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代國家觀念形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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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代中國社會，內憂重重，矛盾紛起。政治上，統治機構的腐朽墮落，官吏的橫征暴斂，頻繁的天災人禍以及土地的高度集中，使農民生活困苦，甚至無立錐之地，被迫奮起反抗。白蓮教起義、天理教起義以及云南、四川、臺灣、兩廣、山西、湖南等地起義，此起彼伏，風起云涌。而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更將農民起義推向高峰，引起清政府與廣大士紳階層的極大恐慌。經濟上，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的自然經濟占主體地位的格局，因帝國主義的入侵而逐漸解體。一部分擁有財富的地主、官僚、商人開始投資于新式工業，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但同時，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雙重盤剝，使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得不到應有的保護與發展，引起新興資產階級的不滿。他們“于萬死中求一生，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實行保護產業之政策，庶幾有所怙恃而獲即安。”[1]（P5）要求建立適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型國家的呼聲越來越高。同時，西歐及日美各國在19世紀以后，逐漸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工業革命的發生，使其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他們野心勃勃地在世界各地開拓殖民地，地廣人多而貧窮落后的中國就成為其追逐的目標。先進的炮艦撞開了中國緊閉的國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迫使中國割地賠款，帝國主義一步步地陷中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在這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才能“富國強民”，不受列強欺侮，就成為社會各階層人士考慮與探索的問題。

內憂外患使在“西學東漸”影響下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認識到了“救亡圖存”、改變中國的迫切性。他們介紹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到中國，強烈揭露抨擊清政府的腐敗，要求建立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人中引起很大反響。如嚴復翻譯大量外國政治書籍，對封建制度提出尖銳批評，他介紹的學說“自有左右輿論之勢力”[3]；梁啟超、楊度等人創辦刊物，揭露清政府“對于內惟知竊財，對于外惟知贈禮，人民之生命財產，非其所問”的真實面目[4]，認為“茍欲救之，舍立憲外，既無他策”[5]；而孫中山更為大膽地提出：“我們必須傾覆滿洲政府，建設民國。……效法美國總統選舉，廢除專制。”[6]（P226）在他們的大力宣傳下，“自由民權之說，膨脹于國民之腦中，莫不憤慨于國權之衰弱，而切齒于政府之腐敗者。”[7]中國人的思想觀念逐漸發生轉變，對于國家的認識較以往亦有所不同。舊的傳統國家觀念被打破，而新的近代化國家觀念則在孕育和形成中。

二

中國近代國家觀念的形成過程大致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傳統國家觀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國家觀念的萌芽

“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毀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該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8]（P194）中國在“家天下”的封建時代，皇帝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而存在，對立階級在沖突、緩和中相持了幾千年。漢唐盛世的繁榮業績，使龐大的中國在人類歷史上燦爛奪目、獨領風騷。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當時人們的國家觀念；中國是天朝大國，其他國家均是其藩屬；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有，不需再與他國貿易。對世界上其它國家知之甚少，盲目自大。到了清朝，封建社會已走入窮途沒路，特別是中晚期，千瘡百孔，積弱積貧，但傳統的國家觀念并未改變。面對西方的沖擊，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企圖過“小國寡民”的休閑生活。但世界形勢的發展已不允許它繼續照舊路走下去了。

“與外界完全隔絕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9]（P247）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中國割地賠款，喪權辰國。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覺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將向外屈服稱為“羈縻”、“安撫”。1861年，為辦理對外交涉而設立的總理衙門，其基本方針為：“辦理外交之事，非恐決裂，即涉遷就，勢本難以周全。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實未敢因避遷就之譏，致蹈決裂之害。”[10]（P55）作為一個近代主權國家理應有的全國性外交機構，總理衙門的作用卻只限于此而已，清政府也仍不具有主權觀念。外國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縛在一起”，使之“欲退不能”，[11]（P222—223）敦使中國遣使出國。清政府認為“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于為難，用國外人為使，則概不為難。”[12]（P27）1868年，任美國人蒲安臣為出使歐美各國的欽差，聘英國翻譯官柏卓安（J·M·Brown）為“左協理”，法藉稅務司德善（E·de·champs）為“右協理”，組成一個三十人的大雜燴使團。蒲安臣在訪問期間，違反國際慣例，于1868年7月28日“擅自單獨”[13]（P214）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W·H·Seward）締結“由西華德擬定的”[11]（P227）《中美續增條約》，取得在中國招華工及設立學堂的特權。而清政府竟然承認和批準了此條約，這是人類外交史上的曠古奇聞，是中國的奇恥大辱。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畢竟還有一批有識之士，他們受外敵入侵的刺激，開始面向世界，著書立說，將整個世界展現于人們面前，使中國人對世界、對自己都有了新的、較為正確的看法與認識，推動著近代國家觀念的醞釀與萌芽。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介紹了當時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文化教育制度、氣候物產、交通貿易、民情風俗等，其中有17卷著重介紹歐洲各國，分析英國強大的原因，并且還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徐繼畬在《瀛環志略》中介紹了有關地球的基本知識和亞洲、非洲、南北美洲各國概況，對歐美國家著墨更多，其中還涉及了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情況。這些書從不同角度描繪世界大勢及各國狀況，對中國產生很大影響。中國人唯我獨尊的傳統國家觀念被打破，認識到了中國的落后以及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別是一批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救亡圖存，建立民族民主國家的觀點和方案。

