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市場經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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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我在一篇文章說，“我的烏托邦是道德市場經濟”。此論一出，批評紛至沓來。有的認為，市場經濟是中國歷經一個半世紀磨難才找到的文明大道。市場經濟本身雖然不講道德，但“看不見的手”機制自動保證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正是有了市場經濟，中國經濟才變得繁榮、發達。呼喚道德市場經濟只能讓人回想起，回想起斗私批修的年代。有人則從相反方向認為，市場經濟是根本不講道德，也不可能講道德的。倡導道德市場經濟必然承認市場經濟，模糊人們的視線，放過那班巧取豪奪的權貴。想用道德說教讓吃人者放下武器，這純粹是夢囈。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早就把這種觀點批透了。當然，也有人比較理解。伊然先生在香港《鏡報月刊》2001年第2期上撰文《韓德強倡導“道德市場經濟”》后，一些讀者來電表示支持和欣賞。

如此，我只好進一步交代道德市場經濟想法的來龍去脈了。

一、不道德的市場經濟

自秦漢以來，中國其實就一直有市場經濟，到明清時，已經相當發達。農業上，棉、桑、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形成不同的經濟作物種植區域，糧食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1]；手工業分工日益細密，例如紡織機就有綾機、絹機、羅機、紗機、綢機、布機六種之多，并從工場內部分工引起地域分工，史稱“織造尚松江，漿染尚蕪湖”。從所有制上，官營手工業衰落，民營手工業不斷發展。清初實行“聽民自行開采，每十分抽稅二分”政策后，民營礦冶業獲得空前發展，嘉靖年間（1522-1566年），全國民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占當時世界第一位；僅廣東一省的鐵產量就達到27000噸，比英國1737年的18000噸還要多[2]。與農業商業化和手工業發達相應，商業也十分繁榮，明代即形成了以晉商、徽商為代表的十大商幫，擁資動輒數十萬，清代更加發達，大商業資本已達千萬兩白銀的水平[3]。但是，商人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地位卻始終是最低下的，士農工商排末位。為什么呢？原因恐怕有二，一是歷代帝王總結統治經驗深知，商業繁榮、城市發達之際，也往往是土地兼并和高利貸橫行之時，是王朝傾覆之日。因此，總是采取重農抑商政策。二是，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與當時重義輕利的主流價值觀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會批評的，即所謂無商不奸。

事實上，在十八世紀中葉，世界上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恐怕是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而不是歐洲邊陲的大不列顛群島。然而，中國的商人總是有自卑感，一旦腰纏萬貫，即或買地成為鄉紳，或買官步入政壇，或舞文弄墨，樹碑立傳，在士農工商的等級上往前挪動，心悅誠服地拜倒在孔夫子腳下。而在歐洲，經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后，成功的商人成為上帝的選民，致富目的不再受到道德譴責；繼之，則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籠（1776年），雄辯地論證了市場經濟的神奇機制，當每個人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時，社會利益也就實現了最大化。這樣，致富的手段也不再受到道德譴責。從此，“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私利即公益”，“私惡即公利”，“利己即利他”，“不道德即道德”，“作惡即為善”，成為每個人追逐個人利益的最好辯護。

然而，由于每個人的地位、財富、社會關系、智慧、教育、疾病各不相同，每個人追逐個人利益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辯護者認為，弱肉強食、優勝劣汰是生物進化的規律，也是社會發展規律，正是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具體體現。然而，如果社會利益最大化意味著大多數人作為劣者被淘汰的話，這樣的最大化其實就是少數人利益的最大化。人非草木，可以任意被羊吃——羊又被狼吃，隨著弱肉強食進程的加劇，社會出現嚴重兩極分化，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必然要起來反抗，將整個社會燒成灰燼。這樣的故事在中國古代反復出現，才會有重農抑商政策，倡導倫理道德的孔子才會被尊為圣人。斯密學說所以能在英國成立，客觀上是由于英國處于工業和貿易中心地位，是世界強者，其盤剝對象是殖民地或其他各國，被本國圈地運動趕出農村的農民（本國弱者）又可以漂洋過海到北美謀生。因此，斯密邏輯的內在矛盾不是在英國一國內，而是在世界范圍內，不是在較短時期內，而是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內才會得到徹底展開。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30年代的世界大蕭條，1990年代日本的大蕭條，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導致的全球兩極分化加劇和金融危機頻繁爆發，以及日益枯竭的自然資源和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都是斯密邏輯破產的最好證明。但是，由于斯密邏輯使富人可以肆無忌憚地剝削掠奪窮人，而大學、傳媒又掌握在富人手里，故斯密邏輯至今一直被當作神圣教條供奉在大學的香案上。

