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文字概念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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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楔子

在人類文明史的演化中，所有存在重大差異的文明之間，其存在差異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上存在的差別【3】，如本文中涉及的具有古希臘文明特征的西方文明，具有華夏文明特征的華夏文明圈，具有猶太－基督教文明特征的宗教文明等等。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的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锏牟畋穡饔糜詬髯暈拿韉墓乖旎疲緯閃瞬煌拿鞴乖旆妒降牟畋稹T諼拿魘返難莼討校庖徊畋鴇喚徊餃諶氳礁髯暈拿鞣⒄乖誦械哪讜諢浦校緯啥雜Φ畝讕嚀氐愕納緇嵯窒筇卣骱蛻緇嵩誦謝啤?/P>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這些現象特征和社會運行機制，與文明構造的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體系密切相關，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間的社會現象和社會運行機制評價時，就出現了評價機制和評價標準的差異。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這一差異的存在成為了不同文明間沖突的根源，并且自這一差異產生時開始，文明間的沖突就已產生，并伴隨了文明史演化的始終。近現代廣泛引起關注的文明間沖突和文化沖突問題就源于這一差異。西學東漸以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沖突也是同一類型的問題。

因此，回顧歷史，方法論范疇衍生的問題，是一個伴隨了文明史演化進程的問題。自人類文明產生以來，方法論構建和應用問題伴隨了人類文明演化發展的始終。

今天，我們面對世界文明交融、不同文明間方法論體系相互滲透的時代背景，進行相應的方法論比較和詮釋，厘清其方法論本源問題的認識，澄清其沿革路徑上的種種誤區，有利于對許多本質問題的認識和評價。

以誠實務實的態度考察分析，要做好這一工作，邏輯的起點仍需要回歸到文明起源，從文明起源的基本問題上入手介入相關問題的分析。只有這樣，撥開歷史掩蓋的真相和學術探索的歧義，還原相關問題的本來面目，中國文明的方法論和中西文明的比較等歷史性質的問題及困惑，才有可能逐漸清晰起來。

二、人類面臨的基本問題和考察問題的視角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人類必須面對和處理兩大基本問題。其一，人類必須處理和自然環境間的關系問題（人類個體生存的特定地理空間內自然環境和人類的關系問題）。其二，人類必須面對和處理特定社群內的人與人關系問題。這兩大問題是人類作為一個生物種群生存和延續的條件。

在人類處理和自然環境之間關系時，人們需要觀察、演繹、詮釋這一特定地理空間內的自然現象和物像，探索和自然環境間相互適應與協調的方式方法。如怎樣認知特定地理空間季節變化（春夏秋冬四時節令）及其氣象變化（天氣的陰、晴、雨、風以及干燥和潮濕），怎樣從所處的特定地理空間環境中取得必須的物質生活資料，如何適應氣候物候的變化，保持身體的健康等等。

在人類處理社群間人與人關系時，人們需要探索如何同社群中的其他個體處理關系。如血緣的和非血緣的關系、經濟利益的關系等等。在文明進化到國家層面時，人類還要處理社會個體和國家與民族的關系。

在人類的演化史中，這兩大問題是人類探索與生存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相適應的基本前提，也是人類文明演化的一前提。

如何考察和認識、演繹和詮釋特定地理空間內自然現象和物像及其相互關系，以及任何考察和認識、演繹和詮釋特定社群間人與人之間關系，是人類與自然界協調相處以及社會關系協調的基礎。在文明史的演化中，這一協調的基礎對應了人類文明的起點。

在文明史的沿革中，現實的問題是如何選擇考察的視角？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中，因為不同的視角選擇會產生不同的問題界定以及不同的邏輯演繹方式方法，會得出不同的認知結論。更有意義的是這些結論和結果延伸到對自然界各種物像和現象關系的解釋，會作用和影響人類對于自身和自然環境間相互關系的處理，并影響人類社會個體間相互關系的評價和處理方式。

從現實可考的人類文明史演化軌跡出發，本文選擇對現實世界具有重大影響的古希臘文明、華夏文明和猶太－基督教文明作為分析和考察樣本，考察其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的差別。從文明演化的路徑這一角度，考察不同文明在構造機制上蘊含的文明構造范式的差異。【4】

就古希臘文明的發展演化過程而言，古希臘哲學在發展之初，古希臘先哲做了一個自然界構成的假定，即假定自然界是由微觀結構——元素和原子構成的。古希臘哲學家這一自然界微觀構成的假定，及其探索自然世界的目的——自然界構成的本源和原理，確立了古希臘文明考察自然界的視角。在阿娜克薩戈拉和柏拉圖將這一探索自然界的視角，引入社會問題探索后，成為古希臘文明考察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視角。【5】

