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場域之突圍與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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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作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力量與方式，在當下的中國，對于她的探討已經植根于中國學者的視野之內，并形成了一種非常凸顯的研究圖景，尤其伴隨著互聯網時代、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如何應對和發展人文精神與傳統的問題更為世人所關切。但如何破解這一困境并獲得理想的研究與有意義的現實結果，學者們仍未達成共識。對此研究具象，可以借用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在《札記》中的表述加以深切思考:“一旦新的思維方式得以確立，舊的問題就會消失;實際上人們會很難再意識到這些舊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是與我們的表達方式相伴隨的，一旦我們用一種新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舊的問題就會同舊的語言外套一起被拋棄。”①當我們將這段話置于中國人文教育場域下考察時，就會理解“新時代人文教育場域之突圍與再造”這一命題的本義。

一、中國人文教育場域之實在

“中國人文教育場域”②這一命題首先來源于對當下中國人文教育現狀之考察。概而言之，當下中國人文教育之現狀可以用“異質”“變形”“他我”幾個關鍵詞加以描述。欲對其準確把握，必須回歸到它存在的具體語境中去。中國人文教育場域存在于國家文明、社會存在與教育本身的三環空間之中，這一語境是理解中國人文教育場域存在之實在。1.國家文明空間。在進行考察之前，我們首先把目光置于中西方文明交流與碰撞這一大的語境之中。事實上，中國人文教育問題的出現及其變化就生發在這一語境中，這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特質的命題。我們知道，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方文明的碰撞發生在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清朝的國門之時。由資本主義而生發出的資本擴張與文化侵略成為西方文化的一種歷史具象，這一歷史具象首先表現為物質文化的侵入，進而演化為文化與精神形態的直接植入，“殖民地”“殖民化”“西化”就是這一歷史變化的社會結果。這一侵襲由西而南再北上，進而到達中國全境，與中國的本土文明發生了激烈的沖突。這種沖突導致生成中華文明的“土壤”發生了變化，中華文明的基因也受到了干擾，發生了變化。從自然歷史論的立場來看，這一過程漫長、艱難、痛苦，但又是不可避免的，成為歷史的“必然”，此即黑格爾所言的“合理的存在”。西方文明在近代以來居于主導地位并不斷侵襲、支離其他文明已成為客觀的事實，誠如沃勒斯坦所描述的:“我們并非生活在一個現代化的世界，而是在資本主義的世界。”①盡管其他文明努力對此進行消解并著力保護自己，但至今，這一事實或趨勢并沒有得到整體改觀。就中華文化本身來講，它是一種非常具有人文特質的文化，她的社會架構、人文倫理都是建立在人文基礎之上的，“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郁郁乎文哉”是對中華文化最好的注解，“人文”應該說是中華文明的極好寫照，因有“人文中國”這一傳統命題，同時就有“中國人文教育”這一具象。中國在1840年之前存在著幾千年的人文教育傳統，而其發生變化、衰落，艱難地生存，則是其后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國的人文、中國的人文社會自周秦以來一直存續在中華大地上，雖然受到沖擊但沒有斷裂。回歸到所要探討的問題，就社會整體文明或者中國人文教育生發的文明空間來說，中國社會或國家形態具有充盈的人文形態，“人文中國”就是極好的寫照。基于此，對歷經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侵襲并且仍然處在西方文明侵襲之中的當前的中國社會而言，應該說，“人文化成”處于一種非常重要的特別的歷史時期，而國家在這方面的若干努力，諸如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中華文明共同體意識的建構、中華“文化自信”論的出現正可以對此做較好的注解，這是我們對于所探討命題的基本認知。