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教育亂收費現象及其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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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改變人生的最主要途徑；

教育也是維持社會公平的最后底線；

城鄉最大的差距也在教育。

經濟學家們也許沒有想到的，最具有結構性和系統性的特權、壟斷、腐敗的市場化，不是發生在物質生產領域，而是靜悄悄地發生在教育領域。這里地腐敗靜悄悄，但卻來得更深更廣更為隱晦，它是從靈魂的根根上開始腐敗的，直接腐蝕著成億的孩子、家長和教師，直接侵蝕著中華民族的本根。

誰在亂收費？

2003年7月，農民景統仕的女兒景艷梅考上了東北師范大學，學費要1萬元。景統仕家里貧困，只好外出借錢。但他家里有的也只是窮親戚。景統仕外出幾天，空手而回。他聽說可以為女兒申請大學的貧困生資助，就到當地派出所等部門蓋章，以證明家境困難。沒想到蓋幾個公章有這么難，他最終還是沒有蓋下章來。2003年7月14日這一天，景統仕喝下了農藥。這是中央電視臺第二套節目在2003年8月6日播放的專題片——《貧困生：越過學費這座山》。面對電視鏡頭，景艷梅哭著說：“我爸爸回來，我不在眼前。他就跟我嫂子說，我已經老了，什么事都辦不成了……”

許多民辦學校每年都要免費招收相當一部分品學皆優的學生，東北師范大學是公立學校，公立學校應當為品學皆優的貧困學生提供幫助，為什么要向貧困生收取這么高的學費呢？國家有助學貸款政策，為什么景統仕的相關手續就辦不下來呢？

1994年以前，教育行政部門對高校按計劃招收的大學生實行公費培養，畢業后按教育行政部門的計劃統一分配，大學生的在校學習的成本由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承擔。“按考分選拔錄取+公費生+工作統一分配”這樣的政策，從1977年延續到1994年，約有17年的時間。17年的時間，免費上大學給多少貧困家庭的孩子帶來了上大學改變命運的機會！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公立學校也開始招生部分自費生，逐漸形成了公費生與自費生并存的“雙軌制”。但在多數情況下，所謂的自費生，主要是單位委托培養，學費由單位交給學校，不由學生和家庭承擔。

1994年起，高校招生開始改為繳費上學，經過6年左右的時間，到2000年，繳費上大學基本在全國高校推開。一些專家論證說，大學不屬于義務教育，是一種教育投資行為，理應收費。就這樣，教育迅速與醫療、住房一起成為普通家庭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前面所述的陜西農民景統仕的悲劇，就是被高等教育費用這座急劇升高的大山所壓垮的。面對這種情況，教育行政部門是不是沒有行動呢？也有。為解決貧困生上學的問題，教育財政每年拔款約1億元，用于對中央部屬高校中貧困學生的資助，到2002年，這筆資助提高為每年2億元。高速公路每公里成本就在1億元左右，面對全國成千上萬的貧困大學生，教育財政每年只拿出2億元，這只能是杯水車薪！給人的感覺只能用兩個字來表達：做秀！

