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術教育改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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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近代學校武術的歷史沿革

1.1“為政尚武、武人專政”的“重武輕文”時期至

“既重文事、又重武備”的“文武兼備”時期，軍事武藝是學校教育的核心內容大約在五帝時期，我國原始社會進入了部落聯盟與軍事民主制階段，私有制進一步發展，階級分化日益加深，原始社會逐漸解體，社會的政治、經濟出現了巨大的變革，推動著教育的變革，使存在于社會生產和生活過程中的原始教育，逐漸從“母體”中分化出來，出現了萌芽形態的學校［2］。公元前2070年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建立［3］，中國由原始社會進入了奴隸社會階段，在奴隸社會，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成為了社會的統治者，奴隸主階級為了將本階級的年青人培養成為社會的統治者，需要進行特殊的教育訓練，教育開始成為獨立的社會活動，學校教育便是這種社會活動的主要形式。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奴隸主既要鎮壓本部族奴隸的反抗，又需要不斷的進行征伐、戰爭，軍隊起到絕對的作用，因此，夏朝時期呈現“為政尚武”“武人專政”的社會特征。為了滿足奴隸主的需要，夏朝的學校教育目的是培養貴族子弟成為能射善戰的武士，征伐、戰爭中用到的“軍事武藝”成為學校的主要教育內容。商朝沿襲了夏的教育，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學校的教學增加了“思想政治”“禮樂”等內容，但軍事教育仍是學校教育的核心內容，驗證了“古代之士，皆武士”的社會結構［3］。奴隸主們為了檢驗學校教學的效果，時常進行軍事武藝比賽及演習。西周是中國奴隸制的鼎盛時期，弓箭是戰場的主要武器。《周易》說:“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統治階級為了鞏固政權，非常重視射箭，希望貴族子弟成為“執干戈以衛社稷”的武士。所以，西周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就是練兵習武，特別是射箭的習練。為了提高貴族子弟的射箭水平，周天子定期在辟雍舉行祭祀大典，除了演習祭祀禮儀外，主要是進行射箭比賽，為國家選拔武士，大學生也必須參加，學生如射法不中程式，要得到相應的懲罰［3］。西周繼承了夏商的學校制度，在文化教育上仍然是“學在官府”，呈現“惟官有書，而民無書”“惟官有器，而民無器”“惟官有學，而民無學”的特征［4］。西周教育的主要標志是六藝教育，體現出西周時期既重視文事，又重武備的教育特點。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出現“學術下移，私學興起”的特點，諸子在教育人、培養人的方法上不同，但在學校體育教育與實踐中的“文武兼備、文武兼能、文武俱行”等思想傾向則較為一致。禮中的射禮，樂中的武舞，再加上劍術、御術等，都是儒士健身習武的娛樂活動項目。根據《論語•憲問》記載:武士必有文備，儒士應有武備，這樣“亦可以為成人矣”［4］。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學校武術教育內容中，射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據《孔子家語》引《鄉射》曰: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反映孔子帶領弟子參加射箭比賽的熱烈場面［4］。墨子在教學中，也同樣重視“射”的教育，據說，墨子弟子300余人，都是優秀的手工業者和能赴湯蹈火的武士［5］。3代時期，代表公有制的奴隸主控制生產資料，為了加強自身的統治，力爭培養本階級子弟成為能爭善戰的武士，實行“學在官府、重武輕文”的教育方針。當代表私有制的地主階級興起時候，春秋戰國時期出現“學術下移、私學興起”，學術上出現“百家爭鳴”的盛況，學校除了教授軍事武藝，文化教育也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呈現“文武兼備”的學校教育思想。

1.2“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的思想導致“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形成，學校武藝教育遭遇冷落

