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京營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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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明代制度條文具在，但明前期之制，自明中后期人以下即缺乏精準認識。本文利用《實錄》、原始文件，辨《會典》、《明史》和各種筆記之誤，重新認識京營的成立時間、淵源、職能。永樂、洪熙、宣德之際，北征軍隊不及遣返，常駐京師，遂突破“戰時出征，事畢還衛”原則，漸成常備軍駐京之制；三大營體制來源于靖難戰爭中的北軍體制和永樂歷次北征中的親征軍體制；至正統時期，三大營由戰時體制演化為訓練體制，突破衛所編制，但不合戰爭需要，故明代中期三大營改為兵將相習、隨時臨戰的團營。以上三點結論為以往研究所未涉及，與明代中后期人的系統記載也多有不同。

【關鍵詞】明代前期，京營，三大營，親征。

[Abstract]ThemilitarysystemoftheearlyMingDynastyhadnotbeenexactlyinterpretedsincethelateMing.Thedateofbirth,theoriginandthefunctionoftheCapitalArmy(Jingying)isre-researchedbyMingShilu(MingAnnals)andsomeoriginaldocumentsinsteadofMingHuidian(MingSystem),MingShi(MingHistory)andsomeBiji’s(HistoricNotes).ThethreeconclusionsontheCapitalArmyintheearlyMingaredifferentfromnotonlythoseofotherresearchers,butalsothesystematicrecordsinthelateMing.

[KeyWord]earlyMingDynasty,CapitalArmy,ThreeGiantDivisions,Emperor-headedExpedition

明朝在京師常駐重兵，稱京營，是明軍的核心成分。在正統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變中，不堪一擊的京營遭到毀滅性打擊，明朝隨后在京營的三大營之上設立了兵將相識、練戰一體的十團營。關于此后的京營，史籍中有詳盡而系統的記載，但對此前京營的形成與體制演變，史料記載卻充滿了混亂和矛盾。京營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形成標志或者成立時間？京營的三大營體制是由何而來的？三大營的主要職能是作戰還是訓練？澄清以上問題，有助于理解明代制度在祖制和時勢雙重作用下的變遷歷程和獨特形態。

一、京營的成立：永樂二十二年到宣德元年

明初并無京營。按洪武時期的衛所制“兵將分離”的構想，軍士們在各自衛所屯田操練，戰時命將出征，戰后散歸衛所。不過，演練步騎兵戰陣、學習火器操作等復雜任務，是百戶所、千戶所乃至衛、都司等分支機構難以獨立承擔的，軍士平時散居各地衛所，也無法應付隨時可能爆發的戰爭。早在洪武時期，北部邊防前線通常派勛臣鎮守各地，到永樂時期逐步形成鎮守總兵官駐守各邊鎮的形勢，總兵官算是長期“命將出征”，統領著處于臨戰狀態的邊兵，所謂“兵將分離”、“散歸衛所”，停留在條文層面。永樂遷都北京后，首都兼為邊防重鎮，需要組建一支最強大的駐京常備軍，京營便逐漸成為明朝軍隊的核心成分。

京師本來就設有大量衛所，軍士們平時必然操練，以備戰時組成大軍，能不能算是京營呢？明朝史籍提到京營，注重其訓練職能，如正德《大明會典》載：“國朝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國初立大小教場，以練五軍將士。”[1]明人遂將京營溯源到洪武時期，如陸容說：“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2]，鄭曉說：“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為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外、城內操練。”[3]萬歷《明會典》更強調說：“國初設京營，隸大元帥府。后改五軍都督府，以訓練在京官軍。”[4]到清修《明史》介紹京營源起，更詳細記載道：“初，太祖建統軍元帥府，統諸路武勇，尋改大都督府。……京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四十八衛卒。”[5]

以上記載中，“教場”和“五軍”是確定京營淵源的關鍵，卻經不起推敲。洪武時期的大、小教場，到建文時期仍然存在[6]。洪武時期軍隊內部以衛所為編制單位，直到建文時期，提到京軍如“命魏國公徐輝祖領京衛軍援山東……遣京衛官軍防江”[7]，這與后代“營”的編制有本質區別。所以，洪武時期的教場是各衛所的公共訓練場地，并非意味著建立一支處于臨戰狀態的常備軍。陸容和鄭曉將“五軍”和三大營之一的“五軍營”聯系起來。《明太祖實錄》和其他洪武時期史料中從未出現“五軍營”之名，“五軍”應如陳仁錫所說[8]，指洪武時期常見的“五軍十衛”、“五軍十二衛”之五軍都督府。萬歷《明會典》和《明史》雖未誤解“五軍”，卻進一步將京營溯源到元末紅軍時期的體制。“大元帥府”和“統軍元帥府”，當指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任“大元帥”的“太平興國翼元帥府”[9]，當時朱元璋連全軍統帥還沒做成，談何京營？總之，作為超越“祖制”構想的產物，京營必與洪武、建文時期無關。

明人多將三大營的出現作為京營成立的標志，但記載各不相同：正德《大明會典》和《今言》記在永樂初，《菽園雜記》記在永樂中，萬歷《明會典》記在永樂遷都后即永樂后期，《明史》則記在永樂末年“置”，要之或記其最初出現，或記其最終定制，但均未區別作戰中的三大營和駐京訓練的三大營。三大營之名雖早在永樂時期的朱棣親征軍中已出現，甚至成為定制，卻不一定就是常駐京師的軍隊編制和訓練體制，只有在平時駐扎京師、集中訓練的軍隊，才能稱為京營。王世貞在鈔錄《會典》各營建制的內容時，系于“既歸京師”，[10]即滯留塞外的北征大軍于永樂二十二年（1424）秋回到北京之后，暗示從此三大營常駐京師訓練。而羅麗馨則區別了戰時與平時體制，排除了以靖難五軍、北巡五軍、北征哨掖等為京營標志，認為三大營體制源于永樂七年，永樂十二年后未被解散，故至遷都后京營正式成立[11]。羅氏對京營概念的界定超越了前人，但對成立時間的考證尚容討論。