和古希臘文明確立的考察世界的微觀視角不同，華夏文明先哲確立了“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考察世界的視角。華夏文明確立的這一視角和古希臘哲學確立的微觀視角的差異在于，華夏文明“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視角在考察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問題時，突破了古希臘哲學范疇的考察視角過分注重考察對象的微觀層面，即從微觀層面界定考察對象——樣本，從考察對象演化軌跡中確定樣本選擇和選擇樣本時間序列的方法。“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將影響考察對象演化發展的現實環境因素納入考察的范圍內，注重相關因素對于考察對象現實狀態的影響（進一步的分析見下文）。因此，華夏文明“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考察視角確立了其考察方法的整體性和現實性。二者相比較，華夏文明的方法論視角選擇，恰好克服了方法論演繹中的現實條件性的桎梏，這是注重在歷史軌跡中選擇樣本和時間序列的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難以逾越的。

和古希臘哲學的考察視角與華夏文明的考察視角都不同，猶太－基督教考察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視角是界定在宗教（神性）上的。猶太民族的先祖在其文明演化之初，在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及其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處理上，將考察和設定職能賦予了上帝，并歸結在上帝的創始設定中。在《圣經•舊約》的開篇，上帝創造天地萬物，設定了自然界萬物間的關系及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在亞當和夏娃被逐出樂園后的諸約中，上帝又設定了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猶太－基督教文明的這一視角，在人類與自然界關系和人類社會人與人關系的處理上，省去了需要考察者彈精竭慮探索思考的過程。在具體的人類與自然界關系和人類社會人與人關系的處理上，猶太－基督教文明設立了神職人員來協調這一關系。【6】

三、中國古文字中的視角、概念、邏輯和時態

——以“事”的文字解析為例的古希臘哲學相關比較

在人類對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認知的演化過程中，人類對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問題的知識是從具象到抽象漸次進行并取得的，并且這種認知的取得基本上依照考察對象的確定、考察對象的研究分析、考察對象的認知形成和考察對象的認知檢驗等環節。在具體的考察工作中，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要確定一個具象的考察對象，首要的工作就是對考察對象進行界定和描述。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考察對象的界定和描述需要相應的語言或文字工具來展開。在人類文明的演化進程中，語言或文字的構造及其應用規則，也被打上了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的烙印，蘊藏著許多內在的機巧。這是因為，其一語言或文字的結構構造和應用規則，受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選擇的影響與制約；其二，語言或文字是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的載體。因此，在世界觀設定及取向和方法論演繹展開和語言或文字的運用中，二者構成了一個相互作用和影響的共生關系。

因此，在具體的考察對象界定和描述中，考察對象的界定過程和結果要受兩個方面的影響和制約。其一是考察對象的視角，其二是考察對象界定和描述時所應用的語言或文字選擇和構造。考察對象的視角影響考察對象的界定和描述的原因在于，考察對象的視角存在差異時，對于被考察的問題而言，其被感知的層面和狀態就會存在差異。如觀賞山水時，遠近高低不同的角度觀景，會看到不同的景色，既所謂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在現實問題的考察中，這一現象也廣泛存在。

在對具體對象進行考察時，除考察視角之外還會涉及到考察對象的具象和抽象、涉及到考察對象的界定、涉及到考察對象的運行過程（樣本選擇和時間序列），及其考察對象的描述。

在進行具體對象的考察中，相關問題的闡釋比較抽象和復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在下文的展開中，嘗試以古文字“事”的文字結構解析為例，輔助解析這一問題。

1、“事”文字結構及其解析

“事”在華夏文明的文字結構體系中，“事”是一個復雜的文字結構，其文字結構中包含了數個相關的文字結構和概念關系及相應的時間序列問題。同時，“事”的文字結構表述概念內涵的實指和虛指，涉及到了前文表述的考察對象的具象和抽象、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表述及其相應的方法論范式問題。【7】

“事”，《說文解字》中說：“事，職也。從史，之省聲。”許慎的這一交代表明，“事”的文字結構和“史”、“之”相關。“史”，《說文解字》中說：“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許慎的這一交代表明“史”的文字結構和“又”與“中”相關。“又”，《說文解字》中說：“又，手也，象形。”“中”，《說文解字》中說：“中，內也。從口、丨，上下通也。”“口”，《說文解字》中說：“口，回也。象回幣之形。”“丨”，《說文解字》中說：“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毛鹵；引而下行，讀若退。”