2.社會空間。21世紀初以來，隨著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在經濟領域對于世界的卓越貢獻，關于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以及對中國人的理解，成為近年來國內外研究的一個熱點，“中國道路”“中國力量”等成為世界各國學者分析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流話語。事實上在探討中隱含著這樣一個命題: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如何獲取與經濟增長相對應的社會文明?或者說，如何塑造融經濟大國與文化大國于一體的理想的“中國形象”?對此在理論上并沒有獲得理想的研究結果。目前，人們對中國社會結構最好的注解或者比較成熟的解釋是它處于“轉型期”，“轉型期”成為認識中國社會的一個通用的關鍵詞。“轉型期”社會呈現出以下一些典型的特征:(1)社會急劇分化;(2)社會價值觀沖突;(3)經濟體制重新建構。當前中國的人文教育就在這樣的社會中孕育、涵化。整體來看，改革開放以后的40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形成，中國社會轉型已進入了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進時期。人文教育存在的社會場域或社會空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時深刻地影響到中國人文教育的實在。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植根人文的社會土壤———社會意識、社會價值和道德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變化對于人文精神的建構并不是有利的，甚至可以說是具有破壞性的。總體上形成了沒有目標性和方向性的社會價值取向的網狀社會價值結構。在這個“社會價值網”中，占主導地位的傳統(人文)價值觀念被迅速分散和消耗，而新的、利于社會建設的觀念并沒有形成。賀來教授對此有準確的解讀:當代中國社會場景中唯市場取向、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犬儒主義的出現就是對這一變化極好的寫照。②尤其隨著互聯網與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由技術急速擴張、變革而引發的社會技術感性、技術至上的社會發展形態嚴重地沖擊到了本已衰落且脆弱的中國人文精神與文化傳統的生存空間。這種社會空間的劇烈變化導致中國精神建設問題的出現，“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最緊迫、最重大的思想任務之一，是當代中國的精神建設……它正在成為一種能夠被明顯感覺到的普遍而深刻的精神缺失”①。在社會空間理論看來，這事實上極大地擠壓了中國人文教育的社會空間場域，使當代中國的人文、人文教育處于舉步維艱的境地。另一方面，它還給我們以下啟示:“如果堅持指出精神活動的衰落，那么這種觀點只能達到這樣的終界:在這個終界里，新的可能性開始呈現自身。”②這正是我們所關注的命題，人文教育如何在新的時代獲得新的具象?3.教育空間。人文精神與傳統及其實現，聚焦在教育場域，從一定意義上說，教育受人文精神與傳統驅動。因此，教育空間的生態往往決定著中國人文精神實現的程度。而在考察并反省中國教育空間中的人文形態時，可以說，“應試教育”這一中國人極為疴責的現象是一個終究繞不過去的話題。“應試教育”既是中國教育的主要表征，也可以說是探討中國人文教育的鎖鑰。從“應試教育”的形成機理來看，其實質就是中國傳統教育與教育功利主義、社會發展中的技術主義三者的混合體。③由這三者所使，“應試教育”成為中國教育的一種具象。而其無法破解的原因就在于三者的糾纏。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教育建構中，科學主義占據了主導地位。科學主義全面滲透進教育的內外場域，科學、技術成為一種認同度極高的教育詞匯。現有的教育建構撕裂了教育的整體性，未能從國家、社會與人的精神建造方面負起教育應有的責任，從而造成了科學與人文思想的嚴重隔離。當社會轉型到一定程度，需要進一步發展時，人們才意識到，二者的隔離是多么不利于國家的發展。以上就是筆者認知的目前中國人文教育場域之圖景:從文明空間到社會空間再到教育空間。筆者的感知是在由外及里的三環場域中，中國人文教育空間都遭到了擠壓、或者說都處于變形之中。

