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存在價值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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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詠所興，宜自生民之始也”。文學的產生幾乎和人類的產生一樣古老。“文學是什么”“我們為什么需要文學”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似乎有很多話要說卻又不知從何說起，的確，這正如我們問“什么是人”“活著為了什么”一樣費力而不討好一樣。隨著21世紀的到來，經濟、技術迅猛發展，文學藝術商品化以及影視傳媒網絡對文學的沖擊使文學作品淪為邊緣化，使大眾審美趣味平庸化、娛樂化。在這樣一個當代語境下，我們需要思索的不是“文學是什么”、也不是“我們為什么需要文學”而應該是“文學在當今存在的價值”，以及文學如何面對當今的挑戰、尋求發展、捍衛它應有的價值和地位。

對文學是否存在合理性這一命題的拷問古以有之，那就是古希臘時期有名的“詩哲之爭”，柏拉圖不無調侃的說“詩與哲學的關系已經打了很久了”。的卻，亞里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他最終從根基上動搖了柏拉圖的“模仿”理論，把柏拉圖驅逐的詩人又找了回來，肯定了文學藝術存在的合理性。

柏拉圖在認為現實是對理念的模仿，而詩是對現實的模仿，那么，詩就是對真理模仿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從而宣稱詩不能反映真理，詩人連木匠都不如，要把詩人驅逐出理想國。而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在承認“詩是對現實世界模仿”的基礎上認為真理就存在與現實世界的本身，而不可能存在抽象的現實彼岸，從而認定“自然物的存在不是對理念的模訪，是可以揭示真理”，他又進一步提出：“詩比歷史更真實”的論斷肯定文學高于現實。

那么在當今語境下，在大眾娛樂化、文學商品化、邊緣化尷尬的境遇下，文學可以揭示真理這一論斷遠遠不夠回答文學在當今社會存在的價值，本文試圖從“”文學與娛樂”、“文學與教育”，“文學與精神”三個方面闡釋文學在當今社會存在的價值和必要性。

一、閑暇的游戲：文學與娛樂

在當今人類的生存方式中，娛樂成了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娛樂產生于剩余勞動時間這一歷史事實，在現代社會，資本在利益的驅使下，對人的娛樂需要開始了不遺余力的開掘，娛樂的滿足方式五花八門，文學僅僅是其中的一種方式而已，作為大眾休閑消遣的娛樂文學類型在不斷的花樣翻新，艷情小說、偵探小說、武俠小說、驚險小說、此起彼伏，更迭不休。文學的娛樂功能被柏拉圖發現從而被指責又傷風敗俗的腐蝕大眾的作用。于嚴肅的詩相比，新興的詩樂失去了莊嚴與肅穆，以鼓動人的感性，滿足人的功能為主的娛樂特征，讓柏拉圖認為這是文學存在的最大的危險性之所在，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墨子亦然，“認為進行音樂演奏與欣賞活動，必將“虧奪民衣食之財”，對人民有害而無利。”《墨子“非樂論”新評》無論是西方柏拉圖還是中國的墨子，他們對文學藝術的否定恰恰從側面承認了文藝的娛樂作用，他們的否定只是個人主觀的態度，文學的娛樂性不會因他們的否定而消失，娛樂從古至今都是人類發展的需要，在當今，這架開動起來的機器更是瘋狂的運轉，欲罷不能！

科林伍德認為,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娛樂對人的情感有一種釋放作用。他把人的情感過程分為負荷階段(興奮階段)和釋放階段,認為情感一旦興奮,就必須釋放。人在娛樂藝術中所產生的情感就在娛樂藝術所創造的虛擬情境中得到了釋放,因此,“娛樂是以不干預實際生活的方式釋放情感的一種方法”。⑥對于娛樂文學,比如他認為,恐怖小說的出現,是因為人有一種體驗恐怖的強烈需要;偵探小說是滿足人們體驗恐怖需要、崇尚力量的需要、解決疑難時理智興奮的需要和對冒險的需要。“把這些從虛擬情境中喚起的情感又在虛擬情境中釋放出來,從而使它們不大可能到實際生活中去自行釋放,這是合乎自然情理的”。{(英)羅賓·喬治·科林伍德《藝術原理》,王至元､陳華中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89頁｡}無需多言，在當今這樣一個以消費為主的生活結湊快、工作壓力大、放松時間少的當今社會，娛樂藝術的發展承受著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一個方面來自于資本,一個方面來自于大眾。資本喊著要獲得利潤,大眾喊著要獲得快感。資本利潤是一個不見底的深淵,大眾的快感更是個無底洞。