這里順著許慎的《說文解字》梳理了“事”的文字結構。其實在“事”的文字結構中還有一個字和其密切相關——“吏”。在“事”的文字結構演化中，“吏”和“事”【8】的文字結構和概念語義具有承起關系。“吏”，《說文解字》中說：“吏，治人者也。從一，從史，史亦聲。”

如此梳理下來，可以發現，在“事”的文字結構中，蘊含有以下具有完整意義的文字結構：（1）口；（2）丨；（3）中；（4）史；（5）又；（6）吏；（7）一；（8）事。在“事”的這些相關文字結構及其概念內涵的邏輯演繹中，每一個文字的結構都有其完整的概念內涵，“事”的文字結構和概念內涵由這些相關的文字結構和概念演繹導出。

“口”，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作“回也，象回幣之形。”許慎以回幣之形釋“口”，許是借鑒古錢幣外圓內方之型。外圓內方是華夏文明方法論范疇的一個重要概念。“圓”的寓意是天，“方”的寓意是地。作為“地”的“方”，有四方的語義，是一個空間概念。

具有空間概念的“口”和表上下的“丨”構字，形成了“中”字的文字結構。許慎釋作“中，內也。從口、丨，丨上下通也”。從文字結構的具象和抽象考察，表四方的“口”和表上下的“丨”結合構字，其語義怎么會衍生出許慎給出的“內也”呢，其“內也”的確切含意又是什么呢?“口”表示的四方之型，如果將其邊界縮小，小到可以將其劃在一個器物上，那么“口”表示的就是一個平面。在一個平面中有一個表示上下的“丨”貫穿其中，就構成了一個立體的空間。再將為了形象化而縮小的平面擴展，還原回其四方的觀念中，其實在“中”立體空間概念內涵中，包含了可觀、可感、可思、可冥想的天上、空中、地上、水中、地下的萬物。所以許慎釋“中”曰“內也”。【9】

按照許慎給出的“中”的文字結構的釋義，近現代運用的“中”字的字意，應是取意于“中”字的文字結構所表示的立體空間的交點。【10】

在“事”的文字結構和語義的邏輯演繹中，“中”字的文字結構和語義的闡發非常重要，因為這一研究工作做的不好，將影響“事”的文字結構解讀、邏輯關系推演和語義闡發，從而影響到本文闡發的主體。

按照《說文解字》中“事”的文字結構解析，分析了“中”字的文字結構和語義，接下來應該分析“史”的文字結構和語義了。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史”作“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在“史”的文字結構中，前文已經交代了“中”，而“又”是“手”的變體。

在華夏文明“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考察視角中，天地間萬物經過了行為主體“人”的活動，由“人”的手（又）去加工、去塑造、去美化、去勞作，留下的軌跡就是“史”。在考察對象的表述中，其實“又”的動作執行的時間序列，并不僅僅是“史”——軌跡涵蓋的內涵，還包含有“又”的動作執行的狀態和發展趨向的內容。從文字的結構和邏輯關系演繹及語義的沿革考察，許慎表述的“史”的語義“記事者也”，應是“史”的文字結構和邏輯關系演繹中其“軌跡”被記錄的部分。

在“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考察視角范疇中，天地間萬物的運動都有其特定的約束。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范式體系中，將這種約束歸結為“道”。所以，在由“中”和“又”構造了“史”的文字結構后，古人開始考慮考察對象（被“又”操持和把握者）運行軌跡約束的表述問題。

對于考察對象運行軌跡約束的表述，古人造字時在“史”的文字結構上加了一個“一”，構成了“吏”字。

“一”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和方法論范疇的“道”密切關聯。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一”：“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在先秦諸子的思想中，“一”和“道”構成了他們思想體系的聯結點。其實，在華夏文明“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考察視角和方法論體系中，“一”是華夏文明先民關于人類與自然關系協調和人類社會人與人關系協調的歸結，是天地間萬物存在、繁衍生生不息的道的承載。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吏”：“吏，治人者也。”將“一”作用于“史”，即“一”對于考察對象（史）的約束釋作“治人者也”，應是交代了許慎釋“吏”時考察問題的視角。從社會的角度考察比擬華夏文明方法論系統中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關系的演化。在人類社會的運行中，吏——政府官員實際控制著人類社會運行的軌跡、狀態和發展趨向。

從“吏”的文字結構和邏輯演繹考察，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給出的“吏”的釋義，縮小了“吏”字的文字結構和邏輯演繹中應涵蓋的范圍。

