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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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思想可以分為三種彼此對峙而又不無交織的思潮：第一種思潮是由經濟和社會改革之需要而出現的式的馬克思主義和自我轉化；第二種思潮立足于對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哲學的重新詮釋，可視為立足本土思想資源的傳承對西方思潮的回應和批評；第三種思潮則表現為對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熱衷和引進，它不僅是對式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的批判，亦試圖為解決當下社會政治問題尋找方案。這三種思潮自1978年以來在當代中國新的思想領域中構成一個“三角張力”，其消長之勢穩步發展延續至今。⑴

擔負起思想領域重任的，舊時稱“文人”，現在稱“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兼顧社會良心、智慧傳播者與對真理與神圣的褻瀆與懷疑者的群體。他們在三角張力中不斷被影響，卻又力求突圍。人文尋求就是他們手中的一支利箭。

林同奇③先生為人文尋求所指涉的涵義做出的解釋是：永無止境的對人的關懷，它是人類自我反思和求索的永恒主題。⑵從人文尋求到明晰人文精神④在思想領域的指引地位，當代中國媒介話語與政治話語展開分分合合。按照斯諾的觀點，公眾往往接受媒體所呈現的社會現實，因此當代文化實際上就成了傳媒文化。⑶

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alinteraction》一書中談到媒介話語術語使用的三個層面：一是指大眾傳媒話語即報紙、雜志、期刊、電視、電影話語（本文媒介話語主要指這一層面，涉及報刊、電視、廣播、書籍，詳細解釋見注釋）；⑤二是指以電腦為媒介的網絡話語；三是指最為廣泛意義上的公共和日常話語，其媒介如信件、筆記、備忘錄，以及更多技術媒介如話筒、電話、電腦甚至英語、漢語，或說寫和符號語言傳播模式。⑷中國呈現出的社會思潮與媒介話語之間的關系凸顯在其主體——傳媒人身上，他們曾擔負著文人論政或是政治家辦報的社會職能，所以總是直接顯示著當時的社會思潮。今天的中國，經過種種變遷，思想界由絕對統一走向相對多元，而且傳媒人的社會身分也早已由早期單純的“文人”、“政治家”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僅僅是知識分子，還受過一定程度的專業教育或經歷過一定程度的專業實踐，他們游走于體制與理想之間，他們表現在媒介上的話語，總是間接地表達其對社會與生活的看法——因為各個時期的官方話語表現不同，所以他們的言語或直白或晦澀。而此時作為新媒體的網絡的發展與人際傳播途徑的長盛不衰，廣義上的媒介話語顯現出另一個層面上的興盛，直接反映著當時的社會思潮與社會論域。

二

1978年，政治意義更為顯著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標志著思想的驟然醒悟。思想的突然放開在中國大地上展現出繁榮與活力。王若水⑥說：“一個幽靈從中國的土壤里探出頭來。你是誰？我是人。”自我作為整個人顯現出來。⑸代表政府、傳統、新興思想的三角張力在此時得到初步展現，媒介話語不再是一元化的官話集錦。

《讀書》雜志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發行的一本影響極其廣泛的雜志。1986年2月號《讀書》發表了甘陽的一篇反對傳統，鼓吹全盤西化的文章。當時的中國大眾對西方當代一些關于文化問題的討論和研究非常少，因此，此文給人的感覺十分新穎，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此之前，甘陽已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叢書，其中首先就翻譯出版了卡西爾的《人論》（E.Cassirer：《AEssayonMan》）。這部譯書的選題恰好是在中國三十年來出版界和思想界的一個真空地帶，因此一下子成為當年的暢銷書。此后，上海譯文出版社在這一套叢書中還出版了弗洛伊德（S.Freud）、胡塞爾（E.Husserl）、波普（K.Popper）、薩特（J.-P.Sartre）、雅斯貝爾斯（K.Jaspers）和拉卡托斯（I.Lakatos）等人的著作。這些作品都是建國后第一次翻譯出版，因此銷路非常好，幾乎每一本書都銷售五萬冊以上。

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三聯書店《文化：中國與世界》編輯委員會的第一次廣告。編委會將三聯即將出版的一套叢書名稱正式定為《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它將包括若干子系列。廣告說，目前先由三聯書店出版三種，其中包括一個刊物，名為：《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意在為海內外學者深入研究中外文化提供學術園地；兩套叢書：《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有選擇地譯介國外重要學術文化成果，前者著重為專業工作者服務，后者面向廣大讀者。

1987年開始，叢書編輯委員會以《人文研究叢書》為名，在其他出版社開始同時推出部分翻譯介紹性和極少的著述性書籍，例如，1988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叢書副主編劉小楓所寫的《拯救與逍遙》。由于這些翻譯書籍的出版，甘陽、劉小楓等人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們以叢書編輯委員會為核心形成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群體，即“文化叢書派”。

由于這些書籍的出版，同時出于對于文化問題、人的問題的關注，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充分顯現出“三角張力”在思想上的領地區分，“文化熱”（又稱“文化研究熱”）成為一股思想潮流，在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逐漸風行。

從人的主體性的發現，到人的再探究，再到人的再實現，“啟蒙”是人文探求所處的三角張力中的一個關鍵詞。同“五四”的啟蒙一樣，這一次的啟蒙仍然以人的發現作為主題，只是同時包容著對中國傳統的繼承與西化思想的影響。知識分子活躍起來，成為時代與思想的先鋒。