二、布道的牧師：文學與教化

正所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文學的教化作用正是在潛移默化中給讀者以教育和啟發的。好的文學作品能為讀者呈現一個想象中的真的世界、美的世界、善的世界。因此可以培養人的想象能力、感受能力、思維能力和創造能力，以及向真、向善、向美的健康心理。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也已怨”，他強調《詩經》對人的“風教”作用，進而提出：“興與詩、立于禮、成于樂”的主張。柳中原說“文以明道”，韓愈說“文以載到”，杜甫的《三吏》、《三別》是教化世人的典范，從他寫實的現實主義精神中去感受他對封建社會的控訴和對苦難人民深刻的同情。西方的賀拉斯在他的《詩藝》中提出了“寓教于樂”說可以說是提供了一個實現文學教育功能的途徑。近代以來，文學對于社會觀念、社會文化的建構愈來愈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或許正是意識到文學在社會觀念建構上能夠起到重大作用，梁啟超才寫出了那篇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他在文中說道：“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啟超之所以如此推重在當時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看中了當時小說作為草根藝術所特有的大眾化、通俗化特點。因為要傳達新的觀念，所以，傳達觀念所用的載體必須是大眾的，是能夠為大多數群眾所樂意接受的。這樣，原本屬于草根藝術的小說在這時突然就承擔了極為重要的歷史使命。而之后的歷史也確如梁啟超所言，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小說的確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無獨有偶，美國學者安德森在作了系統地研究后甚至說文學對于深刻影響當下世界格局的現代民族觀念的形成與建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參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36頁）。

中國一直以來就是一個特別重視文學的國度。魏晉之際，作為皇帝的曹丕就曾經發出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評價。所以，在中國，在建構一個時期的文化觀念、社會風尚的時候，文學往往能夠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十七年”時期，一批紅色經典曾經對共和國的歷史進行了合理化建構，為建構當時的社會主義文化理念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如果沒有文學的推波助瀾，我們很難想象改革開放政策會在中國順利地進行。考察既往時期文學在社會觀念建構上起到的作用，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當下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在當下我國和諧文化的構造過程中，文學應該起到重要的作用。換言之，在當代中國，要建構出符合時代特色的和諧文化，要讓更多的公眾接受、理解和諧文化的理念，最好的方法就是尋找一個良好的文化載體，借助這個文化載體，向所有的受眾傳達和諧文化的理念，從而最終達到和諧文化建構的目的。

三、“存在之澄明”：文學與精神

“存在之澄明”是當代德國偉大的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在他的著作《…人，詩意地棲居…》中提到的。其意義可以闡釋為：“藝術把人們的日常生活帶到了詩意的狀態之中，在此詩意狀態中作品建立世界，展現大地，進入了生活的無蔽和敞開的境界，進入詩意的澄明。”

他認為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充滿了勞績，不僅培育大地上的植物，而且還用各種工業手段生產出人類需要的物質財富，可謂充滿了勞績，人類也因此而自豪。但這并不是海德格爾所理解的生存的本質。在海德格爾看來，人類無論有多少勞績，還只是一種有限的世界，而人類卻應該沖出這有限的世界，達于無限。詩意的棲居，不是讓每個人都去寫詩，每個人都去幻想。這樣的理解是表面的。海德格爾認為，詩創造持存，詩言說無。無，不是沒有，無是無限。無限是什么？無限就是對有限超越中的一種自由狀態，而這種自由只能存在于精神世界。從勞績到詩意，實際是從物質到精神，進而也就是從有限到無限。海德格爾看到了近代以來，人類無節制地發展物質一維，而精神卻失去了根基。

“海德格爾詩學的意義在于把一般理解上的外在的文學，還原于生命的狀態。這樣，文學的真正意義也就上升為生命與存在的意義，人類的本真生存方式總是要尋求詩意的棲居，偉大的文學家總是通過作品揭示出世界的意義。通過藝術的世界，揭示大地，展現天空，大地變得寬闊而寧靜，天空充滿無限的神性，人在此間是如此的澄明而生動。這樣，問題就變成了不是我們是不是需要文學，而是生命必定要詩化，必定要文學化，生存的道路只能是詩意的道路”。《文學是什么》傅道彬、于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

是的“人充滿勞績，卻仍詩意的棲居在這片大地上。”文學便是精神棲居的家園，是“去避”“澄明”“詩意”的家園，文學是人學，是關注人、研究人、研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精神生產。古往今來，文學布滿對人類和社會的愛，歌頌也罷，批判也罷，都是為了追求人類與社會更美好的前程。自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產生以來，文學似乎表現對人類、社會絕望的成分多，但正如阿多諾所言，人們正是從卡夫卡式的絕望之中看到了希望，得到了拯救。從批判中得到拯救，從絕望中獲得希望，這正是文學的人文關懷。用佛家語說這是大慈悲。文學與文化研究之所以相通，是因為它們在本質上都滲透著批判精神，布滿著對人類社會的拯救關懷。這種人文關懷精神在21世紀不會過時，往后恐怕也不會過時，除非文學不再是由人來創作。人文關懷在各個時代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21世紀文學及其文學研究只要堅持批判、拯救，并實現對現實的超越，大方向就不會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