公元前221年，秦一統六國，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6］。秦始皇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下令“嚴禁私學”，收繳天下兵器，民間禁武，并采取燒書的手段。在“焚書”的第二年，又進行了更為殘暴的“坑儒”事件［4］，對學校武術教育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百家爭鳴”的的社會風氣也從此結束。秦王朝建立不久，農民起義推翻了秦朝統治，建立了漢朝。漢初統治者總結了秦朝滅亡的經驗教訓，在教育方面與秦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允許開辦私學，廢除“挾書律”等措施，這個時期致使諸子百家之學開始復蘇。但此時，“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逐漸形成，軍事武藝也不再是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據《左傳•襄公九年》中記載:“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君子勤禮，小人盡力”［7］。這些記載闡述了君子與小人的貴賤之分及勞心與勞力的高下之分，先秦時期“文武兼備”的教育思想開始受到沖擊，并逐漸走向沒落。《懷南子•汜論訓》中說:“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故而文人儒士極力倡導“去武行文，廢力尚德”［7］，在儒家學士的大力提倡“去武、廢力”的思想下，三代時期的“尚武、崇武的教育思想發生改變，學校體育教育中軍事武藝的成分遭受冷落。據《禮記•王制》記載，“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之語［7］。可見當時儒家學士把技擊、強力之事貶低到何種地步。到了東漢時期，社會中”重文輕武“思想越演越重，對學校武術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漢代的學校教學中雖然也包含了“射、御”的內容，但教育內容中關于軍事武技的成分明顯減少。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長期處于分裂與戰亂的時代，影響了學校的正常秩序。總的趨勢是官學時興時廢，教育事業的延續主要依靠私學、家學。魏晉時期受各種思潮的沖擊日漸衰落，東漢時期傳入國內的佛學，匯合儒、道的玄學進入了大發展時期。雖然在相關的文獻中能夠找到關于學校“禮射”的記載，但當時儒生的習射已非“兵射”，活動量小，健身價值不大。以致北周出現“自文武之途分，而千萬世之儒，皆為婦人”的說法［5］。秦王朝建立，為了使自身的統治長久不衰，采取“焚書坑儒”、“民間禁武”的策略，嚴重影響了學校武術教育的發展。雖然到了東漢時期允許興辦私學，重視文備，但文人儒士極力倡導“去武行文，廢力尚德”，形成了“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到了南北朝“重文輕武”越演越烈，學校的軍事武藝遭受到冷落。