前文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基礎，解析了和“吏”有關的文字結構、邏輯關系演繹過程及其語義。下文以此為基礎解讀“事”的概念界定及其相關問題。

在“吏”的字型結構中，其“史”字字型結構中的“又”，還有一種變形“”，這樣就演化出了一個“吏”的變體字“”。

在“又”作用于考察對象的時間序列中，“史”是“又”作用于考察對象留下的軌跡和痕跡，在時間序列的時態分布中屬于過去的狀態。當“又”作用于考察對象時，“中”的文字結構中的“丨”從“又”（手）中穿過，預示著考察對象還在人手的握持和操持狀態中（在時間序列的時態分布中屬于現在進行時的時間狀態）。于是，在文字的字型結構演化中就有了“事”的文字結構。

2、“事”的文字結構取向及概念和古希臘哲學相關問題比較

從“事”的文字結構解析可以發現，就“事”的文字概念和語義而言，“事”的文字結構包含著以下的概念內涵和語義：A、“事”的概念內涵和語義包含的對象是天地間（中）存在的萬物。B、“事”的概念內涵和語義表述的對象可以是具象的對象，也可以是抽象的對象。當“事”的概念內涵和語義表述的對象是具象的對象時，其“事”概念內涵和語義表述的是考察、分析和操作（又）的具體的對象（事或物）。當“事”的概念內涵和語義表述的對象是抽象的對象時，其“事”的概念內涵和語義泛指天地間和人的行為（又）有關的所有對象（事或物）。C、行為主體——人，對于考察、分析和操作（又）對象的動作過程，要受到天地間運行的大道“一”的約束。D、“事”和“史”之間具有路徑關系，“史”是行為主體——人考察、分析和操作（又）作用于對象——“事”留下的軌跡或痕跡，“事”是“史”的具象演化過程中每一時點的狀態。

“事”的文字結構分析和概念、語義演繹表明，華夏文明的文字在“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考察問題的取向和構造方法體系的視角，和“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方法論取向和視角相一致。

在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中，其考察問題的微觀視角設定及其自然界構成的“元素”、“原子”論假設，決定了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在界定考察和分析對象時，必須進行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及物像的分類和分割，因為不同的類及其分割部分，可能源于不同的元素組成或原子結構。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分類、分割工作不能完成，其相關的研究考察工作就難以展開。

在現實的工作中，要完成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類工作十分困難。因為假定中的元素和原子構成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和物像，其元素的構成和原子的結構極少表現在其現象和物像的表象中，所以相關的分類和分割只能通過現象和物像的某些特征及其運行軌跡中的某些痕跡分布來實現。近現代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在世界的科學實踐，也體現了這一特征。

對于考察對象的分類界定——概念而言，相關的問題還表現在概念表述的文字或語言構造上。華夏文明的文字構造因其和方法論體系同源，具有象形和會意的屬性，從而蘊含了方法論體系的概念屬性。同時，文字結構組合中蘊含了文字結構的概念關系和時間序列問題，所以文字結構中還蘊含有邏輯內涵。

就考察對象的表述——考察對象的概念界定而言，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表述選擇的是拼音語言。在拼音語言的選擇中，字母構造和字母組合已經脫離了其表述對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就其字母組合的概念表述而言，不得不用字母組合的相關詞匯給以說明。這是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自產生之初就構造有明確的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一（解決考察對象的表述問題）。

同時，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是從微觀視角選擇考察對象的。在對考察對象進行考察和分析時，由于考察對象的微觀結構——元素和原子在其表象中常常難以直接表現和體現出來，因此為了研究的方便，不得不對其表象特征進行假定前提下的分割和分類，歸結考察對象的現象特征（確定樣本屬性），并以此設定樣本的時間序列，歸納演繹考察對象的“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識”。

但是，在具體研究工作的展開中，由于考察對象現象特征的相關分割和分類的界限和邊界確定，不同的研究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以至于在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中，必須要明確考察對象現象特征的的界限和邊界，并給出相關概念間的關系——包含和相容，然后相應的研究工作才能進行。這是其方法論體系中必須構造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二（解決考察對象的界限和邊界）。

在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中，在概念問題之外，還有一個邏輯屬性的問題。這是因為，在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范式形成的過程中，考察對象的確定是在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類中進行的，考察對象被分割和分類后，還必須考慮這一對象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整體及局部間的關系問題，考慮其間的相容和包含關系。在古希臘哲學史的演化中，這一相容和包含關系演化出了古希臘哲學范疇方法論體系中的邏輯問題之一（概念間關系表述）。

