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應用西方經濟學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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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經出版的有關著作和我主編的〈世紀選擇〉叢書

我國經濟學界“非主流經濟學派”的興起，源于1994年左大培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發表的一篇短文：“經濟學界也要反腐敗”，支持政府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批評部分經濟學家為投機資本講話。我在1995年發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并且發起了“經濟學非主流觀點”的討論會，參加者有張祥平，劉力群，顧海兵，左大培等人。

至2000年為打破“經濟學主流派”的壟斷和對不同觀點的封鎖，對非主流經濟學家的有意識貶低和妖魔化，我組織了20多次思想討論會，并整理了14次討論記錄，在網上發表，邀請了非經濟學家參加，如自由主義者丁冬，秦輝，王東成，楊繼繩；民族主義者王小東，房寧，馬立軍等人。

從2001年開始，我們全面系統論述自己的觀點，反思引進西方經濟學的后果。

幾年來，已經有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和學者，出版了非常高水平的著作，抵制片面鼓吹全球化，市場化，自由化的主張。如：

趙英：《大國世紀》，提出了中國應該發展超級產業，而不是僅停留在為跨國公司打工。

楊斌：《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從戰略和謀略角度研究美國政策，打破了以美國是“生產力規律”代表者的神話。

韓德強：《碰撞》，反對靜態比較利益，以德國歷史學派為理論依據，批判經濟主義自由主義。

胡鞍綱，楊帆等：《大國戰略》，從中國的大國特性，而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特性考慮戰略問題。

楊帆，荊林波等：〈中國走向選擇〉，提出跨世紀中國的重大爭議和選擇問題。

張祥平：〈美好的中國人〉，提出西方化將把中國引入災難，要恢復傳統文化的地位。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以游記方式提供了農村調查，打破了經濟學的模型數字化。

另外，民族主義者王小東，房寧，喬邊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反對中國對于全球化的盲從。喬良，王湘穗的《超限戰》，提出對抗國際霸權的軍事思想。

我所主編的〈世紀選擇〉叢書，將在2001年8月出版第一批，年底出版第二批。這是

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集體著作。包括：

高粱的《戰略產業》，盧周來的《國防產業》，李大光的《國際戰略》，張祥平的《傳統文化在現代化中的作用》，左大培的《反思90年代中國的經濟學》，我和苑林雅的《21世紀大個競爭》，我和盧周來編寫的《中國非主流經濟學文選》，還有一本全面論述中國環境問題的書，都是被統治中國90年代的西方經濟學主流學派所忽視或者有意排斥的問題。

我們要想告訴大家的，就是中國經濟學界還存在不同的聲音，這是代表中國大多數人的，代表國家總體利益的，在方法上也不同于主流派的故弄玄虛。

在前言中引用了陳岱蓀先生的文章，他在臨終前已經尖銳地指出在中國濫用西方經濟學的危險。這篇文章被他那些鼓吹經濟自由主義的學生們封鎖，我把它再次發表。在中國，一場反思90年代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大論戰已經開始，“經濟學主流派”壟斷經濟學講壇，研討會，傳媒工具，回避爭論是不可能的了。

最近我在一些國際研討會上闡述了非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特整理如下。

（二）貴州《中西部開發》研討會：

質疑“自由市場經濟”，主張中西部開發前期以計劃經濟為主導

海南研究院的遲福林，和其主要顧問王玨教授，有強烈的市場經濟導向，但主張勞動者擁有產權，主張社會公平，類似國際上的“人民資本主義”，比那些權力資本的代言人要好得多。

在他們主辦的“中西部開發與民營經濟參與”研討會上，大多數人仍舊遵循“市場經濟導向”的原理，提出中西部開發應該以民營經濟為主體，并對中西部政府的政策，觀念，體制，法制提出許多批評。總之，為什么資金沒有能夠大批進入中西部，主要是因為中西部體制落后，國家壟斷多，限制了“自由市場經濟”。