1.3設“武舉”、辦“武學”，古代學校武術教育走向復興，但“文武分途、以文抑武”的社會環境

沒有改變到了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國家采取了比較開明的文教策略，形成了以儒家為主干，佛教和道教為兩翼的文教策略，形成經學和專科性學校并存，官學與私學同在，唐朝設科舉、武舉，共同構建了隋唐時期的教育體系。在“文武分途”環境下，雖然在相關的文獻記載中，仍能發現關于學校學習“禮射”的記載，但社會“重文輕武”的風氣仍然存在。其實，經過南北朝時期多年的戰爭，到了隋唐時期，統治者清楚軍事實力的重要性，十分重視武備的發展。唐太宗明確指出，“士兵唯習弓馬”是其正業［3］。在周長安2年(702)，唐為了選拔武備人才，設立武舉制度，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會的尚武地位。武舉所考內容分為3類:第1類為射術與槍術;第2類是測試力量和體力;第3類測試身體和語言。測試項目為長垛、騎射、馬槍、步射、翹關、負重、體貌和言語［3］，考核內容多數與武備相關，這些舉措進一步提高了尚武的社會風氣，對促進我國古代的武術教育具有重要的意義。到了宋朝時期，趙匡胤采取“杯酒釋兵權”策略，“興文教、抑武事，文武分離，重文輕武”，致使文官地位驟然提升，武官地位迅速下降。隨著割據勢力的平息，讀書士子得到重用，重文輕武方針更加明顯，宋太祖選拔許多文官代替了武官，他說:“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政”［8］。但經過60多年的和平時期之后，外地來犯，而邊疆將領卻不懂兵法陣戰，縷縷敗北。到宋朝天圣七年(1029年)“又置武舉”，到了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設立武學，成立了專門“習武”的學校［7］，提高了習武的地位。但由于武學教育中存在許多弊端，出現“眾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職”的情況。高宗趙構發現問題后，告誡大臣說:“文武一道也，今太學就緒，而武學幾廢，恐有遺才［7］。故兵部重新為武學設置了新制，從此武學形成制度，逐步完善，武學的學生定期參加武藝考試與比賽，將學生的成績進行等級劃分，學習武藝成為了另一種教育模式。雖然宋代后期重視武備的發展，但是在長達300多年的統治期間，一直采取“以文制武”的國策，抑制武將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設置武學和武舉，大力培養軍事武備人才，對后世武術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代沒有設置武舉，但是元時期的官學與私學較多的保留了北方少數民族的“尚武“精神，比較注重騎射的訓練。到了明朝時期，明太祖反對文武分離，追究文武全才，拒絕設置武舉與武學。基于政治的需要實施了武官世襲制，為了防止武官素質的下降，因此對武官及子弟的教育非常重視。同時，明初規定，世官子弟僅僅是具有做官的一種資質，必須通過比試，合格者方可任職。這些措施既保證了武官世襲子弟的素質，又拉攏了武人，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后來，這種世襲的官職成了皇帝的賞賜物而流于形式，為了提高軍隊的戰斗力，武舉再次被提上日程。到明弘十七年(1504)，“定三年一試，出榜賜宴”，提高了武舉人的地位。初場試馬、步箭及槍、刀、劍、戟、拳搏、擊刺等法，二場試陣營、地雷、火藥、戰車等，三場試兵法、天文、地理等內容［7］。明朝在武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建衛儒學、后建京衛武學，京衛武學的教學內容為:文化教育、道德教育、軍事理論和武藝，但由于受到“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影響，很多武官子弟改修習經書，引起了當朝人士的注意。最后在隆慶五年(1571年)于密云、遵化、永平三鎮設立了新式武學，強調軍事理論與軍事技能的訓練，以韜略、武藝、膽力和雜技(陰陽星歷、火攻水戰、陣圖等)與軍事有關的為主要教學內容，培養了一大批武官人才［7］。清朝統治者繼承了明朝重視武備的思想，清政府成立當年就下令舉行武舉，為國家招納軍事人才，在考試的內容方面呈現出“重外場、輕內場”的特點，純以武藝取人。在武術教學方面，清朝沒有像明朝那樣成立專門從事武藝教育的學校，采用在官辦學校中設武學教習，教授學生武備內容。在宗學、覺羅學、八旗官學的官方所辦學校都特別重視武藝教育。由于清政府提倡文武兼備，習武者附讀于各級儒學，學習騎射、《武經七書》、《百將傳》等內容，每三年，省學政對武學生進行考試，成績列一、二等者可參加武鄉試［7］。雖然清政府很重視軍事武藝的發展，培養優秀的武備人才，但是由于中國的閉關自守，學校所教授的內容已經落后的跟不上時展的需要。最終，在光緒27年(1901)武舉停考，清政府的官學也逐漸改為新式學堂，兵操課取代了騎射課。國家在南北朝時期，經過多年戰亂后，新的統治者意識到軍事武藝的重要性。一方面重視“武學“的發展(唐建武舉，宋、明設武學)，為國家選拔武備人才，同時采用“文武分途、以文抑武”策略，抑制武備人才的社會地位，使整個社會的風氣仍然“重文輕武”。到了清朝時期，雖然清政府更重視武藝的教育，特別是針對貴族子弟的軍事武藝培養，但因為時展的變化，最終難改停止武藝教育的下場。