正如前文所提，中國的知識分子兼顧學術與良心，所以他們在人文尋求的道路上所表現出的更多的是一種“文人精神”。西方說“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儒學成為國學以來形成的傳統使他們認為“入世”才是治學興國之道。因此才有了近代的文人論政，而政治家辦報又帶有強烈的喚起民眾的意味。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啟蒙，而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啟蒙。

新時期我國的新聞事業，部分繼承了啟蒙的傳統，但“在制度上徹底改變了傳媒與國家（state）的結構關系，將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收編（co-opt）進了黨－國的體制，將他們定位成黨的意識形態的承載者和宣揚者。”⑹知識分子與國家政黨在某種程度上得以互相欣賞，知識分子對于國家命運與前途的擔憂傳統，也逐漸由內心的憤懣轉而得以體制內的呈現。在國家承認的范圍內，知識分子得以“入世”。正是由于這種政治時機與時代特性，一直以事實報道自居的媒介話語，終于可以在范式上有了改變——媒介所展現的，不僅僅是發生了什么，還要有事件發生的原因，乃至意義。這種入世，是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民間思想向上層體制思想的滲入，這一類自下而上的啟蒙到了媒介這一環節，卻又以自上而下的形式表現出來，反過來影響和塑造著普通公眾的思維方式。

1985年左右，報紙上出現深度報道。開風氣之先并在全國產生轟動效應的是《中國青年報》。1987年5月至6月，我國北方的大興安嶺發生特大火災，全國5萬同胞流離失所，193人葬身火海，100萬公頃國土成為焦土，85萬立方米存材化為灰燼，令5萬于軍民圍剿25個晝夜。究竟是從哪里，為什么而又怎樣燃燒起來的？《中國青年報》連續用了3篇報道進行分析，在第一篇《紅色的警告》中通過《關于火種的故事》、《燒不散的會議》、《在大火映襯之下》等幾個部分進行深刻分析，即大興安嶺“一仆三主”，防火設施落后，道路不通，各單位互相推卸責任，負責人缺乏責任感，玩忽職守等。在對自然、社會和人相互關系的深入探究中,得出超乎大興安嶺之外的種種原因，搶火時官僚主義盛行等。由此，深度報道于1987年后愈加興盛。深度報道似乎更多地表現出媒體作為獨立于政府與公眾的第三方的責任，是知識分子式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但是，承認并承擔這份責任，是知識分子努力探出的尋求民主政治的勇敢而堅定的一步。其在思想意義上的啟蒙地位開始真正顯現：公眾從被動接受信息開始有了發問的欲望。

電子媒介方面：電視在經歷了風光片、知識片之后，深度片開始走紅，縱橫古今中外，如：以啟發思考為特點的《讓歷史告訴未來》。⑺廣播也不甘示弱，1986年，廣東人民廣播電臺借鑒香港電臺的直播模式，拿出了一個頻率創辦了珠江經濟廣播電臺。珠江臺每天的節目分成8個板塊，全部由主持人主持直播。每個板塊的內容都是綜合的，有新聞、專題、文藝、談話等多種內容組合而成，話題很短，語言親切，信息量大，一天新聞滾動播出十幾次。珠江臺剛開播4個月，廣東臺的收聽率從原來的46.7%一下子上升到78%。⑻

作為個案，創刊于1984年2月11日的《南方周末》的創刊理念清晰地體現著當時傳媒人的思想風格，關振東、左方等人提出“辦一張生動活潑的版面”，“大雅大俗”，雅字當頭。以知識分子的思想去升華俗的題材以避免庸俗，將雅的題材用知識分子的思想去與民眾相通。他們堅稱，“啟蒙是報紙的靈魂”，作為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橋梁，它應該是雙向的，它應該將知識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學和民主思想，通過報紙的日常報道普及到民眾，同時將民眾的生存環境和社會心態傳達到知識分子中間。⑼

1980年代，思想的相對自由使得知識分子們有足夠的空間去伸展自己的各種學說，并且借助媒介話語的力量展現在社會舞臺上。這一時期媒介話語所富有的多元藝術表現形式，在啟蒙與人文探尋的指向下顯得光彩奪目。雖然僅僅是啟蒙二字就花去了十年的時間，但是，這種緩慢而有成效的復興對于經歷過深深創傷的中國社會，確是邁出了艱辛而使人振奮的第一步。

三

八九事件使人文尋求論域進入停滯期，此后的兩三年內，這種間歇為思潮的參與者提供反思的機會。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市場經濟開始得到發展，改革開放的政策與現實促使社會思潮更多地轉向實踐性和經驗性，其注意力從個人的內在世界轉向外部環境，從思想價值體系轉向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制度。

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兩種新論述，前者意味著國家不允許社會以社會運動的方式和它互動，后者意味著國家把它的新合法性來源極大程度地寄托在經濟發展上。⑽這實際上是為此后的社會思潮提供了一個隱喻的范式，一個體制的框架。

1993年在央視1套的深夜播出的電視劇《過把癮》（根據王朔小說改編），收視率超過了當時黃金檔的電視劇。但央視后來只是“應觀眾要求”在2套的21：00左右重播，始終沒有讓它進入1套的黃金檔。而王朔等人策劃的電視劇《渴望》（1990年）就可以在黃金檔播出。原因在于，黃金時間的電視劇仍然是傳統的“寓教于樂”觀念占主導?！犊释贩线@一觀念，《過把癮》則不能體現。這是國家意識形態在媒介上的直接反映。

