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和國內經濟革新打算

導語：經濟全球化和國內經濟革新打算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經濟全球化將推動經濟轉軌進程。以加入WTO為標志，我國的改革進入新階段

經濟全球化將推動我國的改革進入新階段，例如：經濟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對政府的壓力，徹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全面的市場競爭，加快企業改革，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具緊迫性；經濟全球化強調金融的國際化，金融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將首當其沖。

加入WTO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改革動力。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全面開放階段，逐步放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會計、咨詢、旅游等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我國加入WTO，目的是通過開放市場來解決經濟轉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開放倒逼改革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強調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經濟調控規則的改變，主要目的是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及規制環境。我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轉軌正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和挑戰：其一，我們采取的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在實踐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改革中積累和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結構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現出來，日益對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形成制約；其二，無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或經濟運行層面，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交織在一起，結構調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為結構調整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這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從外部對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動力和壓力。

由于體制性的結構問題成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實行并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新形勢下改革的重要選擇。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我國“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對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都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2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為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在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都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經濟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實質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逐漸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又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面對新舊兩種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以充分發揮新體制結構的整體優勢和作用。因此，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在于注重一項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視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有其結構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為補充。制度的互補性及其合理結構是一項新制度充分發揮效應的基礎和前提。

——強調改革的配套性。由于體制的結構性特點，配套改革的結構性改革階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結構性改革注重整體改革的配套性、系統性。我國現階段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有企業要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農村改革要與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經濟體制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結構性改革既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時也要求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結合。伴隨經濟改革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已超越了經濟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將成為一個大趨勢。

——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以立法來保證體制創新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同時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沒有法治的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就難以確定。保護已有的改革成果，規范未來的改革行為是結構性改革對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與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制建設對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約束政府行為是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和任務；三是加快與重大改革措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例如，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這對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十分重要。

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變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規律性。當前，我們既要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矛盾，比如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但更要關注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優化制度性結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轉軌的特點，我國應當通過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

實踐證明，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的經濟轉軌已把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議程。為此，要把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并由此使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之間相適應。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和重新調整，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關鍵是經濟改革能夠兼顧利益相關各方，并通過相應的社會改革對利益受損者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救助。伴隨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國原有的社會利益機制、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改革新階段，迫切需要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做出主動的、積極的調整。這已成為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將在新時期改革進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受益和得到實惠，是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現實生活中與人民群眾利益相背離的現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改革的預期，挫傷了人們理解、支持和參與改革進程的積極性。這突出地表現在各種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門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傾向突出，腐敗蔓延；伴隨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增多，城市貧困人口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并由此產生種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在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的改革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并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應當客觀地分析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新時期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格外強調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視廣大群眾擁護改革的程度和參與改革的熱情。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應當始終是改革的根本出發點。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于它在不同社會及文化中的差異性及適應性。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市場經濟，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主要獲益者的市場經濟。因而它的根本優勢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獲取利益基礎上的廣泛參與。作為順利推進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證，明確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增強改革的透明度，讓廣大群眾了解改革的進程和內容，并使他們中的多數在改革中獲益，過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們順利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予堅持的重要原則。

加快推進產權制度改革，打造與新體制有效運行相適應的制度性、社會化的基礎。改革進入新的階段，實現產權制度改革的突破至關重要。產品短缺是計劃經濟體制突出的特征和現象。但從制度的缺陷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最大的短缺是產權的短缺，它的基本特點是產權主體的單一化。這是傳統經濟體制下不可能產生競爭、沒有經濟活力的制度原因。經過20多年的改革進程，我國的產權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經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任務還遠未完成。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漸展開和深入，產權主體的社會化成為一個必然的要求和趨勢。結合我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以無償和有償相結合的原則，多種途徑實現企業家、尤其是創業型企業家的價值，規范推進具有我國特色的職工持股制度，有效構建企業與職工的利益共同體，由此推進產權主體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社會化的轉變，打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制度基礎，是新時期經濟改革的重要任務。此外，要從法律上賦予和保障農村土地產權關系，為農民增收創造根本性的制度條件。

加快推進產權制度改革，需要盡快明確兩個政策層面上的問題。一是結合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實際進程，對國有資產的量化問題應當具體分析、分類對待。經過客觀的評估和嚴格的程序，從國有凈資產的增值部分拿出一塊來實現企業家價值和推進職工持股制度，這不能算作國有資產的流失，而是對企業家和職工付出勞動的應有報償，是對其所做貢獻的充分承認和肯定，有利于對企業家和職工形成更大的激勵，有利于企業穩定和社會穩定，更有利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二是對于“誰投資、誰所有”的原則應當給予新的、全面的解釋。在產權改革過程中，只強調物質資本投資者的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而不承認人力資本投資者的收益權是不全面的，也不符合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原則。

中國，改革決定未來。對于我國這樣的轉軌國家來說，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改革和加快市場經濟制度和民主法治社會的建設。由此，更加務實地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制度性障礙，更加務實地強化市場力量，富有成效地推動我國經濟的國際化，并在更高的層次上參與經濟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