有了斯密教條的武裝，道德節節敗退。在西方，奉公守法、克勤克儉的新教倫理讓位于貪欲無度；在中國，信義如山、童叟無欺的儒家倫理讓位于厚黑之道。東西方古代文明殊途同歸，合流于個人主義、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實用主義的現代商業文明。只有到當代，才真正做到了無商不奸；也只有到當代，每一件物品都有了標價，道德、良心、法律、正義、權力、符號都成了商品，每一個人都成了隨時準備出賣自己的商人，而且——無商不奸。這樣，當代的市場經濟，特別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旗幟的全球化的市場經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無道德的市場經濟。

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的人認為，并不是斯密學說導致市場無道德化，而是市場本身排斥道德。在市場經濟中，缺德者將擊敗有德者。因此，不是無商不奸，而是無奸不商。不是商人缺德，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種說法的確有一定道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大部分商人都不講道德，則講道德的商人會受到排斥。如果不愿被排斥，就會被迫遵循由利己者互動形成的游戲規則，并且一樣變得不講道德。這種例子俯拾皆是。前一段時間中央電視臺播放某市豬肉注水，全市找不到一家肉鋪出售正常豬肉。道理很簡單，如果甲出售注水肉獲利厚利，則此人有可能降低豬肉價格，吸引更多顧客前來購買，其他售肉者的生意就會減少。有聰明者就會打聽甲的發財奧秘，照方抓藥。于是注水肉就慢慢普及到各個攤位，誰不服從這一規則，誰就要賠錢。到這個時候，如果還有一位堅持出售正常豬肉，并且向顧客說明這一點，那么他就會侵犯眾多售注水肉者的利益，就有可能在某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暴尸街頭。在西方經濟學上，這叫做劣幣驅逐良幣。

又如傳銷，傳銷的機制實際上是傳銷者一次性出售信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許多人被排斥到社會邊緣，既無資金，又無技術，也找不到工作，唯一所有的是一點微薄的信用資源，至少還有周圍的親戚朋友相信他。傳銷者把石頭說成金子，賣給親戚朋友。從道德角度說，這是欺詐；從經濟學角度說，這是一次性出售幾十年里建立起來的信用資源。被騙者開始不覺得受騙，慢慢發現后，后悔莫及。為挽回損失，更加主動地進入了傳銷網，接過行騙的接力棒，在親戚朋友中尋找下家。這樣，隨著傳銷網的不斷擴散，人與人之間的最起碼的信任喪失殆盡。

進一步分析，傳銷機制的核心是利用信息不對稱，而信息不對稱則存在于每一筆交易中。由于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掌握更充分信息的一方就可以利用這一優勢使交易價格對自己有利。俗話說，買的不如賣的精，就是指賣方掌握更充分的信息。當買方知道這一奧秘后，他就會在別的交易中主動利用甚至制造信息不對稱。市場經濟的另一個特點是由于交易雙方力量不平衡造成定價對強者有利，壟斷定價就是如此。人們在一次交易中作為弱者吃虧以后，往往就會在另一次交易中充分利用強者地位壓低對方報價（買者強勢），或抬高己方定價（賣方強勢。通俗地說，就是被騙了之后，轉身去騙別人；被強者打了以后，轉身又去打弱者。如果有人恪守道德準則，不欺壓弱小，那么自己就會成為單純的被欺壓者，就難以生存。從這個意義上，的確可以說，市場經濟使缺德者打敗有德者，因此，市場經濟是內在地無道德的，而不是亞當·斯密對自利的辯護使市場經濟變得無道德。

