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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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

在中共中央《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議》中使用粗放型和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提法后，各方面對該問題的討論興起，集中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底轉變什么，比較典型的看法有：(1)由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向內涵擴大再生產轉變；(2)外延的粗放型向內涵的集約型轉變；(3)由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4)由輕型結構向重型結構轉變。

在認識和進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方面要克服三個誤區：一是認為外延的擴大再生產是粗放增長。事實上，馬克思并沒有把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技術進步對立起來，數量的擴張可以分成兩種情況，其一是在原有技術水平上的數量擴張，其二是在技術進步基礎上的數量擴張，外延的擴張可能是任何國家在任何階段都必不可少的；二是認為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就是粗放經營。事實上，同樣是外延的擴大再生產，也可能有集約型的經營方式和粗放型的經營方式，如在同一技術水平下擴建，可以有嚴格的項目管理和工程成本控制，也可以有鋪張的、不計成本的項目管理；三是認為內涵擴大再生產比外延擴大再生產效益高。不同的資源結構、經濟發展水平和外部環境下，就有不同的有效的經濟增長方式。

二、選擇增長方式的機制

（一）跨期安排

我們所確定的經濟增長方式，主要的衡量標準是其持續性。所謂持續性，就是在未來仍能保持今天的增長，而不是停滯。那么，是哪些因素制約了經濟在未來的增長？我們認為主要有：(1)因資源的消耗速度超過了資源的再生和新的資源的開發速度，或者超過了節約使用資源的技術發展的速度，導致經濟的增長面臨資源的強制約；(2)經濟增長對環境的過度使用和掠奪性經營導致環境不可自動恢復的破壞，而增加了在未來的環境治理上花費巨大的成本；(3)忽視技術進步、新產品的開發、人力資源的積累而導致經濟處于低水平的重復，在未來被高水平的企業和區域所超越；(4)沒有按照生產力發展水平調整生產關系的意識，回避經濟增長中的體制性因素，如不進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沒有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重組企業、產業，回避矛盾，致使失去調整的機會，問題累積甚至發生質的躍遷。

未來是植根于現在的，也是現在可以采取預防措施加以防止的，既然如此，就不應該有未來的風險。產生未來困境的原因有二：一是囿于人們主觀認識和知識的限制，沒有認識到風險之所在；二是“時間的不一致性”導致人們對未來因素的忽視。

產生時間的不一致性的根源在于成本、收益的時間安排，比如，資源總量是有限的，如果我們今天節制資源的使用，則會減少本期的收入，而其好處是未來的；要決定是否節制使用資源就得將未來的收益與今天的收益減少相比較，也就需要將未來收益加以折現，而折現率的大小與人們對未來的關注程度有關。又如，假冒偽劣產品之所以屢禁不止，是因企業的內在動力牽引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對于企業而言，生產假冒偽劣產品只是其積累資本的方式（生產假冒偽劣產品比創造品牌更有效，成本更低，因為很大部分成本已經轉移），只要資本積累了，就有未來，所以這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行為，而只是積累資本的手段。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對于維護近期的就業、財政收入、當地居民財富等有正面的作用，所以政府就沒有積極性打擊假冒偽劣，雖然生產假冒偽劣對未來不利，但是未來對于政府官員而言遠沒有近期重要。因此，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與人們對于當期和未來福利的認識有關，在不同的增長方式下，成本和收益不一致：集約型增長方式的當期成本更高，而粗放型增長方式可以將成本轉嫁于未來；集約型增長方式的收益有很多是社會收益，而沒有轉化為私人收益；集約型增長方式的成本是當期的，也是確定性的，而收益是不確定性的；相反，粗放型增長方式的收益是當期的，確定性的，而很大部分成本是未來的、不確定性的。從人的基本特性來看，追求確定性收益而接受不確定性的成本往往更常見。

