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完善理論研究論文

導語：經濟體制完善理論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去年底，《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發表以來，在改革開放不斷取得突破的同時，總感到有些深層次問題認識上不統一，步調上不一致。今年初，又下發《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科學回答這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決定》的實施，需要《意見》的指導，兩者的全面落實，將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一經濟體制新模式將更多地走向世界。這里，只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

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

眾所周知，產權清晰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前提，否則，就談不上交換。但是，產權清晰并非必須清晰到個人，私有制不是市場經濟的唯一產權形式，更不是市場經濟的唯一決定因素。

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具有天然聯系，也經歷原始資本主義、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跨國資本主義等發展階段，才形成一套比較完整且不斷變革中的現代市場體系。重溫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五大經濟特征越發明顯，但應當說，從原始掠奪、自由競爭、私人壟斷、國家壟斷到跨國壟斷，從業主制、合伙制、公司制到集團制，從科學管理、人群關系、行為科學到管理科學，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確實發生比較深刻的變化，從而暫時擺脫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命運，仍然能容納生產力的較快發展。

公司制與計劃經濟具有天然聯系，社會主義思潮與資本主義思潮幾乎同時產生和發展，但實踐表明，就生產力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市場經濟是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問題在于：公有制能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早在一百年前，帕累托就提出這個問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又引發一場長達二十年的大論戰，鄧小平以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對這場論戰作出了肯定回答。

應當清醒的看到，建立與私有制具有天然聯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經歷三百年的漫長探索，不同階段有不同特點，不同國家又有不同模式。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一個全新課題，要在三十年內就建立完善的、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焦點，是國有經濟如何發揮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由于我們對這場革命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估計不足，往往急于求成，動輒幾年建立、幾年脫困、幾年完善、幾年成熟。當改革的實際進程達不到預期目標，在一些深層次問題上未能取得突破時，有些人便對國有經濟的前景表示悲觀。他們根據“經濟人”的假說，以“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效率最高為由，提出“國家所有制下企業家不可能定理”，主張國有經濟全部退出競爭性行業。這未免言之過早，失之偏頗。事實上，作整個經濟體制中心環節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不僅受到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也受到政治體制改革進程的制約。如果沒有外部環境的配套改革，國有企業只能是無水之魚。國有企業改革的困境，既有歷史的、社會的原因，也有經驗的原因，不僅僅是產權虛置的問題。作為現代化大生產的社會組織，現代企業不像小私有者那樣，多賣一元錢就能多的一元錢。無論公有還是私有，都存在委托一鏈問題，關鍵在于治理結構。只要做到產權清晰，形成激勵約束機制，是否國有或國有控股并非決定性因素。西方的私有制企業，倒閉的遠多于存續的，蘇東的“休克療法”，并不是“一私就靈”，我國的公有制企業，也沒有進入世界五百強的。鑒于建立公有制市場經濟是領導有序的自覺進程，也許并不需要像私有制市場經濟那樣經歷三百年的自發過程，如果我們能夠在本世紀中葉今本實現現代化的同時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就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就是對人類的重大貢獻。

經濟體制與中華文明

人們不難發現，我們在學習外國經驗時存在一種普遍現象：科學技術一學就會，既快又好。世界市場出現什么新產品，往往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到國產品。一年半前，一般人還不知道什么叫光盤，一年半后，我國的光盤產量就成世界之最。而經濟體制一學就變，既變形又變味[1]。行業協會本來是自下而上成立的自治組織，我們一學就變成“二政府”。股市從來就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我們這的經濟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可股市一片大跌，一路下跌。究其原因，乃在科學技術是自然系統，服從自然規律，而經濟體制是人造系統，與人文休戚相關。