然而，市場經濟內在無道德，并不是意味著道德不可以進入市場，道德一定會被市場經濟排斥出來。這取決于道德力量與市場力量的強弱對比。當道德力量比較強大時，就可以制定規則，限制市場過度欺詐、投機，限制大資本操縱市場，以及鼓勵弱者聯合爭取正當利益，市場交易就會比較公平，兩極分化速度就會比較緩慢，經濟發展速度就可能比較快，例如歐美五、六十年代的所謂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即如此；當道德力量比較弱小時，比如七十年代至今的全球化時期，跨國公司漸漸擺脫國家力量的制約，全球金融證券市場過度投機，工會被摧毀，福利被削減，兩極分化程度提高了一倍多，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卻放慢了一半。道德和市場力量強弱對比的轉折點就在于對斯密邏輯的不同評價上。當斯密邏輯遭到批判時，道德力量就開始占上峰，例如羅斯福新政對于胡佛舊政；反之，當斯密邏輯成為主流時，市場力量就開始會占上峰，如里根—撒切爾革命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不僅如此，當道德力量進一步強大時，市場力量就會進一步受到限制。例如丹麥、挪威、瑞典被稱為制度化福利國家。在代表工人利益的社會執政下，從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其財政開支占GNP的比例逐漸上升到60%左右。三國公民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福利，不用擔心失業、疾病、災害，也不用擔心交不起學費，交不起房費，人均住房面積占世界首位。社會公平程度超過當時的蘇聯，甚至超過當時實行八級工資制的中國。雖然生產資料仍為私人所有，但由于實行陡升的高額累進所得說，政府部長和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與體力工人稅后收入比僅為2：1，基尼系數僅為0.2略多。如此公平的社會卻并沒有如西方經濟學所想象的培養懶漢，失去動力。北歐三國失業率歐洲最低，但經濟增長率卻居歐洲之首，當然也超過美國和加拿大。有人可能會認為，這不是道德力量強大，而是社會的政治力量強大。但是，如果北歐各國執政黨領導層和普通公民都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鉆福利制度的空子，那么無論那項制度都會很快漏洞百出，被北歐各國資產階級抓住把柄，逐一擊破的。北歐各國社會之所以能上臺執政，固然得益于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然而，他們能在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里連續執政，并在八十年代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之時，仍然成為與保守黨勢均力敵的政治力量，卻得益于全社會道德力量的支撐。我曾經奇怪，在全球化浪潮下，瑞典的跨國公司為什么還愿意留在瑞典交高額累進所得稅。后來，瑞典綠黨的一位議員向我解釋，民主和福利使瑞典人產生了很強的社會認同感和責任感，包括大老板們也不是唯利是圖。他本人身兼歐盟議會議員，工資遠遠高于瑞典議員，他主動將高出部分工資交給綠黨。

在上述第一種情形中，只是政府取得了干預市場的道德合法性，政策及制度設計者要有道德，公民個人還可在受限的市場中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在第二種情形中，政府設計的是一整套需要公民道德水平配合的市場機制。當道德力量繼續增強時，還有第三種情形，即部分公民具備道德主動性，“出污泥而不染”，處自私之境而謀利他之道，有改造世界之情懷。這樣的人大多集中在思想、政治領域（因此道德介入市場的前兩種方式都與政府的強有力作用有關），但也有時候出現在企業界，如十九世紀的英國紡織工廠主歐文，中國南街村王宏斌等。他們與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行們處于直接競爭之中，不僅沒有被擊敗，而且還獲得了勝利。其基本標志是，他們生產的產品成本低，質量好，工人工資水平高于同時期其他工廠的水平，企業擴張有力。這類企業勝利的奧秘恰恰在于反斯密邏輯，在利他性的合作中實現了自利，即過去中國進行集體主義教育時常說的“大河有水小河滿”。由于采用利他原則，企業內部管理費用（亦即新制度學派所謂交易成本）可以極大降低，而工人產生的積極性可以極大提高，因此效率遠高于采取利己原則下的分工合作。同時，由于采用利他原則，收益的分配就會相對公平。斯密論述扣針生產的分工合作時，假定工人出于自利進行分工合作，實現了效率。然而，在實際生產中，即使有細密的分工，但如果工人感到工場主的嚴重剝削，則效率會大大下降，有時候甚至會破壞工具。這正是企業管理的核心問題。也就是說，斯密所觀察到的高效率扣針生產廠，很可能同時是分配比較公平，工人不在各自崗位上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廠。斯密實際上是把利他因素和利己因素相結合產生的效益單純地歸結為利己因素的功勞了。

從理論上來說，歐文和王宏斌模式是可以被復制、被遺傳的。但當歐文試圖在美國辦新協和村，復制其在英國的經驗時，卻慘遭失敗。這是為什么？我看，這是因為歐文也有西方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的制度迷信（這也難怪，連馬克思都有制度迷信，以為只要有了公有制，人間罪惡就會消除）。他以為，只要把他在英國的制度加以總結完善就可以到處復制了。事實上，歐文模式的可復制性不在制度上，而在于歐文這樣的理想主義者是否可以被復制。如果可以，則市場經濟就能從缺德市場經濟漸變為道德市場經濟。

三、市場經濟與人性

有人可能會說，歐文這樣的人畢竟是社會的極少數。自私是人性的本質。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說，無非是人們給自己開脫的遁詞。在這一前提下，沒有一種經濟運行方式能比市場經濟更合理。市場經濟充分調動了人的積極性，科學發明如雨后春筍，財富增長如大潮涌流。短短兩百多年時間，人類的物質文明達到了神話都難以想象的程度。而且，據說紐約的窮人比北京的知識分子過得還好呢。

應該承認，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是，現實市場經濟的并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而是混合經濟，已經包含了反市場的調節與控制在內，包含了倡導、設計、執行調節與控制的道德因素在內。如果沒有這些因素，紐約的窮人恐怕和中國的窮人一樣窮。失去反市場力量制約的全球化就可能恰導致這一結果。其次，財富的增長與其說靠市場機制，毋寧說更是靠科學，靠自然資源。單純就財富增長而言，計劃體制其實更加有效。蘇聯七十年，或中國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增長速度都不亞于甚至高于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西方。隨著自然資源的耗竭，市場經濟恐怕就會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第三，財富增長并沒有給人們帶來生活的幸福與安寧，帶來友誼與信任，帶來激情與希望。“他人即地獄”，“人對人是狼”的現實使人人畫地為牢，眼界和心靈都變得更加狹隘、膚淺。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在資本主義的最后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4]