一、教育亂收費的主觀原因

初中屬于國家規定的義務教育。中國初中招生，從政策上看應當是按照劃區招生、就近入學、學生享受公費培養的政策。初中的收費，是從“擇校生”交的“擇校費”開始的。由于教育行政部門培養支持重點學校的政策，人為造成了校際水平的差距，有權有勢有門路的家庭，不愿再按照就近入學的規定辦事，拼命將自己的孩子塞進重點學校，“擇校生”開始出現，重點學校利用家長這種選校心情，開始以贊助費等各種手段實行收費招生。這種情況愈演愈烈，一些本來就屬于重點學校劃片招生區域的孩子，也必須交費上學了。1995年3月27日，國家教委召開了治理中小學亂收費的全國電話會議，義正詞嚴地指出：“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初中和小學，必須堅持就近入學的原則，不準招收‘擇校生’，嚴禁把資助同錄取學生掛鉤。”但是，據《人民日報》科教文部的一份調研報告，幾乎就在同一時間，北京海淀區“教育改革試驗區”在全區率先恢復了小學畢業升初中的統考，允許各重點中學按分數錄取一半名額，其余一半名額收費錄取。收費標準是：海淀區的市、區重點學校每名學生收3~5萬元，如首都師范大學附中每名學生收4萬元。北大附中、清華附中還分別在香山中學、北京47中辦“分校”，全部學生高收費，每名學生1.3~3萬元。“十一學校”1995年只收了17%的義務教育生，其余名額均是收費“實驗班”。初中擇校收費馬上擴散開來。到1996年，初中收“擇校生”并收取高額費用之風已遍及全市重點學校。收費情況如下，北京市重點學校每名“擇校生”收4~6萬元，如二中、五中；區重點學校在3萬元左右，如35中、14中；還有“準重點”，定價為每名學生約3萬元，這些學校共有80所左右。初中高收費與高中高收費相互刺激，到1996年，高中招收“議價生”的收費標準，市重點學校已突破8萬元，區重點已突破5萬元。重點學校不斷拉高錄取分數線，以將更多的孩子變成“議價生”，收取高額學費。

1995年~1996年，北京教育界的奇觀是：一邊國家教委在高喊“就近入學，禁止招收擇校生和高收費”，一邊是國家教委眼皮子底下的北京各重點中學開始了大規模的招收擇校生和高收費的收費運動，雙方各得其所。一方面國家教委“貫徹落實”了中紀委第五次全會和國務院反腐敗工作會議的精神，一方面是北京各重點學校實惠地狂收學費，大家相得宜彰。這樣的“雙贏”（教育行政部門嘴上不斷反對亂收費和重點學校拼命不斷亂收費同時并存）模式，被全國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門和重點學校蜂起效仿，反對教育亂收費的文件愈來愈多，而教育亂收費一發而不可收拾。筆者問過一位教育行政部門的朋友：“明明知道管不住，明明不想管，為什么又不斷發各種禁止亂收費的文件呢？”這位朋友面授機宜說：“發出了文件，說明我們重視，我們的責任就解脫了。上面說過了，下面不執行，這是下面的事。誰想真去執行！過去幾年，擇校生所交的高額費用，在絕大多數地方都要流入教育行政部門的賬戶，然后再分出來給學校。大家原本都是穿一條褲子的。現在，擇校生交的費用，開始流向名校所辦民校，屁股就控制了腦袋了。實在鬧得過分，引出事件，找一兩個下面的替罪羊就行了。上面永遠沒錯，永遠處于主動。”原來如此！原來他們不是不明白！這就是當下的教育行政管理！

中國公立教育高收費浪潮的引發者，就是教育行政部門多年來以國家財政經費喂養出來的公立重點學校，而它們高收費活動的積極保護者，就是不斷下文反對亂收費的教育行政部門。教育行政部門對公立學校亂收費的保護，從上世紀90年代的暗保發展到了2003年的明保，面具終于公開扯下來了，這就是鼓勵重點中小學“名校辦民校”和鼓勵大學興辦二級學院的“獨立學院”政策的全面出臺。至此，教育亂收費全部合法化，而且亂收來的費用，進了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領導的關系戶（獨立學院和公辦民校的股東）的腰包。

2003年7月，教育行政部門發出《關于公辦高中嚴格執行招收“擇校生”“三限”政策的通知》，要求公辦高中在招收擇校生時，必須嚴格限人數、限分數、限錢數。看到這樣的通知，就不免想起1995年3月27日教育行政部門治理中小學亂收費的全國電話會議上“必須堅持就近入學的原則，不準招收‘擇校生’，嚴禁把資助同錄取學生掛鉤”的禁令。最近，教育行政部門又確定了“公立學校不擇校，擇校找民校”的政策。這樣的政策其實是想暗示：擇校費不要交到公辦學校的賬上，要交到教育行政部門支持舉辦的民校的賬上。一句話，把錢直接交到他們的私人賬號上。

根據今年中旬國家發改委提供的信息，全國價格舉報的六個熱點問題中，教育亂收費居首位，其次才是交通運輸、醫療服務、房地產和物業、電力電信、政府職能部門等。教育至此成為中國十大壟斷暴利行業的第二名。