我的發言是：

首先，應該講討論規則，交代自己的研究方法，避免由于方法不同引起的無謂爭論，或者是方法不明引起的各說各話。

聽了會議發言，大多數人是依據政治經濟學和制度學派的方法和理論的，這些理論強調制度因素，重視市場化制度改革，在許多場合已經出現濫用和教條主義，許多人有意無意地把“市場經濟導向”作為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予設前提，把一切成就歸為市場經濟，而把一切錯誤歸結為市場經濟不徹底。我看這在思想上沒有超過斯大林主義的水平，都主張變革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都認為在生產關系中制度最重要，所有制最重要，只不過過去是國有最好，現在是私有最好。這類話說得多了，就形成“話語霸權”和“市場經濟導向的語境”。大家不是說要解放思想嗎？那么我在一片“市場經濟萬能論”中，說要搞好計劃經濟，是不是也算解放思想呢？學術界能夠針對政府搞解放思想，我能不能針對學術界的“經濟學主流派”解放思想呢？

恰巧，在中西部開發問題上，至少在前期一二十年，沒有辦法市場經濟導向，因為生產力太缺，你機遇改變生產關系也沒有用，還是需要計劃經濟，國家投資為主體進行長期投資，先解決生產力問題。應該談如何搞好計劃經濟，防止貪污腐敗，在運行時盡量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比如采取公開招標等，但是計劃經濟為主導，國家投資為主體，在中西部開發前一二十年是難以避免的。但是由于“市場經濟導向”，大家不愿意承認，市場經濟，在經濟研究中成為價值取向，甚至成為教條和信仰。我是不接受的。

我的研究方法，是現資學，即比較資本在東西部的收益率之差。很明顯，在一二十年內，資本在東部的收益率大大高于中西部，以經濟效益為目標的國內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大部分仍舊會投入東部。即使把所有優惠政策的效果都計入，充其量減緩中西部和東部差距拉大的速度，而不能夠縮小差距。

我提出計劃經濟在開放初期為主導的觀點，建議中央政府多給錢，并發展中西部的國防產業，關鍵是要搞好計劃經濟的監督管理，包括請國際機構參與監督，包括利用市場機制進行公開招標，但不能不切實際地強調市場經濟導向，繼續搞什么雙重體制并存的腐敗過渡，這樣，公共工程引起的腐敗將更加嚴重。

第二，理論方面的誤導。

中西部發展與東部大大拉開了距離，甚至到了危及國家安全，環境保護和社會穩定的地步，當然是改革開放以來“梯度發展戰略”造成的。但是被市場經濟教條誤導的中國經濟學界，卻一定要把它歸結為市場經濟沒有貫徹到底，是中西部政府落后，妨礙了經濟自由。結論就是按照深圳模式搞特區，給優惠。我同意給優惠，但潛力不大，難以扭轉東西部差距拉大的趨勢。

按照市場經濟導向開發中西部，結果只能是拉大東西差距。目前投入中西部開發的巨額資金，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當然是計劃經濟。為什么經濟學理論不承認現實？把市場經濟作為價值取向，反而影響了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恐怕是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原因。

我承認，中西部由于制度和文化的落后，各方面的自由度低于東部，是民間資本不能大舉進入的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中西部基礎設施落后，屬于生產力方面的原因。第三個原因對于“經濟自由主義”來說帶有挑戰性：正是由于中國經濟有了自由，特別是勞動力自由流動，才導致并將繼續導致東西部之間差距的拉大。

認為市場經濟導向終將縮小東西部差距的理由，是東部沿海地區投資出現飽和，中西部由于優惠政策和國家投資于基礎設施，收益率高于東部地區，這是以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

理論套用于國內的東西部關系，犯了基本的理論前提錯誤。

國際貿易與國內貿易的不同，在于勞動力基本上不能夠跨國界自由流動，發達國家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本收益率降低，才會流入發展中國家。國內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而且中國的農村勞動力供給十分充裕，如果解除城市戶口的限制，并且加強勞動力培訓和信息服務，中西部勞動力仍將源源不斷進入東部，將工資長期壓低在低水平。投資者既然在沿海地區可以雇傭到來自全國的低成本勞動力，當然不會去中西部投資。所謂“飽和”，只是指東部地區

的地皮，還有水資源的短缺和環境壓力，可能促使資本向中西部轉移，但首先投入東部地區的中西部，比如從深圳轉向保安，從大連轉向沈陽，從上海轉向蘇北，就連廣東省也還存在相當落后的中西部，按照資本收益率規律，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何時的主體何時才能轉向國家真正的中西部？

