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教育技術倫理要求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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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道馭技：現代教育技術應用的倫理道德實踐

從倫理的角度衡量教育技術，它不再是一種中立的力量，而是被賦予了顯著的道德要求。當教育技術從一種額外的輔助性工具變為了教育理念來支撐教學課堂的時候，必然要接受倫理道德對技術理性的監督，因此“以道馭技”是現代教育技術應用蘊含的倫理目標，它包含了兩個層面的道德實踐要求。第一是對教育技術的使用者而言，如何增強自我倫理規約與控制能力，保障教育技術使用過程中目的、手段和結果的正當性。例如一些課堂教學出現多媒體軟件故障時，教師中斷教學過程等待維修，有的教師沒有工具輔助就無法上課。在發生這些狀況時教師不妨問問自己在一堂課中教師和學生所教、所學是否流暢、是否有所收獲到底取決于工具還是源自于教師對學生認知思維和創造力的激發？在過去資源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教師仍然堅持上課，現在技術條件優越了，反而嬌慣了一些教師無休無止地進行“播放課件式教學”，“這種既成的教學課件無須教師本人和學生再思考，教師直接使用他人課件、宣讀屏幕”[1]，嚴重違背教育技術使用的正當性，是教師職業水平疏漏、道德意識缺失的體現，卻屢屢被視為“正常”教學行為，究其根本在于現行教育領域大力推崇數字化、信息化進程的大環境下忽視了教師的技術倫理教育，缺乏針對信息技術污染的防御監控手段。因此，教師技術倫理教育不能僅僅局限于思想意識的塑造，還要真正落實到教師的“組織培訓”和“自我學習”當中，例如北大附中要求教師在教案撰寫中詳細說明每一處教學工具和技術應用的原因、操作方式、預期效果，并讓教師額外論述有沒有替代該教育技術的教學策略，在教學效率和教學成果相當的情況下要求教師優先使用替代性教學策略，這一備課方式的好處是給出了教師對教育技術選擇的分析、比較和思考余地，同時基于對教師的教案跟蹤來檢查課堂教學的技術應用情況，為學校管理和后期教學評價提供了監督機會，從源頭上遏制教育技術濫用，值得推廣。第二是對于教育技術應用的“量”與“度”的平衡，這是教育道德性存在的基礎。教育技術越發達越需要倫理規約來引導，也越強調技術掌握者和使用者的敬畏感，“教育技術不僅打破了教學主體的自由度，還擴展了學習主體的自由度”[2]，但并不是教育技術用得越多越好，怎么用和用到什么程度都是教育倫理的考量對象。習慣使用計算機的教師全程采用計算機來支撐教學，內容演示用屏幕、知識講課用揚聲器、板書用打字、師生交流用即時在線軟件，這種對“量”的僭越要通過制度加以控制。以美國教育中的信息技術控制為例，美國學校規定，除了電教課程以外，任何教師在一堂課中面對面的課堂教學傳遞模式至少占據總教學時長的二分之一，網上教學傳遞模式少于總教學時長的三分之一，混合式教學傳遞模式少于總教學時長的二分之一。對此，中國學校教育領域還沒有相關的規定，而在“質”的方面，美國學校教師的所有教學技術應用都要求實例注釋，即提供技術應用在微觀層面的使用說明，以美術課堂的圖片展示為例，美國教師圖片展示的微觀教學設計包含了以下信息傳遞目標，一是學生看到了什么；二是學生想到了什么；三是學生看懂了什么。而中國教師如果直接在課堂上展示圖片，則往往只有“給學生看”這一個宏觀訴求，前者是站在學生的角度思考他們能夠從圖片中獲得什么，還欠缺什么，教師在技術應用之外還需要做些什么，后者則沒有這個過程，“促使教育技術應用的宏觀訴求向微觀訴求轉向是銜接教育技術‘量’與‘質’的有效途徑”[3]。

