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音樂美學獨特性論文
時間:2022-08-19 10: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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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從中國樂的美學獨特性,論述了文化發(fā)展是個漸進和積累的過程,文化中的民族獨特性是不可能湮滅的。也就是說要保持自己的根,同時不排斥外來民族文化的融合,這樣才能組成一個百花齊放、豐富多彩的世界。
關鍵詞:中國樂美學民族獨特性
由于中西文化大背景的差異,必然形成藝術思維方式、內容、概念、稱謂、表現(xiàn)手法等方面的不同,甚至藝術范疇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我們中國樂的美學獨特性,有這樣三大特點:一是自然抽象之再造;二是自我情緒之控理;三是自我自宥之中心。
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百多萬年,仰觀于天,俯察于地,橫觀人事變化,到了伏羲時代總結出了第一部大書《易》,即宇宙變易的大學問。“圣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圣人因神而存之。”(《史記》)這就是因氣設聲律。“六律為百事根本焉。”故“太史公曰: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右,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jù)而度也,合符節(jié),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中國人用樂所再造的自然世界,是相當復雜而又獨特的。先祖把捕捉不到的氣和流動變化的思維、情緒、無形的神韻等,都用數(shù)規(guī)定他們的律,再用測定的律鑄成有形的器(也就是藝術符號),然后運用這些符號編織成藝術樂章。
先人用樂舞進入的抽象自然世界,不僅僅是用來做娛樂的,主要是:“以律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方,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即通過樂舞的作用,以求達到“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并用它組成人性、情緒、倫理道德、社會行為的有機調控系統(tǒng)。運用這種調控機制達到社會的安治和諧。這種讓人在快樂中自我完善的藝術構架,確是具有獨異思維特點的東方美學。不管樂舞的作用是否可以達到:“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前漢書》。或:“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記》)但畢竟得承認祖先在數(shù)千年前尋覓出:以道中軸、以歌舞為載體的藝術調控機制,確實是值得自豪的一大創(chuàng)造,留給我們的藝術創(chuàng)作啟示、法則,以及藝術道德,仍然是一筆巨大的文化財富。
從制律作樂,循章抃舞,詩歌以故事來看:中國人的創(chuàng)作主體意識是相當突出的,所達到的藝術高度、藝術的科學思維,絕非“下意識的潛流”所能流成的滔滔黃河文化流,也非“非理性”所能理得清天、地、人這個藝術大世界的。這種用抽象符號編織成的藝術世界,喚起人們對大自然和社會的感知和深入認識,顯示了中國人高超的藝術才能和獨特的創(chuàng)作意識,其主體意識就是:有與無二字及其辯證關系。不僅在樂舞的虛擬表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主體意識的表現(xiàn),即使書法、詩畫的創(chuàng)作也無不明顯地留記著中國人創(chuàng)作的主體意識,以無表現(xiàn)有,以有存其無。以達形、神兼?zhèn)洹⒓婷溃憩F(xiàn)出作者的人格、情緒和追求來。中國人的主體是有理性的物質體,中國人的藝術是在高度理性支配下創(chuàng)造的藝術。至于“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植柳柳成蔭”的現(xiàn)象,可能正是律呂偶合,以致陰差陽錯造成的偶然現(xiàn)象。要靠“守株待兔”去尋覓創(chuàng)作的成功,只有在“夢”里找到這種“潛意識”的滿足了。至于“夢筆生華”的好夢,那正是理性辛苦尋覓,勞而獲之的藝術財富。很難想象一個沒有理性的主體,怎樣去制造生存的社會和人的藝術!我們的祖先正是由十分清醒的理性支配,才造出合乎天、地、人的藝術來,并成為自我完善和調理社會善惡的樂(戲)藝術思維的主體。
自宥于自我中心。這一特點在中華民族生存的全部歷史過程中,都表現(xiàn)得十分突出。這是和我們民族的天圓地方的自然觀不可分的,也是與其“人”居天地之中、“人”頂天立地的生存意識和自信心分不開的。我們民族具有這種自尊、自愛、自信的積極意識,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
