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探討

時間:2022-03-21 04: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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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探討

摘要:收入分配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不斷進行收入分配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需采取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鼓勵自主創業,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改革財稅管理體制,調節過高收入等措施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關鍵詞: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改革效率

收入分配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體現,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保障。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改善民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斷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我國社會生產力快速增長,人民群眾普遍得到了實惠。但是,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一些行業收入過高,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還不盡合理,經濟發展成果還未均等地惠及全體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分配差距拉大的趨勢尚未轉變。今后,仍需不斷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縮小居民收入差距,讓改革的成果切實惠及全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一、我國各分配方式確立的意義

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是隨著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變革,伴隨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的,其演變自1949年以來大致經歷了兩個時期:一是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29年,這個時期制度演變的趨勢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資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29年,這個時期制度演變的趨勢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多樣化和生活資料占有的多元化和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傳統體制下的單一的分配形式到轉型期的多元并存,這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影響中國收入分配制度變遷的因素有很多,國民經濟發展水平是制度變遷的最終決定因素。產權因素、所有制結構的變動是收入分配制度變遷的基礎。有什么樣的所有制結構和要素產權制度,就會有什么樣的分配制度;市場化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變遷的動力。近3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也是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同時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的過程。與此相適應,我國的分配制度也明顯地呈現市場化的特征。

1.按勞分配方式主體地位的確立使居民收入水平顯著上升。個人消費品必須實行按勞分配,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經濟條件決定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首先,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決定了分配的性質。在我國公有制經濟條件下,由于生產資料為全民或集體所有,個人消費品必然要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進行聯合勞動,共同占有產品,因而誰都不可能憑借生產資料來剝削別人的勞動,只有勞動才能成為個人消費的分配的尺度,因為除了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同時,在社會主義社會,舊的社會分工還沒有完全消失,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差別仍然存在。各個勞動者在同一時間向社會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還存在著差別。這就要求社會在分配個人消費品時,必須承認這種客觀存在著的差別。只有實行按勞分配,才能使勞動者所分得的消費品同他們為社會提供的勞動量相適應,才能調動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其次,實行按勞分配,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貫徹按勞分配,實行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從根本上否定了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可能性,迫使好逸惡勞者自食其力。這樣就會更加激發起勞動者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熱愛,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三,實行按勞分配,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就能把勞動者的勞動支出和報酬直接聯系起來,把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集團利益密切結合起來,鼓勵勞動者勤奮勞動,鉆研和掌握科學技術,努力提高自己的勞動技能,積極進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從而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第四,實行按勞分配,有利于促進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按勞分配要求對勞動者的勞動數量和質量進行科學的計算和統計。為此,企業就必須有嚴格的定崗責任制、技術考核和質量檢驗管理制度。這就要求企業加強和改善經營管理。同時,勞動者的消費基金同企業的經濟效益掛鉤,必然會促使勞動者以主人翁的態度監督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同官僚主義、貪污盜竊等現象作斗爭,促進企業注重經營管理,實現勞動耗費的節約。

因此,實行按勞分配可以極大地解放和發展我國的生產力,使我國居民收入水平顯著上升。我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有力地證實了人民生活水平在確立按勞分配后日益提高。

2.其他分配方式存在的確認使人民收入形式多樣化。應當看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著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結構,其中按勞分配占主體,其他還有按資分配(是指資本所有者憑借其資本所有權參與他人勞動成果的分配。如“三資”企業和私營業主的利潤收入、個人存款利息、購買股票債券的股息紅利、租金等),按經營成果分配(是指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按一定時間內生產經營的最終收益量所進行的分配,包括經營性勞動收入和風險收入),按社會保障原則分配(是指國家企業和社會為保障社會公平和各部門、各地區和各行業的協調發展而實行的一種分配,包括福利性收入、扶持性收入、鼓勵性收入、救濟性收入)等。多種分配方式之間存在著互相依賴互相促進的關系。按勞分配的實現在一定程度上說決定于市場效益;而市場效益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生產要素的充分流動。生產要素“活”了,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才能顯現出來。由于按生產要素分配在我國分配制度中并不占主體地位,因此在全社會范圍內出現兩極分化的擔心是不必要的。

全面認識按勞分配,尤其是肯定非按勞分配方式的存在,是在經歷了百余年的探索,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逐步形成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情況,豐富和發展了按勞分配思想。在提出了一部分人先富的思想后,確保全體人民逐漸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逐步形成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理論和制度的觀念。

確認其他分配方式的存在使人民收入來源的多元化,使人民收入形式多樣化,進一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實現我國經濟社會長期穩定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我國收入分配方式改革的創新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建立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個人收入分