1993年，前文化部長王蒙在《讀書》發表一篇名為《躲避崇高》的論文，為當時正在走紅的通俗作家王朔辯護，被認為是為“痞子文學”辯護的代表性文本。王蒙的批評者認為他慫恿道德和藝術標準的降格，悲嘆“這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且認為它是由市場經濟帶來的商品化的腐蝕作用。但是，所謂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世俗化歷程是近現代西方社會世俗價值建構的堅實基礎，它不僅是對神權文化的消解，同時也包含著新價值的建構。這表明世俗化決不會無條件地導致痞子化、精神侏儒化，更不是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滑頭主義、游戲人生的同義語。它實際上應當包含新道德、新規范、新價值的建構，健康的世俗化與道德滑坡、唯利是圖沒有必然的聯系。反觀中國的世俗化，對于舊意識形態教條以及文化專制主義的消解作用固然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在新的世俗文化價值規范與行為規范的建構方面卻遠遠不如人意⑾。在這個層面上說，大眾文化逐漸凸顯出萌芽傾向。

1994年上半年，《讀書》的一組“尋思錄”問世，對于人文精神的討論拓展到了整個文化道德與人文科學領域，其矛頭所向擴大到了90年代社會文化轉型的方方面面（如世俗化、市場化、商品化等）。根據這一組“尋思錄”，可以總括這一時期“人文精神”論者的批判對象，主要是兩種意義上的世俗主義，一是近代以來到改革開放前的政治功利主義，一是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或商業功利主義。⑿終于，作為上層思想的承擔者，知識分子群體提出了針對人文精神的思考，同時，世俗化與人文精神的矛盾并沒有直接對立起來，因為此時以人文精神為論題的討論完全就是在世俗化的沖擊下產生的。

由此，在知識分子群體中探討至今的關于世俗化與人文精神探尋就成為這一時期媒介話語范式的思想風向標。由于有經濟發展論的范式前提，“世俗化”顯得具有中國特色。而知識分子們自身的使命感與清高感使他們對世俗化的概念顯得難以接受，正統的人文精神才是他們心中的伊甸園。

“人文關懷”因而成為一句響亮而富有使命感的口號。1993年5月1日，“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間》欄目（屬于《東方時空》的子欄目）開播，中國小人物的生活故事第一次走上前臺，通過媒介展現在公眾面前，這種生活中給人以在淚眼朦朧中感受美感的新型節目，使得人文精神為廣泛公眾所接受，并且成為媒介時刻拿來或標榜或實踐的顯著話語；1994年4月1日，《焦點訪談》開辟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輿論監督之路，但是，這也從另一個層面上反映出人文關懷附著于媒介之上的無奈——因為在現代體制中，人文關懷更應該由社會各機制共同承擔；1996年3月6日，《實話實說》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但這個和多數中國人話語習慣有明顯沖突的電視節目在媒介的暴露所引起的熱潮也給無數說了實話的朋友帶來了麻煩（崔永元在《不過如此》中曾如此自嘲）。盡管如此，這一系列被看作是深刻體現人文關懷的傳媒表現形式，讓所有的傳媒人陶醉在自我構建的完美關懷體系中。

對于表現人文關懷的媒介話語范式的發展，江藝平起著重要的作用。自1995年任《南方周末》主編起，她開始用主編的權力將新聞的權利堅定地寫在報紙上。這類性質的《南方周末》不是黨報，不具有西方主流媒體的定義，而矛盾因然而生。江藝平面臨的就是這樣尷尬的局面：她能用新聞權利爭取那一份原本只屬于主流報紙的話語權，而她領導的報紙卻因不是主流報紙而不能成為輿論中心。在這種“權利大于權力”的領導模式中，江藝平展示著一份報紙的文化屬性。表現在她的辦報理念上：“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⒀表現在她的辦報方式上：“你見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和新聞在紙上；你見不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和新聞在路上?！雹冶憩F在她對記者職責的描述上：“記者所履行的職責，何嘗不是對公眾的一種還債——他要告訴人們世界上發生的新聞，他要告訴人們新聞背后的真相。”⒂江藝平在傳媒范式上的探索，一方面鑄造著一個世紀末的傳媒盛典，另一方面卻又因為記者在感動讀者的同時感動著自身而飽受詬病，他們以半自由主義的人文關懷去關注新聞事實，然后以半專業主義的方式進行新聞寫作，在自己創造的傳媒范式中，為自己目前所扮演的道德評判角色激動得熱淚盈眶。在這樣一份報紙眼中，報道類似“希望工程中國基金會款項事件”、“張君案”的時候，它對世俗化的理解與體制產生了碰撞，南周模式也開始在爭議與理解并存的狀況下退出了它的輝煌時代。⑦

人文依然，世俗依舊?！叭嗣瘾@得了某種程度的感性解放，文化精英卻立即焦慮不安。”⒃但是媒介并沒有因為知識分子群體對世俗化的排斥而在此有所缺失，1990年代末期，仍然是那些曾經徘徊于上層伊甸園中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開始開創一個公式：娛樂化≠庸俗化，這句小心翼翼的補充常常出現于對于自身欄目世俗元素增多的辯解之中。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思想可以分為三種彼此對峙而又不無交織的思潮：第一種思潮是由經濟和社會改革之需要而出現的式的馬克思主義和自我轉化；第二種思潮立足于對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哲學的重新詮釋，可視為立足本土思想資源的傳承對西方思潮的回應和批評；第三種思潮則表現為對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熱衷和引進，它不僅是對式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的批判，亦試圖為解決當下社會政治問題尋找方案。這三種思潮自1978年以來在當代中國新的思想領域中構成一個“三角張力”。當代知識分子群體在這個張力場中堅持著人文尋求的方向，由此影響著媒介話語范式①的建構：從1980年代的人文尋求方向，以啟蒙為特征，以深度報道為表現形式，到1990年代人文精神在媒介的興起與世俗化的同時泛濫，再到近期各種壓力影響下的親民屬性。當代中國的社會思潮從三角張力的籠罩開始，直至尋求人文精神的突破，再至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戰，均隱喻在經濟發展范式之中。而媒介話語在重重范式之中所堅持的人文尋求取向，既令人欣慰，又為媒介話語的發展提出反思。