經濟自由和市場經濟，絕對不能夠變成萬能的狗皮膏藥，到處亂貼。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自身就意味著對市場經濟導向進行一定的戰略性調整，不調整就不能迅速開發中西部。

第三，非常奇怪，會議所有發言和論文沒有一個提到中西部的國防產業，很顯然，大家是把歷史上國家大量投資形成的國防產業，看成歷史錯誤和經濟累贅。即使連許多專門研究國防產業的中西部代表，也一字不提。說明經濟自由主義已經導致，對于國際環境可能出現緊張和中國的國家安全，亦極端忽視。

歷史事實是：中西部開發的兩次大飛躍，都是在戰爭背景下出現的。一次是抗日戰爭，一次是五六十年代的朝鮮和越南戰爭。如遇外部環境緊張，大批資本必然涌入中西部。如是和平環境，將繼續投入東部。如果我們居安思危，設立假想敵人，重視國家安全，就應該以國家資本帶頭，向中西部進行巨額投資，為此必須清除腐敗，嚴格監督，加強政府能力。這與通過優惠政策，促進市場經濟和國際接軌的深圳模式，是根本不同的。

（三）在北京與臺灣學者對話

政府某部門請臺灣8位政治經濟博士到京，討論“全球化與經濟安全”問題。我提出了自己的經濟安全主張：

第一，中國不能無條件接受美國主導的全球化

“自由化”總是有利于強者吃掉弱者。臺灣學者認同于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而不主張

中國大陸為主導的區域化，也不批判臺灣當局限制兩岸經濟自由往來，恰巧說明一個道理：在強者和弱者之間，總是強者主張自由化，而弱者反對，因為弱者害怕在自由化中被強者“自由地吃掉”。所以中國大陸不能無條件地接受美國主導的全球化。

第二，不能以“反對國內專制”為理由否認國家民族利益。

美國提出的“民主和平論”和“人權高于主權”，以民主優于專制為出發點，認為民主國家不可能侵略別人，因此可以擁有軍事力量，比如美國年軍費3100億美圓，還嫌不夠。而專制國家就不能夠發展軍事和國防。

中國的一部分自由主義者也以政府不民主為理由，反對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預，而無限度地鼓吹自由市場經濟。只要民主沒有實現，政府就不能干預經濟，不能搞國防，甚至不能多收稅。同時他們反對發動群眾反對腐敗，認為是文化革命的重演；他們反對為工人農民謀利益，認為會導致主義回潮。他們已經發展到反對在中國搞民主，認為自由高于民主，首先應該明確財產權，特別是反對追溯改革開放中的貪污腐敗者，他們實際上主張的是知識分子的自由，甚至是官員腐敗的自由，而反對民主。因為民主是一人一票，對少數權力資本集團不利。

我是一貫主張民主的，民主當然比不民主好。但是，中國歷史上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于調水，到現在仍然如此，就是需要一個廉潔有效的政府，能夠負擔市場經濟解決不了的公共職能。有一部分社會職能可以通過基層自治解決，但在中國人均資源極端貧乏的情況下，想以市場經濟消解政府職能，以腐敗為潤滑劑瓦解權力，造成公共職能無人承擔，很快出現兩極分化，環境破壞，資源枯竭，社會基本秩序破壞，結果或是內亂，或是外患，喪失了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條件。說什么國內不民主，就不應該維護國家利益，不應該愛國，甚至可以勾結外國人，這就恰恰顛倒了問題。專制必然腐敗，腐敗必然賣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和反對腐敗主張民生，反對專制主張民主，完全是一致的。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主要思想。歷史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多數是愛國主義者，比現在某些自由主義者要強多了。

第四，不能以全球化反對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包括經濟安全，有明確的標準。就是一個國家的主權和經濟命脈不能被外國

人控制。中國尤其不能。臺灣如果獨立，將成為日本的勢力范圍，并在國內引起大動蕩，是這個大陸絕對不能夠允許的。這是我們國家安全的第一件大事。

全球化解決不了中國13億人----20年后是16億人的基本生存問題。市場經濟和加入WTO，將加速中國社會兩極分化，把80-90%的人口，也就是12億人口拋棄。發達國家如果能夠搞人口自由流動，比如安排中國2億過剩人口，我看中國什么條件也可以答應。如果不行，中國的國家利益就不能被全球化消解，這不是維護中國的狹隘利益，而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包括美國利益在內。

