所突破。本文在此基礎(chǔ)上另外補充若干史料。

早在宋太宗時，據(jù)《宋會要》食貨37之2，令川陜各州罷織各種精致絲織品上貢，“只織買綾、羅、紬、絹、駞布、木綿等”，可知西川已有棉布生產(chǎn)。北宋末年亡遼後，宋金兩國商定每年向金輸納歲幣，《三朝北盟會編》卷16《北征紀實》載：“虜人每喜南貨，故雖木綿亦二萬段。”後宋金對峙時，據(jù)《宋會要》食貨38之41記載，“虔（州）布、木綿”等都是南方對北方的一項重要貿(mào)易物資。宋高宗時，葉夢得上奏說，“朝廷見收買木綿、虔布萬數(shù)不少”，“木綿係福建路出產(chǎn)，虔布係江西路出產(chǎn)”。[16]樓鑰《攻媿集》卷112《北行日錄》下記載宋使赴金，“如木綿之類，復載至汴京”。

《永樂大典》卷5343《三陽志》載廣東路連州韓山書院廩田中有“沒官木綿田，稅錢四貫五百足”。這是專門的棉田，并且已納入官府的賦稅徵收，折納稅錢。正如漆俠先生《宋代植棉考》引《元典章》卷24的考證表明，至少在南宋晚期，夏稅事實上已開始輸納棉布。種植不普遍，是不可能納入官府的賦稅徵收系統(tǒng)的。隨著木棉布的的推廣，自古相傳的麻布即布的概念也發(fā)生變化，南宋後期的謝維新說：“今世俗所謂布者，乃用木綿或細葛、麻苧、花卉等物為之。”[17]

南宋後期的方大琮在一篇《勸織吉貝布》的文章中，提供了有趣的記錄，“吉貝布自海南及泉州來，以供廣人衣著”，“泉亦自種收花，然多資南花”。福建人依靠廣東路生產(chǎn)的棉花織布，再返銷廣東路。方大琮說，“近聞南婦能繰，能紡以為紗，則織而為布甚易”，“敢勸織婦”，“雖不必仰泉可也”，主張自產(chǎn)自銷，不必仰賴泉州的棉布供應(yīng)。[18]《永東大典》卷7890《臨汀志》記載福建路汀州的“土產(chǎn)”，“帛之屬”有“綾、紬、布”，而布則有“苧、葛、蕉、麻、綦花、吉貝”六種。趙汝回《送盧五方春分教端州》：“中州近年栽木綿，春寒秋熱氣已偏。我心憂國身甚便，編排失手安足言。敵窺淮漢蹂兩川，君相不得髙枕眠。古人度嶺悲南遷，今人度嶺如登仙。”[19]也同樣反映了棉花栽種區(qū)的北移。

宋代木綿已開始成為絲麻之下的第三位天然纖維作物，但產(chǎn)量尚少，故被人們視為稀珍。南宋陸游《家居》詩說：“黎布敵純綿。”他在詩下自注說：“客有遺黎布者，甚輕暖。”[20]當時海南島黎族婦女善織棉布，便稱“黎布”。棉布自然比絲綢保暖，其實卻不敵“純綿”。他的另一《天氣作雪戲作》詩說：“奇溫吉貝裘。”[21]其實，依今人的穿著感受，棉花袍不如絲綿袍輕暖舒適。陸游的詩還是印證了一句老話，物以稀為貴。

宋代木綿在日益推廣的情勢下，自然也被做成各種用品。蘇籀《閩中秩滿》詩說：“徑從南浦攜書笈，吉貝裳衣皁帽帷。”[22]北宋蘇軾《金山夢中作》說：“江東賈客木綿裘。”[23]其弟蘇轍《益昌除夕感懷》詩：“永漏侵春已數(shù)籌，地爐猶擁木綿裘。”[24]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張元幹詩《和楊聰父聞雨書懐》：“回思風雪圍爐夜，何處聯(lián)裘擁木綿。”[25]朱熹在信中說，“借請餘錢卻還，盡數(shù)為買吉貝，并附來”，“但吉貝早得，御冬為幸耳”。[26]這也應(yīng)是指用棉花袍御寒。金朝中期進士梁仲新《江天暮雪圖》詩：“南雪不到地，霏霏滿竹樓。沙河燈市里，春在木綿裘。”[27]上引史料都是指冬季的棉花袍。梁仲新作為北方人，在為南方雪景圖題詩時用“木綿裘”一詞，足見棉花袍已有某種普遍性。背子是宋時流行的衣裝，宋徽宗時的《宜州乙酉家乘》就記載有“吉貝背子”。蘇轍流放嶺南時的詩作說：“欠伸吉貝重衾里。”[28]張镃《曉寢喜成》詩：“木綿衾暖足慵移。”[29]可知已有棉花作被絮者。南宋初鄭剛中詩《有客致木綿椅坐為山齋之用》：“臨溪汲水下藍碧，為染吉貝包木綿。長針引線作方衲，軟暖厚薄無一偏。”另有《客至木綿坐已為長韻又成四韻》詩：“就溫嫌冷性同然，況是冬深凜冽天。莫訝塵生楊綰席，都縁坐少席文氈。感君四坐平分暖，為我長針細衲綿。”[30]這是用木綿做椅墊。