靖難結束后，明太宗將最親信的軍隊留在南京，而以大部分北平、大寧衛所回駐北京，部下三分、五軍體制當已撤銷。永樂六年（1408年），明太宗調集內外馬步軍八萬人北巡北京，全軍分駕前軍和五軍。次年“敕行在五軍訓勵將士，修治戎器。”[12]當時北京的軍事機構僅設留守行后軍都督府，則行在五軍當指上述五軍，即巡狩大軍的編制未曾撤銷，南京和各省調來的軍士留在北京，在平時就已經處于“出征”狀態了。

次年，丘福率領的明軍在漠北全軍覆沒，明太宗決意親征，又抽調各直省軍共八萬五千人赴京從征[13]。永樂八年（1410）的出征軍中督率左右哨、掖的總兵官，就是率外地軍趕赴北京的各地鎮守總兵官，所以左右哨、掖基本上應由外地軍組成。北征結束后，各位將領又回任各地總兵官，時任遼東都指揮僉事的牛某也是“扈駕肅清沙漠，戍而還。”[14]據此，至少邊鎮軍隊已經回到各地，五軍各哨掖至此已經撤銷了[15]。

陳懋長期擔任寧夏總兵官，第一次北征統左掖，“十一年冬還鎮。十二年春，上復親征，公仍將左軍……明年還鎮……二十年春，上復北征，公率所部兵以從。還京。”[16]某南方都指揮“永樂九年春……守福建之行都司。皇上駐蹕北京，先后凡兩率師肅清沙漠。公皆承命為中軍神機將軍……去秋皇上復欲北巡邊境，綏靖遠人。公再至京師操習以俟。今年夏，命還守建寧。”[17]到準備第三次北征時，又選各地兵共約六萬三千人赴京。可以推測，第二次北征結束后，外地軍隊也是解散還鄉的，所以第三次北征需要再度調兵將入京。

上述都指揮在第三次北征后仍還鄉，但陳懋則僅“還京”，南方軍官也有留京者[18]。次年（1423）第四次北征，外地從征者僅大同總兵官李謙一枝軍隊，再次年（1424）第五次北征則沒有調發外地軍進京之事。可以推定，前兩次北征后外地軍還衛，至少三大營中的五軍營撤銷了，而后三次北征連年發動，絕大部分外地軍未曾遣返，在京師保持著出征時的五軍營編制，這與永樂十八年（1420）的遷都沒有必然聯系。

外地軍所在的五軍營雖然迭有存廢，那親征中直屬皇帝的三千營是不是常設呢？《菽園雜記》載三千營來自“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令人聯想到由蒙古騎兵組成的常設精銳部隊。其實明軍中更多采取蒙漢相雜的體制，如“吳允誠之子吳答蘭……愿率精騎巡邏漠北……選其所部壯勇者，與漢軍相兼。”[19]又如“說與游擊將軍都督朱榮……內官王安、春山等：即選撥漢軍二十名，達軍十五名……春山處亦撥達軍二十名”[20]，而且這些蒙古軍屬于哨馬營，而非隨駕的三千營。相反，“東寧衛指揮使裴牙失帖木兒……女直人，善騎射。上選其三百人扈從。”[21]第二次北征前，“右軍都督同知薛斌言：都督吳成等，于斌所領隨駕三千馬隊官軍內，多選舊韃靼人隸其麾下，致原任多缺。上命于在京及直隸揚州、高郵、泗州諸衛并浙江各都司選精壯者補之。”[22]吳成僅一普通將領，能夠從隨駕軍中隨意調人，而朱棣也不加禁止，說明隨駕三千馬隊并無人員出身限制，而且編制松散。宣宗登極之初，“莊浪衛土官指揮同知魯夫加所部土軍、土民二百六十人，舊隸隨駕三千之數。今從征安定還，請仍令魯夫加管領訓練，遇有邊警，易于調用。”[23]這些蒙古軍雖屬三千馬隊，但不過是來自西方的“土達”，而且征調到外地。可見，來自“隨駕三千馬隊”的三千營并非由“三千”蒙古軍組成，而是在戰前臨時編組的、由各方精銳組成的駕前軍，平時縱保留名義，也無嚴格的訓練體制。

從朱棣北巡開始，“北巡軍”在北京保留了兩年。前兩次北征后，親征軍解散還衛，連駕前精銳部隊也未保留。永樂后期駐京大軍再未解散，與其說是因為遷都北京，不如說是因最后三次北征在三年中連續發動，軍隊常駐北京，來不及解散還衛。此后明太宗在塞外暴卒，仁宗宣宗倉促登極，而三次北征未獲戰果，韃靼威脅仍存，政治、軍事呈現微妙、緊張之勢。這時，將塞外回還的大軍駐扎京師，是新政權十分自然的選擇，而不久前的常駐“故事”恰好提供了沿襲舊制的借口。《明太宗實錄》中若非戰時，絕無三大營各營之名，而永樂以后的《實錄》中各營之名層出不窮，顯然各營由戰時方設變為常設。宣德元年（1426），“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操備。令每歲輪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24]八萬外地軍，恰與第三次北征征調的八萬五千名外地軍數額相當，顯然是將原額親征軍常駐北京的制度化措施，可以視為明代京營的正式成立標志。