國家包括土地，人口和政府3個要素。西方國家需要中國有一個有效政府，把十幾億人安排在中國這片貧乏的土地上，不去和發達國家爭資源，不去破壞他們美麗的環境。如果中國有了真正有了美國那樣的民主制度，成立了農會，按照人口比例農民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里占據了多數席位，美國人在WTO農業談判中得到這么多利益嗎？外國投資者還能夠在中國得到“超國民待遇”嗎？

中國大陸的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47%，5年以后將達到70%以上。其他方面如金融開放度仍舊很低，應該繼續開放。但是總體來說，中國的經濟不能夠過分依靠國際市場，經濟重心不能夠過分集中在沿海，不能夠再以西方國家的高消費和國民生產總值衡量經濟成就。

第五，中國要獨立培養動態比較優勢，扶植戰略產業。

靜態比較優勢的發揮，即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優勢，已經非常充分，雖然還有

很大發展空間，但不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作為大國，中國有能力發展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象美國那樣在全球采購，而不能夠成為跨國公司單純的加工廠。

25年以來，世界發達國家進行了產業結構調整，把勞動密集型和資源污染型產業，以跨國公司投資的形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降低了產品成本和物價水平。同時壟斷并高估服務業的價值，包括金融，股票，保險，影視業，特別是知識產權的價值。美國以政治軍事實力，和巨大的國際貿易逆差，維持美圓的高估，壓低進口產品的價值，即壓低全球勞動力和資源的價值。美國的貿易逆差，是以資本和服務貿易的逆差彌補的。這就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背后的經濟機制。有多少是“客觀規律”，有多少是人為的？反正總有人把自己的意志說成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強加于人。這在文化革命中我們已經體會過了。

我的發言引起了臺灣學者高度的重視，提出許多問題。我想足夠震動他們了。

也只有我們作到了上述各點，臺灣才不敢獨立，國家才有和平。如果盲從于國際經濟學靜態比較利益的經濟自由主義誤導，把自己的金融，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交給國際資本，沒有了國家經濟安全保障，我們國家和社會將無寧日。

（四）在國家統計局的《國際形勢分析國際研討會》上，主張發展戰略產業

我剛剛揭露全球化被是被發達國家閹割了的，因為排除了勞動力自由流動，馬上就有人反駁說：發達國家不能夠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意思是：我們只能單方面接受全球化。

我反駁道：這個“不可能”，不是什么客觀經濟規律，而是美國霸權。如果說有了錢，有了槍，就可以壟斷學術，壟斷國際規則的制訂，那么我們就不要搞學術討論了。大家應該投筆從戎，去搞軍事。

中國必須獨立發展戰略產業。首先要破除“比較利益論”的誤導。

靜態比較利益在中國，可以繼續發揮，但現在應該把力量集中于培養動態比較利益，即超級產業：核，航天，航空，武器，電子和戰略資源。這不僅關系國家安全，也關系到能否賺錢?，F在是中國大陸拿1億條褲子，換美國人1架飛機。如果中國集中資源生產褲子，全世界的褲子很快就過剩，馬上降價，還賺什么錢？假設中美完全中斷經濟關系，結果就是美國人沒有褲子穿，中國人沒有飛機坐，包括沒有電腦芯片供應。美國人可以到墨西哥去買褲子，也可以自己生產，因為他缺少的是一個低層次的競爭產業，面對的是一個多國市場。而中國的飛機和電腦停頓，意味著什么？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壟斷的高科技市場！因此，如果不能發展獨立的戰略產業，我們最終不能保持國家完整和獨立。

依靠給國際跨國公司配件，與發展獨立的知識產權，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戰略，不可能從一種過渡到另外一種。中國應該向美國學習，發展獨立的知識產權，然后全球化購買，這才是積極介入全球化。為什么只能給跨國公司配件？應該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非常之聰明，待遇非常之低，競爭能力遠遠高于所有發達國家。關鍵上政府和社會能夠培養，留住和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不要每年幾萬人被美國搶了去。