（二）條件

在進行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時，初始條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在不同的選擇環境中，人們可以進行的選擇空間是不同的，有時有很大的選擇空間，有時往往別無選擇。那么，選擇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需要怎樣的條件？我們認為有幾個方面：(1)政府、企業能得到充分的激勵，能在集約型增長中獲得差別收益；(2)政府、企業有足夠的壓力，選擇粗放型增長將承受當期損失；(3)集約型增長的收益大于粗放型增長的收益。

符合這些要求的制度和經濟環境主要有：

1.需求主導，即需求對供給形成強有力的制約，滿足需求方的價格和質量要求成為供給方的基本決策，這必然要求：(1)產權明晰，供給方得到激勵，而不是“無所謂”；(2)市場供求基本平衡，供給略大于需求。當然，市場的平衡與經濟增長方式有關，在粗放型經濟增長中，需求的增長往往超過供給的增長，直到需求面臨供給的邊界。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如戰爭和其他緊急狀況下，需求是緊迫的，需求方很少有選擇的機會。

2.量的擴張的需要小于質的提高的需要。

3.社會性與私人性得到較好的結合，即損失的不可轉嫁性和收益的內化，如上游對污水不經處理即排放到長江，使下游的南京、上海淪為缺水城市；如果對環境進行治理，則帶來的收益有眾多的主體共享。因此，需要產權和社會管制，如環境污染的損失由廠商承擔，或者廠商用污染環境的生產方式所獲得的超額收益與因污染而遭受的懲罰相當。

三、增長方式的鎖定

選定某一種經濟增長方式以后，存在著自我增強的機制，使經濟運行在該方式上越走越遠，經濟鎖定于該種方式。

（一）退出成本

從粗放型經濟增長轉向集約型經濟增長需要承擔相應的成本，因粗放型經濟增長的自我增強使經濟系統鎖定，退出成本很高。退出成本包括：(1)資源耗竭型增長導致政府管制資源價格，使之保持低價和過度消耗，于是其他因素的相對高價導致這些因素的需求不足，如果節約資源，勢必提高資源價格，也就提高了資源的使用成本，使產品失去競爭力，比價的調整不能順利進行；(2)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受限制，集約型增長所需要的技術和人力資源得不到保障；(3)資源價格的提高使資源的使用量減少，從而使經濟和系統由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到使用下降，出現供給過剩，如勞動力、煤炭等；(4)經濟系統與社會政治系統結合，使之復雜化，如失業導致社會不穩定、行政尋租，資源的閑置使政府面臨擴大資源使用的壓力。

（二）博弈

不同的企業、地區之間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進行博弈，即一方根據對他方的特征、支付函數和行為的了解決定自身的行為，這種行為方式的結果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不理性的，即出現集體的無理性，囚徒困境是一個描述的范例。盡管兩個人都是經濟人，其決策的目標函數是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雙方的博弈行為，結果對大家都不利。為什么大家不能選擇“不坦白”？因為大家對“對方”缺乏信任，博弈為“非合作”博弈。

博弈分析表明，多人的社會行為與個人行為是大相徑庭的，許多人的集體行為也可以用多球體運動加以描述（甚至流體運動）。人與人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如珍惜生命、珍惜未來與短視者，富饒與貧困者等，但是他們共生于一個系統中，所以社會的復雜性是內在的。

在社會中，因為博弈行為的存在，還存在粗放型增長的競賽，如大家都爭先恐后地使用資源、污染環境，導致總體上對資源使用的無節制，使水、土地、森林、動物等以加速度遞減，很快陷入衰竭之中，大家都生產假冒偽劣產品，導致優質產品難以保持優質。為什么會出現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競賽？這是博弈的結果。如果某人不選擇粗放型方式，別人的粗放生產力式的強外部不經濟便會使其被動并承擔相應的成本，因此他既要承擔改變生產方式的成本，又要承擔社會成本，因此理性的選擇當然是粗放型增長方式，甚至比別人更粗放的方式，以便在這種競賽中更加主動。