同時，在考察對象運行狀態的表述中，也是由于選擇的語言字母構造脫離考察對象的具象和抽象的原因，不得不構造出特定的句式結構來處理其運行狀態的時間序列問題，并產生了相應的句式結構中的時態，形成了句式結構的邏輯。這是古希臘哲學在產生之初就有邏輯要素存在的原因之二（時間序列表述）。

前文的研究分析表明，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和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二者之間，由于方法論體系的介入視角和文字或語言構造不同，對考察和分析對象的表述也不相同。對于華夏文明而言，在“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方法論體系介入視角下，考察和分析對象及其運行狀態的表述體現在文字的構造中，文字結構中蘊含有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概念和邏輯要素，所以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沒有獨立的概念和邏輯要素存在。而對于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而言，其方法論體系介入的微觀視角和拼音語言構造，使方法論體系的展開不得不創造概念要素以使相關工作能夠進行，并同時衍生了其方法論體系中的邏輯問題。

四、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中的認知與操作狀態的銜接

——以“是”和“政”的文字解析為例及相關比較

前文說明了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和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考察和分析問題的視角，又以“事”的文字解析為例，分析了這兩個方法論體系相關的概念界定及表述、邏輯演繹及其相應的時間序列問題。但是，在考察和分析對象的具體分析過程中，方法論體系設定的視角如何展開、“事”的認知結果如何和操作過程“又”進行銜接，以及如何實現操作過程“又”的社會效果評價等問題，仍然是一些現實的問題。

在考察和分析對象的演化過程中，這些工作又極其重要，因為對于考察和分析對象的認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識，理論），只有實現了與其操作狀態（實踐）的銜接，才能體現整個考察和分析過程的社會價值和意義。

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如何實現這些工作、這些工作的實現又如何表述呢？

1、對考察和分析對象的認知及其與操作狀態的銜接——“是”

華夏文明在文字上構造了一個判斷的結構“是”，將考察和分析對象取得認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識與操作狀態進行銜接（即近現代概念范疇的理論和實踐銜接，或者通俗的說“從理論到實踐”）。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是”：“是，直也。從日，正。”在“是”的文字結構中，許慎給出了“日”和“正”兩個結構。“日”是太陽的象形，在概念內涵和語義上沒有進一步解析的必要。

“正”，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正，是也。從止，一以止。”。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一”是一個特定的概念（釋義參閱前文釋“一”）。“止”《說文解字》中說：“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芷，故以止為足。”其實在甲骨文的文字結構中，“止”就是“足”的象形。【12】

在文字結構的取象中，“足”是站立和行走的工具。其抽象的語義可以延伸為行為。人的行為合乎文明體系方法論范疇規范的“一”（或“道”），就是“正”。“正”的判斷能夠暴露在陽光下，人人都可以觀察得清楚明白，就是“是”。所以，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是”，用甲骨文中眼睛象形的文字構造——“直”來釋“是”：“是，直也”。【13】

在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進行考察和分析的過程中，人們取得的認識和知識——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識，是關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對象的認知，并且這一認知在時間序列中屬于“史”（過去）的范疇，要實現認知與特定考察和分析對象操作的狀態（現在）的銜接，“是”的判斷是這一過程的重要環節。只有實現了認識和知識與考察對象在操作狀態中的各個變量（諸環境條件）變化的綜合判斷后，才能實現認識和知識與考察對象的操作狀態銜接，指導規范考察和分析對象的操作過程。如圖：

但是，在具體問題的考察、分析和操作中，作為社會個體的具體的“事”的參與者，由于生活環境、個人閱歷、知識結構和水平、考察和分析問題的視角和方法等等，都存在著差異。因此，任何一個特定的社會個體在考察和分析一個既定的對象時，對考察“一”的認知和把握以及過程的理解和判斷都是存在差異的。這一差異的存在產生了對“事”的演化過程的認識的差異，并形成相關的判斷“是”的差異。

就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而言，考察和分析對象的考察和分析過程與操作狀態的銜接，需要復雜的概念間關系和時間序列的邏輯演繹過程。在這一邏輯演繹過程的處理中，由于不同的處理者對考察對象的分析有不同的分類或分割方式（即不同的概念界定邊界），所以從考察和分析對象的界定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識”，再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識”與考察和分析對象操作狀態的銜接，如何處理概念間的相容和包含問題困擾著自古希臘以來的研究者。如亞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爾，直到現代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現象學派和解釋學派。

對于“事”的演化過程和操作狀態判斷形成的差異問題，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將其歸結為社會學、行為學、心理學等學科范疇，并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相關學科。