一說發展獨立知識產權，許多人就搖頭，他們對自己國家沒有信心，國家的精英層也缺乏這樣的意志和魄力，總想投機取巧，依靠外國人。他們不知道，外國人根本不可能幫助我們發展戰略產業。比如，在飛機制造業連遭挫折，耽誤了20年的時間！1980年我國飛機制造水平只比歐洲晚3年，現在歐洲空中客車已經造出300座的噴氣式民航客機，6年以后將有600座問世，連加拿大和巴西也有了100座的飛機，中國呢？50-70座而已！

發展戰略產業，必須破除單純的市場經濟導向。講短期經濟效益，排除政府干預，就意味著不搞戰略產業。歐洲4個國家聯合搞空中客車，25年虧本，是超國家行為。在中國，反而鼓吹航空工業下海，搞了數千種民用產品，沖擊了民營企業。

發展戰略產業，國家賠錢，但可以拉動內部需求，包括以公開招標方式向民營企業訂貨。為什么一定要把發展戰略產業和民營經濟對立起來？

經濟效益，要看總體對于國家產業的拉動。如果中國集中力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比如服裝，能夠拉動國內什么產業？---恐怕只有面料和就業，連紡織機械都是引進的外資，紡織原料是澳大利亞的羊毛。

發展飛機工業，拉動的是國內高科技研究，航空研究所和院校，發動機，高密度合金，數控機床，液壓系統，電子系統，安全系統。在大型民航客機的平臺上，才能發展軍事特種飛機，包括空中指揮機，電子偵察機，加油機，預警機，運輸機，發展武器系統和各種尖端技術。以10年時間，20億美圓的代價發展一個新機型，其經濟效益絕不是這一架飛機能否成功，能否彌補成本，而是看它能夠拉動多少國內產業。在全球化背景下，許多零部件可以全球采購，關鍵是按照中國獨立的知識產權設計，進行定貨。全球化生產，恰好給中國發展獨立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提供了充足的供應來源，這是國際資本無法封鎖的。

（五）在廈門《城市化國際研討會》上，批評不顧前提濫用西方經濟學。

留美經濟學會和廈門大學陳涌軍邀請我參加國際研討會，我在最后做一個人發言，批評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濫用：

第一，把市場經濟做教條，束縛和誤導人們的思想。

我預計中國未來數年，有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危機的嚴重性不僅在于問題本身，，也在

于主流輿論不認真面對危機。國內的市場經濟教條主義，把所有問題推委于權力和計劃經濟，推委于市場經濟不徹底。他們認為所有問題，只能夠沿著市場經濟導向去解決。如果問題解決不了，甚至越來越嚴重，也絕對不是市場經濟的弊病。這就從根本上否認了實踐對于市場經濟理論的檢驗。有人說，市場經濟是已經被外國實踐檢驗過的真理，在中國應用就用不著檢驗。這不是把市場經濟做上帝嗎？市場經濟在外國究竟是什么樣子，我們發現并不是有些人描述的那樣，有些自封“主流”的經濟學家既不認真已經中國問題，又不客觀介紹我國問題，他們的實證精神到那里去了？

如果在中國應用市場經濟理論出了問題，當然應該追究市場經濟及其推行者的責任，難道還要推給負責？

第二，鼓吹經濟自由主義，忽視中國人均資源短缺的基本前提。

如何判斷理論的對錯？一方面要看自身的邏輯，我們假設達到一定水平的人，在邏輯上

沒有錯誤，當然這只是假設。許多人在討論中是不遵守基本的形式邏輯的，經常偷換論題，論據不能真正符合實際，論證不符和邏輯。

如果在形式邏輯上沒問題，真正的理論分歧就在于前提是否符合實際。90年代的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如果出現問題，主要原因可能是忽視應用的前提，而且否認要經過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檢驗。

新古典經濟學鼓吹的經濟自由主義，忽視中國人均資源極端短缺，經濟和社會發展極不平衡這兩個特點。中國資源比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是無法比的。如果以為可以在“資源稀缺”原理下，大家平等自由，那就錯了。人均資源極端短缺，使得調水成為中華民族始終完不成的任務，成為領導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來源。耕地在中國是農民的社會保障，不能資本化。資源越短缺，市場經濟能夠發揮作用的空間越小，能夠容忍兩極分化的程度越小。盲目鼓吹市場化，全球化，必然把大多數中國人拋棄現代化之外，甚至喪失基本生存條件。