（二）近代各種國家觀念及其主流的產生

外敵的入侵，激起了中國人的愛國熱情，從太平天國運動、反洋教斗爭到義和團運動，匯合成反帝愛國運動的巨流。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更具有先進性，在這一愛國潮流中勇居前列，做出了矚目成績。

民族資產階級是伴隨著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但外國資本的排擠及清政府的壓制使他們步履維艱。上海商務總會說：新式工商業者閱“數十年之經歷，可為艱苦備嘗矣。其中顛頓狼狽，時起時仆，佹得佹失。通盤計算，幸勝之日少而敗績之日多”[14]。再加之“我民族今日權利盡失，疲靡忝繭，‘支那人’三字為地球上可嫌可惡之名詞”[15]。為了擺脫帝國主義侵略，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民族資產階級活躍于政治舞臺，呼喊奔走，希望能建立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但由于出身、地位不同，民族資產階級又分為上層與中下層，而他們的國家觀念也相應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

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多與清政府聯系緊密，擁有雄厚的資本，因此，更具有保守性。他們主張以上書、請愿、宣傳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基礎上，通過改造清政府，召開國會，制定憲法，建立責任內閣。同時發展實業與教育，培養民智、民德、民力，使群眾逐漸具備“國民資格”，過渡到民主立憲，建立民主國家。這一派以張謇、湯壽潛、湯化龍等人為代表，借日俄戰爭中日本勝利之機，在國內掀起長達六年的立憲運動，動員起廣泛的民眾力量給清政府施加壓力，以期實現自己關于建立新式國家的主張。但他們的失敗，卻證明了君主立憲制在中國實行的非現實性。

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更深，其改變現狀的要求也更迫切和強烈。他們主張革命排滿，推翻清王朝，消滅君主制，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但在革命派內部，由于階層、集團不同，對清政府的壓迫感受不同，對各族人民了解程度不同，在“反滿”問題上產生分歧。有一小部分人受漢族正統觀念及西方單一民族國家影響，認為“一國之內不容有二族”[16]，宣揚大漢族主義。如章炳麟在《排滿評議》中說：“舉一綱而眾目張，惟排滿為其先務。”“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17]認為：“吾漢族，非排滿則其政治能力亦固無伸張也耶。”[18]他們混淆了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的界限，誤解了“反滿”的真正內涵。實質上，“反滿”是為了救國，為了反對帝國主義。“若就政治社會計之，則西人之禍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滿洲。”但為了“無使清人，百人協以謀我”，[19]就應該摧毀帝國主義可以“擒之縱之威之脅之，為所欲為”[20]（P61）的工具——清政府。

孫中山作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在同盟會綱領中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觀點。他的觀點體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主流思想，并且經過與立憲派及革命內部非主流思想的論爭，逐漸被國內廣大民眾所接受。他說：“民族主義，并非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們并不恨滿洲人，只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6]（P325）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為反滿——獨立——平等，即反對滿清政府，用資產階級共和國取代君主專制之清朝，建立一個不受外國控制的主權國家。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際上與各國處于同等地位，共同維護世界和平。正如他在同盟會宣言中所說：“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后，光復我民族的國家。”[21]（P68—70）

孫中山的這種國家觀念，根源于他對于國家的認識。他認為：“國家是基于自然力（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天然進化而成的民族（或單一的或結合的），通過武力所造成的團體。”[22]（P590）“國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國家的基礎，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22]（P498）“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舊思想，另外換成一種新思想，這便是國家的基礎革新。”建立了三民主義國家，就達到了“人類進化之極則。”[22]（P498）