什么是中華文明？從源頭上看，不外乎歷史形成的傳統文化和近代形成的革命文明。

我國的傳統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世界今存的四大古文明之一。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傳統文明的真諦；《大宅門》、《大染坊》是傳統文明的縮影；遍布全球的“唐人街”，更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的歷史見證。從某種意義上講，儒家文化在韓國、日本乃至“去中國化”的臺灣地區，也得到較好的延續。反觀中國大陸，歷來主張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往往因有糟粕而去精華，“把嬰兒與洗澡水一起潑掉”。費爾巴哈是形而上學唯物論，黑格爾是唯心辯證法，馬克思正是吸取兩者的合理內核，才形成辯證唯物主義。而儒家和道家在2000年前的共識“天人合一”，就因為帶有“唯心”色彩而被掃入“歷史垃圾堆”，以致付出沉重環境代價以后，才引進可持續發展理論，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由于西風勁吹，國際“接軌”，人們都知道當代首富蓋茨的致富之道，卻未必知道先秦巨萬陶朱公的計然之策，人們都知道西方情人節，卻未必知道牛郎織女七夕節。陶瓷源于中國，中國因此得名China，但在今天的世界陶瓷市場上，中國陶瓷卻上不了人家的禮品貨架，銷量也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經絡學和針灸學、中醫學和中藥學，有著豐富的中華文明底蘊，連外國人都當作“奇跡”，我們卻沒有投入足夠的力量以現代科技進行挖掘和升華，反而成為中草藥凈進口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在黨的長期革命斗爭中革命文明，不怕犧牲，前赴后繼，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戰爭年代和建設年代的主旋律。從長征到三峽，從紅旗渠到宇航船，從大慶精神到鞍鋼憲法，從鄉鎮企業到股份合作制，都是革命文明的偉大創造。人們至今對1950年代懷著美好的回憶：生活水平不高，但社會秩序井然，假冒偽劣沒有了，賭毒黃娼絕跡了，偷盜貪賄也少見了。但是隨著20年來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意識形態日漸多樣，污泥濁水日益泛濫，導致黨風日下，世風日微。現在，某些人只把革命傳統掛在嘴上，寫在紙上，甚至當作笑料，嗤之以鼻。

正由于傳統文化文明“沒用”了，革命文明“過時”了，許多人出現精神空虛或精神危機。大量的頻繁的窩案、串案表明，他們就像經濟動物一樣，僅憑本能追逐私利，以致無法無天，胡作非為，無所不用其極。許多惡性案件，不僅違背中華文明，就連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未見或少見，可謂曠世奇聞。試問：“鄭百文”是什么文明？“注水肉”又是什么文明？這些人只是借市場改革之名，行中飽私囊之實，怎么能指望他們學好別人的先進經驗呢？由此可見，中華文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精神支柱，弘揚中華文明是完善這以經濟體制的根本保證。

市場經濟與意識形態

一般來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隨著改革開放,我們正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實行以公有制為主的混合經濟。在經濟基礎日益多元化的情況下，如何防止意識形態的多元化，確保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一個極其嚴重的挑戰。

存在決定意識。市場經濟的存在，必定產生市場經濟的意識。一位營銷員，從早到晚做的都是：怎樣以盡可能高的價格，銷出盡可能多的產品，以便得到盡可能大的提成。這種追求個人利益的實踐，怎么形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一位首席執行官，一年到頭做的都是：怎樣通過你死我活的市場競爭，實行短期利潤最大化和長期資產最大化，連做夢都想進入世界500強。這種“經濟人”的實踐，僅靠一月一次的黨支部會，怎么形成“解放全人類”的胸懷？正確輿論導向。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知識化日益加快，任何人都可以通過任何方式取得任何信息，各種思想彼此交織，各種文化相互激蕩，難免泥沙俱下，魚目混珠，各國政府都不會放任自流，撒手不管。但是，政府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控制的只是書籍、報刊、廣播、電視、學校，而對有些人來說，這些宣傳已經收效甚微，進教材、進課堂，卻未必進頭腦。他們獲取信息的渠道是家庭、社會、手機、特別是互聯網。互聯網不僅將可口可樂送往世界各個角落，而且將美國文明送往互聯網的所有終端。伯努瓦在《經濟全球化》一文中指出：“互聯網的力量最終表現在他讓整個世界都像北美人一樣思考”。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相當一部分人形成雙重人格：說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明里是一套，暗里是一套；“頭”在是一套，“頭”去是一套；單位是一套，家庭是一套；群體是一套，獨處是一套。結果，從顯規則來看，冠冕堂皇，無懈可擊；從潛規則來看，則無煙瘴氣，兩個天地。

