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重農抑商政策探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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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兩千年來，"大一統"中國在其政治及經濟政策上，一直保持著較為穩定的狀態。此種狀態的維持得益于，"國家主義"的需要與其經濟政策之間，保持了一種相互滿足的張力。而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努力，及其較為完善的文官體系與獨特的文官組成，使得之種張力成為可能。

關鍵詞：國家主義重農抑商社會意識文官體系雙重性

"大一統"中國以其政治上的集權主義和經濟上的重農抑商為主要形式，相輔相成，對中國兩千年來的社會文化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此種政治、經濟政策，無論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見者，在近代更成為一股巨流。眾多學者在批判的同時，也對此兩者在中國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果以馬克思"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認定作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國為何"難以自己走出中世紀"的難題。兩千年來世界在變，但中國卻一直在治亂的怪圈中循環不已。在"國家"與其經濟政策之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使此種循環得以持續。毫無疑問，"大一統"的集權統治需要一種與之配套的經濟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非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后，其產后則重徙，重徙則民死其處二無二慮"1。留心史實，不難發現到了"大一統"時期，如戰國之際那樣呼風喚雨的商人，已難覓蹤跡。相反，"重農抑商"政策卻正是以其諸如穩定人口、易于管理等優點，順理成章的成為"大一統集權"國家的首選。在此本文無意否認"重農"政策在"大一統"之初的歷史必然性，但隨著"大一統"的進一步發展，"重農"政策更多的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毋寧說是"集權主義"統治下一種"精明"的選擇。一

所謂"國家主義"是指在社會的經濟、文化生活中，"國家"處于一種突出的被強調的地位。它更多是社會生活的實際策劃者和組織者。但是由于"中國幾千年的實際政治卻是專制政治。政治權力的根源系來自君而非來自民，于是事實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體"。2由此所謂的"國家主義"也便轉而為"君本主義"。理論上，"國家"與"社會"的沖突，也隨即變為實際生活中"君本"與"民本"的沖突。而"大一統"國家，更多地是打著"民本"的旗號，行"君本"之實。此處的"君本"，具體到現實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運用統治手段以維護"中央即君主"的權威，但此種手段又須具有理論上和現實上的可行性。"專制政體的原則是不斷腐化的，因為這個原則在本質上就是腐化的東西"3一味地強調"中央集權"，只會適得其反。因此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君主必須找到適合專制政體的統治方式，在國家和社會之間維持一種必要的張力。君主要維持其統治又必須關注"民本"。"統治者的合法性基礎既不是僅僅以純粹的傳統主義，也不是以皇位世襲為基礎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對''''天命''''的領受以及他的行為合乎天命及其教訓上。……從理想上說，他對一個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愛和自然的秩序負責。"4在處理兩者關系中，作為君主既要維護"家天下"的權利，又要考慮民眾所可承擔的權力壓迫。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眾，作為集權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須維護自身及家族的權利。這種角色的兩重性，決定了君主在關心民瘼之時，為其自身計，必然創造以下兩個條件。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瑪"光環。B，社會上沒有可以實際威脅中央集權的社會勢力。這是實現君主集權（名義上的國家主義）的必要條件。在此情況下，"重農抑商"作為帝國的經濟政策無疑是維持兩者間必要張力的較好手段。二

中國自古以來的君主權力天授說，使得歷代君主大多籠上了"卡里斯瑪"光環。"……中國傳統的社會統治是由''''卡里斯瑪型''''創設的，而每次政治危機和危機的解決，也離不開''''卡里斯瑪型''''的復活。這種''''卡里斯瑪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國特色―他們必扮演''''父親''''的角色。這是中國傳統統治的''''內核''''，是亙古不變的''''體''''，而不斷復雜化的組織形式和越趨發達的官僚構建，是這個不變的''''體''''應萬變而隨機流行的''''用''''。"5而要維護自身的"卡里斯瑪"光環，作為最高的統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眾的社會文化生活水平處于一較低的層次。唯有長期處于蒙昧狀態的民眾，才能對這種"卡里斯瑪"確信不疑，而至于頂禮膜拜。這種"卡里斯瑪"崇拜，以一種"集體表象"的形式，在民眾的心靈深處存留下來。對"天"及自然界各種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現實生活中便是對"勢"的崇拜。而儒家學者在營造這種氛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留爾《原始思維》中，很容易找到中國人的影子，諸如''''萬物有靈論''''的觀點和"互滲"的認識方式。至今影響著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直至近世法國學者福柯在其《詞與物》中仍以中國人異于常人思考的分類方法作為其靈感的來源。"……這個段落引用了''''中國某部百科全書''''，這部百科全書寫道；''''動物可以劃分為：1，屬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馴順的，4，乳豬，5，鰻螈，6，傳說中的，7，自由走動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類中的，9，發瘋似地煩躁不安的，10，數不清的，11，渾身十分精致的駱駝毛刷的毛，12，等等，13，剛剛打破水罐的，14，遠看像蒼蠅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類方法，足可證明中國人的理性精神長期以來處于怎樣的一種狀態。而這種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專制君主維護自身"卡里斯瑪"光環所必須的。"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舊中國主要是農民）貧困無知、孤立無援，經濟上與小生產聯系等作為條件的。因為，只有人民處于這種貧困愚昧的狀態，才會把官僚的統治當作天造地設和無法抗拒的常規來接受。"7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農"政策旗號下逐步達到的。