（三）近代國家觀念的基本確立

革命派發動起義推翻清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事實，證明了其國家觀念的可行性與正確性，從而使國內人民深信共和，擁護共和。即使與革命派有分歧的立憲派也盡棄前嫌，加入共和國的行列。而某些封建主義分子復辟帝制的幻想，也在共和國的海洋里化為泡影。共和國的觀念深入人心，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在人們心中，中華民國將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而立于世界，不再遭受侵略與壓迫。《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第五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23]（P30）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說：“臨時政府成立以后，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持和平主義與我友邦益增睦誼，將使中國見重于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于不同。”[23]（P17）中國在國際上要求與他國地位平等，獨立自主，享有主權，在國內要求各民族和睦相處，享受同等權利與自由的近代國家觀念基本形成。

雖然，民族資產階級由于其局限性，仍然承認革命前滿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及所借之外債，讓與各國之種種權利，并且保護各國在華人民之生命財產，[23]（P20）對帝國主義有一定妥協，但在外交方面，卻表現了其主權觀念的加強。例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向大會提交了幾項說帖：要求膠澳租借地、膠濟鐵路及德國所有他項關于山東省權利之直接歸還的說帖；要求廢止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條約換文事之說帖；中國希望廢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軍隊、巡警，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撤消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租界、關稅自由權之說帖。[24]（P5—27）對爭回中國之主權提出正當要求。在山東問題上，對和會的決定提出抗議：“要知山東問題，關于四萬萬人民未來之幸福，而遠東之和平與利益皆系于是也。中國代表認為，對三國會議對山東問題之解決辦法，提出正式抗議，乃其職責也。”[25]（P319—321）并且，在國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沖擊下，代表團最終拒簽和約，聲明：“媾和會議，對于解決山東問題已不予中國以公道，中國非犧牲其正義公道愛國義務，不能簽字，中國全權愿竭誠布除，靜待世界公論之裁判。”[25]（P352—353）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損害國家主權的條約上拒絕簽字，表現了中國人主權觀念的加強以及近代國家觀念的成熟。

三

中國近代國家觀念的形成，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中國政府為了爭取國家獨立自主，通過外交途徑爭回大量因不平等條約而喪失的國家主權。北京政府時期，外交部在一些世界性外交家顧維鈞、顏惠慶等的帶領下，為國家的利益頑強地推行收復權利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如在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迫使日本同意撤出山東、英國歸還威海衛，九個強國宣布將尊重中國主權，讓關稅提高至5％，還訂立了關稅最終自主和廢除治外法權的條款。1924年，在中蘇協定中，使俄國放棄治外法權及在天津、漢口的租界和庚子賠款。南京政府在1928年又宣布擁有關稅自主權。[26]（P298）強烈的民族感和國家主權觀念的進一步加強與深化，使外交家們為了中國的獨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周旋，進行艱苦的談判與爭取，收回了大量國家利權。雖然中國政府的這些外交活動，并未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改變中國半殖民地的狀況，但卻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國家的損失，并且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和國際影響，從而使中國在國際上的聲譽與地位漸高。

（二）自由、民主、平等觀念在中國民眾中的普及和接受，對統治者的獨裁行為有一定抑制作用。辛亥革命后，各地軍閥混戰割據，國家政權四分五裂，統治者又大搞獨裁，企圖破壞共和。但由于近代國家觀念已形成，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廣泛地存在于中國民眾之中，使其并不敢明目張膽地公開行動。“在1916—1928年時期的大部分時間內，北京政府在1912年臨時約法的基礎上進行工作。”[26]（P293）其先后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19年8月12日）、《中華民國憲法》（1923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25年12月11日）等幾部國家根本法，在國體、人民權利等方面都繼承了《臨時約法》的基本精神，規定在共和政體下，使人民享有一定的權利和自由。雖然這些憲法條例在政局混亂的中國并不能真正得以實現，只是統治者掩蓋其獨裁行為的一面遮羞布，但其存在，卻使統治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推翻共和、來滿足自己為所欲為的愿望，只能通過召開國會以使其要求合法化。而共和制下總統、總理、議會之間的斗爭，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總統的權力，對其獨裁專權有所限制。因此，可以說，中國民眾近代國家觀念的根深蒂固，對中國社會政局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中國近代，由于內憂外患，使一切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在慘痛的事實面前猛醒，民族意識高漲，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運動，要求建立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列寧說過：“在全世界上，資本主義徹底戰勝封建主義的時代，是同民族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這些要求的民族國家，是一切民族運動的趨勢”。[27]（P508－509）中國近代國家觀念也正是隨著民族民主革命的發展逐漸孕育形成，并且反過來又促進了民族民主運動的進程。雖然，這種國家觀念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對于國家的認識也有不正確的方面，但較之傳統國家觀念畢竟已有了很大進步，具有了近代化的色彩與本質，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特點，表現了中國人思想觀念的發展與轉變，并且產生了巨大的國內國際影響，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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