2、社會行為之于操作狀態認知（“是”）的校正——政【14】

在社會現實的問題中，社會個體的行為作用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對象，其行為過程受相應的“是”的判斷制約。由于社會個體存在著資質及對于考察和分析對象的認識和知識理解解讀的差異，從而形成了社會個體對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對象及其運行狀態判斷——“是”差異，并且這一差異的存在作用于其行為（“又”的動作），形成社會個體社會行為的差異。

在處理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時，對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對象而言，社會個體行為差異的存在，如果具有了普遍性并且產生了社會效果，會導致社會個體行為與方法論體系設定的“一”的失調和失范。在社會的演化中，這一失調和失范的存在會危及整個方法論體系構造的人類與自然協調和人類社會個體間關系的協調。因此，這是一個必須給予社會關注和社會校正的問題。

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演化中，這些相關的問題及其社會處理方式方法，被構造在一個文字結構——“政”的內涵中。

“政”，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政，正也。從攴，從正，正亦聲。”前文已經交代了“正”的文字結構和語義，給出了“正”的概念解析和界定。

“攴”，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作：“攴，小擊也。從又，卜聲。”前文在“事”的文字解析中交代了“又”是手的一個變體。“卜”在甲骨文的結構取象中是一個帶叉的樹條。【15】“攴”字意的“小擊也”本義就是手中拿了一支樹條實施輕輕得打擊。因此從“政”的文字構造考察，“政”就是當“正”出現了非“正”的狀態時，用手中拿的樹條去實施輕輕得打擊（注意：不能是大力的打擊，打擊得力度過大會產生矯枉過正），將非“正”校正到“正”的狀態，從而實現方法論體系構造的人類與自然界關系的和諧以及社會個體間關系的和諧。

就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而言，社會個體行為的校正問題被分割和歸結到“正”的求證——法理、“正”的規則設計——立法、“正”的實施——司法審判、“正”的實施機關——政府等相關問題中。

在以古希臘哲學為方法論范式的西方世界，自古希臘柏拉圖以來，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和社會個體間關系的處理，以利益博弈的“正”（正義）求證為基點，指導和規范著相關問題的展開。近現代的西方社會也繼承了這一精髓，并凝聚為西方社會的精神。

其實如前文交代所言，人類具有生物屬性和社會屬性。人類的生物屬性決定了人類具有必須的物質生活資料需求和七情六欲。人類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個體的生存和存在以其他個體的生存和存在為前提和基礎。物質生活資料的取得只有在和自然界的和諧相處中才能伴隨著人類的繁衍不斷取得。只有實現了社會個體間的和諧，人類的種群才有可能發展到較大的規模。

其實這是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考察視角的預設，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將其割裂成不同的學科范疇進行研究。但是自古希臘以來，學科范疇的分割并沒有實現整合。

五、筆者對華夏文明古文字的幾點認識

1、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和文字結構在演化路徑上的關系

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方法論體系的構造和文字結構的構造是一體的。華夏文明經典文獻的五經之首，《易·系辭下》中交代：“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構造中，八卦是方法論視角“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起點，也是古文字結構構造的起點。關于這一點，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做了進一步的交代：“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接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

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與古文字結構構造的初始路徑同源，是華夏文明演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在華夏文明史的演化中，方法論體系的視角和邏輯演繹被應用于文字結構的構造，同時這種文字又被用來進行方法論體系的表述，從而形成了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和文字結構關系的一體化。

2、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中文字結構演化簡史

再追溯華夏文明的沿革史，其實這一一體化也有一個發展過程。甲骨文的發現使這一過程的梳理有了起點。

傳說中源于庖犧氏八卦的文字起源，造就了華夏文明以象形和會意為主體的文字結構構造。如甲骨文以象形和會意為主體的文字結構。在甲骨文的部分文字結構中，已經可以發現前文分析和演繹的“一”在一些文字構造中的應用，如“正”、“吏”、“是”、“政”等文字。

商周之交，武王克殷，問政于萁子，萁子敘《洪范》，言治國大道。于是，周公制禮。華夏文明史的這一沿革，《尚書》和《史記》等文獻中都有明確的交代。其實，在華夏文明史的沿革中應該還有重要的一幕，就是商周之際對于歷史文獻的整理和文字結構構造的重新梳理。

對于歷史文獻的梳理，反映在《禮》（《周禮》、《儀禮》和《禮記》）中，所以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

商周之際對于文字的整理，則體現在商周之交后，文字的結構由甲骨文的字型結構變成了周時期的字型結構。許慎作《說文解字》時參照的古文，近現代整理的春秋戰國時期簡帛、金文、陶文文獻說明了這一判斷。