二、教育亂收費的客觀原因

公立中小學亂收費，除學校負責人的主觀原因外，是不是沒有客觀原因呢？客觀原因也確實有。與公立學校的校長們交流，他們也有苦衷。他們說：“不準收費，那么學校的營運無法維系，財政拔款不到我們支出所需的一半，要我們自籌。學校靠什么來自籌，不靠學費靠什么呢？現在校長們在忙什么？不就是在忙錢嗎！沒有錢就留不住骨干教師，沒有錢就沒法搞關系。如果我們不會搞錢，不敢分錢，我們這些校長如何當？”

查一下資料，我們就會知道這些公立學校的校長們并不是在講假話，2002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支出為5367.66億元，其中政府財政預算內拔款占全國教育經費比例的56.83%.也就是說，有2317億多是各學校自籌的，主要是來自家長們。能不亂收費嗎？有人因此說，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為3.41%，太低，這是全國公立學校亂收費的根源之一，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應當提高財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財政投入不足，當然是中國公立教育供給不足和公立學校亂收費的一個原因，但為什么這個問題提了多年，仍然沒有較大改觀呢？近年來，中國稅收占GDP的比例直線提高，稅收增長速度每年都高于GDP增長2位數以上，2003年，全國財政收入突破了2萬億元，但是為什么財政性教育經費增長幅度卻一年比一年減少呢？2002年就比2001年減少了5.08個百分點。財政教育投入本來就不足，而且許多資金并沒有用到學生身上，這是公立學校亂收費難以遏制的客觀原因。

中國的教育財政支出和支出審計，從來是一個黑洞，納稅人無法參與決策，為什么財政收入年年增高，但我們的財政教育投入仍然不能保證公立中小學的運行經費呢？為什么教育行政部門的辦公大樓、宿舍修得很好、超標準超數量用車，而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學校卻破敗不堪呢？我相信，如果讓納稅人來投票表決，大家一定會支持加大財政教育投入，讓公立中小學一律實行免費的。我相信，如果讓納稅人來監督，大家一定會讓更多的財政教育投入經費真正用到教師和孩子身上，而不是大量用到教育行政官僚們身上。按2002年的數據，只要財政教育投入再增加2300多億元，就應當可以保障公立學校的免費教育了。據有關研究，每年各級政府公款吃喝，就吃掉2000億元。每年公車使用支出費用，就耗掉3000多億元。也就是說，只要管好基層官員公款吃喝和公車消費，就可以輕松地擠出5000億元的巨額資金，這筆資金的一半，就足以讓全國公立小學中學和大學全部免費招生了。顯然，變黑財政為透明，實現財政民主化，讓納稅人知曉并參與財政決策，是解決教育亂收費的基本條件之一。同時，要開放社會各種非公教育基金的建立，對企業用于對貧困學生的支持款項，要抵扣稅收，以鼓勵廣泛的社會助學活動。

教育供給為什么不足？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一個公平的社會，必須保障每個孩子免費上公立學校的機會，一個公平的社會，必須對企業和社會的助學活動給予開放和保護。中國的教育為什么如此僵此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視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過于關注和壟斷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門的心態是，要擴大教育供給，也只能通過我們來做，別人不準進入我們的壟斷領域。這是一種占山為王、控制地盤的行徑！

高考的殘酷競爭直接控制了中國的基礎教育。為什么高考競爭如此殘酷？正常的理由是，家長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學，社會受教育需求極大，而高等學校有限，教育供給不足，所以高考就成為選拔淘汰學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終生，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成千上萬的孩子被擠落橋下。雖然殘酷，但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人們普遍認為，如果加大政府的財政投入，將來高等教育非常大眾化了，大部分人都能進大學，也就不用這樣嚴格了。也就是說，應試教育之罪，就罪在教育供給不足。