二、中國人文教育場域之突圍

中國人文教育場域之突圍意在探討中國人文教育的本體所在，也就是說，如何讓她回歸到“自我”狀態，從而生發出本身的生命活力。1.中華文明生態系統之修復。就中華文明本身來講，當前首要的和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建立自我修復系統。中華文明存在與傳承的生態系統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或者說受到了擠壓。中華文明的人文教育功能在劇烈變化的現實面前無法實現。中國社會的生命力植根于中華文明的深處，中華文化的核心在于“禮”“仁”“道”，由此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態教育系統，綿延并繁育著中華文明。當前，重構中華文明的生態系統不僅成為必要，也成為必然。在一個全球多元文明碰撞交融的時代，如何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彰顯大國人文本色，是時代賦予當代中國的重任，當下要做的就是把斷裂的文化傳統重新做現代整理。④《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⑤。只有建構起中華文明傳承的基因工程，只有當人文精神與傳統成為國家文明建構的內在要求、人的發展的必要性時，當代中國的人文教育才會有更大的發展。2.社會空間之重塑。從社會學的學科層面來看，社會空間是空間中的人及其情感的具體構成，亦即“社會群體感知和利用的空間”。在列斐伏爾看來，社會空間是可知覺的、可構思的和可生活的三重空間，空間是具有人性化的意義空間，空間中的主客體狀態可以反映出空間構造的完整與否。社會空間首先并且一定是社會結構中的空間，所以，探討社會空間需要從分析社會結構開始。在社會學的視野中，一個好的社會，其社會結構應處于理想的模型之中。在社會學的視野中，一個好的社會結構更應該是開放的，充盈著人文性，它不僅僅是技術主義的溫床，還是具有適合蘊涵人文教育的場域。就目前中國社會的發展來看，日益開放、多元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發展趨勢。從社會結構理論看，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是一種“傳統控制型”的“禮俗”社會，在這一社會結構中，傳統的人文倫理引領著人們的道德理想信念、規范著基本的社會秩序，中華文化也在其中綿延著，呈現出人文精神與傳統的特質，體現出對人類精神理想與文化價值的國家追求。改革開放后，“禮俗”社會逐漸讓渡于由市場經濟主導的制度與法理社會。由于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期，在這一讓渡過程中，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形變，相應地，社會空間也呈現出了與“禮俗”社會迥異的特質，目前日益蔓延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就是社會空間問題在個人身上的投射，阻礙了社會活力的實現。基于以上省察，要進行人文教育的社會空間突圍，首先應該充分認識中國的社會結構及其問題，應該著力于了解它自身究竟發生了什么?對此，在責任倫理與社會正義的框架下建構并培育一個適合人文發育的社會場域土壤是極為必要的。因為，無論社會空間如何變化，它總是社會現實中的空間，而“唯有立足于社會現實的觀點，才可能真正把握中國社會的實體內容及其現代變遷，才可能正確地揭示其上層領域建設的現實基礎和客觀定向”①。在現實性上，準確地將中國傳統文明與社會現代文明相結合，使中華傳統文明通達復活，并在當下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節點上，進行黑格爾所謂的“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就成為必要。可以說，中國人文教育欲獲得理想的發展結果，對其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空間必須進行現代性形塑。②3.教育場域之突圍。教育場域該如何突圍呢?從全球視野來看，人文精神的衰微是一個全球性話題，由此引發的對人類文明的關注也是重要的全球性議題。正是基于對人文衰微的嚴重性的關注，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了《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的研究報告。報告特別指出，“維護和增強個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嚴、能力和福祉，應是21世紀教育的根本宗旨。這種愿望可以稱為人文主義”③。應該說，這是對互聯網時代、人工智能時代教育的應對，也可以說是對中國教育中人文精神與傳統的缺失及發展方向的反思。在這一框架下，我們同樣可以進行中國教育中的人文場域建構，這不僅是由于“教育比任何時候都更處于人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位置，它將為尋求一個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世界做出重大貢獻”。由于教育自身具有的促使學生道德、智慧和情感相融和的功能，其能夠喚醒學生的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感。④關于建構的路徑，報告指出，就教育自身而言，應該提升教育空間的包容性，深化對教育和知識本質的認知，即非為教而教、為學而學，而應該著力于提升學生面對世界發展和個人發展的能力;就教育對象而言，應該讓學生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做人和學會共存，讓學生在認識、情感、心理上對中華文化產生自然的親敬感。就教育方式而言，應在對中國“教育人”品格省察的基礎上，強化美育與勞動教育在人文教育中的核心位置，要深刻體悟美育和勞動教育所蘊含的重大意義，并將之內化在教育過程當中。就教育內容而言，應教給學生文學、歷史、哲學、藝術中蘊含的人類智慧，尤其是美好的人類的情感體驗與實踐。

