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哲學知行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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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行觀是中國哲學認識論歷史中的一對重要范疇，它在每一代人的現實生活中都有重要意義。我們所處的當代社會較之于以前社會有很大的變化。在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社會生活等領域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中國古代知行觀對現代人有何種意義。人們如何更加正確認識和揚棄古代知行觀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本文從五個方面對其現代意義進行了闡述。

關鍵詞：知行觀；認識；實踐

知行觀是中國哲學的一大主題。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家們，已開始對知行的來源、知行的可能性、主體的認識能力等問題進行考察，并明顯地表現出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從春秋戰國時期到近現代不同的哲學家都十分重視知行問題，在總結人類認識發展規律時提出了許多深刻的思想，盡管他們的思想進路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對立，但又無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都是對知行關系具有一定認識論意義和實踐論意義的探索。尤其是在中國發展了重行的知行統一觀，與辯證唯物主義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特征的知行統一觀是內在相通的，很多思想家深刻地探討了知與行的辯證關系，既肯定行的作用，也肯定知對行具有指導作用，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應該加以總結和繼承發展。

在傳統的儒家知行觀中，知是人的心知的統稱，主要指道德知覺；行是人的行為的統稱，主要指道德實踐。在現代知有認識、知識、良知等含義，行有實踐、行動和踐履的意思。知行的含義明顯比傳統含義有了擴展。中國古代知行觀主要是從知、行二元平面角度進行的探索，其主要思想相應的表現出知、行的二元對立與二元分裂以及重知輕行重行輕知的傾向，同時也表現出主張知行合一的觀點。這些主張既顯示了中國古代哲學家們知行觀的前進性又顯示了他們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可以說中國古代哲學家們的知行觀既受個人認知能力和實踐方式的局限又受所在社會生產力的局限。當前，中國古代哲學知行觀無法再完全適應時代的發展。人們如何面對古代知行觀，以何種方式去發掘其現代意義使之對當前的理論探索和社會實踐都很有價值，對現代人的生活仍然具有一定積極的指導意義，這才是我們要研究它的主要目的。本文認為中國古代知行觀的現代意義，可以從這五個方面進行歸納。

(一)中國古代知行觀是現代學術研究的文本，它們的存在具有歷史意義與研究價值。

古代知行觀是現代人進行學術研究的起點。現代學者從多角度多理路研究古代知行觀，得到了很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認識論價值。有研究認為，孔子主張“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這種看法包含了向唯心主義認識路線發展和向唯物主義認識路線發展的兩種可能性。但是，孔子強調“學而知之”，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論點，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現出知與行并重的合理思想。有研究認為，孟子發揮了“生而知之”的唯心主義命題，宣稱人有一種先天固有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良知良能。他把取得知的途徑歸結為“反求諸己”，具有明顯的唯心主義認識路線。不過，孟子“反求諸己”的思想，具有重視認識主體的認識能力的合理的因素。有研究認為，《老子》提出“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主張“絕學”、“棄智”，用“靜觀”、“玄覽”的神秘直覺方法，去體驗“無形”、“無名”的“道”，以達到所謂與道“玄同”的境界。這是一條神秘的唯心主義認識路線。但卻體現了直覺思辨等認識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有研究認為，莊子的知行觀看到了認識的無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接觸到了認識的辯證法問題。但他把相對主義作為認識論的基礎，夸大事物和認識的相對性一面，否認認識對象質的規定性和認識真理性的客觀標準，陷入了懷疑論、不可知論。有研究認為，在知行關系上，荀子認為“行”比“知”更重要，指出：“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目他把“行”看作是認識的最后歸宿，認為只有行之有效的知才是可靠的，把“辨合”、“符驗”作為知的真理性標準。荀況還比較正確地闡發了知行主體的能動性。有研究認為，王陽明提出“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體現了知行的統一與辯證，但是他的“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的說法運用于道德律令之外卻犯了把主觀意念活動稱為行，抹煞了知行界限的錯誤。

這些研究既是對古代知行觀的研究，又是現代人反思和推進知行觀的行動。既是學術的繼承又是思想的深化。既是學術研究的辯證，又是思想的辯證。充分地體現出中國古代知行觀在現代學術研究中的意義。

(二)古代知行觀是現代人對知行關系繼承和揚棄的基礎。

透過現代人對中國古代知行觀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知行觀具有唯心主義、神秘主義、知行二元分割、重知輕行、重行輕知、對知行認識不夠徹底等局限。現代人在知行觀問題上，一樣會遭遇到與古人類似的知行關系。現代人對待中國古代知行觀的正確態度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承前啟后繼往開來。