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乃至絕大多數人都是自私的，但誰都不會否認的確有人無私。從邏輯上講，只要有一個人無私，就不能說人的本質是自私的。其實，符合個人利益最大化定義的自私者卻也是極少數。什么叫個人利益最大化？個人利益最大化意味著即時的、物質的、感官的利益最大化。遠期的利益具有不確定性，非物質、非感官的利益看不見摸不著。因此，同情心會引起物質或感官利益的損失，不是個人利益最大化；感激或報恩就不是個人利益最大化；流芳百世就是不個人利益最大化；養育子女、贍養父母就不是個人利益最大化；遵守規則就不是個人利益最大化；吃苦耐勞當然更不是個人利益最大化。有空子不鉆是傻瓜，有油水不撈是笨蛋。子女靠不住，夫妻同林鳥。父母當然就是最愚蠢了，又不是我要讓他們生，讓他們養，他們當年尋歡作樂，生出來讓我在這個世界受罪，還想讓我贍養他們，沒門。但是，這樣徹底的自私者恐怕比徹底的無私者還少。現實的絕大多數人其實是既有利己性，也有利他性。當社會風氣向善時，利己成份會減少；當社會風氣向惡時，利他成份會減少。我們今天社會絕大多數人的自私，實際上與市場經濟的“劣幣驅逐良幣”有極大關系。

那么不要市場經濟行不行？看來一時也不行。雖然市場經濟從根本上來說是弱肉強食經濟，但至少還給了弱者以反抗、掙扎的自由和權力。如果計劃經濟與利己主義相結合形成官僚經濟，弱者連這個反抗的權力都沒有，對道德的打擊也更加沉重。另外，計劃經濟的決策是單一中心的，而市場經濟的決策則具有自主、多中心的特點。在經濟人假設下，單一中心決策容易成為獨裁；而多中心決策容易浪費資源。在道德人假設下，單一中心決策權力仍然過于集中，不利于培養公民道德主動性；而多中心決策則可以成為多中心間的協調決策，有利于發揚民主，培養道德主動性。也就是說，如果將市場機制的利己動力替換成利他動力，則市場決策將更有利于民主和道德。

現實計劃經濟的最終失敗，歸根結蒂是因為自私因素在計劃體制內的積累膨脹，即官僚化。在全社會內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沒有根本變革的情況下，靠一部分政黨精英貿然實行全局性計劃經濟，必然會導致計劃與自由、公平與效率的兩難。事實上，北歐福利國家盡管并未實行計劃經濟，但由于經濟生活中大量環節受控制，干多干少差不多，干與不干差不多，亦已有些道德素質較低的公民趁機搭便車，也有人抱怨個人生活不自由。至八十年代后，這些情形成為右派反攻的極好借口。福利社會正面臨著考驗。

一個社會能在多大程度上對市場經濟進行調節，或者多大程度上能實行計劃經濟，取決于該社會道德資源的數量與質量，也取決于具備高道德素養者在經濟調節或控制中的地位。以我們現存的道德資源，不足以支撐計劃經濟的運轉——即使是民主的計劃經濟，而只能對市場經濟進行調節和控制。這正是在中國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的合理性。問題是，我們從計劃崇拜一下子走到了市場崇拜，對市場經濟內在的弱肉強食傾向不加限制，對市場逼良為娼的道德破壞作用不加提防，對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弱者地位缺乏清醒認識，因而導致了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泛濫成災。更嚴重的問題是，肩負市場調控責任的政府部門并不總是具備相應的道德素質，反而常常利用職權與市場力量相互勾結，推波助瀾，使弱勢群體更加走投無路。如果說以前是官僚計劃經濟的話，那么現在也許可以稱作是官僚市場經濟。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社會，道德資源的配置也挺符合市場機制。當道德資源十分稀缺時，這部分資源就會自動收縮到能產生最大效益的思想和政治領域，對市場力量起有限的牽制平衡作用，例如倡導制定若干防止強者過度剝奪弱者的機制，迫使強者公開信息，減少信息不對稱程度，或者允許弱者集體談判，減少力量不對稱，等等。我想，這就是西方精英主義的根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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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雨新等：《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597-603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

[2]彭雨新等：《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603-608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

[3]彭雨新等：《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611-621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

[4]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43頁，三聯書店，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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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制與道德