二、三大營的淵源：靖難北軍和永樂親征軍

由衛所組軍到大軍常駐京師的轉變，除永樂末年的軍事形勢、永樂之后的政治形勢等原因，還應有明朝兵制的內在演變脈絡在起作用。洪武時期，五軍都督府各統都司衛所，邊境派勛臣乃至藩王鎮守。明太宗發動靖難戰爭，獲得意外成功，“祖制”自然在相當程度上讓位于靖難中形成的北軍兵制，而且永樂時期對內鎮壓任務重于洪武時期，又頻繁發動對外戰爭，最終首都北遷，必然對兵制進行重大調整。京營既然是永樂以后繼承親征軍而來的，三大營體制必然可以追溯到親征軍，乃至靖難時期的北軍。

靖難初期，朱棣裹脅大寧地區駐軍南下，在途中重組軍隊，“命張玉將中軍，鄭亨、何壽充中軍左、右副將。朱能將左軍，朱榮、李睿充左軍左、右副將……右軍……前軍……后軍……以大寧歸附之眾分隸各軍。”[25]此五軍顯然模仿五軍都督府的名義，各軍分別投入實戰，如“后軍先與敵交戰，不利”[26]，“戰滹沱河，右軍力屈”[27]。由“張玉……掌中營兵”[28]知，中營即中軍，則各軍可稱營。

靖難戰爭中，北軍多次出現各軍即將潰敗，而朱棣“率精銳赴之”一類記載。張玉是朱棣的首要將領，在東昌戰役中卻與朱棣失散陣亡，可見中軍雖為主力，卻不是朱棣親率的“精銳”。永樂元年（1403年）閏十一月，特地“定從征哨馬營將士賞賜。”[29]則哨馬營也單獨成軍。論靖難戰功時，分五軍、大旗下、哨馬營、守城及其他雜類：五軍、哨馬營分領隊、隨伍二類；大旗下“把總都指揮視都督……散都指揮視五軍把總都指揮”，余同五軍等[30]。“大旗下”的“把總”、“散”，地位本當五軍的“領隊”、“隨伍”，而賞賚高于五軍與哨馬營，顯然“大旗下”即戰功最著的親信“精銳”，即靖難全軍分為直屬精銳、五軍各營和哨馬營，大軍三分之制初見端倪。

永樂八年（1410）三月，朱棣親征本雅失里，“王友督中軍……何福督左哨……鄭亨督右哨……陳懋督左掖……劉才督右掖。”“劉江等充游擊將軍，督前哨。都督薛祿、冀中等充驃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充神機將軍，都督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31]靖難白溝河之戰中，朱勇“領左哨為前鋒。”[32]朱勇是上述統領左軍的朱能之子，則左哨或是左軍某部。諸位將軍是否屬于中軍、哨、掖呢？王世貞認為：“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為五軍……尋別選輕騎為前哨，命都督劉江等充游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驃騎將軍……神機將軍……鷹揚將軍……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隸五軍。”[33]按，朱棣曾訓斥游擊將軍朱榮等：“哨馬營離大營三十里……不發哨馬在前，卻令架炮之人在前……如何不被其擒去？”[34]則游擊將軍所統的前哨即哨馬營。朱棣親率精騎出戰，“以輕騎逐虜……其余軍士，令清遠侯帥領，駐扎河上……哨馬營獲胡寇……送至大營，清遠侯復遣人護送馳詣上所。”[35]朱棣有“說與各軍總兵官及驃騎將軍都督薛祿、薛斌等”[36]之語，均證朱棣親率的精騎與哨馬營、中軍、哨、掖有別，“分督精卒、不隸五軍”是正確的。精銳、哨馬營和中軍哨掖的體制，與靖難中的大旗下、哨馬營、五軍各營完全吻合，可知第一次北征的軍隊體系完全承襲了靖難軍隊，后代五軍營的中軍、哨、掖體制，乃由靖難中的左右中前后五軍演化而來。

永樂十二年（1414）第二次北征，全軍分為隨駕三千官軍、神機銃手、大旗大營馬隊并哨馬官軍、圍子手、幼官幼軍與旗鼓手、五軍馬步官軍、傳令營、舍人以及其他后勤、配屬官軍等多個部分[37]，但主力不外前三部分與五軍。其中，隨駕三千官軍顯然是親率的“精銳”，神機銃手緊隨隨駕軍之后，地位非同一般。王兆春據《明史》柳升在第一次北征中“將神機火器為先鋒”的記載，認為作為新兵種、新軍隊單位的神機營在第一次北征前夕就成立了[38]。按，第一次北征時有鄧某“扈駕北征，乃與同附大鴻臚陳公季暄、工部尚書黎公澄創神機營，建盔甲廠，制神槍神銃，退韃虜于九龍山下。”[39]“創神機營”顯然是制造兵器而非戰斗機構。且《實錄》未載柳升于第一次北征時領神機火器，反而是第二次北征前，朱棣“諭安遠侯柳升曰：神機火銃，兵之利器，攻戰所不闋者……爾提督不可不嚴。”[40]在忽蘭忽失溫之戰中，“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炮，斃數百人。”[41]《明史》顯然將第二次北征的事跡張冠李戴了，第一次北征軍中必無神機營之設[42]。