在學習知識和技能的時候，發揚孔子“學而知之”、思學互補的精神，拋棄其“生而知之”在實踐領域的唯心論。在科學發現過程中重視老子直覺思辨的認知方式，拋棄其“圣人不行而知”的神秘主義知行路徑。在個人道德行為中重視王陽明j知行合一”觀，拋棄其“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的極端道德戒律。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善惡分明。在求證事物本質的時候，提倡王充“實知”、“知實”說的唯物論思想。主張齊國稷下學者提出的“不修之此，焉能知彼”，重視知行主體的修養在人們現實生活中的意義和價值。對中國古代知行觀的準確揚棄，也是為當代中國人對其它傳統思想的揚棄做典范。如果能夠做到正確對待中國古代知行觀，也就能夠做到正確對待中國古代其它傳統思想。先進的知行觀就成了現代人思想行為的指南，也就能夠幫助現代人擺脫現代化與后現代化的心理困境等現代性缺失。

在現代和鄧小平對知行觀做出了全面而且具有高度合理性的現代詮釋，對人們的處理日常工作和社會生活具有重要的哲學意義，體現了中國古代知行觀和現代實踐的有機與合理結合。指導我們工作的理論基礎是實踐論，工作方法是調查研究，知行合一的基本原財是實事求是，知行的源泉在于走群眾路線。面對困難內部矛盾的知行準則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國改革開放的知行宗旨是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三)中國古代知行觀仍然具有道德實踐的指導性意義，古代知行觀的某些思想精華仍然是今天的道德典范。工業化、現代化、思想與行為方式的多樣化、法制化以及信仰的普遍缺失、社會道德的墮落，是現代人面臨的主要問題。其中社會道德的墮落已是不爭的事實。有在職的高官因為自己道德墮落而目無法紀，濫用職權、害民蝕國、生活腐敗，所作所為為人不齒。有的人因為一己私欲，道德淪喪，干起了搶劫殺人、拐賣兒童、等丑陋的事情。中國古代知行觀，又特別是儒家的知行觀更加注重道德踐履。盡管現代社會是一個法制化的社會，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輕視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在現代道德踐履仍然是人們應該盡力去知與行的事情。當然，完全的復古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這樣反而是對中國古代知行觀的曲解。不要把道德追去當作高懸人們頭上的利劍，而是像康德說的那樣，讓頭上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律和諧的處于自身。用先進的知行觀理性的對待道德踐履。不主張儒家思想里“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的過分要求。但是堅決主張“惡念發動時不要行”。這就需要以嚴格的知行律來要求自己了。

在道德踐履的知行關系中，我們主張程頤所主張的“然知之亦自艱”，只有先“明道”，然后才能夠“行”的知行觀。首先知何為現代道德主張的，何為現代道德反對的。然后在自己的社會生活中去行。其次要像王陽明那樣，反對“將知行分做兩件事去做”，看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樣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準確判斷行的后果，從而起到事先告誡的作用，避免自身道德墮落以身試法。最后要時刻牢記王夫之“知行終始不相離”的命題，明確知行的因果律，良知生善行，惡念有惡果，惡果終遭懲。在日常生活中力爭求真知，致良知，行正義，行善事。

(四)古代知行觀的認知方式、認識對象、行為模式是現代知行觀的基礎，現代人是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研究的，不存在脫離古代知行觀的現代知行觀。