三、中國人文教育場域之再造

在面對人文精神急劇下滑但又無法阻擋的社會生活背景時，雅斯貝斯指出，“如果整體的實質無可爭議地呈現出來，那么，與穩定的形式相連的教育就具有一種不證自明的價值”①。“整體的實質”就是時代的精神狀況。雅斯貝斯從一個側面提供了中國人文教育場域再造的路徑，就是回到教育自身中去尋找問題的答案。對此，哲學家懷特海認為，“對于教育而言，只有一個主題，那就是在所有表現中的生活本身(life)”②。回到具體的研究場景，中國人文教育場域再造方式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1.建立基于“全人”的教育認知體系。人文教育的問題事實上可以歸結為科學和人文的沖突。對于這一文化現象，早在1959年，英國物理學家兼小說家斯諾發表了著名演講———《兩種文化》。斯諾指出，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西方社會分裂成了“文學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兩個陣營，分屬兩個陣營里的人們相互懷有敵意和厭惡之情，他們對對方產生了不良的刻板印象。斯諾批評的這一現象是目前我們非常熟悉的場景。改革開放以來所流行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說法說明社會上對理科的重視，今天學科的架構已經完全失衡，人文社會科學尤其人文科學處于一種非常不利的場域中。在高中階段，文理分科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大學文科專業的招生目錄與招收人數日益縮減。事實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是一體的，從來不存在不依賴對方而獨立存在的學科，人類社會的發展即是建基于二者協調基礎之上的。今天中國社會在精神建設方面出現的很多問題正是“單向度”發展自然科學的結果，“單向度”而非全面發展的人亦是由此之故。客觀地認識人文學科的價值及存在的必要性、并將之納入教育認知體系中。基于“全人”的教育認知體系才成為可能。這開拓了人的全面發展的教育目標，同時融通了人文教育的社會空間。2.確認“精神”的時代形式并將其置于教育的核心。人文教育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要義，自知、智慧、修身、學養體現了這一形式的不同，由此構造出不同時期不同形式的人。將這一命題置于研究語境中，考察改革開放以來人的構造形式，可以看出從“政治人”到“經濟人”的變化路徑。由于中國經濟高速的發展而孕育的“經濟人”與時代的發展已經出現很多不適之處，新時代需要新的“人”的形式，這一形式就是“精神人”的再造。通過考察目前中國教育的諸多問題，可以發現很多問題可歸結于“人的精神”弱化這一命題上。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視野中，一個完整的“人”務必通過音樂(藝術)和體育來再造。這一命題影響并直接構造了西方教育的基本格局。同樣，在國民精神不振、國家發展受困時，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徹底喚醒了德意志人，進而建構了“精神”的德意志國家。近年來，正是基于對相關命題的認知，國家將美育、勞動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個歷史高度。不可否認，精神的再造蘊含在美育與勞動教育之中，而“精神”是人文教育的實質，人文教育不是知識性、技術性、實用性、時尚性的，“人文教育的實質是精神性、智慧性的”③。直面當下的教育現實，我們注意到藝術教育與體育在教育格局中的式微，中小學生的身體問題成為國家之痛。確認“精神”命題的重要性并將之置于教育的核心成為必要，而這也是建構人文教育空間的關鍵。3.建構完整的人文課程體系。人文教育的載體在人文課程。如果再造中國人文教育之形式，需回到并反思我們的人文課程。客觀地說，從基礎教育階段到高等教育階段，人文課程不可謂不齊全，但何以出現人文教育之缺失?何以人文課程達不到課程自覺的效果?除去時代的原因之外，這與我們對人文課程本身的認識偏頗有關。人文教育課程旨在彰顯人文性和生命性，強調心靈自由和對真善美的追求，體現為非功利性和超功利性。在目前的人文課程體系中，我們對于人文課程的認識并沒有到位。一方面，在課程編制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去中國化”的不良傾向，近年來中小學教材去唐詩宋詞、去魯迅文章的取向即為一例。但這里所謂的“中國化”，實在是構成“人文中國”最為核心的一些命題。另一方面，即使有之，在教學過程中也沒有將其作為“民族文化基因”來認識并使學生融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開設人文課程是為了考試，并非是為培育學生的民族文化基因。構建“深入人心”的人文課程體系成為當務之急。構建的要旨在于以“人文中國”為要義，以“中國人”“中國精神”為基本旨趣，進而探尋“大國”之中的健康、積極向上的國民形象。綜上所述，人類社會已經從“互聯網+”時代進入“人工智能+”的時代，其突出的特征就是技術、創新與變化。在這一巨變的歷史時刻，中國社會在世界格局中的變化尤為劇烈。對于這一變化的世界，我們需要尋找在變化背后中的不變與永恒的存在，因為，“技術化是我們不得不沿著它前進的道路。任何倒退的企圖都只會使生活愈來愈困難乃至不可能繼續下去……我們需要超越它”①。我們需要超越技術的維系人類社會持續存在的文明。而這正是人文精神存續的根本。②這樣一些元素的存在，使人類社會變得越來越高尚、越來越美好。在建設美麗中國、美好中國的偉大時代節點上，我們應以“時代變化－社會變革－教育革新”③的關聯為起點，重構起人文發達之國家文明、社會空間、教育領域之場域，“只有人類將內部的人道旨歸與外部的培育結合起來，將技術與教育統一起來，才能將外部給定的世界變成一個實現了‘培育’的世界”④。應該認識到，人文社會是國家建設的基本旨趣，人文教育的目標是實現人、教育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當前中國人文教育場域之破繭旨在文化、社會與教育三環結構的充盈與融通。它的實現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所處的時代給予了中國人文精神實現的條件與空間。有理由相信，在中華文明傳統的昭示下，中國的人文教育和人文發展必將走向美好的明天。

作者:王兆璟 單位: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