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階段性規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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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經濟增長在不同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特點，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在實際運行中仍具有粗放型特征，制約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從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和現實國情看，集約型增長是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然選擇。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克服資源供給、投資與消費結構協調、產業優化與擴大就業等難點問題，通過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實現經濟的良性增長。

關鍵詞：經濟增長，效率，科技創新，體制創新

經濟增長是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加的過程，通常表現為一國國內生產總值即CDP的增加，它是對社會再生產動態過程和結果的整體反映。經濟增長具有內在的規律性，在不同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特點，實現的途徑也有差異。中國以“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既與底子薄、科技落后等基礎國情有關，也與片面追求增長速度的制度安排有關。這種粗放式增長導致的資源、環境、國內市場需求、弱勢產業、區域和行業差距等問題，已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實現經濟穩定和可持續增長的根本出路，是要把生產要素的技術結合和社會結合統一起來，從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人手，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加快結構調整，逐步實現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一、經濟增長方式的階段性規律與理論闡釋

經濟增長方式，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和作用的方式。從要素配置狀況出發，經濟增長可以衍生出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擴大規模為基礎、強調增長速度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為基礎、強調增長質量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不同時期、不同產業部門的發展中，兩種增長途徑往往是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并存，而主導地位會有所不同。

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的轉變，是經濟增長的一般趨勢，這個內在的規律性可以通過經濟增長方式的階段性演變反映出來，并展現出不同的特征(波特，2002)。經濟增長的歷史過程，首先表現為要素驅動階段，即資源經濟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自基本生產要素，即廉價的勞力、土地、礦產等資源，特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為主導產業；其后則為投資驅動階段，即資本經濟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自大規模的投資及生產，特征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成為這一階段的主導產業；第三為創新驅動階段，即知識經濟階段，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來自于技術創新，經濟發展特征為知識密集型產業是該階段的主導產業；第四為財富驅動階段，即第三產業的分化階段，追求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和生活享受，成為經濟發展的新的主動力，自然產業、精神產業和社會產業成為這一階段的主導產業。

從經濟增長的現實來看，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規律性演變，也大體上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770年以前的經濟“起飛”前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內容是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經濟驅動因素以自然資源投入為主，農業是這一時期的主導產業。第二個階段是從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后期，這一階段的特點是以大機器工業代替手工業，資本積累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因素，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部門成為主導產業。第三個階段是1870—1970年的百年發展時期，這一階段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不再主要依靠資本和資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高。這一階段的主導產業，是與服務業一體化的制造業及農業。第四個階段是1970年以后的經濟信息化發展時代，用信息通訊技術改造國民經濟成為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內容。這一時期的主導產業，是滲透到各個產業的信息通訊業。

經濟增長方式的階段性規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經濟時期的增長理論上。在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階段，由于人口增長與糧食等產品增長的不同步，人口增長的擴張性與土地等生產能力的有限性之間存在著不平衡，因而產生了理論上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Trap)。對于經濟增長依賴于基本生產要素驅動的困境，斯密與李嘉圖等曾持悲觀的態度，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理論上的“馬爾薩斯陷阱”并沒有在現實中發生。在早期增長階段，經濟的快速增長得益于資本的積累，哈羅德.多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作為分析這一時期增長特征的工具，受到西方經濟學家的認可。在第三個階段，隨著技術進步導致的效率提高，新古典外生增長模型(Slow，1956)成為這一時期經濟增長方式的最好的注解。

新增長理論的內生增長模型是對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點是強調內生化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決定作用。在AK(accumulationofknowledge)模型中，知識積累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Arrow，1962；Romer，1986；Lucas，1994)；在基于R&D(researchanddevelopment-based)模型中，技術進步依賴于人力資本投資，而人力資本投資的差異主要歸于對R&D部門投入的不同，這是各國經濟增長間存在顯著差異的原因(Romer，1990；Lucas，1998)；ED(evolvementofdivisionoflabor)模型則主要是從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演進出發，研究經濟增長問題(YangandBorland，1991)。新增長理論說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夠帶來科技進步的條件下才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科技進步必須遵循內在的實現機制。