二、育人為本：現代教育技術應用的倫理關系實踐

教育技術正在促使一部分教學活動發生異化，過去教師花大量的時間觀察他們的學生，而現在教師卻花大量的時間面對海量信息，教育信息技術對教師勞動的替代，對學生能夠從教師那里感受到的情緒反應、責任感與義務等溝通體驗的改變損害了教育過程的倫理機制，破壞了教師和學生之間獨有的心理支配關系，因此現代教育技術應用的倫理關系訴求指向復原教育工作者的勞動個性、受教育者的主體性以及教學活動的多樣性。對于教師來說，我們使用教育技術不是讓技術異化我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機器不能代替教師設計教學，一些教師依靠互聯網尋找資源，通過PPT展示資源就完成了備課和上課，技術提升了教師的教學功能嗎？并沒有！那么教師要怎么使用教育技術才符合倫理原則，凸顯施教者身份呢？以教師對教學媒體的選擇為例，使用數字媒體來呈現教學內容是許多教師的課堂通例，教學媒體種類在課堂教學中的應用越來越多，以口語媒體、視覺媒體、多媒體為主的現代“熱媒體”全面替代了過去黑板、掛圖、標本等“冷媒體”，前者僅需要依靠媒介本身就能獲得信息傳播，后者則要求教師的手動再現，但傳統“冷媒體”是集合了教師聲音、形象、技能、肢體語言的人對人的直接傳播形態。“熱媒體”較“冷媒體”更具有信息傳播優勢，然而教學的過程除了知識信息的傳播外，還需要教師以身作則的熏陶和模范作用，教師不能放棄充當知識的先行組織者這一根本身份。因此，教師對教學媒體的選擇依據應該且必須是學生，教師只有從學生的需求出發才能彰顯教育技術應用中的人倫關系。例如中小學生的注意力難以持久，適當的時候播發幻燈片或視頻可以起到激發和提醒的作用；高中學生到了開發思辨能力的最佳時機，教師鍛煉他們解決實際問題要更加注重對案例的講解和論證，可以用信息技術來開展模擬演示，但卻不適合再依賴圖文并茂的激趣技術；對于理科生而言，分析、演繹、歸納等步驟推理，傳統板書比現代技術的適宜性更高；對于文科生而言，喚起他們的想象力和真情實感需要提供圖片、聲音和視頻的機會更多。可見，以學生為中心，按需使用教育技術才是教師信息素養和理性人格的體現。其次，教育技術應該成為學生主體性、創造性的發揮渠道或手段，但在現代教育的信息暴漲背景下，知識更新速度加快，學習時間也被割裂得碎片化，學習方式更是越來越懶惰。技術為學生節省了力氣，也阻礙了他們主體能動性的發揮，因此，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的技術應用要遵循“去冗余化”原則，排除無效資源以及存在于技術中的無效材料，規避對學生注意力的分散，防止技術所引發的疲勞效益；另一方面，同一技術的呈現方式下如何兼顧學生的個體差異性是教師應該關注的問題，例如教育領域關于“電子書包”是否可以進入課堂的談論，電子書包屬于無線電子設備，類似于進入課堂的筆記本電腦，它能提供每個學生在課堂上的掌上閱讀和書寫功能，已經在北京、上海、廣東一些學校進行試用，它讓沉重的教科書變成了輕便的電子終端，但現在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擺在了教師面前：學生的漢字書寫能力怎么辦？全盤的數字化、程序化操作后，學生的個性、情感發展、同學之間合作互學怎么來？因此對于電子書包我們應該具有如下的倫理態度，即教師絕不能圖方便將電子書包作為一種標準化的教學課件包，也不能為了技術應用的統一性、便捷性而犧牲學生的個體差異以及教學中的情感倫理關系。再來看教學活動的多樣化需求。在技術的驅動下，教學活動的多樣性大多表現為技術使用的多樣性，“當教育技術完全駕馭課堂流程，很難在教學活動中形成知、情、意的交融”[4]，教師和學生都在“機器”面前安靜地坐著，看著畫面上的五彩紛呈，本人卻都是靜態的，教學過程的動態變化和豐富內涵在不良的技術應用面前不復存在。因此，在“教師—技術—學生”的信息傳遞中，教師要注意加強師生、生生以及學科內容的互動，否則學生將在孤獨無緣的環境中學習、諸如圖標、地圖、模型、繪畫、視頻等視覺信息傳遞一定要讓學生參與其中，例如教師可將學生分為幾組，促使學生以小組競賽的形式來制作PPT，增加知識可視化過程的交互性特征，并在PPT的展示過程中讓學生介紹其中的內容順序、線條符號和箭頭意義，通過學生自己的前設性評價和教師的后置性評價來展開知識串聯和師生、生生互動，包含了學生的主體理解、審美意識和情感體驗，是滿足了倫理關系需要的技術應用方式。