還在十九世紀末期，當洋務運動失敗、馬關條約簽訂之際，中國的知識分子翹首西望，尋求國家繁榮昌盛、長治久安之道，就已經看到了多黨競爭、三權分立、新聞自由、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權利這一套政治制度。于是有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和知識分子奔走呼號，倡議民主，推翻了大清王朝。辛亥革命后，孫中山主持制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把這套政治制度搬到了中國。然而，中國政治文化崇尚實力政治，臨時約法很快被袁世凱扔到一旁，議員們也都被袁氏威逼利誘收服，隨后袁氏稱帝，軍閥混戰。孫中山等人只是做了一次知識分子的民主夢。由此可見，民主制度既需要一個各派實力相當的政治格局，又需要有與民主制度相配套的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化。當矛盾沖突激化時，沖突各方不訴諸武力，而訴諸憲法，方能確立憲法的神圣地位。文化就包含了道德約束，就與赤裸裸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相區別。擁有武力而不訴諸武力，對于強勢方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道德約束。因此，西方并非只有機制，沒有道德。在西方政治機制的形成、維護、執行和改善過程中，都滲透著尊重民主與法制的文化與道德。從先后順序上來說，是文化和道德在先，政治機制在后。五四時期倡導德先生、賽先生的重大意義也正在于此。

然而，五四以后中國社會激烈的內外矛盾容不得紙上談兵，崇尚實力的統治階級政治文化逼得被壓迫者在槍桿子里尋找出路。結束后，中國知識分子痛定思痛，重新尋求民主與法治之路。但是由于過于強調道德，反思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不怕人人都是流氓，就怕沒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一套完善的政治機制雖然不能使社會達到最優，卻可以防范社會變得最壞，雖然不利于道德高尚的領袖施展才能，卻能夠防范壞人作惡。這樣的經濟機制是市場經濟，而這樣的政治機制便是民主與法治。

應該說，這一共識歷史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旦這一共識被推向極端，大家都相信“惡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則又會落入新的歷史誤區，又會被迫付出新的歷史代價。其實，人們在思考社會歷史時，總是不知不覺把自己的經驗、閱歷、知識和道德作為參照系。在思想解放運動初期，思考者的道德水準還普遍比現在高。在他們所設想的民主與法治的政治機制中，當事人既有好人，也有壞人，更有像“自己”這樣的人，只要有社會平均道德水平，就可以形成相互制約，共同保證社會的良性發展。從這個意義上，道德似乎的確是無關緊要的。于是，全國上下響徹了“以法治國”，道德建設則被當作“極左”、僵化扔進了歷史垃圾堆。然而，二十多年后人們卻發現，雖然人們的人身自由有了法律保障，言論空間也有所擴大，無法可依的現象減少了，法治意識增強了，但道德卻淪喪了。其結果是，相互牽制變成了層層合謀，在許多地區，各級各部門合謀貪污，合謀受賄，合謀走私，合謀消臟滅跡，合謀分享利益。機制非但沒有阻止最壞的事情發生，反而使最壞的事情不斷蔓延。有人可能會說，這還是機制不健全。如果兩黨競爭，如果三權分立，如果新聞自由，那么貪污腐敗現象就會受到阻遏。但是，這仍然以各黨、各派、各機構和輿論界有健康力量為前提。否則，為什么就不可能出現兩黨合謀，三權合謀，新聞記者傍權力、傍大款現象呢？美國十九世紀后期被馬克·吐溫嘲弄為“鍍金時代”，兩黨政治淪落為臭名昭著的“分肥政治”，官商不分，以權謀私，賄賂公行，平衡、制約和監督機制形同擺設。解決“分肥政治”的，是一批有社會良心的記者、作家，是社會進步運動。如果徹底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那么社會批評家的最聰明策略是狐假虎威，靠著更高一層的權力批評下層權力，既博得掌聲，又博得金錢。這正是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和輿論界某些人的生存之道。

從哲學上看，機制與道德是一對既相輔相成，又相反相成的矛盾。所謂相輔相成者，良好的機制可以放大道德的作用，而良好的道德又可以形成、維護、改善機制。所謂相反相成者，強調機制容易忽視道德，強調道德又容易忽視機制。當全社會道德水平都很高時，機制的數量和作用就會減少；當機制的數量和作用急劇膨脹時，往往正是道德水平急劇下降之時。機制和自私的關系就如同道和魔的斗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于中國來說，這種斗法還會由于增加交易成本，而使機制成為中國消費不起的奢侈品。美國龐大的立法、司法系統，龐大的律師隊伍，就是魔道斗法的巨額交易成本，還不算當事雙方的資源消耗呢。事實上，中國社會正處于這樣一個惡性循環之中，道德水平的下降迫切呼喚更加細密有力的機制；而更細密有力的機制又進一步淡化道德意識。更糟糕的是，機制的制訂者還往往是強者利益的代表者。可以說，二十多年來，我們既沒有建立起完善的機制，道德資源又嚴重流失，走入了“無法無天”荒蠻地帶。