第二次北征的確有“復舉肅清之師……統神機營左翼”[43]的記載，但柳升領神機銃手，北征中卻由“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領左哨……李彬領右哨……王通領左掖……譚青領右掖……劉江、朱榮等為先鋒。”[44]神機兵無疑屬于“大營”。朱棣下令，總是“敕大營并各營總兵官”或“敕大營、各軍總兵官”或“敕大營及五軍總兵官”[45]，大營是五軍之前的單位。朱棣當從舊時的“大旗下”隨駕軍中抽出“隨駕三千”騎兵直屬，而將剩余部分益以舊哨馬營和新設神機兵，組成五軍之外的大營。這樣，全軍主體為由大旗下駕前軍挑選出的隨駕三千馬軍、由駕前軍余部與哨馬營和神機銃手組成的大營、五軍三部分。

永樂二十年（1422）第三次北征中，“朱榮等領前鋒，緝捕北虜聲息。……柳升等領中軍馬步隊及大營圍子手并神機營。寧陽侯陳懋等領御前精騎。永順伯薛斌、恭順伯吳克忠等領韃靼馬隊。武安侯鄭亨等領左哨。陽武侯薛祿等領右哨，英國公張輔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領右掖。”[46]這時大營似乎成了中軍的附屬單位。但北征中時時“敕大營、五軍諸將”[47]，又“敕前鋒都督朱榮等曰：哨馬止留五千隨爾前行，余皆遣回大營。”[48]則前鋒即哨馬營，與神機營同屬大營，而結合第二次北征中柳升專領“大營”的事例看，此時的大營當為包括中軍在內的全軍主力。御前精騎與韃靼馬隊自然是駕前軍，但重要性已經降低，全軍分大營（包括中軍）、駕前軍、五軍哨掖三部分。

《實錄》載本次北征的營陣：“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連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軍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49]五軍之中當然包括各哨、掖，怎能分駐五軍后又連哨掖？由柳升兼統中軍與大營各部判斷，中軍當屬大營，駐中央，各哨、掖在外。早在第一次北征中，哨馬營就因將“架炮之人”置于步騎之外而遭申斥，此后神機兵逐漸成為明軍賴以出奇制勝的精銳，怎能散在“騎卒”之外乃至陣外呢？這條記載被廣泛引用，《明史》以之為永樂京營的戰時編制方式，其實不堪推敲。

永樂二十一年（1423）第四次北征，僅設“中軍……左哨……右哨……左掖……右掖……陳懋居前鋒。”[50]次年最后一次北征，設“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為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51]似乎只設五軍與前鋒，而無大營、駕前軍。其實前鋒就是過去的駕前軍，第三次北征中統“御前精騎”的陳懋，在隨后兩次北征中統前鋒。朱棣暴亡，仁宗在北京“諭隨征大營五軍總兵官：先委寧陽侯陳懋、陽武侯薛祿率領隨駕精銳馬隊三千星馳回京。”[52]北征中“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53]金忠、吳克忠等是新近來降的蒙古貴族，所領當然是“韃靼馬隊”。所以，前鋒應本是由“御前精騎”和“韃靼馬隊”構成的駕前軍，但這時朱棣年事已高，不堪上陣，駕前軍變為巡哨前鋒。朱棣本人應當坐鎮過去由柳升統領的“大營”，下轄神機兵等，與中軍一體。如此，最后兩次北征的體制略同第三次：前鋒（駕前軍），大營（中軍），五軍哨掖，唯大營不再包括擔任巡哨的前鋒哨馬營。

永樂時期的親征軍一直采取三分體制。靖難與第一次北征時為駕前軍（大旗下、三千馬隊）、哨馬營、五軍，后四次北征時，駕前軍一部、哨馬營、新設神機銃手等組合為大營，甚至與五軍里的中軍合為一體，駕前軍則逐漸擔當起哨馬營舊任。初期的精銳――五軍――巡哨體制，逐漸演化為巡哨――五軍――大營體制，甚至巡哨――五軍哨掖――大營主力體制，原精銳轉向巡哨，新設火器兵取代騎兵成為精銳，與三大營的三千――五軍――神機體制越來越接近了。把五軍營和洪武時期的五軍都督府聯系起來、把神機營和三千營與交趾和韃靼聯系起來，是明代中期人對永樂時期歷史的的粗率臆測。其實，是靖難時期的北軍體制，在歷次北巡和親征中，隨著皇帝角色和軍隊武器的變化而演化，構成了后代三大營的基礎。

三、三大營：遠離作戰體制的訓練營

三大營既然是由親征軍三大部分直接演化來的，是不是意味著京營就是處于臨戰狀態的大軍呢？明人多載三大營分領不同衛所，戰時有明確分工，似乎在京營成立后，明軍就是按三大營編制走上戰場的。但是，三大營的內部統屬關系說明，親征不可能按三大營分工上陣；三大營的軍士調發狀況也證明，各營所統軍士與所來自衛所無關。

《實錄》和《會典》中經常提到大營，含義十分混亂。在第一次北征中，“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遇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54]寧陽侯陳懋為左掖總兵官，他說的大營既不包括哨馬營，又不包括五軍下屬的左掖，則似指皇帝所在營伍。初戰之后，“清遠侯王友充總兵官，廣恩伯劉才充副總兵，統領各軍馬步各軍……（朱棣）說與清遠侯王友：‘大營中軍有糧米，務要均勻接濟。’”[55]這里的大營又似指五軍。一般出征軍中，往往以主將所在為大營[56]，這里的大營也只是對皇帝所在或五軍大眾的俗稱。在第二次北征中，大營成為正式編制，統哨馬營、神機銃手、圍子手等，與五軍、駕前軍并列。到第三次北征，大營開始與中軍一體，與五軍哨掖、駕前軍并列。最后兩次北征，原轄哨馬營與駕前軍擔任前鋒巡哨任務，大營更密切地與中軍一體化了。