遠古有西王母族饋我白玉琯,西周有專門研究管理四夷之樂的鞮鞣氏,改夷補中。漢魏晉以后“胡馬度陰山”帶來了“吞刀吐火”雜技百戲。隋唐兩代西域音樂,胡旋舞蹈,已是風靡朝野,更為宋元雜劇積累了雄厚基礎。文化發(fā)展是個漸進和積累的長河,封閉意識是需要啟開的,吸收營養(yǎng)也可以加快速度,但我們必須明白文化中的民族獨異性是不可能湮滅的。像古代希臘與波斯的戰(zhàn)爭多么殘酷持久,誰又能把一種文明強加于對方?羅馬,土爾其都曾占領過地中海沿岸幾多世紀,奧林匹斯山上的文明印跡、文化價值消失了嗎?大不列巔占領印度多么長久,“阿彌陀佛”在次大陸失去了他的靈光了嗎?只要一個民族的人民還存在,它的“鄉(xiāng)音”、民俗文化,也包括它的美學獨異性就會滔滔流淌不息。這樣的洪流是永遠不會干涸的。我們要求的不是改變黃土地的顏色,只是把“君臨天中”舉向云頭的鼻臉俯向“四極八荒”,采風配律,奏出我中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新樂章。筆者絕不贊成“斷割”“再造”等虛無者的高論。若按某些先生之論,將中國樂(戲)文化來次“割頭換血”,“全方位地再造”,豈不都造成了單一的“海派”色了嗎?民族樂(戲)的特性,真如人面各異一樣,那么希臘樂(戲)的特異性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呢?正像英國美學家鮑桑葵在《美學史》序言里,對東方美學說過的那句話:“我沒資格從事這件任務。”我們站在遙遠的東方,向云蒸霞罩的奧林匹斯山與碧波蕩漾、深邃莫測的愛琴海望去,除了對人類文明“兒童”的贊嘆外,更深刻地剖析,只有靠他們的歐洲老鄉(xiāng)鮑桑葵先生來說說明白了。他說:“希臘人卻總是以那種冷酷的利己主義,抓住自己的利益不放,把每一個妨礙他的人都當作敵人,拒之千里之外,他們僅僅對兩三個有興趣中的一個興趣保有專一的忠心。”(轉第85頁)(接第69頁)英國紳士的話未免刻薄了。這個早熟的“文明兒童”在他的樂文化中確實是有些古板的,專注地發(fā)展了悲劇事業(yè)。而對同時期的阿里斯托芬的世俗喜劇,則給予了冷淡和輕視,直至羅馬帝國建立之后,這種藝術才得以發(fā)展,形成了歐洲又一個戲劇高潮——拉丁喜劇。但人們認識希臘,也使希臘人引以為榮的還是他的悲劇成就!希臘人通過模仿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戲劇,用以傳授、教訓、和悅、快感。不可否認,他們的樂文化也是他們民族心態(tài)的“面孔”。相信歐羅巴也一樣絕不會丟掉他們的希臘美學根,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希臘文化根的“蕤賓”,莎士比亞的悲劇就是來自希臘神授。盡管在元、明、清我們的戲劇已發(fā)展得相當完善了,但西方從來沒有人主張把中國戲劇全套搬將過去。其實沒有必要合二而一,還是各有各的特色,各自保持自己的根,組成一個百花齊放、豐富多彩的世界。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不同的地方,千秋萬代后,這種不同,還會照樣存在。這,與我們的黑眼睛、黑頭發(fā)、黃皮膚不會變成藍眼睛、黃頭發(fā)、白皮膚一樣。當然,你可以染成其他顏色,但本色你是改不掉的。正如“賈湖古笛”告訴我們的就是這個理。現(xiàn)在談什么都是接軌,我們知道,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一種哲學,造就一種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實踐方式。如《梁祝》《黃河》《茉莉花》等,不但是中國人喜歡的曲子,同樣外國人也能接受。特別是《梁祝》《黃河》,看上去是西洋樂器演奏的,但其作曲方式,百分之百是中國傳統(tǒng)的。與貝多芬《命運》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中西文化大背景各異,必然形成藝術思維方式、內容、概念、表現(xiàn)手法等方面的差異,甚至藝術范疇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在其《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這樣說:“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而中國文化是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的”。像中國的十二律與十二個月;五聲與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腎、喜怒哀樂懼之關系等,都超越藝術范疇的界定了。然而中國藝術是十分強調這種關系的,其力求使自己與道(即易)能和諧,形成自己的生存次序,這種藝術哲學雖然復雜,但他仍以自身特殊的生命力長存于藝術長河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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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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