三、問責促實：現代教育技術應用的倫理責任實踐

技術進入教育領域重新定義了“教育”的形態，技術能為教育解決形式和結構上的疏漏，卻無法為教育創造文化，教育性的根本屬性是文化屬性，防止技術的工具對教育文化屬性的違逆是教育倫理責任實踐的基石，沒有相應的行業規范和問責機制一切都是空談。從目前情況來看，對于保障和維護現代課堂教學中文化的純潔性和完整性，在理念方面的提倡和塑造大大超過實踐，已有大量的文獻在呼吁擺脫工具化的侵染，防止信息污染、資源分配沖突、隱私泄露、文化偏見、知識產權糾紛等價值迷失，卻看不到有具體的管理機制和懲罰措施介入，現代教育技術應用亟待以問責促落實的行業體系標準和責任追究制度，促進自律與他律的相輔相成。以學校教育網絡技術應用的數字知識產權保護為例，隨著互聯網應用在課堂教學的普及，教師構建網上教學支撐環境、借用網絡教育資源來開展教學活動已成為最常見的教學手段。師資力量強大的學校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例如特色試題庫、高級教師上課視頻等等，學校花費了大量物力、財力建設的原創性、專業性內容卻屢屢出現知識產權侵害問題，大量以采集信息來達到訪問量的商業性網站只需要應用“爬蟲”技術便可在幾小時內將內容搬空，這種對計算機服務器集群信息的整體偷錄帶來了兩個傷害，一是嚴重打擊了學校和教師參與教育資源開發和建設的積極性，二是做出了不良示范，將互聯網資源共享的理念援引到教育領域，使教師之間對教學內容的簡單復制、粗糙仿擬、直接挪用成為慣性現象，傷害了教師對課堂教學的創造性投入。因此互聯網技術環境既是教育領域知識產權侵害的重災區，也是導致教師技術倫理應用失范的源頭之一，現有教育行業標準沒有針對信息技術應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也就無法遏制出現在課堂教學中的教案、課件、試卷、論文等教師工作瀆職和剽竊現象。無論是學校網站還是教師原創性教學資源都應設有相應的等級防護措施，為追責創造條件。例如可以將教育資源劃分為公開性防護、簽名性防護和保密性防護三種防護等級，其中公開性防護歸于網絡教育資源共享范疇，只對盈利性商業網站盜用行為進行追責，學校、教育工作者和學生可以無償使用。簽名性防護則要求所有公開類的網絡教育資源以及教師以個人名義上傳到網絡中的教育資源嵌入版權說明，對此美國學校利用數字水印技術來幫助教師完成作者、單位、時間、題目等載體信號標記。目前國內互聯網環境已經進入了自媒體時代，對教師個體教學資源的技術性投入應納入知識版權的問責范疇，數字水印技術面向教師開放是一個不錯的切入口，可有效防止教師之間的非法復制以及鑒別非法復制品，課堂教學中的教師原創性研究成果以及所有的PDF格式文檔都能夠通過數字水印技術來加以識別，而個體識別性保障手段的介入促使追責成為了可能。最后是保密性防護，保密性防護相較前兩者比較復雜，因為涉及到身份認證技術、文檔加密技術等數字版權管理技術的綜合應用，對普通的教師沒有普適性，但可廣泛用于學校網絡資源、教師知識成果的出版領域，作為制作、發行和授權的數字版權標識。我國現階段針對學校教育知識版權問責的法律制度還不完善，以問責促落實的教育行業標準需要走在前面，為相關責任追究制度的出臺鋪陳條件，確保數字技術在教育倫理責任監控的許可框架內運行，逐漸縮短現代教育技術應用的實然與應然的距離。

作者:楊枝茂 單位:許昌學院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