[關鍵詞]思潮，媒介話語范式，人文尋求，人文精神

學者方沂曾經提出“理論的透明性”與“理論的不透明性”兩種概念，前者指的是對諸觀念、命題的直接分析和詳繹其相互關系等便可獲得的幫助我們認識和理解相關世界的部分，后者則是指：只有將理論回置于特定思想脈絡、由之產生的特定知識、理論格局、歷史實踐處境中加以反復體會才能認識和體會的部分。②中國的社會思潮，在各個特定歷史年代中總是或多或少帶有泛政治化的意味。但是轉型期的中國不再像20世紀初的中國，那時的文人以論政的形式介入報刊（傳媒）領域；當代中國社會中，社會思潮與媒介話語范式的演變不再是相互交纏的螺旋曲線，而是類似DNA雙螺旋結構，相互平行卻又相互影響。對當代中國社會思潮與媒介話語演變的分析，應該不僅執著于其表現出的具體形態，而且應該聯系到不同時期思想論域的影響。在思想張力與人文尋求的糅合之中，盡可能地尋求一條激勵與反思并存的道路，當是本文研究時最為珍惜與努力的方向。

一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思想可以分為三種彼此對峙而又不無交織的思潮：第一種思潮是由經濟和社會改革之需要而出現的式的馬克思主義和自我轉化；第二種思潮立足于對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哲學的重新詮釋，可視為立足本土思想資源的傳承對西方思潮的回應和批評；第三種思潮則表現為對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熱衷和引進，它不僅是對式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的批判，亦試圖為解決當下社會政治問題尋找方案。這三種思潮自1978年以來在當代中國新的思想領域中構成一個“三角張力”，其消長之勢穩步發展延續至今。⑴

擔負起思想領域重任的，舊時稱“文人”，現在稱“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兼顧社會良心、智慧傳播者與對真理與神圣的褻瀆與懷疑者的群體。他們在三角張力中不斷被影響，卻又力求突圍。人文尋求就是他們手中的一支利箭。

林同奇③先生為人文尋求所指涉的涵義做出的解釋是：永無止境的對人的關懷，它是人類自我反思和求索的永恒主題。⑵從人文尋求到明晰人文精神④在思想領域的指引地位，當代中國媒介話語與政治話語展開分分合合。按照斯諾的觀點，公眾往往接受媒體所呈現的社會現實，因此當代文化實際上就成了傳媒文化。⑶

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alinteraction》一書中談到媒介話語術語使用的三個層面：一是指大眾傳媒話語即報紙、雜志、期刊、電視、電影話語（本文媒介話語主要指這一層面，涉及報刊、電視、廣播、書籍，詳細解釋見注釋）；⑤二是指以電腦為媒介的網絡話語；三是指最為廣泛意義上的公共和日常話語，其媒介如信件、筆記、備忘錄，以及更多技術媒介如話筒、電話、電腦甚至英語、漢語，或說寫和符號語言傳播模式。⑷中國呈現出的社會思潮與媒介話語之間的關系凸顯在其主體——傳媒人身上，他們曾擔負著文人論政或是政治家辦報的社會職能，所以總是直接顯示著當時的社會思潮。今天的中國，經過種種變遷，思想界由絕對統一走向相對多元，而且傳媒人的社會身分也早已由早期單純的“文人”、“政治家”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僅僅是知識分子，還受過一定程度的專業教育或經歷過一定程度的專業實踐，他們游走于體制與理想之間，他們表現在媒介上的話語，總是間接地表達其對社會與生活的看法——因為各個時期的官方話語表現不同，所以他們的言語或直白或晦澀。而此時作為新媒體的網絡的發展與人際傳播途徑的長盛不衰，廣義上的媒介話語顯現出另一個層面上的興盛，直接反映著當時的社會思潮與社會論域。

二

1978年，政治意義更為顯著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標志著思想的驟然醒悟。思想的突然放開在中國大地上展現出繁榮與活力。王若水⑥說：“一個幽靈從中國的土壤里探出頭來。你是誰？我是人。”自我作為整個人顯現出來。⑸代表政府、傳統、新興思想的三角張力在此時得到初步展現，媒介話語不再是一元化的官話集錦。

《讀書》雜志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發行的一本影響極其廣泛的雜志。1986年2月號《讀書》發表了甘陽的一篇反對傳統，鼓吹全盤西化的文章。當時的中國大眾對西方當代一些關于文化問題的討論和研究非常少，因此，此文給人的感覺十分新穎，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此之前，甘陽已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叢書，其中首先就翻譯出版了卡西爾的《人論》（E.Cassirer：《AEssayonMan》）。這部譯書的選題恰好是在中國三十年來出版界和思想界的一個真空地帶，因此一下子成為當年的暢銷書。此后，上海譯文出版社在這一套叢書中還出版了弗洛伊德（S.Freud）、胡塞爾（E.Husserl）、波普（K.Popper）、薩特（J.-P.Sartre）、雅斯貝爾斯（K.Jaspers）和拉卡托斯（I.Lakatos）等人的著作。這些作品都是建國后第一次翻譯出版，因此銷路非常好，幾乎每一本書都銷售五萬冊以上。