1.4“軍國民教育”與“國粹文化思潮”的影響下，近代學校武術教育成為培養學生“尚武精神”的手段

鴉片戰爭開始了中華民族屈辱抗爭的歷程，也揭開了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序幕，逐漸從民族文化為中心的封閉性國家轉變為與世界文化交流的開放型國家。由于中國的封建落后，在第2次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加緊侵略中國，民族危機進一步加重，迫使有志之士去尋找挽救民族危難的方法。洋務思潮由此開始，林則徐提出要“睜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9］。這些有志之士希望通過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管理體制等發展落后的中國，洋務思潮直接促進了近代西方體育的傳入，軍事學堂引進了體育課，使中國產生了最初的體育概念。洋務派學習西方的思想，使中國重視體育的發展，但我國民族固有之武術并沒有得到重視，在這個時期沒有發現關于學校武術的相關記載。洋務運動認識到需要提高中國“制度”現代化，而中日甲午戰爭后，維新思潮的倡導者意識到“人”的現代化更為重要，提出時代教育的特點應該通過“德教、智教、體教”，以培養全面發展的人［9］。梁啟超猛烈抨擊中國教育“重文輕武”的現狀，極力宣揚中國古代的“武士道”精神，主張“尚武”以救國［10］。資產階級維新派將“西洋兵式體操”引入學校教育，希望通過體操課強體魄、實精神，進行“武士道”精神的培養。在維新思潮的推動下，學校體育得到快速發展，但因中國的特殊時代背景，維新資產階級雖有“尚武”之思想，但卻希望通過西方的“兵式體操”來培養國人體魄與精神，所以，此時的學校體育課程主要以西方“兵式體操”為主。至于傳統武術，本應該是學校體育教學的極好內容，但當時卻遭到歧視與排斥。因此，在這個時期內，雖學校的教育宗旨存“尚武”思想，但學校教學內容并不見武術蹤影。辛亥革命勝利后，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是中國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重要里程碑。由此，在軍國民教育思潮、民主與科學思潮及國粹文化思想的影響下，中國開始對近代體育發展進行了不斷的探索與求證，學校武術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發展，許多學校增設了武術(國術)教學內容。所謂軍國民主義，就是“全民皆兵、寓兵于農”的思想，這種思想發展于清末，民國初期形成了高潮。所以，辛亥革命后，軍國民思想繼續影響著學校體育的發展。同時，在20世紀初，國粹文化思潮興起，一些愛國之士力求通過一場“古學復興”運動，以再塑中華。體育界的典型代表是馬良和蔣維喬。這兩種思潮對近代學校武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影響，1911年《教育雜志》上，有人撰文提出:“中國之擊劍、槍術、弓法、騎法為最佳之運動［10］。資產階級革命派代表孫中山先生在《國民必讀》中指出:中國非人人有尚武精神，人人有當兵資格，絕無希望［9］。時任陸軍第九協統的馬良創編了《中華新武術》，認為中國新武術為“我國之國粹、我國之科學”。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許多學校開設了武術課，聘請拳師，教授武藝，武術在學校得到推行。武術進入學校的趨勢已經逐步成熟，1914年，徐一冰在《整頓全國學校體育上教育部文》中，主張將武術列為高等小學、中學和師范學校的體育正式課程內容［9］。1915年4月，北京體育研究社在“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一次會議上，委托北京教育會代表提出《擬請提倡中國舊有武術列為學校必修課》議案，認為中國武術進入近代學校課堂的條件已經成熟［11］。教育部采納了該議案中的建議，同年，明令“各學校應添授中國舊有武技，此項教員于各師范學校養成之”［9］。武術從此正式成為體育課的內容，各地師范學校相續開設武術教學內容。時至1924年，由北京體育研究社針對全國四十所大、中學校的武術活動調研可知:將武術列為正課的占52.5%［12］;而到1940年后，由于社會動蕩，抗日戰爭的爆發，學校武術教育在此期間受到嚴重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強調:體育的發展需要廣泛地選用民間原有的體育形式，1952年武術被正式列為體育推廣項目［11］，作為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而得到繼承與發展，但是由于國家政權剛剛穩定，百廢待興，學校武術教育在1949—1966年發展緩慢［13］。緊接著“”的發生，使學校武術教育遭遇嚴重地破壞，直到1977年體育院校恢復招生以后，學校武術教育才逐漸恢復，并進入快速發展階段［13］。從1987年至2001年學校武術教育內容進行了多次地修改與完善［14］，使學校武術教育內容不斷豐富，但目前學校武術教育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亟需解決。