京營成立后，皇帝坐鎮的“大營”在分營訓練中似乎無需存在了。但各家記載京營制度時，仍提到大營，而且理解各異。一類以“大營”指京營全體，如正德《大明會典》[57]，或廣義的五軍營，如王世貞稱五軍營為“五軍大營”[58]。另一類指五軍營下屬的一營，如陸容載：“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59]萬歷《明會典》更將五軍營的下屬列為大營、中軍、左右哨掖以及千二營、圍子手營、幼官舍人營、殫忠孝義營[60]。按，正德《大明會典》的說法很獨特，可能來自對皇帝坐鎮的大隊軍伍的俗稱，實則并無此等體制。王世貞的說法則來自后三次北征的體制，如洪熙元年（1425）“張輔奏：大營及五軍將士馬多瘦損。”[61]當時體制與親征軍相同。到宣德二年（1427），朱勇“特命總督大營兵權……務精訓練。”[62]以朱勇的地位以及后來他多次報告五軍營情況論，他督率的大營當包括五軍營，或即大營與中軍一體的孑遺。但到正統時期，《實錄》提到諸營，多以大營與三千、五軍、神機以及府軍前衛營并列[63]，或不提大營，徑以三營并列[64]。此時，包括中軍在內的五軍營開始并統圍子手各營，逐漸取代大營的核心地位，而“大營”作為舊制中的一環，反而成為五軍營下屬，供戰時組建皇帝所在營伍之用。這樣，戰時包括中軍、神機銃手、圍子手的大營，逐漸讓位于訓練用的五軍營，而神機銃手則從大營中脫離，獨立成營了。

陸、王二人均明載五軍營轄十二營，“管隨駕騎兵”。《會典》均無十二營之名，而于五軍營下記“千二營……管隨駕擺列馬隊官軍”。《實錄》亦未提及十二營，而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有人建議：“神機營舊兼統千二營官軍，近罷遣還伍。然是營置已十余年，請如舊。上曰：此皇祖在軍中時所置，蓋一時權益。”[65]則此營當為朱棣北征時所置，所謂屬神機營，當指在大營中與神機銃手協同作戰。到宣德八年后期，神機銃手已獨立成營，且專司訓練，無作戰任務，所以宣宗以“軍中時所置”而撤銷。但《會典》與陸、王等言之鑿鑿，不可能簡單地記錄永樂后期親征軍的作戰體制，肯定是正統時期復設，管領原大營所轄隨駕騎兵。這樣，平時的五軍營既統領戰時擔任主力的五軍哨掖，又統領皇帝直領的中軍、圍子手、幼官舍人、余丁和部分隨駕騎兵，與戰時大營體制不同。

關于三千營的職能，有兩種說法。鄭曉認為：“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纛等事”[66]，是皇帝的侍從單位，《明史》則認為“三千肆巡哨”。上文已經辨析，在永樂后期的親征軍中，三千馬隊由駕前精銳轉變為巡哨前鋒，兩種說法一取早期源起，一取晚期制度。京營成立后的訓練體制中，三千營仍保留了親征軍體制的痕跡。正德《大明會典》載，三千營下設五司，其中四司由各類掌旗上直軍構成，第五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官軍、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御回還官軍。”[67]“前哨馬營”定系第四次北征吞并而來，而其他四司的“上直官軍”，應為侍從皇帝的上直各衛軍士。顯然，平時的三千營既訓練充任前鋒的哨馬部隊，又訓練坐鎮后方的皇帝警衛部隊，也非戰時體制。

宣德三年時提到舊制：“神機營設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中軍一十有五司及隨駕馬隊官軍。”[68]與正德《大明會典》所載神機營分中軍與左右掖哨共十六司，又下轄五千下營“管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官軍”[69]基本一致。這部分隨駕馬隊是“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70]組建的，獨立性較強，到正統四年還有“給神機營并五千馬隊官軍馬二千匹”[71]的事例，可能到正統后期正式歸屬神機營，如《大明會典》所載。如此，神機營也如三千營，既包括擔任主力作戰的神機銃手，也包括充任皇帝侍衛的騎兵，與三千營不同的是，這些騎兵使用火器。到親征作戰時，五千下營的騎兵應與三千營四司軍士一起直屬皇帝。更值得注意的是，神機營的規模很大，體制與五軍營相同，從永樂后期作戰分五軍和前鋒、無神機兵獨立成軍的體制看，神機營的十六司部隊到戰時一定是按照對應關系，分別配屬五軍的中軍和各哨掖，而非獨立作戰，即平時的神機營所統，戰時分歸五軍和皇帝直屬部隊。

三大營之外，另設府軍前衛營。府軍前衛本是洪武時期上直衛之一，兵將與藍玉素有淵源，在藍黨案中橫遭屠戮，罷廢不設。永樂十三年（1415）重設府軍前衛，“四方選至幼軍數萬，悉聽隸（薛）祿訓練。”[72]到宣德五年，“作府軍前衛幼軍營于京城內之西南隅。”[73]在正統時期，幼軍與舍人經常并稱，但兩者截然不同。幼官、舍人、年幼余丁均為不到承襲年齡的少年，隸父兄所在衛所軍籍，而不占軍額，編為五軍營下的幼官舍人營和殫忠孝義營。幼軍雖也從年少隸軍籍者中選取，卻不隸原衛所，而隸府軍前衛。府軍前衛營嚴格獨立于三大營[74]，而為三大營提供后備士兵，如正統二年：“府軍前衛軍士累因選補別伍操備，凡有事故，不能周知。乞仍舊編伍，令原管官旗管領。上曰：選操已定，不必再動。”[75]