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事實上已得到大量歷史經驗數據的支持。相關研究表明，現代西方工業化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1.5%多，其中，資本對人均收入的貢獻約為0.25%，生產效率提高的貢獻則為1.3%。因此可以認為，這些工業化國家已走過了單純依靠資本投入拉動的經濟增長期，因為“投入的貢獻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而“絕大部分應歸因于生產率的高增長率”(庫茲涅茨，1985)。薩繆爾森(1992)在分析研究美國經濟增長狀況時發現，美國在上世紀初至80年代，年均增長率達到2.2%，其中資本深化所占份額僅有0.5%，而資本效率提高的貢獻份額卻占到1.7%。

在肯定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不能忽視技術進步的社會制度環境。不同歷史時期的增長方式是否科學和合理，需要通過社會生產過程中投入和產出關系的檢驗。社會產出的增加與社會對生產過程中的投入密切相關，而生產要素的投入是多元的，且受社會經濟制度的約束。從歷史和當代經濟發展的現實看，決定經濟增長方式的因素也不是單一的，而是很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對社會制度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研究，也是從理論上闡釋經濟增長的另一條主線。

制度經濟學著重研究一定歷史階段的制度對技術的決定作用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舊制度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過程的起點是技術上的突破，而技術的應用必須有賴于組織，組織是用幾個人或許多人的比較專業化的努力或知識來代替單獨個人的這種努力或知識的一項措施(加爾布雷思，1980)。新制度經濟學則將研究視角從生產領域延伸到流通、交換和分配領域，以要素間交換存在交易費用為依據，提出用于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創新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DavisandNorth，1970)。諾斯等人進一步指出，制度創新是能使創新者獲得追加利益的現存制度的變革，其動力是個人利益最大化，其實質是通過制度的調整和變革，創新者把握新的盈利機會以實現預期的收益增長，因此制度變遷的過程是制度均衡與制度創新交替出現的過程，制度創新過程可以對一些國家(如美國)的經濟增長作出解釋。這些研究成果對探討當代經濟增長的內在原因和經濟發展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二、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與定位

在不同的經濟增長階段，經濟增長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技術和制度特點。從現實國情看，中國目前仍處于經濟增長的投資驅動階段，資本密集型產業是主導產業，經濟增長仍然是以資本投入作為主要驅動因素，經濟效率仍然低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是當前正處于重要的經濟轉型期，適應于要素數量投入型增長的傳統經濟體制和制度安排還在頑強發生作用，客觀上加大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難度。因此，中國對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與定位，理論上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一是不僅要著眼于技術因素決定的效率，也要強調制度創新的作用；二是拓展對增長方式內涵的研究，既要分析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也要研究生產要素的質量和效率提高的內在機制；三是要具體聯系中國所處的經濟增長階段，把握好增長方式轉變的時機和環境；四是要改變個別因素的一元決定論，代之以多元化的系統性研究。

任何國家的工業化都經歷過粗放型增長的階段。新中國建立后的前期階段，以大規模投資驅動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客觀上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短期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不能認為，中國過去立足于資源和勞動力價格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既然取得了成功，就可以在現有資源條件下按同樣的方式全面實現工業化。金碚(2003)的分析也表明，中國的資源和環境無法承受粗放型經濟的持續增長。從現代經濟增長的規律和中國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看，粗放型增長是沒有出路的。

資本驅動的增長并不必然解決增長中的效率問題。盡管中國目前經濟增長中資本要素貢獻度的增長幅度，遠遠大于勞動力貢獻度的增長幅度，但這種資本的貢獻度大多來自于資本絕對投入量的增加，資本投入與產出效率卻并不高。從1979年到2004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4%，但是綜合要素生產率卻一直低于0.02%，遠遠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這是產生經濟發展中各種矛盾的主要根源。要解決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問題，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選擇與定位，必須立足于集約型增長方式。