總之，宋、元、明三代實為棉花取代絲麻之過渡期。東漢時的《說文解字》尚無“棉”字，隋代《廣韻》卷2的仙韻下始有“棉”字，釋義為“棉也，又木綿樹名”。木綿樹是一種樹，與棉花完全不同。如前所述，宋代一般稱棉花為木綿或吉貝，但如《鐵圍山叢談》卷5也稱“木棉布”。由于古書經(jīng)後人輾轉(zhuǎn)傳抄或翻刻，或有竄改，故“木棉”與“木綿”兩詞開始通用的時限不易確定。元明仍舊行用“木綿”一詞，如《至元嘉禾志》卷6，《農(nóng)桑輯要》卷2，王禎《農(nóng)書》卷36等都稱“木棉”，成廷珪《居竹軒詩集》卷2《夜泊青蒲村》有“蘆花紉被暖如棉”之句。此後“棉”字逐漸取代了古詞“木綿”。生活在明朝前半期的丘濬《大學衍義補》卷22說，在元初，植棉業(yè)推廣至陜西，“至我國朝，其種乃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其利視絲枲蓋百倍焉”。

在西方歷史上，曾出現(xiàn)棉花排擠羊毛和亞麻的情況。這是植棉所需勞動量少，價格低廉之故。有人甚至認為，棉花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因為使世界為之改觀的工業(yè)革命，即是從棉織業(yè)發(fā)軔的。中國出現(xiàn)棉花排擠絲麻的情況，其時間也較西方為早，除了相同的原因外，棉織品比絲織品堅韌耐穿，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丘濬稱植棉之利“視絲枲蓋百倍”，雖為夸張之詞，卻不無道理。

絲麻與棉花易位可能是更晚的事，此後中國絲綢產(chǎn)量銳減，產(chǎn)區(qū)狹小，已不能恢復古代之盛觀。宋時棉花和棉織品尚為稀世之珍，自明以後，絲綿和絲織品反而成為稀世之珍。所可慶幸者，曾作為中華古文明重要標志之一的絲綢，衰而不失傳，至今仍作為一種名貴的衣料，行銷于國內(nèi)外，享譽全球。（原載臺灣《歷史月刊》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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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詩》卷425。

[2]《全唐詩》卷425。

[3]《全唐詩》卷165。

[4]《全唐詩》卷217。

[5]《劍南詩稿》卷1。

[6]《劍南詩稿》卷69。

[7]《全唐詩》卷219。

[8]《宋會要》食貨68之133——135。

[9]《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48《乞省覽農(nóng)民封事札子》。

[10]《史記》卷30《平準書》。

[11]《蔡忠惠公集》卷18《論兵十事》。

[12]《宋史》卷175《食貨志》。

[13]《樂全集》卷23《論國計出納事》。

[14]《文獻通考》卷4。

[15]《求實集》第113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6]《石林奏議》卷12《堂白收買木綿虔布乞於福建江西兩路出產(chǎn)州軍和買絹內(nèi)折納箚子》。

[17]《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64。

[18]《鐵庵方公文集》卷33。

[19]《江湖後集》卷7。

[20]《劍南詩稿》卷59《家居》（其三）。

[21]《劍南詩稿》卷65。

[22]《雙溪集》卷2。

[23]《東坡集》卷14。

[24]《歲時雜詠》卷42。

[25]《蘆川歸來集》卷3。

[26]《朱文公別集》卷5《學古》。

[27]《中州集》卷8。按唐中期詩人張籍《崑崙兒》詩已有“行時半脫木綿裘”之句，見《全唐詩》卷385。

[28]《欒城後集》卷2《次韻子瞻獨覺》。

[29]《南湖集》卷5。

[30]《北山文集》卷21，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