從華夏文明史發展的脈絡考察，近現代整理的簡帛、金文、陶文文獻文字結構的差異只可能形成于商周相交之際。這是因為，其一，商周之交武王用萁子之言，對前代文獻的整理形成了蔚為大觀文獻，如三禮，相關文獻的形成與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間具有銜接關系，與萁子在《洪范》中的約定一致。其二，商周之交后的文字結構沿革和甲骨文的文字結構間具有密切的繼承關系，所以現在研究甲骨文仍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線索。其三，文字結構和方法論體系間的密切銜接，需要與文字結構構造相銜接的社會學術范圍和生活環境。其四，春秋以后紛亂已起，各地諸侯為了書寫得方便或其他原因，紛紛變更部分文字的結構，至此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的概念和邏輯要素已經混亂，并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社會現象和學術氛圍，不可能再存在方法論體系和文字的結構銜接共同發展的社會環境條件。其五，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選擇的文字的字型結構，依據的是以孔子壁中書為基礎的春秋文字、大篆、小篆，并以秦小篆的文字結構進行整理。其六，秦小篆的文字結構承襲于大篆，大篆承襲于甲骨文和商周之交文字。

秦漢之交，文字隸變，文字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文字沿革史上，這一變化奠定了其后文字的基本結構，漢以后兩千多年文字的結構再也沒有大的變化，因此文字被名為漢字）。所以漢武帝時得孔子壁中書，幾乎無人認讀，并導致后世的古今文之爭。

許慎師從賈逵治古文（孔子壁中書等春秋文字），解析古文字的結構與文字語義的關系，希望減少由于匿猜文字的語義而導致先秦經典文獻（尤其是儒家文獻）的誤解和誤讀，引發社會精神文化資源的評價和繼承問題。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交代的文字結構的構造，源于以孔子壁中書為主體的春秋文字，借助秦小篆的字型結構進行解析。【16】在許慎的文字結構解析中，以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的“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視角為起點，以文字結構取象和取意為邏輯展開的初始路徑，還原文字構造中文字結構和語義的關系。因此，在漢以后的華夏文明史沿革中，許慎的《說文解字》成了解讀先秦經典文獻和精神文化資源的鑰匙。

自許慎以后，《說文解字》的研究家輩出，對《說文解字》進行解讀和注譯。從筆者接觸到的有限的相關文獻考察，后世對于《說文解字》的研究和注譯，往往過分關注了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給出的具體文字的釋義，忽視了文字結構構造和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間的關系和銜接。在文明史的演化中，這一忽視的存在造成了方法論體系演化路徑的模糊不清（方法論體系中的概念和邏輯要素缺失），以及相關精神文化資源分析和比較的困難。

3、筆者在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和古文字結構研究中的發現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西學東漸，以古希臘哲學為基礎的方法論體系傳入我國，并在我國的學術領域成為顯學，促進了我國學術界思考自己文明的方法論體系構建和沿革問題。

這一思考發現，我國的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除了考察和分析視角和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有重大差別外（宏觀和微觀），在表述和表達方式上還有重大差別，既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的概念和邏輯要素。

在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沒有獨立的概念和邏輯要素，形成了形式上的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概念和邏輯要素的缺失。對于一個具有重大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的方法論體系而言，這兩個要素的缺失產生了方法論體系梳理和其它方法論體系比較上的障礙。而解決這一障礙的探索過程，促進了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和文字結構銜接的探索。

筆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邏輯》的課題研究中，發現了古文字結構中的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的概念和邏輯問題，并以此為基礎進行相關概念體系的構造和邏輯框架的展開。

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邏輯》涉及的是一個文明史演化中的制度與經濟關系問題，所以本文涉及的問題在書中只是提到，沒有展開。在此，本文涉及的主體，算是進一步的交代。

六、結語

任何一個文明的構造和發展都需要相應的方法論體系支持，選擇考察和分析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的視角，確定界定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的方式方法，指導考察和分析過程的實現及結果的表達，是一個文明得以發展和延續的基礎。

在文明史沿革中，一個特定的考察和分析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的視角、以及界定考察、分析對象的方式方法和考察分析實現的過程及結果的表述表達，構成了一個文明特定的方法論范式。在文明史的演化中，這些特定的方法論范式構造了相應文明的特征，構造了相應文明處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的方法和態度，構造了相應文明的制度和經濟關系。因此，存在較大差異的文明間，向上追溯都可以發現其方法論體系構造上的差異。