集約型增長與粗放型增長相對應，此消彼長，但并不排斥外延式的增長。盡管集約型增長更多地具有內涵式增長的特征，強調的是對生產要素的節約使用，強調的是“低投入、高產出”，但它本身并不排斥高技術和高效率基礎上的外延式生產規模的擴大。中國底子薄、經濟基礎差，工業化的任務還沒有實現，擴大經濟規模的潛力仍很大，人民整體生活水平還要進一步提高；因此，經濟發展還需要大量的基礎建設和產業規模的擴張，不能忽視外延式增長在擴大經濟總量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集約型增長與科技進步相聯系，但又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技術創新驅動的增長，技術上的高效率并不能夠完全和必然解決集約生產的問題。集約是針對生產基本要素的投入，特別是資源投入而言的，資源的有限性特別是重要生產資源的不可再生性，決定了持續增長只能走集約式的發展道路。技術創新則主要是針對產出的效率而言的。技術創新固然是集約型增長的一個前提條件，但技術創新只能解決生產要素的技術結合問題，而不能解決生產要素的社會結合問題。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動力，一方面來自于生產力諸因素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個人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因而，生產因素除了一定形式的技術結合，還必須有相應的適合于生產力發展的社會結合形式，這種社會結合與經濟制度因素密切相關。技術創新固然可以極大地增加生產能力和提供更多的產品，但如果經濟體制和制度(如分配制度)不合理，也會影響到增長的持續和最終實現。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應重視有利于轉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有效制度安排，特別應重視提高勞動者掌握和發揮技術作用的生產積極性及其社會公平地位的制度保證。

集約型增長方式不僅不排斥勞動要素的地位，相反，還有助于解決勞動要素市場中存在的問題。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雖然豐富，但勞動力結構卻很不合理，高素質的勞動力包括高級技工嚴重缺乏，制約了經濟效率的提高。所以，實行集約型增長的重點之一，是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改善勞動力的結構，使之符合社會生產對勞動要素的要求。中國還處在工業化進程的中期，勞動力數量龐大與科技水平較低并存的現實，使中國在選擇經濟增長方式時，不能回避自身資源稟賦的特點。既要避免走過去粗放式增長的非良性循環的老路，也要避免片面強調單一因素、不符合國情的“趕超式”增長方式。經濟,國內宏觀-[飛諾網]

三、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難點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豐富的內涵。首先，要確立增長途徑上的效率導向，改變粗放、低效的增長方式，降低成本，減少消耗，提高效率；其次，要樹立增長目標上的競爭導向，通過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實現動態比較優勢的轉化，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提升產業和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其三，注重生產要素效率提高的協同性，集約型增長方式要兼顧資本、技術和勞動等要素間的結構和比例的合理性，降低和緩解轉型過程中的陣痛；最后，要有經濟增長視野的開放性，借鑒當代各國先進的生產要素組合方式，以適應更加開放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國際環境。

中國經過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現階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備了較強的物質基礎和條件，但舊的增長觀念和發展思路的思維慣性還在發生作用，特別是由利益原因產生的阻力很大。因此，中國實現向集約型為主的增長模式的轉變，任務艱巨，當前尤其要克服以下幾個難點問題：

1.投資、分配和消費結構的協調。再生產結構不僅是生產，還有流通、分配和消費的問題，因此不能單純強調投資，要看到分配和消費結構對決定增長方式的意義。庇古和羅賓遜等人就強調公平分配對國民收入增長的主導作用；以西斯蒙第、凱恩斯、庫茲涅茨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則強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主導作用。中國現有的投資結構的問題，主要是重數量輕質量、重規模輕效益，部分行業因過度投資生產能力過剩問題突出。據商務部材料，2005年前5個月，39個工業行業的產成品庫存同比增長19%。另一方面，分配和消費結構不合理，又加劇了產能和產品過剩。在分配上，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1995年為2.71:1，2002年擴大到3.11:1，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導致城鄉居民消費差距拉大。全國居民基尼系數連續多年在不斷上升。目前中國全社會的基尼系數已達0.46以上，遠遠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費傾向小于低收入者，當收入差距超過一定的限度時，就會使總消費的水平下降，由此產生生產能力與產品的過剩。這種制約經濟增長的市場需求約束，實質是社會資本再生產中的價值形態補償難以順利實現的問題。2.產業結構優化與勞動力就業的平衡。產業結構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產業投資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一旦形成，由于其資產專用性，不容易在產業間順利轉移。產業結構還由于勞動力結構的原因，易于陷入“路徑依賴”的陷阱。掌握一定技術知識的勞動力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不僅要投人大量的教育、培訓費用等資源，也需要一定的時間。人力資本形成的時間效應，無疑會制約新產業的增長，降低經濟整體效率。然而，經濟增長的過程總是和產業結構的變動相伴隨(錢納里等，1989)，產業的內部升級和資源在產業間轉移，是推動集約型增長的原因之一。產業結構變動過程中的結構性失業是一個常態，而實現勞動力的再就業，則要困難得多。實現向集約型增長的轉變，需要正視和解決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和每年新增的龐大勞動力就業問題。