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堅定馬克思主義信念，正確區分倫理觀與經濟觀，弘揚優秀中華文明，發揮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無論歷代還是當代，也無論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我們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大氣凜然，嫉惡如仇，出污泥而不染。許多企業家都能遵循經濟法則與道德準則，在經營活動中斤斤計較，在公益活動中出手大方。同時，宣傳教育也是要進一步改革開放，破除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杜絕一切貌似正確的空話、套話、廢話。馬克思主義是與各種錯誤的思想的斗爭中建立起來的，也只有在與錯誤思想的斗爭中才能發展下去，僅靠禁書、禁演、禁播、禁網，關起門來灌輸，充其量只能培養溫室里的花朵，經不起風吹雨打，導致更大的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只有提高對各種錯誤思想的識別力和免疫力，才能“勝似閑庭信步”，做到“三老、四嚴、四個一樣”。

[1]變有兩種：一是結合國情，有創新；一是扭曲變形，畫虎不成反類犬。這里指后一種

公共規制與市場機制

中國是世界最早、最大、最強、最長的封建國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1]私人規制（privateregulateon）就是公共規制(publicregulateon),官本位根深蒂固。全國解放以后，建立了人民政權，但官本位思想一脈相承，而且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朝代。鄧小平指出：“我們現在的官僚主義現象，除了同歷史上官僚主義有共同點以外，還有自己的特點，既不同于舊中國的官僚主義，也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官僚主義。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2]由于黨政不分、政資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官本位往往以黨為“虎皮”，肆無忌憚，為所欲為。要反對黨為“虎皮”的官本位，也因投鼠忌器，格外困難。

毫無疑問，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沒有統一領導是不可想象的。西漢、盛唐、前清等中華盛世，都與強有力的中央有關。在當今中國，要實施馬克思主義建設工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黨的政治領導是關鍵，而且不可替代。問題在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科學界定公共規制與市場機制的邊界？人們往往用舵手與船員、裁判員與運動員來描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公共規制與市場機制的邊際社會收益相等作為界定點。也就是說，一項經濟活動，如果通過市場競爭帶來的社會收益大于政府干預的社會收益，就交給市場。黨的主要任務是領導人民制訂公共規制，政府的主要任務則是在黨的領導下實施公共規制。

在入世談判中，歐美國家以“政府影響”為由，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其實，政府影響問題在發達國家也在爭論，也未解決，現在卻苛求于正在轉軌中的中國，這是一種政治偏見。但是，毋庸諱言，我們的政治體制雖然一直在改革，卻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政府管理經濟職能尚未根本轉變，該由市場解決的許多問題還抓在政府手里。無論是十年前的經濟軟著陸，還是這次防止經濟過熱，問題主要出在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調控也只能主要限制地方的信貸規模。這就是說，我們的調控模式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而不是“政府→市場→企業”，市場主角是政府還不是企業。

人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在中國搞一個項目，沒有政府支持，行也不行，有了政府支持，不行也行，而政府支持往往大有文章。“審計風暴”表明，幾乎所有重大案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官商勾結。環保有令不行，礦難屢禁不止，走私越抓越多，造假越打越假，背后往往有政府充當保護傘。