配制度,是對馬列主義分配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上十分顯著的突破。然而,這些理論在實踐中,一方面由于操作難,另一方面由于舊的觀念作怪,因而平均主義仍然在社會生活中存在。收入差距的擴大又導致新的社會分配不公,引起一些人對按勞分配制度的懷疑和反對。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及以同志為總書記的第四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沿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并且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豐富和發展按勞分配理論。

1.重新求解公平與效率的矛盾沖突。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于公平與效率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我們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經營的企業和誠實勞動的個人先富起來,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貧富懸殊,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十四大報告強調,“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效率與公平。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明確指出,“個人收入分配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十五大報告提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十六大報告進一步回答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十七大報告則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在理論上是一個創新,在現實中有很強的針對性,具有重要意義。

如何解決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問題?對此,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創造機會公平,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針對公平與效率矛盾,不同時期黨和國家領導采用不同的對策,使我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得到不斷調整,趨于最合理的狀態。

2.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創新。十四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創造性地提出:“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雖然這一論斷較過去有些突破,但還是比較抽象,難以在實踐中進行操作。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要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這一表述是我們黨第一次正式宣布打破以往實行的單一按勞分配方式,是對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一制度的重大突破。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是我們黨進一步完善生產要素分配的思想,明確提出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分配。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更多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無論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中,中國居民收入比重均偏低并有逐年下降的趨勢。針對這一問題,結合黨的十七大報告精神,首先要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即增加企業所支付的勞動者報酬;其次,發展和完善各類金融市場,優化資本市場結構,拓寬投資渠道,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比重。調節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是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應對不同類型的收入差距采取不同的對策,對癥下藥。

按生產要素分配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的必然選擇之一。它既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收入分配最大的區別是,前者是最終為實現共同富裕,后者則是導致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都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由于前者的結合點在于按勞分配,后者的結合點在于按資分配。因而,結合方式不同,結果迥異。更重要的是,按勞分配在現階段只有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才能落到實處。這是因為,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基礎的,整個社會實行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了直接的結合。

三、我國收入分配方式改革的成效

1.以市場為導向的分配制度不斷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分配主體多元化,收入來源多樣化格局的形成,實現了整個經濟的行政命令體制解體。市場主體與所有制結構多元化,各類要素市場的發育和成長以及價值規律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的日益增長等變化的互動中,新的以市場為導向的收入分配體制已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2.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充分發揮激勵作用。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充分發揮了收入分配的激勵作用,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在國民收入整體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普遍上升前提下的收入差距拉開是這一政策獲得顯著正面效應的明證。

3.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國家綜合實力不斷增強。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充分印證了我國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發展經濟的道路始終面臨著重重困難,但通過不斷對我國社會主義收入分配格局進行創新、調整及改革,30多年來,我國的工業、農業、服務業得到不斷的發展,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縮小,我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獲得了巨大發展,國家財政實力不斷增強,國民經濟穩定發展的機制已經基本形成。

四、完善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思考

隨著我國不斷創新收入分配方式,國家日益強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由于存在城鄉差距、區域發展不平衡、行業收益不同等因素,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來糾正收入分配的失衡。

第一,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尚未惠及全民,尤其是農村地區,要不斷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繼續完善住房保障體系,加強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強醫療救助制度,完善新農村醫療制度。不斷完善社會救助體系,加強對五保戶、低保戶及貧困戶的扶持,完善自然災害救助制度,開展返鄉農民工的救助保障。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第二,鼓勵自主創業,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社會就業與經濟增長相互影響,要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必然要促進就業。鼓勵自主創業,促進小企業發展是改善就業、促進就業的有效途徑。要推出一系列的優惠政策,這些政策涉及開業、融資、稅收和培訓等各個方面,鼓勵自主創業,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各地在繼續落實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的基礎上進一步采取新的扶持措施,出臺相關政策措施,加大財稅、信貸等扶持力度,改善中小企業經營環境,幫助中小企業克服困難,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又好又快發展。推進中小企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相結合,引導企業加強管理,注重提高企業素質,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第三,改革財稅管理體制,調節過高收入。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建立合理的稅收體系,規范和調整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關系,建立起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加大稅收的調節作用。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降低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加強稅源監控和稅收征管,加大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加強個人收入信息體系和個人信用體系建設,減少稅收流失。推進壟斷部門改革,促進壟斷行業的競爭,制約壟斷行業超額利潤的分配。調整國家和企業的分配關系,建立健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使國家作為國有資本所有者在壟斷行業的權益得到保障。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的收入,完善監管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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