3.資源有效利用上政府管制與市場機制抉擇的結合。任何經濟增長都會面臨著資源的約束，緩解資源約束當然需要提高技術利用效率，但也需要提高資源的社會利用效率。資源的合理價格，是衡量資源社會利用效率的重要參照物。中國目前的資源價格不夠合理，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日益加大。根據張卓元(2006)的分析，2004年中國GDP按當時匯率計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當年全球消耗總數8%的原油、10%的電力、19%的鋁、20%的銅、30%的鋼鐵和31%的煤炭，資源利用效率低。在能源方面消耗過度，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十五”期間超過1，其中2003年達到1.53，2004年達到1.59，導致中國主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從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環境惡化狀況也令人擔憂，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05年公布的“環境可持續指數”評價，中國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中僅位居第133位。顯然，這種經濟增長中的高耗費，是與集約型增長的要求相悖的。

合理開發與利用資源，需要政府的規劃和管理，也需要發揮市場調節機制的作用。一方面，目前中國的礦產資源、土地等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的價格，長期受到國家管制，嚴重偏低，使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不能反映市場供求狀況和資源的稀缺程度。另一方面，中國的市場價格形成機制仍不健全，導致價格失真。特別是由于土地、資源和資金等要素的虛假低成本，鼓勵了企業過度投資和忽視效益的傾向，誤導了投資和消費，這是形成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增長方式的重要誘因。既要加強政府的管理，又要完善市場價格機制，兩者如何結合，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個難點。

4.轉換政府職能和創新科技體制的銜接。轉換經濟增長方式，需要改變科技投入主體、創新科技體制，這就需要轉換政府職能。目前，政府職能轉換滯后，科技投入嚴重不足，是制約技術進步水平的重要原因。科技投入的主體是政府，政府將有限的財政收入，首先用于解決企業生產發展和人民衣食住行問題，必然造成削減科研項目和教育經費，使科技投入相對不足。一方面，改變政府在科研投入上的主體地位勢在必行，另一方面，中國的企業尚未成為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主導性推動力量。在目前企業的外部體制環境尚不完善，企業自身仍以壓低勞動力價格、進行低價競爭而不是以質量競爭的環境下，試圖在短期內很快就實現企業向技術創新主體的轉變，也是不現實的。尋求政府職能的轉換與企業改革的有機結合，是科技體制創新時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

四、轉變增長方式的出路在于兩個創新：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

當前，實現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主要應從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兩方面人手，在通過科技進步提高效率和優化經濟結構的基礎上，逐步扭轉粗放型增長的局面，引導和推動增長方式向集約型方向的轉型；同時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和體制改革，為科技創新提供制度保證。

1.以科技創新提高效率，帶動經濟結構的優化和能源的節約。科學技術創新是集約型增長的基礎與核心，當今世界各發達國家，其經濟增長主要都是依托于科技優勢取得的。科技進步提高經濟效率的主要途徑，一是提升生產要素的質量和擴大要素的范圍，發現自然資源新的生產用途，對新勞動對象進行開發和利用；二是提高勞動者對科學技術知識的掌握程度和運用科學技術進行生產的能力，提升生產的勞動結構，減少體力勞動的支出，提高智力勞動的比例和知識勞動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三是通過“溢出效應”，提升社會整體技術水平，在提高質量和降低生產成本的基礎上提高經濟效益；四是優化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結合方式，促進生產要素根據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原則流動，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經濟效率。此外，科技進步可以通過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物耗和能耗，發展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緩解資源和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保證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科技創新的前提，是重視公共教育和科學技術的作用，提高對科技和教育的公共支出。根據內生增長理論，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率，需要利用財政政策增加對高素質人力資源、基礎設施以及研究與開發等三個領域的公共投資，中國在這方面差距很大。以公共教育支出為例，東亞國家和地區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別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趨勢。中國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還不及東亞國家和地區上世紀60年代的水平。在研究與開發經費支出方面，中國1990年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該比例下降到0.50%。近年來雖有所提高，2004年達1.35%，但比例仍較低。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科技投資的見效周期長，地方政府官員出于政績的考慮，寧愿把資金投向那些能夠較快顯示其政績的項目，而不愿投向科技、教育等長效項目。當前迫切需要利用財政政策增加對上述三個領域的公共投資，為科技創新提供保障。