這可不是說起來嚇唬人的----可以預見的生態環境危機，類似股票市場崩盤，突然出現，比如北方城市缺水問題，如果突然爆發，市場經濟怎么解決？還不是計劃供應？難道能夠把水價提高100倍，富人亂用，窮人渴死？為了保證大城市用水，需要什么手段？可能是市場經濟嗎？

第三，鼓吹制度萬能，所有制改造萬能，回避路徑依賴的危險前景。

制度學派在中國的應用有幾個問題，一是把所有問題歸結為制度，二是單方面的市場經

濟導向。許多問題單純依靠市場經濟是解決不了的，在經濟學書本上和世界各國的實踐中，都已經十分明確，但是偏偏有些人要在中國依靠“市場經濟導向”的改革去解決，實際上是不解決。我可以列舉的有：計劃生育，調水，保護資源環境，縮小兩極分化，發展戰略產業，扶植高科技，農業，東西部地區差距，政府職能的有效行使，等等。

制度學派講究制度起點和路徑依賴。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起點是權力，而制度路徑是權力資本化。在沒有有效社會制約的情況下，必然產生嚴重的腐敗，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阻礙進一步的改革，這就是路徑依賴。按照制度學派理論，經濟學家應力主政治與社會全面改革，揭露和批判既得利益集團。恰恰相反，一部分經濟學家卻以改革開放為名，勾結既得利益集團，借機暴富，鼓吹讓大多數人為“某種先進制度”犧牲，這難道是“著名經濟學家”們的學術態度嗎？我感覺他們和斯大林主義在思維方式上差不多，都是制度決定論，所有制決定論，只不是把國有化變成私有化而已！

第四，過分強調經濟模型和數字的規范性，既脫離實際也脫離群眾。

這種研究方式的前提是有大量數字，需要大量經費。中國的數字統計十分不完備，在改

革開放過程中出現隱蔽性利益轉移，沒有數字，只能依靠案例分析和直覺判斷。如果過分強調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上與國際接軌，必然排斥和貶低對中國問題真正的科學研究。

經濟學是研究利益關系的，為什么那么多經濟學家不去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中的隱蔽性利益轉移問題，卻一味宣揚只要按照市場化，全球化方向，一切問題都可以好起來？等到問題變得異常嚴重，他們不得不承認，就抓破臉說：本該如此，這是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代價。比如對兩極分化，他們先說沒有兩極分化，對于大量研究成果，強調沒有模型，數字不全，進行貶低。等到全社會公認兩極分化的確十分嚴重，他們又說，本該如此，中國老百姓應該轉變觀念，為歷史進步自覺犧牲自己。這種先掩蓋，后辯護，直至公開為權力資本，投機資本辯護，反對中國大多數老百姓的立場，有違知識分子的良知，也毀壞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名聲。

第五，片面鼓吹全球化，損害中國的經濟安全。

把市場化教條延伸到世界經濟，就是片面鼓吹全球化。全球化的前提是勞動力不能自由

流動，這是發達國家強加于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規則。靜態比較利益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尤其有害，已經成為我國發展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的理論思想障礙。片面鼓吹外向型經濟，把經濟重心過度集中于沿海地區，同樣有損于經濟安全。把美國的利益理解為人類利益，無原則地按照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去做，都將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這些錯誤導向，在理論思想方面，大多數來自于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某些依靠美國勢力的所謂“著名經濟學家”。

第六，經濟學在中國成為神學，利益追求成為信仰，經濟學家成為神甫。

這是90年代在中國出現的非常反常的現象，已經導致社會道德，信仰大滑坡，在這種

道德背景下，大家期望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是很難建立起來的。經濟學，經濟學家都要負責任，當然政府應該負更大的責任。這是經濟改革單獨前進，政治社會改革滯后的必然結果。自由主義被專制利用，產生的惡果就是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被權力資本利用，在中國形成誤導，不能說自己沒有責任。在其他學科受到比較大的限制的時候，應該自覺調整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才能全面認識和研究中國問題。

我以上的發言引起相當震動，有人反感，有人迷惑，也有人非常認真地與我討論，總的看，他們似乎很少考慮這些問題，大家關心的焦點仍舊是如何在學問上與國際接軌，取得國際經濟學界的認可，謀求個人的學術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