可以推定，永樂二十二年親征軍還京后，最初保持著大營、五軍哨掖、巡哨體制，逐漸以擔任巡哨的前鋒部隊和部分駕前騎兵（四司上直官軍）組建為三千營，以本分屬五軍和大營、巡哨前鋒的神機銃手和部分駕前騎兵（五千下營）組建為神機營，以大營中的中軍、部分駕前騎兵（千二營）、圍子手營、幼官舍人營、殫忠效義營和五軍左右哨、掖組建為五軍營，內部保留“大營“建制，而另建府軍前衛營補充各營缺額。

在親征軍中，神機兵先屬大營、后分派五軍，三千馬隊先擔任御前精銳、后充當前鋒，規模較小，編制、歸屬也不穩定。而在三大營中，神機營采取類似五軍營的五軍建制，三千營也設有五司之多，每營都統領部分隨駕官軍，三營的規模和職能趨于協調一致。這是典型的訓練而非作戰體制，若有皇帝親征，絕非三營分居內外、并列出戰，而當如永樂最后三次北征，以三大營下屬各單位重新編組軍隊，其中皇帝坐鎮五軍營中的大營，直接指揮中軍、隨駕騎兵與神機兵、圍子手營等，五軍哨掖配備神機營哨掖展開，三千營中的一部分則充任前鋒。

另外，正德《大明會典》載，五軍營轄京衛軍與輪班軍，三千營轄上直軍[76]，似有明確的職能分工。可是，如果五軍營和三千營有嚴格統領不同衛所的限制，神機營十六司的軍士又是來自何方衛所呢？

宣德六年（1431），“清平侯吳成言：所統三千隊伍，漢、韃官軍比年以來屢有死亡及以老疲調去，隊伍多闋。請于五軍諸衛漢韃官軍中選其精銳者補充，從之。”[77]三千營至少統領一部分在京的“五軍諸衛”軍士，即五軍都督府諸衛軍。正統元年（1436），“鎮守大同太監郭敬奏：原給有馬官軍一千，內選擇五百跟隨，累出口提督操備。今御史、給事中奉朝命將原跟隨人馬調散……已選入三千營內編定隊伍。冀于各衛見操有馬官軍內選五百人隨之……太原三護衛官軍二千四百余人……請開設山陰、馬邑二千戶所……各官軍多有選入三千營巡哨及習熟神銃手，隊伍已成，不宜調為二處分其勢力。”[78]太原三護衛官軍是從晉王府調守大同的，則以上兩部分選入三千、神機營的軍士，都來自大同地區的衛所。顯然，三千營所統軍士來自內外各類衛所，不限于上直衛。

宣德五年（1430），“成國公朱勇言：舊時五軍，每軍步騎二萬人，后調大同等處備御。今五軍總有五萬七千余人，而神機諸營比舊亦少。扈從征調不足于用。請令行在兵部如舊取補。上命兵部于京衛選士卒通十萬，隸五軍訓練。”[79]“舊制”指永樂后期的親征軍體制，調大同等處備御者，當指最初留京的親征軍在八萬人輪班赴京上操后，來自邊鎮的五軍哨掖部隊多還鎮。正統元年（1436），“在京選操官軍已十萬余，遇警足用……請以附京衛所官軍仍令操備，其河南等都司及南直隸衛所悉免調……不準。”[80]五軍營只剩不足六萬人，輪班制度又一直未廢，說明八萬輪班軍必然不全屬五軍營。上引“通十萬”指由京衛軍補足五軍營十萬之額，而此處“十萬余”指三大營中的京衛軍士總額，加上輪班軍則超過十八萬。而五軍足額十萬、神機足額七萬多，再加上規模較小的三千營，三營足額與京衛、輪班軍之和相當，可知輪班軍是分派五軍和神機二營的。早在洪熙元年（1425），“請以緣邊山海等一十六衛舊撥神機營官軍暫留守備，別選近衛官軍更代赴京操練。從之。”[81]“緣邊山海”等衛，當為后軍都督府屬衛。宣德三年（1428），“舊制，神機營……共七萬五千七十有一人。其后調口外守備、征進及亡故者眾，各司軍數多寡不均，請選內地衛所軍士補之……敕通州、神武、定邊、薊州等五十有三衛指揮、千、百戶葛森等，各領輪班放回神銃手官軍星馳北京。”[82]通州等衛包括了親軍衛和后軍都督府屬衛，顯然屬于“輪班放回”的八萬輪班軍。總之，五軍營和神機營均兼統京衛軍和輪班軍，《大明會典》之說可能指大營尚重、神機營未獨立的京營設立初期情形。