中國古代哲學家們對知行關系的認知方式主要是思辨、書本學習與社會實踐。老子與莊子的知行觀明顯具有思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脫離現實的痕跡。“不出戶”顯然難以知天下，“不窺牖”，更難以“知天道”。在這方面，老莊的道家知行觀顯然沒有《呂氏春秋·慎大覽》所主張“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嘗一脬肉，而知一鑊之味”更具有客觀性和實證性。儒家孔子的“生而知之”可能將知引向主觀唯心和先驗論的途徑。但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豐富性又給現代人提供了多個辯證的樣本。墨家學派的墨翟反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主張感覺經驗是知的來源，提倡知的經驗論。《墨經》明確提出：“知，接也”；“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認為知是人以“所以知”之“知材”與外物接觸而發生的對外物的模寫、反映。這是一種樸素的反映論觀點。然而，孔子又不是單純的唯心主義知行觀的代表，他又有唯物主義的知行觀。“學而知之……；困而學之……”又為后代人指出了求知的合理方法。中國古代哲學家們的知行觀或多或少帶有形而上學特性。他們的知行觀不能與現代的認識和實踐等同，但有相近之處。他們也非常重視從實踐得來的知行關系。宋明理學對“知”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格物致知”。理學家常常把對“知行”關系的論述與“格物致知”聯系起來。盡管朱熹的學術思想存在各種內部矛盾，但是他的“知行”觀較之程頤的論述有了更多的辨證色彩。他注意到了“知行”相互作用和踐行在認識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從不同的角度作了討論。在理學發展過程中，真正強調了“知行合一”的是王陽明。他直接反對朱熹的知行觀，提出了自己的“良知”和“致良知”的知行合一觀。明清之際的理學家王夫之批判朱熹和王陽明的知行觀，認為他們是朱、王二人是“異尚而同歸”。他認為，“知行”的關系是“知行相須，并進而有功”。“知行”兩者固然不可分，但有不能夠等同起來，呈現出對立統一的關系。從朱熹、王陽明、王夫之體現出宋明理學“知行”觀的演變，總的說來呈現出一個否定之否定的知行觀演變過程。

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性，掌握的科學技術手段和認知能力，可以認知的對象都比古代人有了極大的豐富性和強大性。中國古代知行觀的認識方式和認識進路顯然是現代人研究知行觀和社會實踐的對象、參照和指南。在現代更加注重實證方式和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思維方式的認知進路的情況下，中國古代的知行觀更加值得重視。中國古代的知行觀仍然是現代知行觀的理論基礎。

(五)古代知行觀為現代人提供了一套知與行的辯證思維方式和行動指南。現代人在處理日常生活、工作等事物中，正確執行知行關系具有積極重要的意義。

知行合一，身體力行，作為中國古代哲學知行觀的一條重要原則被提出來。這一原則既是道德踐履的基本原則，又是人生哲學的基本原則，還是實踐哲學的基本原則。中國歷史上有無數的杰出人物倡導并且力行知行哲學。反對知而不行，強調學以致用。反對盲目蠻干，只行不知。強調真知致行，反對一知半解。重視知的內化與行的實踐。現代人較之古代中國人無論是從工具、理性、對象、能力、知識、物質、休息等方面都較之古代人具有普遍的提高。這種提高體現在現代人知的范圍、程度、內容、形式、方法遠遠超越了古代人。可以說現代人在知的方面絕對遠遠超越了古代人。同樣，現代人在行的方式、手段、途徑等方面也遠遠超過了古代人。但是，在行的方面卻無法斷言現代人就實現了對古代人的絕對超越。現代社會中存在的諸如環境問題、暴力犯罪、經濟犯罪、信仰缺失、喪失誠信、吸毒等社會毒瘤，這些都是知行的脫節和只知不行的具體表現。這些事件的發生并不是不知，而是知而不行。因為這種設計社會生活的知不需要艱深的理論和高難度的探索，它具有明白無誤的規范，其癥結主要還在于行。中國古代知行觀中有知難行易說與知易行難說，這些不利于社會穩定與發展的事件，在個人與群體身上顯然是行難于知，知而不行的現實體現。《左傳·昭公十年》中，提出“行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尚書·說命中第十三》提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這些都是行難于知的理論依據。但是，現代人知而不行又不完全屬于這個理論范圍，明顯表現出違背知行關系。這就是現代人正在缺失一種優秀的傳統精神，恰恰體現了中國古代知行觀對現代人的重要性。對與善、惡、榮、恥現代人最需要的是行，最難的也是行而不在知。如果真正真知力行，那么現代社會將是一派和諧，民安國泰。

當然，在現代人面前仍然存在知難行易的情形。對于未知領域、未知理論、未知事物的探索最大的難在于知，而后才是行。北宋理學家程頤說“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因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近代革命家孫中山先生提出，“知難行易”。他認為人類認識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

總的說來，儒家知行觀的總體特征是強調知與行的協調一致。現代人的革命實踐、生產實踐、科學實踐、生活實踐都證明，知行具有辯證的統一，二者不可分割。只有將二者有機結合才能做到真知實行，以知促行，以行驗知，以行促知的良性前進。只有明白具體事物、具體事件、具體實踐中知的本質，行的界限，知目的，行的范圍，知行的主次才能做到真知真行，知行內化與升華的高級認識層次和實踐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