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三聯書店《文化：中國與世界》編輯委員會的第一次廣告。編委會將三聯即將出版的一套叢書名稱正式定為《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它將包括若干子系列。廣告說，目前先由三聯書店出版三種，其中包括一個刊物，名為：《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意在為海內外學者深入研究中外文化提供學術園地；兩套叢書：《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有選擇地譯介國外重要學術文化成果，前者著重為專業工作者服務，后者面向廣大讀者。

1987年開始，叢書編輯委員會以《人文研究叢書》為名，在其他出版社開始同時推出部分翻譯介紹性和極少的著述性書籍，例如，1988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叢書副主編劉小楓所寫的《拯救與逍遙》。由于這些翻譯書籍的出版，甘陽、劉小楓等人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們以叢書編輯委員會為核心形成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群體，即“文化叢書派”。

由于這些書籍的出版，同時出于對于文化問題、人的問題的關注，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充分顯現出“三角張力”在思想上的領地區分，“文化熱”（又稱“文化研究熱”）成為一股思想潮流，在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逐漸風行。

從人的主體性的發現，到人的再探究，再到人的再實現，“啟蒙”是人文探求所處的三角張力中的一個關鍵詞。同“五四”的啟蒙一樣，這一次的啟蒙仍然以人的發現作為主題，只是同時包容著對中國傳統的繼承與西化思想的影響。知識分子活躍起來，成為時代與思想的先鋒。

正如前文所提，中國的知識分子兼顧學術與良心，所以他們在人文尋求的道路上所表現出的更多的是一種“文人精神”。西方說“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儒學成為國學以來形成的傳統使他們認為“入世”才是治學興國之道。因此才有了近代的文人論政，而政治家辦報又帶有強烈的喚起民眾的意味。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啟蒙，而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啟蒙。

新時期我國的新聞事業，部分繼承了啟蒙的傳統，但“在制度上徹底改變了傳媒與國家（state）的結構關系，將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收編（co-opt）進了黨－國的體制，將他們定位成黨的意識形態的承載者和宣揚者?！雹手R分子與國家政黨在某種程度上得以互相欣賞，知識分子對于國家命運與前途的擔憂傳統，也逐漸由內心的憤懣轉而得以體制內的呈現。在國家承認的范圍內，知識分子得以“入世”。正是由于這種政治時機與時代特性，一直以事實報道自居的媒介話語，終于可以在范式上有了改變——媒介所展現的，不僅僅是發生了什么，還要有事件發生的原因，乃至意義。這種入世，是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民間思想向上層體制思想的滲入，這一類自下而上的啟蒙到了媒介這一環節，卻又以自上而下的形式表現出來，反過來影響和塑造著普通公眾的思維方式。

1985年左右，報紙上出現深度報道。開風氣之先并在全國產生轟動效應的是《中國青年報》。1987年5月至6月，我國北方的大興安嶺發生特大火災，全國5萬同胞流離失所，193人葬身火海，100萬公頃國土成為焦土，85萬立方米存材化為灰燼，令5萬于軍民圍剿25個晝夜。究竟是從哪里，為什么而又怎樣燃燒起來的？《中國青年報》連續用了3篇報道進行分析，在第一篇《紅色的警告》中通過《關于火種的故事》、《燒不散的會議》、《在大火映襯之下》等幾個部分進行深刻分析，即大興安嶺“一仆三主”，防火設施落后，道路不通，各單位互相推卸責任，負責人缺乏責任感，玩忽職守等。在對自然、社會和人相互關系的深入探究中,得出超乎大興安嶺之外的種種原因，搶火時官僚主義盛行等。由此，深度報道于1987年后愈加興盛。深度報道似乎更多地表現出媒體作為獨立于政府與公眾的第三方的責任，是知識分子式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但是，承認并承擔這份責任，是知識分子努力探出的尋求民主政治的勇敢而堅定的一步。其在思想意義上的啟蒙地位開始真正顯現：公眾從被動接受信息開始有了發問的欲望。

電子媒介方面：電視在經歷了風光片、知識片之后，深度片開始走紅，縱橫古今中外，如：以啟發思考為特點的《讓歷史告訴未來》。⑺廣播也不甘示弱，1986年，廣東人民廣播電臺借鑒香港電臺的直播模式，拿出了一個頻率創辦了珠江經濟廣播電臺。珠江臺每天的節目分成8個板塊，全部由主持人主持直播。每個板塊的內容都是綜合的，有新聞、專題、文藝、談話等多種內容組合而成，話題很短，語言親切，信息量大，一天新聞滾動播出十幾次。珠江臺剛開播4個月，廣東臺的收聽率從原來的46.7%一下子上升到78%。⑻

作為個案，創刊于1984年2月11日的《南方周末》的創刊理念清晰地體現著當時傳媒人的思想風格，關振東、左方等人提出“辦一張生動活潑的版面”，“大雅大俗”，雅字當頭。以知識分子的思想去升華俗的題材以避免庸俗，將雅的題材用知識分子的思想去與民眾相通。他們堅稱，“啟蒙是報紙的靈魂”，作為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橋梁，它應該是雙向的，它應該將知識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學和民主思想，通過報紙的日常報道普及到民眾，同時將民眾的生存環境和社會心態傳達到知識分子中間。⑼

1980年代，思想的相對自由使得知識分子們有足夠的空間去伸展自己的各種學說，并且借助媒介話語的力量展現在社會舞臺上。這一時期媒介話語所富有的多元藝術表現形式，在啟蒙與人文探尋的指向下顯得光彩奪目。雖然僅僅是啟蒙二字就花去了十年的時間，但是，這種緩慢而有成效的復興對于經歷過深深創傷的中國社會，確是邁出了艱辛而使人振奮的第一步。