推動科技創新，需要扭轉中國在低效率基礎上的重復技術引進的局面，確立知識自主創新的意識。中國科學技術落后，總體水平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自給率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科學研究實力不強，高科技人才比較匱乏，導致高新技術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需要政府加強政策引導和扶持，加大對科研開發的投入。實現科技創新，一個重要的前提是推動科技和經濟的結合，改變目前中國科技人員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企業缺乏技術創新能力和動力、科研成果轉化難、科技研發與企業生產經營在很大程度上相脫節等現象。克服這一弊端，一是要通過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使企業真正成為研究開發投人、技術創新活動和創新成果應用的主體；二是要加強職業和技術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提高企業對科技產品的消化吸收能力；三是深化科研部門和事業單位改革，促進市場開拓、技術創新和生產經營的一體化。

2.以體制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從制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因素看，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應用程度的提高，體制和制度因素越來越制約著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國經濟運行中屢屢出現并長期得不到糾正的投資過度膨脹、低水平重復建設、高速度低效益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體制和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制度創新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意義重大。

制度和體制是社會利益關系的固定化和規范化，社會制度和體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一是通過利益機制，如產權制度、分配體制等，引導人們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資源的配置，在客觀上促進或阻礙經濟增長。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的社會結合，影響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結合方式，影響生產要素的社會流動，影響社會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變化，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的方式。中國過去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就是適應并服務于“條塊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經濟體制的產物。三是通過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作用于經濟活動，影響經濟增長及其方式轉變。

體制創新的一個重要基礎，是要塑造集約型增長方式的微觀載體。企業是微觀經濟主體，也是經濟增長方式的微觀載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最終要落實到轉變企業經營機制和經營方式上。要通過完善企業的治理結構，改進企業的內部管理制度，使企業成為追求集約經營和提高效率的微觀經濟主體。

體制制度創新必須塑造效率主導型的投融資機制。目前政府仍是社會投資的主導性力量，全國固定資產總投資來自于政府、國有企業以及國有控股企業的仍在50%以上。在相應的投資決策和風險約束機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領導政績、本位主義等諸多因素直接干擾著投資的立項和投向。一方面，使投資增長沒有責任約束，經濟擴張伴隨著投資盲目擴張，成為地方追求產值、速度的重要“助推器”；另一方面，重復建設、重復生產、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現象較為普遍，造成大量資源、設備閑置和浪費。通過金融創新改革現有投融資機制，才能提高資產配置效率，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體制創新的關鍵，是要轉變政府職能。目前，政府對主要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直接和間接控制，對市場和企業的行政干預，以及行政壟斷、價格和市場準人方面的行政審批、地方保護等，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扭曲了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功能，還造成大量的尋租、貪污和資源浪費。只有轉變政府職能，才能將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轉換為政府調控、市場主導、企業創造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職能應體現在對市場主體“負外部性”效應的彌補上，諸如國土規劃、不可再生資源使用、環境保護、社會分配、公共安全與衛生等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政府必須從公共利益出發，通過經濟、法律、技術法規和標準等政策工具進行干預。

體制創新需要制定與實施一系列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政策。如在稅收政策上，應調整現行以增值稅為主的稅收政策，改變地方政府單純追求產值增加的行為偏好。在干部考核政策上，改變單純依據GDP增長率作為考核政績和選拔任用標準的做法，將社會進步、可持續發展、滿足物質文化需求水平的提高等內容引入干部考核衡量體系。在市場準人政策上，需要由政府制定必要的市場準人政策和相應的法規，包括各個行業的先進技術經濟指標和環境保護指標等。嚴格限制和減少那些單位產出能耗高、技術經濟指標和環境保護標準低，并產生外部不經濟的項目進入立項和生產領域。通過鼓勵和抑制政策，健全節能環保的技術標準，促使企業提高節能技術。

體制創新應服務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解決就業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矛盾。創造條件促進高新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改造，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以新的思路加快發展服務業。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是緩解就業矛盾、優化經濟結構的重要出路，也是擴大“內源性”需求、保持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新增長點。中國服務業領域發展潛力大，但這些潛力仍受到體制性的束縛。在實踐中，中國應以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作為突破口，積極發展信息服務業、現代物流業、技術研發業等新興服務業，推動文化、教育、醫療和社區服務業的發展。這樣，就可以帶動“內源性”需求的擴大，營造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新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