擺脫這一惡性循環只能從重振道德文化開始。因此，當前中國無比迫切地需要高尚的道德，而不是躲避崇高。如果中國政治家能夠有高尚的道德，以國家民族長遠利益為重，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進程，則善莫大焉。反之，如果各利益集團堅持本集團利益最大化，那么未來中國將難免再一次迎來血光之災。

這大概就是重提“以德治國”方針的深層原因吧。五、如何產生道德主動性？

好吧，有人說，我算是明白道德市場經濟的必要性了。但是，你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具有道德主動性的人身上，這就說明道德市場經濟只是空想。這樣的人怎樣產生呢？又怎能設想這樣的人會成為社會的多數呢？歐文畢竟是不可復制的啊。

的確，具備徹底的道德主動性的人似乎很少，但并不是沒有。縱觀歷史，無論東西方都曾經出現過具備道德主動性的人。老子、孔子、墨子、蘇格拉底、柏拉圖，釋加牟尼、耶穌、默罕默德，陸游、范仲淹、文天祥，譚嗣同、孫中山、、，如果沒有這些日月星辰般燦爛的偉人，人類歷史就會成為行尸走肉的歷史。

但那只是極少數啊！人們會異口同聲地說。

是的，過去這樣的人是極少數，但并不意味著將來也只能如此。在這個問題上，傳統左右兩翼倒是一致的。他們實際上都以精英自居，都不相信普通老百姓可以具備道德主動性。右翼自不待言。左翼的傳統觀點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屁股決定腦袋，亦即老百姓是被利益所左右的，是沒有道德主動性的。因此，左右兩翼都強調制度，無非一方是強調公有制，而另一方強調私有制。傳統左翼常常以為只要改變了所有制，實行了計劃經濟，一切剝削壓迫就都會消失。直到社會主義陣營全面瓦解之時，他們還堅持認為，問題只是出在個別領導人身上，卻看不到人心深處的私有觀念才是顛覆制度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卻相信，具備道德主動性并不是一件難事。即使在世風日下的今天，仍然有許多人“身居斗室，心憂天下”，有許多科學家工程師默默無聞地奉獻在各自的崗位上，更有無數普通的百姓不肯同流合污，不愿隨波逐流，不被“劣幣所驅逐”。正如魯迅先生當年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1]

道德主動性的根子深植于人性。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特性，而不是人與動物的共性。因此，食色乃動物性，而非人性。人性是理性。正是有了理性，人才會思考個人與他人的關系，才會尋求人生的意義，才會被理想所激動，才會為他人獻出自己的時間、精力乃至生命，才會在艱苦的環境中感受到人生的自豪和壯麗。所有這一切都是動物體驗不到的。動物只能體驗到快樂，人才能體驗到幸福。幸福來自理性，來自為目標和理想而努力的過程，來自對自身力量增強的成長體驗。誠然，除非死亡，每一個人都有動物性，都需要吃喝拉撒睡；但是每人個也都有理性。有的人活著為了吃喝玩樂，其理性是服務于感性的，這樣的人無非是高級動物，其理性是工具理性。有的人吃喝是為了實現某種目標和理想，其感性是服務于理性的，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其理性首先是價值理性。換言之，“心為物役”則為獸，“物為心役”則為人。無論是那些燦若星辰的偉人，還是埋頭苦干的普通人，他們并不是高級動物們所想象的苦行僧，而是有著強烈自豪與幸福感的人，是動物們所不理解的真正的人。遺憾的是，自文藝復興以來，人們把人的動物性當成了人性，把人的獸欲當成了人欲，開啟了一個人越來越動物化的時代，直到反邏輯、反理性、反傳統、反文化的后現代主義點破現代性的主題，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成了自身感官的俘虜。

實際上，即使在這個獸性猖獗的時代，人性也始終在掙扎，在反抗。每個人也許都曾經有過那么一些時候，我們問自己，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壞了肚子喝傷了胃，圖個啥？減肥增白割眼皮，摩絲香水鋼絲頭，騙誰呢？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何苦來？辛辛苦苦一輩子，一命歸西都是空，為什么？我們想停下來，但是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好繼續跟地那些巴黎模特、中國影星、香港歌皇、美國屁股后面跳舞。什么環境危機，什么信任危機，什么國家興亡，什么人類出路，統統都是扯淡。人生在世，吃喝玩樂。誰都這樣，我能有什么辦法。