三

八九事件使人文尋求論域進入停滯期，此后的兩三年內，這種間歇為思潮的參與者提供反思的機會。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市場經濟開始得到發展，改革開放的政策與現實促使社會思潮更多地轉向實踐性和經驗性，其注意力從個人的內在世界轉向外部環境，從思想價值體系轉向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制度。

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兩種新論述，前者意味著國家不允許社會以社會運動的方式和它互動，后者意味著國家把它的新合法性來源極大程度地寄托在經濟發展上。⑽這實際上是為此后的社會思潮提供了一個隱喻的范式，一個體制的框架。

1993年在央視1套的深夜播出的電視劇《過把癮》（根據王朔小說改編），收視率超過了當時黃金檔的電視劇。但央視后來只是“應觀眾要求”在2套的21：00左右重播，始終沒有讓它進入1套的黃金檔。而王朔等人策劃的電視劇《渴望》（1990年）就可以在黃金檔播出。原因在于，黃金時間的電視劇仍然是傳統的“寓教于樂”觀念占主導?！犊释贩线@一觀念，《過把癮》則不能體現。這是國家意識形態在媒介上的直接反映。

1993年，前文化部長王蒙在《讀書》發表一篇名為《躲避崇高》的論文，為當時正在走紅的通俗作家王朔辯護，被認為是為“痞子文學”辯護的代表性文本。王蒙的批評者認為他慫恿道德和藝術標準的降格，悲嘆“這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且認為它是由市場經濟帶來的商品化的腐蝕作用。但是，所謂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世俗化歷程是近現代西方社會世俗價值建構的堅實基礎，它不僅是對神權文化的消解，同時也包含著新價值的建構。這表明世俗化決不會無條件地導致痞子化、精神侏儒化，更不是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滑頭主義、游戲人生的同義語。它實際上應當包含新道德、新規范、新價值的建構，健康的世俗化與道德滑坡、唯利是圖沒有必然的聯系。反觀中國的世俗化，對于舊意識形態教條以及文化專制主義的消解作用固然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在新的世俗文化價值規范與行為規范的建構方面卻遠遠不如人意⑾。在這個層面上說，大眾文化逐漸凸顯出萌芽傾向。

1994年上半年，《讀書》的一組“尋思錄”問世，對于人文精神的討論拓展到了整個文化道德與人文科學領域，其矛頭所向擴大到了90年代社會文化轉型的方方面面（如世俗化、市場化、商品化等）。根據這一組“尋思錄”，可以總括這一時期“人文精神”論者的批判對象，主要是兩種意義上的世俗主義，一是近代以來到改革開放前的政治功利主義，一是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或商業功利主義。⑿終于，作為上層思想的承擔者，知識分子群體提出了針對人文精神的思考，同時，世俗化與人文精神的矛盾并沒有直接對立起來，因為此時以人文精神為論題的討論完全就是在世俗化的沖擊下產生的。

由此，在知識分子群體中探討至今的關于世俗化與人文精神探尋就成為這一時期媒介話語范式的思想風向標。由于有經濟發展論的范式前提，“世俗化”顯得具有中國特色。而知識分子們自身的使命感與清高感使他們對世俗化的概念顯得難以接受，正統的人文精神才是他們心中的伊甸園。

“人文關懷”因而成為一句響亮而富有使命感的口號。1993年5月1日，“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間》欄目（屬于《東方時空》的子欄目）開播，中國小人物的生活故事第一次走上前臺，通過媒介展現在公眾面前，這種生活中給人以在淚眼朦朧中感受美感的新型節目，使得人文精神為廣泛公眾所接受，并且成為媒介時刻拿來或標榜或實踐的顯著話語；1994年4月1日，《焦點訪談》開辟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輿論監督之路，但是，這也從另一個層面上反映出人文關懷附著于媒介之上的無奈——因為在現代體制中，人文關懷更應該由社會各機制共同承擔；1996年3月6日，《實話實說》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但這個和多數中國人話語習慣有明顯沖突的電視節目在媒介的暴露所引起的熱潮也給無數說了實話的朋友帶來了麻煩（崔永元在《不過如此》中曾如此自嘲）。盡管如此，這一系列被看作是深刻體現人文關懷的傳媒表現形式，讓所有的傳媒人陶醉在自我構建的完美關懷體系中。

對于表現人文關懷的媒介話語范式的發展，江藝平起著重要的作用。自1995年任《南方周末》主編起，她開始用主編的權力將新聞的權利堅定地寫在報紙上。這類性質的《南方周末》不是黨報，不具有西方主流媒體的定義，而矛盾因然而生。江藝平面臨的就是這樣尷尬的局面：她能用新聞權利爭取那一份原本只屬于主流報紙的話語權，而她領導的報紙卻因不是主流報紙而不能成為輿論中心。在這種“權利大于權力”的領導模式中，江藝平展示著一份報紙的文化屬性。表現在她的辦報理念上：“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⒀表現在她的辦報方式上：“你見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和新聞在紙上；你見不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和新聞在路上。”⒁表現在她對記者職責的描述上：“記者所履行的職責，何嘗不是對公眾的一種還債——他要告訴人們世界上發生的新聞，他要告訴人們新聞背后的真相。”⒂江藝平在傳媒范式上的探索，一方面鑄造著一個世紀末的傳媒盛典，另一方面卻又因為記者在感動讀者的同時感動著自身而飽受詬病，他們以半自由主義的人文關懷去關注新聞事實，然后以半專業主義的方式進行新聞寫作，在自己創造的傳媒范式中，為自己目前所扮演的道德評判角色激動得熱淚盈眶。在這樣一份報紙眼中，報道類似“希望工程中國基金會款項事件”、“張君案”的時候，它對世俗化的理解與體制產生了碰撞，南周模式也開始在爭議與理解并存的狀況下退出了它的輝煌時代。⑦