專制君主在處理好社會意識問題的同時，還必須處理好其他影響其"集權統治"的社會因素。在這些因素中"豪強地主"和"富商巨賈"無疑是當政者首先必須解決好的問題。"重農抑商"政策在解決上述因素影響的過程中起到了一種左右社會輿論的作用，使得集權國家在打擊與之相對抗的力量時，獲得了道義上的合理性。

"臥榻之測，豈容他人酣睡"，作為國家集權的代表，君主自然不能容忍在社會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權力的力量。自漢迄宋，"大一統"的君王們一直在與能分化其權力的社會力量作著艱苦的斗爭，直至社會被國家全面籠罩。一種社會力量的坐大，必有其賴以存在發展的經濟基礎。君主在打擊此種力量之時，"重農"政策便于操作的優點，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虛，故務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巨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8豪強地主的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農民生活貧困、流離失所。民為國家之本，民本一動，國家的統治根基也隨之動搖。因此打擊豪強地主從其伊始便和"重農"聯系在一起。"重農"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可以拉攏有擔當精神的士大夫集團，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攏天下的民心。既然"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那么以"民"為旗號，就是以"天意"為旗號。在控制了話語權的基礎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舉。通過抑制"兼并"，將地方勢力所依賴的經濟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以利中央控制。上可以達到君主唯我獨尊的目的，下可使民眾得以維持基本生活。整個下層的社會生活經此調整，整體處于一種平均、分散的狀態，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形成了一種上下之間看似松散的結構。當大國家小社會的局面最終形成時，也即是集權主義統治下的安定時期。

在"豪強地主"之外的，第二種可以給集權國家帶來實際威脅的便是"富商巨賈"。"商人"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角色。首先其流動性及慣常的精明，對于集權國家所追求的"重徙"、"樸直"的民風而言，無疑是一破壞性的社會因素。"關中自钘、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孝、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并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9其次，"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經濟勢力雄厚，勢力較大，極易成為影響國家集權的社會實體。"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乎？"10此種地方勢力在春秋戰國之際，由于列國紛戰，各國諸侯急于尋找社會力量，以壯大自身。尚可得一定的生存發展空間。但自秦以降，集權國家注意到了"商人"活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并逐步采取打擊政策。其打擊手段主要有兩手，一是在經濟政策上將諸多商品收歸官營，以斷絕商人牟利的根源。其次，則是在社會意識中努力形成一種以"商"為賤的風氣。在兩手打壓的情況下，商人開始在一種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活動，再難形成一股獨立于官僚控制之外，能對生活產生較大影響的社會勢力。在打擊"巨商大賈"的過程中，"重農"無疑起到了資以為口舌的作用。但集權國家似乎并不能認識到過分打擊商業活動，其最終結果只能是四民的畸形發展。由于集權國家的龐大的財政支出是帝國的農業所無法支撐而又不得不支撐的。帝國的農民常在"重農"的口號下，承擔這各種顯性或隱性的負擔，苦不堪言。"賦重而無等，役煩而無藝，有司威不向邇，吏胥之奸不可詰，……弱民于僅有之田而不能去……，迫于焚溺，自樂輸其田于豪民，而若代為之受病。"11而商業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表面的"抑商"政策背后，往往卻是官商勾結牟利害民。表面的重農和實際的重商，形成了集權治下的特殊現象。集權國家的悲劇，就在于明知"商"之不可抑，而不得不抑，"農"之必須重，而實難得其重。農、商在官僚體系過分介入的情況下，長期處于病態的生存狀態，直至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體系走向崩潰，推倒重來。三

以上主要分析了集權國家為了維護其"家天下"的統治，推行"重農抑商"經濟政策的必要性。而一種政策的推行，即使是必要的，也要有相應的社會條件，以使其成為可能。在集權國家中，承擔此任務的是其文官體系。文官體系的嚴密組織及人員性質，保證了此項政策的切實推行。自秦一統國家，并將郡縣制推廣全國，列國并立的局面終結。國家權能的實施少了掣肘的力量。而郡縣制的設立也為集權國家理清了一條上下交流的渠道。隨著國家的統一、郡縣制的推行，國家官僚體系的觸角隨之也發展到全國。這種樹狀網絡的形成，標志著集權國家推行其政策的"物"的條件已然具備。而以"士大夫"為主體的人員組成也更好的滿足了集權國家對"人"的要求。"士大夫"官僚體系，以"士大夫"身份的二重性為特點，即"儒生"與"官吏"的二重性。這種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國家政策時具有積極的主動性，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體系，具有了部分的親和力。這種親和力使得在民間營造"重農"風氣及實現大小傳統的大體合流成為可能。