話雖然這么說，心里還是有幾分無奈，幾分焦灼。因為雖然盡力想在吃喝玩樂中忘掉一切，但人畢竟不是豬，人會感到空虛。人想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到哪里去。用弗洛姆的話就是：“人誕生為人便意味著他脫離了自然的家，割斷了與自然的關系，這種繼絕使他感到害怕……只有當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這個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2]這種尋根的力量是人所特有的，是超越現實處境的。在這個意義上，人人都是理想主義者，只不過有人找到了，有人失落了，有人因此而感到生活的幸福和意義，有人則因此在感官快樂中感受著心靈的痛苦。

道德主動性來自于理想主義。因此，當我們說人人都是理想主義者時，其實就意味著人人都具備道德主動性。換言之，人們怎樣生活不是取決于現實處境，而取決于他們對生活的理解。中國農民也許會被城里的知識分子們認為最唯物、最利己的，但是大多數農民省吃儉用一輩子（克己、克物欲），無非是為了娶妻生子，再讓兒子娶妻生子。也就是說，他們也是按照生活理想在生活。因此，計劃經濟固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但是道德主動性的產生卻有賴于理想主義的力量。市場經濟雖然可以“逼良為娼”，但并不能逼理想主義者成娼，最多是將理想主義者逼成“外圓內方”的“偽小人”。人們今天之所以都越來越奉原子式利己主義為生活準則，是由于亞當·斯密的邏輯深入人心，構造了一個斯密式的“理想社會”。如果人們認識到斯密邏輯必然導致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內心的巨大沖突，必將把人類帶向萬劫不復的境地，那么大多數人都有可能成為反斯密邏輯的理想主義者，具備利他主義的道德主動性。這正是人性的奇妙之處，當我們認識到改變自身哲學的必要性之時，也就是產生改變的可能性之日。

六、道德市場經濟的基本主張

現在，我們可以闡述道德市場經濟的完整內涵了。

道德市場經濟并不是以所有制或運行機制來定義的一種經濟制度或形態，而是指通過增強道德在經濟生活中的力量來漸進地實現社會變革的一種社會理想和政策主張。因此，道德市場經濟者承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現實合理性，但否定其未來合理性。道德市場經濟者批判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邏輯，批判一切把市場神圣化的新老自由主義，在當前特別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道德市場經濟者承認現實多數人的自私，但否認性惡論，而主張人性的文化論。即現實多數人的自私并非本性自私，而是文化使然，因此主張揭露批判形形色色的性惡論文化。從人之為人的意義上，道德市場經濟者認為人性是理性，因而人人都是理想主義者，無非各自的理想不同罷了。斯密式的理想將把社會帶向人與自然、人與人、人內心的全面沖突，使人類面臨滅絕性的災難，因此必須予以認真的清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社會理想，即道德市場經濟。道德市場經濟既是目標，又是手段。其目的地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內心三大關系和諧的社會，其出發點則是我們目前的社會，其實現方式是道德市場經濟者在現實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逐漸戰勝斯密教條的信奉者。

道德市場經濟者認為，在自私前提下，市場經濟必然是弱肉強食經濟，其基本機制是表面上平等交易的雙方信息不對稱、力量不平衡。隨著弱肉強食在每一個交易環節的展開和積累，社會必然會兩極分化，造成強與弱周期性地同歸于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減少甚至消除弱肉強食并非不可能，其基本途徑有四：一、政府干預交易過程，減少信息不對稱，減弱力量不平衡。例如，公開市場平均交易條件和交易價格，規定產品性能、質量和售后服務標準，統一會計標準，技術監督局代表消費者監督產品質量等，都屬于減少信息不對稱的措施；制定反壟斷法，允許組織工會集體談判，提高工人失業津貼，提供九年制義務教育等，都屬于減少力量不平衡的措施。而且，同一措施往往有雙重效果。二、政府干預交易結果，例如征收累進所得稅、遺產稅、奢侈品消費稅等。三、交易中的強勢方遵守商業道德，不利用強勢地位謀求自身利益。四、具備道德主動性者利用道德資源優勢降低內部交易成本，在外部市場競爭中擊敗缺德競爭者，迫使對手在經濟上和道德上都認輸，從而實現“良幣驅逐劣幣”。

針對這四種基本途徑，道德市場經濟者在經濟生活中可以有三種不同層次的選擇；最低層次信守商業道德，不恃強欺弱，但也爭取不被強者欺侮，相互間信息共享，資源互助；其次是積極介入政治和政府運作，利用政府的強制性力量為弱者服務；第三是爭取在市場上擊敗缺德競爭者。