2古近代學校武術的變革給予目前學校武術教育改革的啟示

不管在“重武輕文”的奴隸社會，還是在“重文輕武、以文抑武”的封建社會，以及武術作為“強種保國”重要手段的近代社會，學校武術的興衰與當時國家的需求、社會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社會“重武輕文”時，武術成為學校的核心課程，社會“重文輕武”時，學校武術的發展受到明顯的阻礙。當經過多年的混戰之后，統治者意識到“只有文教，不重武教”不是國家長治久安之上策，但同時也擔心，社會武備過盛，容易動搖自身的統治地位，進而采用“文武分途、以文抑武”的策路。到了近代社會，西方列強入侵，西學東漸，國家置于嚴重的民族危機之中，武術又變為“強種保國”的重要手段，在近代學校教育中得到重視。新中國建立后，由于種種因素，學校武術教育的發展很不盡人意。近年來，學者研究發現，出現“學生喜歡武術，但不喜歡上武術課”的怪現象［15］。基于此，國內專家、學者提出了許多改革的思路，針對學校武術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教學內容等方面進行了探討，提出“淡化套路、突出技擊、強調應用”的新思路［16－18］，使武術的教學內容、方法等不斷的完善，增加了學校武術的魅力。但時至今日，學校武術發展的困境仍然沒有得到改善，逐漸淪為學校體育的邊緣項目，新一輪的學校武術教育改革勢在必行。而以史為鑒，分析古近代學校武術教育發展的歷史沿革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學校武術教育的健康發展必須符合社會的需求、國家的需要。學校武術教育改革必須充分考慮當前的國家、社會需要學校武術做什么，需要學校武術承擔哪些社會責任，充分發揮武術的哪些價值與功能，這些因素往往是決定學校武術發展興衰的關鍵。

2.1我國學生體質持續下降，需要學校武術教育突出提高學生素質、強健學生體魄的能力

我國先后進行了五次學生體質調查，結果是中小學生耐力素質、柔韌、速度和力量素質等出現20a的連續下降(除個別年齡段外)［19］，給我國青少年體質提出了嚴重的警示。早在2008年5月8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強調:青少年身體素質下降，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釆取切實措施盡快扭轉，這個問題刻不容緩［19］。黨的十八報告再次強調指出:強化體育課和課外鍛煉，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體魄強健［20］。凸顯國家對我國學生體質下降的高度關注，所以，學校武術的教育改革必須突出武術強健身心的價值。武術內容豐富，技術體系龐大，在武術進學校的推進過程中，必須進行教育化選擇與改造。從強健體魄的落腳點出發，提煉武術的核心技能，針對目前的學校武術教育內容進行合理改革。力量、速度、耐力、靈敏和柔韌是反映身體素質的基本指標，在選擇武術教學內容時，要充分考慮能否提高青少年這5個方面的身體素質，突出學校武術教育強健身體的功能。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與希望，青少年的體質狀況是關系到國家與民族的大事，提高學生身體素質是國家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學校武術只有立足于國家的需要，社會的需求，突出學校武術教育強健體魄的價值，才能提高學校武術的競爭力。強健身體是任何體育項目的特性，任何一個運動項目都有健身的價值，但不同的項目健身效果不一樣，即使同一個運動項目，選擇不同的鍛煉內容、不同的練習方式，健身的效果也存在很大差異。武術是中國優秀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具有健身價值眾所周知，但練習不同的武術內容，提高學生體質的效果絕非相同。在新一輪武術教育改革中，必須選擇合適的武術教育內容，凸顯武術教育的健身價值，其是學校武術發展的根基，是學校武術發展的立腳點。