本文在邏輯體系展開中涉及的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和華夏文明如此，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和古希臘文明如此，前文提及但沒有在行文中展開的猶太－基督教文明也是如此（在猶太－基督教文明的方法論體系中，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關系和社會個體間的關系，設定在神職人員——拉比和上帝的約定中，因此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和物像關系的處理中，猶太－基督教的方法論體系省缺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微觀結構的界定和相互關系演繹的過程）。

因此，不同文明間的比較需要從其文明構造的方法論體系入手，否則可能難以把握其文明構造的內核，不能把握其文明構造的內核，要評價其文明甚至將其作為至寶的精神文化財富配置到自己的社會實踐中，則會出現文明間的銜接問題。我國百余年的社會實踐已經為此做了說明。

我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國度，這一歷史和文化傳統源自于華夏文明特定的方法論體系的構造。當今世界，文明交融，需要對當代不同文明的方法論體系及其相應文明的運行機制進行詮釋和評價，并配置到社會實踐中，實現人類文明的進步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但是，在華夏文明史的沿革中，華夏文明的方法論體系的構造缺失了，并且在文明的發展和延續中造成了傳統精神文化資源解讀和評價方面的困難，造成了文明交融中和其它文明方法論體系進行比較的困難，造成了解讀其它文明運行機制的困難。

這種局面的存在，既不利于國家為社會的長治久安配置人類文明的一切精神文化資源的要求，也不利于國家為實現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而采取的文化發展戰略。

在歷史的演化中，許多仁人志士為華夏文明精神文化資源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工作。尤其是近現代，許多志士在多學科研究的背景下做了許多有益的基礎工作，為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構造的還原和解讀奠定了基礎。

目前，隨著多學科研究的發展和文明交融中方法論體系比較的探索，為華夏文明方法論體系還原和解讀的工作做了鋪墊，許多基礎的工作大體鋪就。為了人類文明的發展，也為了我們國家的文化建設，為了我們社會的長治久安，有志于此道者開始這一工作吧！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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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筆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邏輯》提出相關問題。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邏輯》主體研究的是制度與經濟的關系問題，所以本文有關的問題沒有展開。在中西文明交融和一體化的背景下，筆者感覺這些問題有進一步梳理的必要，以便于相關問題的澄清。劉濤著《文明史演化的邏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2】哲學是和古希臘哲學范疇的方法論體系聯系的概念，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的方法論體系比較時，回避統一使用哲學這一概念，以表明其中的差別。

【3】這是筆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邏輯》研究中構造的概念，用以搭建不同文明間銜接研究的平臺。相關研究參閱《文明史演化的邏輯》、《文明史研究范式的探索歷程及其社會價值─寫在<文明史演化的邏輯>發行之后》（見哲學網站：孔子2000）。

【4】參閱《文明史演化的邏輯》導論、第一章。

【5】參閱《文明史演化的邏輯》第一章的相關內容。《理論中的現實和現實中的理論——中西文明方法論述評》中也有相關的表述。參閱哲學網站：孔子2000。

【6】猶太－基督教文明的這一視角選擇，由于簡略了考察分析對象的界定和相關邏輯的演繹過程，所以在本文的行文中，也不涉及相關的分析，只將其作為文明史演化中一個方法論視角的存在，做一交代。

【7】相關的研究參閱《文明史演化的邏輯》中重要概念的界定，《文明史演化的邏輯•試論政》。《書和書字的結構及其相應的哲學問題》哲學網站：孔子2000。

【8】在《漢語大字典》簡編本中，將“史”、“吏”和“事”歸結在一起，解為同一個字。在文字結構的演化中，這一歸結忽視了三個文字間結構和語義演化的關系。見下文。

【9】這一立體空間表示的六個方位，也被稱作****，****有時既指天下，也指萬物。

【10】在當代的文字學文獻中，常常將“中”釋作旌旗的象形。筆者認為或許表示旌旗象形的“中”有聚集和召集人集中的意思，但和“史”和“事”的文字結構有關的“中”，應與表示旌旗的“中”有差別。

【12】參閱《甲骨文大字典》釋“止”。徐仲舒主編《甲骨文大字典》湖北、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年版。

【13】在甲骨文的字型結構中，“直”是眼睛的象形。見《甲骨文大字典》釋“直”。

【14】在1996年筆者成曾對“政”進行了嘗試性的解析，形成了《試論政》一文，并對后來《文明史演化的邏輯》一書的體系構造產生了影響。參閱《文明史演化的邏輯•試論政》。

【15】參閱《甲骨文大字典》釋“卜”。

【16】參閱《說文解字•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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