集權國家的官僚體系自秦迄漢，幾經反復、幾經磨合，終于形成了陽儒陰法的士大夫官僚體系。其重要的特征即在于儒生的士大夫轉向。"在經歷了東漢時代之后，''''禮治''''與''''法治''''、儒生與文吏的合流具有了更大的深度、光度和速度。在其之后我們便可認為，中華帝國的士大夫政治就由此奠定了其基本的形態和堅實的基礎，并由此而結束了其演生階段。"12由于這種官僚體系的組成人員主要來自于長期接受儒家教育的儒生，這就使得這種官僚體系有了一種矛盾的協調性。

首先，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其便作為統治階級的成員而參與了特權的分割。這種特權的實際收益使得士大夫對于與集權君主的利益相連，有了清醒的認識。"一得為此（生員），則免于編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齒于衣冠，得以視長官，而無笞捶之辱……"13在此種認識得基礎上，士大夫成為"重農抑商"政策得實際參與制訂者、推行者。同時儒生作為文化資源得占有者，一直是"四民"之首，而商業的過分發展，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儒生社會功能的逐漸邊緣化，這一點更是以天下道義為承擔的儒生所不能接受的。"歲甲午（1774）余（洪亮吉）館揚州榷署，以貧故，肄業書院種。一日薄晚，偕（汪）中至院門外，各騎一狻猊，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謁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頷之，不答也。"14這則故事以汪中憤怒之余折辱了這位大商人為結束。這種折辱維護的只是儒生最后的一點自尊。骨子里藏著的卻是商人暴富與介入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儒生的恐懼與尷尬。儒生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商人"才是對其地位與社會影響的真正威脅者。推行國家的經濟政策是打擊商人的較好手段，在這一點上，君主與士大夫因為利益的一致而走到一起。

其次，儒生在成為官員之后，并未有完全失去對自身原始身份的認識及社會道義的擔當。"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承孔子之教，"富民"、"教民"便成為儒生的社會責任與道義擔當。在"富民"的問題上，儒生的主張是"藏富于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16此種藏富于民的主張與國家的"重農"政策在名義上取得了一致。而儒生對"重農"政策下的鄉村生活的憧憬，無疑又是當時儒生期望能"致君堯、舜上"，與上古三代相較的心理基礎。"富之"之外的"教化"任務，更是儒生責無旁貸的義務。此一點也是儒生的主要文化功能之一。自周以降的農村宗法社會組成及秦始皇時期書面文字的統一，為儒家廣泛推行其教化找到了一個最佳的結合點。正是儒家的教化，使得士農工商的四民秩序不但是大傳統的主流認識，也使得以鄉土文化為主的小傳統在此一點上與大傳統達成共識。"事實上，由于漢代的大一統開創了一個布衣將相的新局面，古代貴族社會已告終結，代之而起的則是士、農、工、商為主體的四民社會。這一新局面在文化上所表現的特殊形態便是大、小傳統互相混雜，甚至兩者之間已無從截然劃清界限。""由于古代中國的大、小傳統是一種雙行道的關系，因此大傳統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傳統，另一方面則又包括了小傳統。"17大小傳統之間的順利交流，使得士、農、工、商的四民秩序亦成為民間社會的共識。民眾也因為這種"阿Q式"的心理優勢。在集權壓迫面更多的保持了沉默。而儒家理論中經濟問題的逐步倫理化，使得這種心態更根深蒂固的保持了下來。在這種優越而平和的心態中，民眾對自身地位的確認，便意味著對集權統治秩序的確認。但"道德的傲慢"不足以解決國家生活中的諸多現實問題，農民的膽子越壓越重，直至忍無可忍，奮起反抗將一切推倒重來。沒有新的思想沖擊，在傳統中國很難有新生的獨立的社會力量的興起，也自然難有政治體制的真正革新。士大夫作為儒生要教化民眾，但作為集權國家的官吏為君主計、為自身計卻又要遮上民眾的眼睛。也許從帝國政治的角度看來二者本就是一事。

集權統治的"國家主義"決定了"重農抑商"政策是其唯一的選擇，并且這種選擇又因為大一統中國特有的自然歷史條件而成為可能。而這種政策必然決定了大一統中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沒有第三種勢力，沒有新的思想的沖擊，中國就難以自己走出中世紀。

注釋：

1《呂氏春秋·上農》

2《儒學與現代民主》〔M〕何信全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120

3《論法的精神志》〔M〕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商務出版社1961頁119

4《帝國的政治體系》〔M〕艾森斯塔得著閻步克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頁232

5《中國歷史通論》［M］王家范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頁34

6《詞與物》[M]福柯著莫偉民譯三聯出版社2001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