四、經濟增長方式的評價

經濟增長方式與一定生產力水平有著相互適應性，它是反映特定的經濟增長動力、目標和經濟資源動員、消耗水平的經濟范疇，所以經濟增長方式是與經濟發展階段相對應的，沒有絕對的經濟增長方式。我們在考慮經濟增長的質量時，常犯一種把經濟增長質量與產品質量相類比的錯誤，產品質量的優劣是相對顯性的，也是絕對的，因為它既包括絕對的技術指標，也包括主觀的對人的消費需要的滿足的程度，但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則不同：第一，不同的生產力水平下，經濟增長的質量不同；第二，不同的可用資源結構所對應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同，如同樣的煉鋼，單位煤耗不同、人力不同，但是我們也很難據此就說某個國家的質量高，某個國家的質量低，因為還有其他資源的消耗；第三，在把握經濟增長方式時，動態的、局部的觀點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集約式型方式在明天看來可能是粗放的，中國的集約在美國看來可能是粗放的，所以橫向和縱向的比較只能表示差異和變化，很難據此下粗放或者集約的結論；第四，如果把數量主導視為粗放，質量主導視為集約，則幾乎沒有純粹的粗放或集約，數量與質量是共同演化的，量的擴張的外部性之一是質的改善。

所以，判斷經濟增長質量優劣的標準是：(1)競爭能力，即某個國家、地區的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高低；(2)可持續性，即其經濟增長是否犧牲眼前利益而專注于長遠發展，是否以知識的增加、人力資源的改善、技術水平的提高、聲譽的積蓄、競爭能力的遞增來獲得經濟的增長。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應該用經濟效率的增長率而非絕對的經濟效率表示經濟增長方式。目前理論界把TEP貢獻率大于50%視為集約型增長，小于50%視為粗放型增長。這就是一種絕對的觀點，而很難說當經濟發展的軌跡為TEP貢獻率從20%增長到40%的經濟增長方式不是集約型增長。1960-1973年，意大利的TEP貢獻率、經濟增長率以及TEP增長率分別為64.6%、4.8%和3.1%，而同期日本各指標值分別為41.3%、10.9%、4.5%。那么，哪一個國家的經濟更加可取呢？

再看世界銀行列示的1960-1985年部分國家要素投入與全要素生產率對產出增長的貢獻：

可見，用絕對的全要素生產率值不能反映經濟增長方式，如我們不能說美國的經濟增長比西德、法國的經濟增長更加粗放，或者認為美國的經濟增長是5國經濟增長中最粗放的。因此，對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評價，如果只考慮全要素生產率的絕對值，勢必得出錯誤的結論。

應該說，TEP貢獻率只能說明在某一個經濟增長期內，由TEP提高和各要素增長之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份額，它既不能說明經濟效率變動的大小，也不能說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個國家之間進行經濟集約化水平的程度。計量分析表明，TEP增長率的變動趨勢為：工業化初期和中期階段隨經濟發展而逐步提高，在后期則穩定甚至下降。

與國別比較不同，對于國內地區的比較用利潤等指標是可以反映其經濟增長方式的，因為：第一，一國內部經濟參數相同，不會發生因參數不同對經濟活動的強差異引導，如價格因國與國之間的壁壘而發生變異，從而其成本和消耗水平的價值指標沒有可比性；第二，同樣的參數水平下，價值量與實際的“實物消耗量”可以基本等同。當然，利潤等指標不能反映因國內價格管制所導致的、因各地區經濟的投入與產出品差異而產生的非增長方式效應。

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思路

考慮經濟增長方式的措施時，我們要防止兩個極端，一是“技術決定論”，二是“制度決定論”。技術決定論忽視制度的影響或者把制度視為外生變量，忽視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方式之間的動態的互動。正如諾斯在《制度變遷與美國的經濟增長》一文所指出的，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狹隘性是不考慮制度方面的因素。我國的周振華在《我國現階段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戰略定位》也指出，“目前在談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時，通常將技術進步作為核心內容”。“技術救國”是帶有雄厚文化基礎的思想，所以“科技興國”、“科技興市”等似乎就代表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是經濟學家進一步發現，單純用技術創新不足以解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諾斯研究發現，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西歐的有效率的組織的發展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但是制度的重視又產生了“制度決定論”，“一包就靈”的思想在我們中間流行。在制度轉型期，制度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但是我們不能總是依靠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制度，而應該在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上，在制度的約束下發展經濟。