2.2國家亟需加強學生道德禮儀規范，需要學校武術教育突出培養學生禮儀道德的能力

中西文化沖突與碰撞中，中國傳統禮儀規范離我們漸行漸遠，與聞名中外的“禮儀之邦”不相符。多年來，學校、家長一直以學生成績為主要關注點，淡漠了學生的禮儀道德培養，致使中小學生禮儀教育出現嚴重的缺失［21、22］。雖然該問題引起了國家及學校的高度重視，國家先后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問題》(中央國務院于2004年2月頒布)［23］，《中小學文明禮儀教育指導綱要》(教育部于2011年初頒布)，并對中小學文明禮儀教育的內容做出了明確規定［23］。學校也嘗試著開設禮儀教育、道德教育的課程，但在教學過程中，往往采用應試的教學方法進行理論灌輸，學生缺少實踐操作的機會［21］，學生根本不能把禮儀道德知識內化為自己的情感與習慣。而武術強調“拳以德立、以德服人”，具有重視習武者的道德禮儀的傳統，是培養青少年禮儀道德規范的有效載體。只是在目前的武術教育過程中，沒有充分體現出武術教育在提高學生道德禮儀方面的作用。因此，此次的學校武術教育改革，應該重視學校武術教育的健身價值，更應該重視學校武術道德禮儀培養的作用。加強學生的道德禮儀教育應該從武術教育的多方面滲透。1)制定相應道德禮儀規范進行引導。學校武術教育中，一個“抱拳禮”是不能全面體現出習武者重道德、懂規矩的特征。需要從中國傳統禮儀文化中吸收更多的營養，從中小學生身心發育特點出發，重新制定武術教育的禮儀規范(包括抱拳禮)。例如，武術教學、訓練、競賽的禮儀規范，甚至學生日常生活中的禮儀要求，包括著裝、舉止、言談等規范都可以列入武術禮儀規范教育之中。2)營造良好的武術道德禮儀規范教育氛圍。學生階段正處于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形成階段，而且并不穩定，具有很強的“附和性”和“從眾性”，所以環境對學生禮儀規范的教育起到重要的作用［24］。可以通過網絡媒體、學校的櫥窗、板報、廣播加大武術重道德禮儀的宣傳，營造良好的武術道德禮儀教育氛圍，對學生起到“潤物細無聲”的影響。3)編寫學校武術教育的禮儀規范范本。通過編寫的武術道德禮儀教育要求，明確習武道德、禮儀行為，使學生的禮儀規范與教學、訓練等武術活動掛鉤，引導學校、教師及運動員對武術道德禮儀規范教育的重視，形成引導與監督并重，他律與自律相結合效應;4)加強學校武術教育師資及相關工作者的禮儀道德修養。因為，武術教師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對學生起到模范、榜樣的作用，有利于促進學生道德禮儀習慣的內化。

2.3國家提出“文化強國”戰略，需要學校武術教育突出弘揚中國精神、傳播民族文化的作用

中國歷史悠久，擁有厚重的民族文化，但近代“西學東漸”的過程中，西方的文化大量傳入中國，對我國民族文化造成了很大的沖擊。近年來，雖然中國的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作為提高國際影響力及體現綜合國力的文化建設明顯滯后，大量優秀的民族文化長期處在閑置、浪費的狀態［25］，同時，其它國家(美國、韓國等)的文化的強勢傳播，也嚴重制約了中國本土文化的發展，出現了另一種意義上的文化殖民［25］，曾經的文化強國在逐漸的衰落。所以，國家加快了文化建設的步伐，黨的十七大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加強民族精神建設［26］;十八大又提出:要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18］，當下是我國加強文化建設的時代，是“文化強國，提高文化軟實力”的時代，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時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26－27］，國家需要漢字、武術、中國畫、京劇、中醫、中國美食等有效載體來傳承與弘揚民族優秀文化，讓優秀的、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重放光彩。從古至今，武術伴隨著我國時代的變革而發展，深受我國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洗禮，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符號”，是學習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在弘揚民族精神、傳播民族文化方面具有獨特的功效。所以，在“文化強國”的時代背景下，學校武術教育改革必須凸顯“弘揚民族精神、傳播民族文化”的功能。據我國人口第6次數據普查，中國5～19歲的人口具有2億多［28］，他們大多集中在中小學，推動了學校武術文化教育，就等于推動了學校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培養。雖然學生學習武術技術本身就可以了解民族文化，但武術在弘揚民族精神、傳播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遠沒有凸顯，武術技術更應該是傳播民族文化的載體。在武術進校園過程中，從教材的創編、師資的培養、教學內容的選擇等等方面都必須滲透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精神，在教學、訓練、競賽、校園活動等過程中傳播民族文化，充分發揮武術弘揚民族精神、傳播中國文化的功能。

3結語

在歷史的發展與變革中，學校武術教育深深受到當時國家導向、社會環境的影響，從三代時期的“為政尚武”“武人專政”到秦漢以后“重文輕武、文弱之風”盛行;從唐宋“設武舉、辦武學”到近代提倡“尚武精神”的清末民初時期，學校武術教育的發展緊跟著社會的需求、國家的需要，或者說，不同的歷史時期，國家、社會對學校武術教育的發展有著不同的要求。而當今的中華民族，經濟發展迅速，但文化建設滯后，青少年體質持續下降，同時青少年的道德禮儀教育也亟需加強，所以，學校武術教育改革必須突出這3個方面的功能，以此推動學校武術教育的興盛。

作者:吉洪林趙光圣張峰單位:上海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