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創新與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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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學說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誰是創始者有兩種說法。一說起自RagnarNurkse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ofCapitalFormationinUnderdevelopedCountries；另一說起自我們的張培剛在哈佛大學獲獎的博士論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書出版。今天回顧，從影響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遠為優勝。這是不幸的，因為這影響帶來數之不盡的怪誕不經的理論。如果當年經濟學界以張培剛的論文作為經濟發展學說的基礎，我們的眼界和思維早就有了長進。于今塵埃落定，我認為還是張大哥勝了。二十年來中國的驚人發展，是成功的農業工業化。大哥的思想早發晚至。———張五常一、早年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1947年，作為東方第一人，張培剛教授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獲得了美國哈佛大學1946年－1947年度最佳論文獎即大衛·威爾士獎。《農業與工業化》的主題是研究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之間的調整問題，特別是著重研究農業的調整，以及農業對于這個特殊的經濟轉變階段的種種變化的適應過程。但是，迨至張培剛教授開始研究這一問題時（1945年），世界上尚無一本著作，甚至一篇論文，用一種系統的方法，不管是理論的、歷史的或統計的方法，來探討農業與工業之間動態的及演進的關系，并討論農業改進和工業發展之間動態的及演進的關系。因此，采用什么方法來研究農業與工業之間在工業化演進過程中的動態依存關系，就成為張培剛教授當時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理論和方法論問題。為此，張培剛教授對當時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區位理論分析方法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考察，通過若干改進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方法論體系。從對整個問題的分析來看，張培剛教授首先在靜態的假設條件下，分析了農業與工業的相互依存關系，然后分別不同時期和不同因素的變動，對影響工業化過程的若干因素進行了分析，并對這一動態演進過程中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變化的過程及條件進行了詳細考察。在整個問題的分析中，張培剛教授的分析方法總是綜合的、多維的，力求克服單一方法的缺陷和吸取各類方法的優點。他對整個問題的分析既是理論的，又是歷史的，使其分析既具有理論的一般性，又不失實際應用的具體性；他的分析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使其分析結論既能預見一般趨勢，又不失應有的精確性；他在時間上分析了工業化的演進及工業和農業的相互調整，在空間上描述了多種經濟活動的并存，比較了多種工業化模式。這種綜合的、立體的、時空結合的分析方法，應成為我們研究復雜經濟問題的楷模。農業與工業的聯系或農業的貢獻理論。張培剛教授在有關的靜態假設條件下，論述了農業與工業的相互依存關系，這是對農業貢獻理論的第一次系統論述，比庫茲涅茨關于農業貢獻的論述要早15年。工業化理論。張培剛教授對工業化理論的貢獻，集中反映在他關于工業化的定義、工業化的發動因素和限制因素的論述，以及關于工業化的類型的分析中。張培剛教授指出，“工業化”可以定義為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可能最先發生于某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函數，然后再以一種支配的形態，形成一種社會的生產函數而遍及于整個社會。基要的生產函數能引起并決定其他生產函數的變化，對于后者，我們可以稱為被誘導的生產函數。總之，工業化的真義，并不是大工業代替小工業，甚至也不是機器居于支配地位，而是“駕馭自然來為人類服務”。不應該把實現工業化與發展農業對立起來，相反，農業發展本身就是工業化過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確立了工業化的概念之后，張培剛教授在綜合前人關于工業化過程的影響因素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解釋工業化過程的五項基本因素，包括：（1）人口（數量、組成及地理分布）；（2）資源或動力（種類、數量及地理分布）；（3）社會制度（人和物的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4）生產技術（著重于發明的應用）；（5）企業家創新管理才能。其中，企業家創新管理才能和生產技術屬于發動因素，人口和資源屬于限制因素，社會制度則既可能是發動因素，又可能是限制因素。據此，除了社會制度一項以外，張培剛教授對各發動因素和限制因素依次進行了分析。張培剛教授從多角度對工業化的類型進行了分析，為工業化理論和戰略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模式。他指出，完成工業化有不同的方式或類型，主要依我們所采用的分類原則如何而定。我們可以依據工業化由政府或個人先行發動，將工業化分為個人或私人發動的、政府發動的以及政府與私人共同發動的三種類型。張培剛主要分析了私人發動的工業化類型，指出，在這種演進的過程中，使工業化開始的主要發動力量，是企業創建精神和生產技術，并描述了這一演進過程中技術、組織和產業結構變化的一般規律，從而為政府在工業化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框架。《農業與工業化》還分別探討了工業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和工業化對于農業勞動，特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影響。這兩個方面的問題能否妥善解決（產值結構和人口職業分布結構能否轉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工業化的成敗，因而至關重要。總之，《農業與工業化》無論在方法論上，還是在具體理論結論上，都為當展經濟學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其理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政策推論，經受了實踐的考驗，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二、對發展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1988年，他發表了《發展經濟學往何處去？———建立新型發展經濟學芻議》的著名論文，首次提出了建立新型發展經濟學的設想。他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發展經濟學所遇到的難題，擺脫發展經濟學所處的困境，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發展經濟學加以徹底改造和革新：其一是要擴大研究范圍，把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進來。其二是要改進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改變過去發展經濟學那種單純就經濟論經濟的做法。其三是要重視對照國外經濟發展的經驗，分析當今發展中國家走向工業化的環境條件差異。其四是要從發展中國家本國的國情出發，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后來，張培剛教授又深入細致地論述了新型發展經濟學的基本思想，為發展經濟學擺脫困境，以及為新型發展經濟學的創立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建立新型發展經濟學的思想提出之后，引起了全國經濟學界、特別是中青年經濟學者的強烈反響。在這種情況下，張培剛教授針對發展經濟學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結合發展中國家在戰后的實踐經驗，尤其是發展中大國的發展經驗和教訓，進行了比較深入系統的研究，并于1992年出版了《新發展經濟學》專著，作為建立新型發展經濟學的初步嘗試，受到了國內經濟學界的普遍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