三大營突破了親軍衛、京衛、外衛的界限而各統內外衛所，各營下屬的各司更是打亂了衛所編制。按府司衛所編制統率部伍，雖便于統一管理，卻不利于提高戰斗力。明太宗在第二次北征后命令：“今后征發，令總率之人各選部屬，庶幾可得精壯”[83]，還只是調整高級將領的部屬，到永樂后期，衛的界限已經打破：“監察御史鄧真言：……洪武中各衛旗、官、軍士編成隊伍，各有統屬。今無知小人擅收別衛軍士入伍，又行招納逋逃，藏匿有罪及無賴之人以為己用，此軍政之弊也。”[84]永樂親征時，親軍衛和京衛全伍出動[85]，但軍分各營，營下設隊，管隊官統旗、軍，并不按照衛所組軍。京營成立后，諸營統哨掖或諸司，再下統各隊，都司衛所的統屬關系更被忽略。宣德末，“圍子手營隊伍有以二十衛以上足成一隊者，有三衛至十九衛足成一隊者，又有一衛官軍分入諸隊者，親管官旗難以管屬。合照衛歸并成隊……從之。”[86]“親管官旗”的權力當然不如把總、管隊等官，歸并也只是空文，到正統末，“神機營原有一十六司……各衛軍士，有一衛分隸十數處者。”[87]破除衛所界限的根本原因，當是三大營的軍隊不斷調出守邊或作戰[88]，而缺額則反復從整個北方地區的衛所中選補。除上述洪熙元年、宣德三年、五年和正統元年事例外，又如正統二年（1437），“五軍營原操馬步官軍，調遣各邊備御并逃、故者，共缺二萬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軍屬衛及親軍衛分并河南、山東、大寧三都司官軍內選補。”[89]到正統末年，京軍又大量調往山西和南方，如果不是發生了土木之變，這些缺額還是會很快填足的。每一次選補和調動都是抽取各衛所中一小部分軍額，都意味著衛所編制的又一次破壞。洪熙宣德時期，京營處于由親征軍體制向訓練營體制的轉化過程，到正統后期，新型的編制和訓練、流動體制已經建立起來。分工明確、輕重懸殊的大營、五軍哨掖、巡哨前鋒，演化為各統部分駕前軍、各統內外衛所軍士、職能規模趨于相似的三大營，既丟棄了親征軍的戰時組織方式，也取代了原府司衛所的指揮與訓練體系。京營通過操練、輪班、外遣、選補等制度，調發整個北方地區的軍士，既源源不斷地向邊鎮提供經過訓練的士兵，又穩穩維持著足額超過十八萬的駐京大軍。這時的京營，與其說是備親征之用的大軍，不如說是整個北方乃至具有全國意義的訓練營。與“戰時出征、平時散還”的“祖制”相比，京營有常備、集訓的優點，但在親征軍向三大營的體制轉變中，駐京大軍越來越重視訓練、外遣，而編制日漸破碎，營伍本身和兵將之間皆無穩定性可言，訓練中形成的松散統屬體系就不可能有效地行使原府司衛所的指揮職能。正統十四年，由訓練營倉促組建的親征大軍在土木堡一觸即潰，暴露了訓練與作戰的脫節，三大營遂退居幕后，讓位于臨戰狀態下的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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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明會典》卷一一一《兵部·職方·營操》，明萬歷刻本。

[2]（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五，中華書局，1985年，56頁。

[3]（明）鄭曉：《今言》卷一，中華書局，1984年，26頁。

[4]《明會典》卷一三四《兵部·營操·京營·舊三大營制》，中華書局，1989年，685頁。

[5]《明史》卷七六《職官志》、卷八九《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1858、2176頁。

[6]（明）焦竑：《獻征錄》卷一○九《錦衣衛鎮撫楊本傳》：“徐輝祖征燕……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上海書店，1986年，4868頁）

[7]（明）談遷：《國榷》卷十二，建文四年正月甲申朔、五月丙申，中華書局，1958年，830頁。

[8]（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四三《兵制·京營重兵》，《中國史學叢書》本。

[9]《明太祖實錄》卷三，乙未年六月丁巳，中研院史語所影校本，以下明代實錄均同。

[10]（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九《兵制考》，中華書局，1985年。

[11]羅麗馨：《明代京營之形成與衰敗》，《明史研究專刊》第6輯，1983年，1―11頁。

[12]《明太宗實錄》卷九六，永樂七年九月戊寅。

[13]《明太宗實錄》卷九六永樂七年九月甲申、己丑。

[14]（明）黃淮：《黃文簡公介庵集》卷六《浙江僉都指揮事牛公墓碑銘》，《敬鄉樓叢書》本。

[15]（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四四《兵制·班軍》：“文皇帝之十三年，詔諸邊守將及河南……衛官，簡所部率赴北京，以俟臨閱。蓋京操始此，然而未著例也。”（《中國史學叢書》本）未“著例”，即尚未于京師常操。

[16]（明）李賢：《寧陽侯陳公神道碑銘》，《皇明名臣琬琰錄》卷十七，明刻本。

[17]（明）楊榮：《楊文敏公集》卷一四《送從弟仲宣還建寧分題詩序》，明正德刻本。

[18]例見（明）陳循：《芳洲文集》卷八《吉安守御正千戶王君時泰墓志銘》，清刻本。

[19]《明太宗實錄》卷八六，永樂六年十二月癸巳。

[20]《弇山堂別集》卷八八《北征軍情事宜》。

[21]（明）金幼孜：《北征錄》，（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308頁。

[22]《明太宗實錄》卷一四五，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乙未。

[23]《明宣宗實錄》卷十，洪熙元年十月甲申。

[24]《明會典》卷一三四《兵部·營操·京營·營政通例》。按，《大明會典》系此事于永樂遷都后，誤。

[25]《明太宗實錄》卷四下，建文元年十月乙卯。

[26]《明太宗實錄》卷六，建文二年四月庚申。

[27]（明）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十二《陽武侯薛公神道碑銘》，中華書局，1998年，183頁。