“鐵本事件”說明，有關部門并非不知道這個項目明顯違犯國家相關法規，為什么還要明知故犯呢？原來，市委已經將這個項目作為趕超鄰市的重大舉措，有關部門必須大開綠燈，否則，后果可想而知。而處理的結果，受處分的只是某些執行者，而決策者卻安然無恙——作為依法治國執政黨一級組織的市委，還不是法人，并不負法律責任。

1980年，鄧小平在談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時，一針見血的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3]現在,25年過去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已經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許多集黨、政、企大權于一身的案犯說明，這個問題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究其原因，仍在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尚未解決，黨與人大、政府、政協和人民團體的關系上不規范。用一位來縣委書記的話來說，就是“書記揮手，人大舉手，政府動手，紀委下手”。當然，黨必須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但這只能從領導體制上解決，黨政交叉任職是靠不住的。因此，“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分開，解決黨如何善于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第一。”[4]

革命，是指人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中所有進行的重大變革。如果說，1949年全國解放是政權更迭的第一次革命，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是利益重構的第二次革命，那么，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則是權力再造的第三次革命。本來，政治體制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題中應有之義，但由于政權更迭和經濟體制改革都是黨革別人的命，政治體制改革則是革自己的命，觸及千千萬萬干部的權力，也可以單獨看成一場革命。鑒于這場革命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必須審慎從事，不能影響穩定，但革命總是有風險的，害怕風險只會帶來更大的風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會保障經濟體制改革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5]“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6]

[1]漢書．蓋寬饒傳

[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7、328頁

[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9頁

[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7頁

[5]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6頁

[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64頁

國際合作與國家主權

世紀之交，經濟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有朝一日資源將在各國自由流動，這正是人類夢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但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決定一國事務的還是國家主權，左右一國政策的還是國家利益，民族國家不僅不會消失，而且外來干涉越大，反彈越強。社會主義國家主張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統一，也只有首先建設好自己的國家，才有能力盡到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

世界近代史表明，當一國國力強盛之時，主張對外開放，否則就閉關自守。英國在17世紀以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的競爭中不具優勢，就奉行重商主義，實行民族保護；當18世紀開始產業革命以后，成為“日不落帝國”，便主張自由放任，自由貿易。美國經過7年解放戰爭剛取得獨立時，曾提出“門羅主義”，口號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對歐洲插足美洲事務；當羽翼豐滿以后，便在1899年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要求與列強“機會均等，利益均沾”；及至當代，一霸獨強，全球化也叫得最響，借口“人權高于主權”，企圖實現全球美國化。

對于社會主義中國來說，國家主權具有特殊重要性。眾所周知，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后，美國的反共勢力一直以蘇聯為主要敵人，蘇聯瓦解以后，美國的反共勢力又以中國為主要敵人。由于在反恐、反伊、朝核問題上搞得焦頭爛額，他們不得不與中國進行某種策略聯合，但只要騰出手來，總是千方百計從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特別是利用臺灣裂解中國，阻撓統一。他們對中國改革說過一些好話，也只是因為他們將“特色社會主義”誤解為“特色資本主義”，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誤解為“資本主義初級階段”，有利于“和平演變”。如果說最強的資本主義美國與最強的社會主義蘇聯，是左右20世紀世界局勢的主角，那么21世紀的世界局勢正日益走向多極化，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斗爭的主角則是中美兩國。

我們應當從這樣的全球大舉來審視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維護國家主權之間的關系。從我國歷史經驗中可以看到，兩者有統一的一面：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能夠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增強綜合國力，能夠盡到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應有的國際責任，如果閉關自守，與世隔絕，勢必落后挨打，何來國家主權？同時，兩者又有矛盾的一面：參與國際合作必須遵守國際規則，勢必影響我國主權完整，政策選擇受到制約。我們決不拿原則做交易，但凡事都有機會成本，要獲得國際合作的好處，就只能讓渡某些國家主權，從無條件的國家主權變為有條件的國家主權。T·托馬斯說，加入經濟全球化猶如穿上“金色緊身衣”：經濟增長了，而政治萎縮了，政策選擇范圍縮小了，要末可口可樂，要末百事可樂。面對這樣的兩難選擇，我們不能非此即彼，只能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問題、不同對象，冷靜觀察，權衡利弊，兩手準備，沉著應付。