人文依然，世俗依舊?！叭嗣瘾@得了某種程度的感性解放，文化精英卻立即焦慮不安?！雹缘敲浇椴]有因為知識分子群體對世俗化的排斥而在此有所缺失，1990年代末期，仍然是那些曾經徘徊于上層伊甸園中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開始開創一個公式：娛樂化≠庸俗化，這句小心翼翼的補充常常出現于對于自身欄目世俗元素增多的辯解之中。

四

1990年代末，一方面是“世俗化”泛濫，大眾文化普及；另一方面，繼承1980年代人文主義與啟蒙主義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指稱一部分人為“新左派”，并由此展開了持久的論戰。

1990年代的自由主義不同于中國五四時期反傳統的自由主義，它認定政治、社會和文化問題上的改良和漸進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革命和冒進；其次，它認為市場經濟是推動政治、法律、制度、社會、文化變革的有力武器，也是消除專制基礎的有力武器。⒄它強調強自由，弱國家。因而當崔之元們提出超越“社”“資”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創造出一套超越傳統兩分法的新的語言和話語結構時，自由主義者為他們扣上了“新左派”的稱號，并且在日益激烈的學術討論中呈現出對新左派的妖魔化傾向。

1997年開始，《天涯》雜志陸續刊登王彬彬《讀書札記:關于自由主義》（1997.2）、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1997.5）、韓毓海《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1998.5）、汪暉《“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1998.6）等文。此外，《讀書》雜志、《二十一世紀》等書報雜志上近年也刊登過一些“新左派”文章（主要有崔之元、張旭東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一直停留在學術層面，其媒介話語范式一直帶有學術氣息，然而大眾傳媒日益顯示出“親民”屬性。其原因首先是經濟壓力：自1997年1月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立起，我國大眾傳媒作為產業進入官方認可的發展渠道。之前由周末版到晚報熱再到都市報熱的發展軌跡將傳媒人的思考軌跡自然地引向傳媒的商品屬性。塞繆爾·溫治在《畫出新聞的文化空間》一文中提到，主流新聞與小報新聞的差別在于：一個是公眾“需要的”，一個是公眾“想要的”。那么，對于這一塊因想要而產生的奶酪，傳媒沒有理由不展開一場盛宴。各類游戲類節目的興起、娛樂新聞的大量出現，充分彌補了公眾的知情欲。由卡耐基自傳開始衍變的各類成功學著作則為公眾對于財富與成功的渴望尋求了一個發泄與依靠的場所——從早期的《窮爸爸，富爸爸》，再到后期的《誰動了你的奶酪》《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傳媒以循循善誘的教導者身份鑄造著媒體圣經的神話。

但值得注意的是，媒介在其商品性方面的熱衷是否出自于其自身精神的直接映照？韓少功在《哪一種“大眾”？》中提到：“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定義為中產階層的的群體已經由原來的百分之五擴展到百分之七十甚至更多，加上不斷補充著這一階層隊伍的廣大市民，一個優裕的、富庶的、有足夠消費能力的大眾正在浮現?！痹S多人文知識分子轉入清貧者之列已成為普遍現象。對財富的尋求與膜拜在媒介頻頻出現，既是公眾心理的折射，也是知識分子群體復雜心態的反映。

其次是政治壓力：2004年10月26日，《新周報》創立。創立群體力求將其辦為“具有時代和社會責任感的主流新聞大報”⒅它以超越巔峰時期的南方周末作為自己的目標，因而在話語選擇上傾向于揭露性與爆炸性的新聞，“南師大女生陪舞案”、“女播音員猝死案”等報道為其迅速打開市場，挑戰南方周末的口號也為其吸引了諸多關注。但是，過多地關注負面新聞以擴大發行量的做法以及“長期在制外漂蕩，游走于江湖，形成了一種‘邊緣心態’⒆”使這份報紙在2005年3月15日正式?？?。

再次是文化心理上的矛盾：2002年起，《南方周末》新任主編向熹重新定位受眾群體，“6000000知識型讀者”成為其目標受眾群，因為他們能影響我們的時代?！赌戏街苣返膯⒚蓚鹘y開始或多或少地包含著某些孜孜不倦的政治理想，將大眾話語由傳統黨報的枯燥乏味引至一個新鮮的框架，成功地進行著對讀者的議程設置。但正因為如此，《南方周末》被異化為“一個道德的化身，一個媒體的圣經，一份右派的報紙，一個政治的評判符號⒇”。這種脫離其本意的評判使其被體制與受眾雙方所誤解，反而使自身陷入孤立狀態。

在這樣一場尋求人文精神與人文關懷的嘈雜盛宴上，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在中國自由主義問題上的分歧并沒有掩蓋住其在媒介話語范式上體現出的內在一致。⑧那些基本價值和主要關切并沒有背離自由主義或當時主要關切為問題取向的論者所以被指稱為和自由主義相對立的“新左派”，乃是因為他們的論點被認為或直接或間接地對90年代初中期的中國自由主義狀態構成了批評與挑戰，而非其當時基本價值立場和主要關切背離了自由主義或不能有機整合進自由主義。(21)而此時媒介話語范式卻擁有驚人的一致——媒體均認同人文關懷的取向，盡管不同的媒體表現方式是多元的，盡管不同的媒體在世俗化與精英化方面有著相悖的理念。