[28]《明太宗實錄》卷十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申張玉傳。

[29]《明太宗實錄》卷二五，永樂元年閏十一月丙寅。

[30]（明）都穆：《壬午功賞別錄》，《國朝典故》，287－293頁。

[31]《明太宗實錄》卷一○二，永樂八年三月丁卯朔、戊辰。

[32]楊士奇：《成國公朱公神道碑銘》，（明）程敏政輯：《皇明文衡》卷七五，《四部叢刊》本。

[33]《弇山堂別集》卷八九《兵制考》。

[34]《弇山堂別集》卷八八《北征軍情事宜》。

[35]《北征錄》，《國朝典故》，306頁。

[36]《弇山堂別集》卷八八《北征軍情事宜》。

[37]《明太宗實錄》卷一五四，永樂十二年八月丙辰。

[38]王兆春：《明初火銃鐫文淺析》，《明史研究論叢》第5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69－85頁。

[39]（明）李翊：《戒庵老人漫筆》卷六《安南鄧尚書》引《鄧氏尚書公事狀》，中華書局，1982年，220頁。

[40]《明太宗實錄》卷一四四，永樂十一年十月癸丑。

[41]《明太宗實錄》卷一五二，永樂十二年六月戊申。

[42]（明）王偉：《永寧伯譚公行狀》：“七年入見，留北京。領神機營從上征迤北，封神機驍騎將軍。”（《皇明名臣琬琰錄》卷十五）譚廣時非高級將領，所統與后世所謂“營”相去甚遠，今不取。

[43]《黃文簡公介庵集》卷六《浙江僉都指揮事牛公墓碑銘》。

[44]《明太宗實錄》卷一四八，永樂十二年二月庚戌。

[45]《弇山堂別集》卷八八《北征軍情事宜》。

[46]《明太宗實錄》卷二三九，永樂十九年七月己巳。

[47]《明太宗實錄》卷二四八，永樂二十年四月壬寅。

[48]《明太宗實錄》卷二四九，永樂二十年五月丁丑。

[49]《明太宗實錄》卷二四九，永樂二十年五月癸酉。

[50]《明太宗實錄》卷二六一，永樂二十一年七月戊戌。

[51]《明太宗實錄》卷二六八，永樂二十二年三月戊寅。

[52]《明仁宗實錄》卷一上，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丙午。

[53]《明太宗實錄》卷二七二，永樂二十二年六月己未。

[54]《北征錄》，《國朝典故》，300－301頁。

[55]《弇山堂別集》卷八八《北征軍情事宜》。

[56]（明）黃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記》載，黃福行經諸將營后，“至大營白議事畢。”（《紀錄匯編》本）

[57]《大明會典》卷一一一《兵部·職方·營操·大營》。

[58]《弇山堂別集》卷八九《兵制考》。

[59]《菽園雜記》卷五，56頁。

[60]《明會典》卷一三四《兵部·營操·京營·舊三大營制》。

[61]《明宣宗實錄》卷九，洪熙元年九月丁未。

[62]李賢：《成國公朱公勇神道碑》，《獻征錄》卷五，161頁。

[63]如《明英宗實錄》卷三六，正統二年十一月戊子：“給三千、大營、五軍、神機營及府軍前等衛官軍馬”；卷八七，正統六年十二月甲午：“兵部奏：大營、三千、五軍、神機等營及府軍前等衛官軍缺馬。”

[64]如《明英宗實錄》卷三○，正統二年五月乙卯：“給三千、五軍、神機等營官軍馬”；卷五三，正統四年三月辛酉、丙寅；卷五四，四月己卯給諸營戰馬事。

[65]《明宣宗實錄》卷一○一，宣德八年四月壬子。

[66]《今言》卷一，26頁。

[67]《大明會典》卷一一一《兵部·職方·營操·大營》。

[68]《明宣宗實錄》卷四二，宣德三年閏四月辛卯。

[69]《大明會典》卷一一一《兵部·職方·營操·大營》。

[70]《菽園雜記》卷五，56頁。

[71]《明英宗實錄》卷五三，正統四年三月丙寅。

[72]《明宣宗實錄》卷六八，宣德五年七月庚申。

[73]《明宣宗實錄》卷六三，宣德五年二月癸未。

[74]《明英宗實錄》卷三六，正統二年十一月戊子。

[75]《明英宗實錄》卷六六，正統五年四月己卯。

[76]《大明會典》卷一一一《兵部·職方·營操·大營》。

[77]《明宣宗實錄》卷七六，宣德六年二月辛亥。

[78]《明英宗實錄》卷十五，正統元年三月癸未。

[79]《明宣宗實錄》卷七三，宣德五年十二月丙戌。

[80]《明英宗實錄》卷十九，正統元年閏六月己丑。

[81]《明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甲辰。

[82]《明宣宗實錄》卷四二、四五，宣德三年閏四月辛卯、七月甲子。

[83]《明太宗實錄》卷一七○，永樂十三年十一月庚子。

[84]《明太宗實錄》卷二一九，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

[85]如楊士奇：《三朝圣諭錄》卷中：“（明太宗去世）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籍籍，慮護衛為變。”（《國朝典故》，1085頁）

[86]《明宣宗實錄》卷一一○，宣德九年四月壬申。

[87]（明）郭登：《營務疏》，（明）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五七，中華書局，1962年，451頁。

[88]如（明）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七六《都指揮僉事江公墓碑銘》：“太原左衛指揮僉事……公在太原，既以才勇知名，宣德末，選總京營左翼。久之，升署都指揮僉事，仍守山西。既而從駕北巡。”（《四部叢刊》本）（清）查繼佐：《罪惟錄》卷二○《兵志·班軍》也總結說：“正統中，京軍悉戍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89]《明英宗實錄》卷三五，正統二年十月甲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