應當看到，現有的超國家世界組織和國際會議，多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導，他們邀請中國參加，也許設下圈套，別有用心，但是，我們與其站在外面反對，不如參與其中斗爭。包括八國首腦會議在內的一切全球或區域會議，如有可能，都應爭取參加，取得國際規則發言權，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是國際合作與國家主權達到最大限度的統一。

現實綱領與最高綱領

我國現在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在現階段的基本綱領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長期奮斗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我們是現實綱領與最高綱領的統一論者，如果離開現實而空談理想，就會脫離實際，但忘記理想而只談現實，又會迷失方向。

蘇東劇變以后，全球化到來之際，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對共產主義的命運議論頗多，有人提出“全球化時代的共產主義”，有人則認為已經是“歷史的終結”。反觀國內，倒是諱莫如深，在世界最大共產黨的各種媒體上，幾乎看不到“共產主義”這四個字。當然，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未來如何發展，應當由實踐去回答。但是，現實綱領必須服從和服務于最高綱領。距今150年前，當共產黨還沒有任何執政經驗時，馬克思、恩格斯就起草了《共產黨宣言》，今天，有了蘇聯70多年和中國50年的經驗教訓，我們應當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對最高綱領及其實現進程做出科學預見。不可否認，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各國共產黨人正在困境中堅持奮斗。占全球共產黨員90％以上的中國共產黨人，理應拿出21世紀版的《共產黨宣言》，這是中國共產黨邁向共產主義的需要，這是各國共產黨堅持共產主義的需要，這也是各國政黨對共產主義再認識的需要。

對于社會主義的本質，我們已經有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但對共產主義的本質，卻很少進行公開的探討。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最高理想，但是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具有屬人性——人與其知識難以分離，如何“共產”？馬克思主義認為，隨著階級消滅，民族國家自行消亡，世界大同。全球化論者也說，隨著資源在世界自由流動，民族國家消失，全球一體（所謂“資本無國界，人才無國籍，企業無祖國，市場無邊界”），兩者究竟有何異同？如果說，共產主義是物質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那么，這一界定是否可逆——只要做到這三點就是共產主義？為什么克林頓說“我們距離共產主義比中國更近”？共產黨員在入黨時宣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少先隊員在對歌中也高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我們必須對共產主義的本質有一個科學的說法，并寫入黨綱，使大家對共產主義不僅信仰，而且信服，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獻身這以崇高理想。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少需要100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分為三步走，全國人民對此具有共識，勇于實踐。但是，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呢？初級階段實行市場經濟，高級階段是繼續發展市場經濟，還是回歸計劃經濟？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高級階段是繼續發展這中混合經濟，還是回歸公有經濟？初級階段是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高級階段是繼續完善這種分配形式，還是回歸按勞分配？當代有三分之一的國家由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執政，他們在經濟體制上也有大量的理論和實踐，這些民主社會主義者是“修正”了科學社會主義，還是在某些方面也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有值得我們借鑒之處？顯然，只有明確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我們才能區分社會主義不同階段的基本綱領，究竟是走向共產主義而不得不采取的迂迴戰術，還是特色社會主義走向科學共產主義的創新戰略；究竟是發展馬克思主義，逐步走進我們的最高理想，還是“修正”馬克思主義，不斷走離我們的最高理想。

有關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這些問題，都是重大的理論和實踐研究課題，之所以在這里一并提出，是因為它們彼此相關，必須統籌研究。這些問題涉及敏感的政治，確實從學術的角度提出來的，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課題。《意見》提倡不同學術觀點、學術流派的爭鳴和切磋，這里只是提出問題，并無一定之見，僅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