五

當代中國的社會思潮從三角張力的籠罩開始，直至尋求人文精神的突破，再至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戰，均隱喻在經濟發展范式之中。而媒介話語在重重范式之中所堅持的人文尋求取向，既令人欣慰，又為媒介話語的發展提出反思：

從歷史的角度看，無論是20世紀初的文人論政還是稍后的政治家辦報，其堅持理念的出發點是中國文化知識分子“士大夫”式的責任感，這份責任植根于我們的民族傳統與民族文化中。但是，外來理念的沖擊要求一個公民社會的建成與完善，這就不僅僅要依靠知識分子的責任與良心，還需要公民對權力與權利意識的重新認識與使用。知識分子，傳媒人所擔負的角色不再僅僅具有啟蒙意義。譬如報紙，其話語范式不能局限于新聞的再現，其工具職能的浮現會打破教化職能一分天下的局面。所以，人文精神內核仍在，但是知識分子這個主體的自我定位將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清高族群，這種身份與職能的轉變，對于統一理念下的思潮的不同表現形式可能會產生一定影響。

從空間的角度看，我國地域的特點決定了媒介話語范式在空間上發展的不統一。這就造成了曾經的《南方周末》一紙風行，但是同期其他報紙望洋興嘆的局面，誠然，當時的廣東擁有較為開放的輿論環境，而即便如此，《南方周末》也不能擺脫其《北方周末》的戲謔稱號?？臻g不統一，發展方向不統一，使得理論上處于不同時期的媒介話語范式表現在同一時間段。誠然相對先進的范式會對其他范式起到借鑒模式的作用，但是，這也容易造成當年《新民晚報》模式泛濫的局面，影響傳媒自身的發展。

戴維·阿什德（DavidL.Altheide）說過，在我們的時代，越來越多的生活內容是被程序化了而不是被生活著，被記錄著而不是被記憶著，被搜尋著而不是被理解著。(22)在如此被動的時代中尋找思想光芒的指引永遠是一項令人充滿欣喜的挑戰，我們期待知識界新一輪的擁抱。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思想可以分為三種彼此對峙而又不無交織的思潮：第一種思潮是由經濟和社會改革之需要而出現的式的馬克思主義和自我轉化；第二種思潮立足于對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哲學的重新詮釋，可視為立足本土思想資源的傳承對西方思潮的回應和批評；第三種思潮則表現為對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熱衷和引進，它不僅是對式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的批判，亦試圖為解決當下社會政治問題尋找方案。這三種思潮自1978年以來在當代中國新的思想領域中構成一個“三角張力”。當代知識分子群體在這個張力場中堅持著人文尋求的方向，由此影響著媒介話語范式①的建構：從1980年代的人文尋求方向，以啟蒙為特征，以深度報道為表現形式，到1990年代人文精神在媒介的興起與世俗化的同時泛濫，再到近期各種壓力影響下的親民屬性。當代中國的社會思潮從三角張力的籠罩開始，直至尋求人文精神的突破，再至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戰，均隱喻在經濟發展范式之中。而媒介話語在重重范式之中所堅持的人文尋求取向，既令人欣慰，又為媒介話語的發展提出反思。

[關鍵詞]思潮，媒介話語范式，人文尋求，人文精神

[參考文獻]

⑴⑵⑸林同奇文，周勤譯《25年來思想論域之演變1978-2003》。廣州，《書城》，2004年第11期。

⑶戴安娜·克蘭《文化生產：傳媒與都市藝術》，轉引自《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蔡敏，《現代傳播》，2002年第6期。

⑷轉引自蔡敏《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

⑹陸曄，《成名的想象：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2002年第4期。

⑺黃旦《80年代以來我國大眾傳媒的基本走向》，《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3期。

⑻朱光烈《從直播到電話參與：中國新聞改革的傳播學道路》，《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

⑼洪兵《〈南方周末〉創始人左方訪談》，“媒中媒”網站。

⑽⒄(21)方沂《當代中國思想論爭的歷史品格與知識品格》，《書城》2004年第11期。

⑾⑿陶東風，《人文精神與世俗精神》/tvguide/tvcomment/tyzj/zjwz/623_2.shtml。

⒀⒂江藝平《南方周末》1998年末獻辭。

⒁江藝平《南方周末》2002年元旦獻辭。

⒃陳曉明：《人文關懷：一種知識與敘事》，《上海文論》，1994年第5期。

⒅《新周報》2004.10.26發刊詞。

⒆馮小平，2004年9月7日在《新周報》采編人員培訓大會上的演講：《〈新周報〉人的新聞尋求與辦報的政治分寸》。

⒇許南欣，高磊《〈南方周末〉常務副主編向熹采訪錄》。

(22)戴維·阿什德（DavidL.Altheide）《傳播生態學——控制的文化范式》序言2頁。華夏出版社2003。

[參考資料]

[1]胡銀根，《人文精神涵義等若干問題研究》?！短旖虼髮W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

[2]吳炫，王干，費振鐘，王彬彬，《我們需要怎樣的人文精神》。（《讀書》（1994）之“人文尋思錄之三”）。

[3]時統宇，《電視傳播不能弱化人文精神》，《中國新聞傳播學評論》CJR網站：

[4]方漢奇主編，《世界新聞傳播100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版。

[5]（美）新聞自由委員會，《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版。

[6]劉悅笛，《“人文精神”論爭再思錄》。

[附注]

①范式，是指對經驗和信息的選擇、組織和展現（Snow,1983）,轉引自戴維·阿什德（DavidL.Altheide）《傳播生態學——控制的文化范式》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