就現實政策而言，道德市場經濟者認為，當務之急是推進民主建設。在市場經濟中，最需要政治權利的是弱者。有了政治權利，弱者才能組織起來爭取更公平的交易條件，政府政策才會體現弱者的呼聲。民主政治其實是市場經濟的平衡力量，體現了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體現了與市場相反的平等合作的原則，是道德力量的制度化表達。其次，在民主性增強的同時，嚴厲打擊腐敗。在中國傳統文化下，官員的腐敗是道德淪喪的主要力量。第三，認清中國在國際市場中的弱者地位，揭露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實質，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既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又給民族工業以明確保護。在爭取不到充分保護空間的前提下，寧可不加入WTO。第四，大力發展航空、航天、核工業、船舶工業、電子工業、機床工業為核心的戰略產業群。這些產業目前仍以國有企業為主，只要清除腐敗，重振士氣，加強管理，無需私有化即可有很大發展。私有化反而使這些企業暴露在國際競爭下，只能自取滅亡。同一產業一分為二也不利于集中國家資源。第五，在農村人均一畝耕地只起社會保障作用的前提下，免征農業生產稅，改征與城市同樣稅率的所得稅，并用國家財政支付農村教育和行政費用，以從制度上縮小城鄉差距，擴大內需；第六，開征高額累進所得稅，降低起征點，加大累進率，使所得稅、遺產稅成為調節市場不平等的主要稅種；第七，嚴厲打擊證券市場的投機行為。當前，股票市場的投機性充分發展，加以中國經濟遲遲未能擺脫通貨緊縮，大量生產性資金投資無門，流入股市獲取高額投機利潤，促成股市虛升。百業蕭條，股市獨秀，籌集資本的渠道成了吞噬資金的黑洞。而投機性的高漲則又使股市成為道德資源流失的黑洞。因此，必須嚴厲打擊莊家，必要時甚至可考慮取消股市。第八，建立國際接口，放棄國際接軌口號，拒絕人民幣自由兌換，牢牢掌握國家經濟主權，保持經濟政策的獨立性。第九，發掘各種減少交易過程不平等的具體形式，并形成相應的法律法規——即所謂微觀調控。第十，加大環境立法和執法力度，開征燃油、燃煤環境稅，提高礦產資源稅，把地鐵和公交作為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抑制小轎車消費，從而放慢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速度。

七、從道德市場經濟通向和諧社會

實行道德市場經濟的前提是形成共識，出現一批身體力行者。隨著道德市場經濟者數量的增多和力量的增強，道德市場經濟就會漸漸地向目的地前進。因此，道德市場經濟的最緊要的任務是通過討論和辯論形成對市場機制及其廣泛深遠影響的正確認識，重新找回理想與道德力量。

有人曾問，如果可以培養出具有如此水平的理想主義者，為什么不搞計劃經濟，而要搞市場經濟？難道你忘了市場競爭會帶來資源的巨大浪費嗎？

如果全社會絕大多數人都具備很高的道德水準，我承認計劃經濟將比市場經濟更有效率，更民主，更公平，甚至更自由（當計劃成為公意時，服從計劃就是服從自己，這是盧梭的民主自由觀）。但是現實并非如此。雖然我堅信具備道德主動性的人將不斷增多，但在初期，這樣的人還將是少數。少數道德精英帶領多數自利者搞計劃經濟，這正是傳統計劃經濟失敗的根本原因，也是哈耶克指責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之路的合理成份。因此，與其在道德資源不夠時實現計劃經濟，不如在市場經濟中增強道德力量。事實上，隨著道德市場經濟者的增加，隨著他們在競爭中擊敗缺德者，并在相互間實現信息共享和資源互助，道德市場經濟者之間的合作性和協調性就會漸漸增強，市場經濟的破壞性合作就會被建設性合作代替，市場經濟的無計劃性就會漸漸地被計劃性所替代。只是道德市場經濟者之間的計劃形成是通過相互協調，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命令。不知不覺地，市場經濟就會從網狀競爭經濟變成網狀協調經濟或網狀計劃經濟。市場競爭中個人的主體性、創造性、靈活性仍然會保留，而市場競爭的破壞力卻會極大地減少甚至消除。

這不正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內心沖突減少到最低限度的和諧社會嗎？

八、一點攀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市場社會主義一般是遭到左右翼共同懷疑的[3]，甚至文件也含蓄地承認這一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必須充分認識這場根本性變革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4]既然是前無古人的創舉，就可能失敗，甚至根本就不成立。同樣，人們普遍懷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怎樣與共產主義理想相結合。民間的輿論共識甚至認為，市場經濟前面的社會主義四個字只是對革命年代過來的老同志的某種妥協和安慰。

然而，如果有了道德市場經濟的眼光，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非不可能，而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向共產主義也并非不可能。關鍵的問題是承認市場的現實合理性，又破解市場的神圣性。更關鍵的問題是執政黨不喪失理想。

[1]魯迅：《且介亭雜文》，第140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2]弗洛姆：《健全的社會》，第30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有關理論爭論可參考：[美]伯特爾·奧爾曼編，段忠橋譯：《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爭論》，新華出版社，2000年5月；及[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經濟體制轉型的理論與證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4]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若干理論問題學習綱要》，第58頁，學習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