第一，在加入WTO背景下考慮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加入WTO后由于我們自身條件的落后，尤其是我們經濟運行和增長的貫例、基礎，在“與狼共舞”之時能否保證自身的安全。對這個問題，需要從產業、國家發展的規律進行分析。產業、國家興衰的重要規律是報酬遞增，例如美國，市場的存在和擴展促進了新技術的采用，刺激了最基本的創新成果，包括鐵路、電報以及用煤為燃料的冶煉、鑄造、精冶技術等的推廣，同時對物質資本提出更高的需求，促使美國成為發展大量生產的機器和組織的先鋒。這些對管理和資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族式的資本制度和管理模式必須改變，促進了公司制和職業經理制的發展。所有這些為進一步提高效率、擴展市場、壯大企業、積累資本等創造了條件。這就是報酬遞增，各要素相互促進，提高了整體水平。那么，事物為什么不能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路徑一直走下去，現在執世界牛耳的不是羅馬、英國等帝國？用“唯一能打敗你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可以分析這種現象：當事物發展到高峰時，另外的力量，這種力量來自事物內部，使之停滯。這是后發國家和地區的機會，也是先進國家和地區的風險所在。加入WTO以后，基于國際競爭力的成本倒逼機制將促使產業整體效率的改進，當然也是對產業整體效率的挑戰。

第二，用新的思維進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是前蘇聯經濟學家于20世紀60年代初創造的概念，1971年蘇共24大正式提出經濟向集約化為主的發展道路過渡，其直接的原因有：(1)從60年代中期開始，許多部門已面臨勞動力數量的約束，70年代有勞動能力的人員年增長率為18%，到80年代下降為3.8%；(2)資源供求不平衡，進入70年代，西部資源供應能力嚴重下降，要依靠東部供應，面臨運輸的約束，如燃料運輸的平均距離由1966年的734公里拉伸到1152公里，開采成本隨著開采條件的惡化而大大提高，因此廉價資源消耗的時代已經過去，另外國家還需要節約資源換取外匯；(3)資金供應能力下降。50年代基建設投資年均增長13.3%，60年代降為7.1%，70年代降到5.3%。與此同時，經濟效益日益低下，社會勞動生產率從1961-1965年的年均6.1%下降到1971-1975年的4.8%，高產與低質并存是前蘇聯各部門、各產品很常見的現象。但是整個70和80年代初前蘇聯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沒有取得多大的進展，于是在1986年蘇共27大進一步確定“整個國民經濟轉向集約化軌道”的經濟發展方針。事實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很多國家都在追求的，但是很多國家沒有做到并最終被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所累，如果不全面反思、研究，仍沿襲舊的思路，在舊的體制框架內考慮問題，就難以有效地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第三，建立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確立制度基礎。非競爭性易導致三個問題：(1)缺乏有效的激勵經濟主體的方式，產值、計劃指標完成情況及上級主管的考核等都存在不少的問題，如企業往往會研究主管部門的偏好，會游說上級爭取對自己有利的考核指標，且信息不對稱使企業在博弈中處于有利的位置，由此激勵企業進行這種信息優勢競賽。(2)如果沒有競爭，則人們決策所使用的信息是不完全的；(3)非競爭性使爭取優勢的技術進步成為無源之水，難以持續。

第四，建立激勵技術進步和創新的經濟機制。在技術快速進步的社會，因為技術的失誤會導致一個產業、國家更快速的衰退，政府的干預力度反而有所加大，更加強調干預的有效性。我國已經在鼓勵企業加大技術開發費用的投入、推動產學研合作、加速技術成果的產業化和商品化、推動企業機器設備的更新等方面作了部署，應進一步選擇優勢和重點產業，用“適用的技術”改造現有產業、開發新的優勢產業，利用資源市場動員資本，在支持技術領域加大國家資金、政策的投入，走出一條符合我國資金、資源現狀的技術創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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