那么，為什么會教育供給不足呢？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因為國家太窮。某些分管教育的領導也常說：“窮國辦大教育，辦不起啊！”真是這么個道理嗎？將教育供給不足歸到“國家太窮”，這是從根本上掩蓋了現行教育體制之惡。從這樣的邏輯會引出這樣荒謬的推理：過去為什么要圍繞權力搞關系？為什么要搞配給制？為什么要發糧票、票、發肉票？為什么百姓難吃飽？為什么要向領導寫思想匯報？都是因為國家太窮了。現在為什么出現學生在學習壓力下自殺，為什么出現大量的考場作弊現象，為什么中國學生成為世界上最苦的學生，都是因為國家太窮了。一句“國家太窮了”，就能為教育的專橫特權賦予合理性嗎？(

中國教育供給短缺，不是因為國家太窮，而是因為教育行政部門全面控制和壟斷了教育的權力。1997年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的第5條明確規定：“國家嚴格控制社會力量舉辦高等教育教育機構。”這樣的規定到現在仍沒有任何變化。為什么一定要“嚴格控制社會力量”進入高等教育領域呢？抬得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給你一個理由，反正就這么定了。民辦高等教育在“嚴格控制”下如何發展呢？中國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門對教育的控制和壟斷不是被減弱，而是變著法子地更加強化了。教育改革嚴重滯后，教育行政部門成為中國最后的最大的計劃控制的堡壘，這是中國教育供給嚴重不足的總病根。

從歷史原因來說，中國教育供給的嚴重不足，是從建國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開始的。

秦朝到滿清二千多年的歷史中，雖然政府也舉辦官辦學校，但是私立學校總數仍然占絕大多數。到半個世紀前的1945年時，中國205所高等學校中，私立高校仍有81所，占高等學校總數的39%，占高等學校學生的37%左右。5073所中學中，私立中學仍有2152所，占學校總數的42.4%，占高中學生總數的39%左右。這說明即便在兵荒馬亂的時代，非政府辦學也占學生總數的近40%，社會力量是教育供給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國歷史的傳統，私立學校從來是教育供給的重要來源。建國后直到現在，這起碼應該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給力量被打掉了，中國教育的供給怎么會不短缺？(燕南,)

在當代富裕的發達國家，私立學校學生總數也仍然占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國私立高等學校占學校總數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總數的71.1%，韓國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總數的80.5%，中國香港地區和臺灣地區的私立大學也占總數的50%和66.1%。即便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私立學校學生數也超過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學占全國大學入學率的59%，印度尼西亞則高達94%。按照發達國家的特點，私立學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學校，是教育供給的主要力量。

無論是參照中國歷史的教育傳統還是參照當達國家的標準，中國公立學校一統天下的格局都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怪胎。現在人們都在埋怨學校太少，因此高考競爭嚴酷。但人們卻沒有想到，正是因為私立學校被消滅和壓制，才造成了學校太少這種現象。按照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當達國家的經驗，只要開放辦學，民辦學校的力量將會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個世紀前，中國兵荒馬亂，積貧積弱，但是非政府辦學尚能達到近40%的全國大學入學率，這說明了非政府辦學的社會力量完全可以承擔起半邊天。但是實際情況是，直到今天，中國民辦小學僅占全國小學在校生的1.83%，民辦普通中學在校生僅占全國普通中學在校生的4.63%，民辦高校在校生僅占全國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國的高等學校總數不夠，根本不是因為什么“國家太窮”，而是因為教育行政部門太專橫太壟斷，而是因為中國的私立教育在種種壓制和打擊下發展不起來。試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國的私營經濟沒有發展起來，現有的國有經濟如何解決就業！經濟如此，教育也如此，邏輯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給不足，善良的百姓就會想，應當加大教育行政部門的權力，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但不妨想想，現在中國大學毛入學率剛突破15%，與此同時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簡單推算，中國大學毛入學率要提高到30%，財政性教育投入就應當占到GDP的6%。如果大學毛入學率要達到60%，財政性教育投入就應當占到GDP的12%，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達到這樣的財政投入水平。顯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財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決部分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教育供給不足的問題。現在美國的公共教育經費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已超過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會教育自主化和社會資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發展。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一方面要控制民辦高校發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數學生上公立大學，造成教師和學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試戰爭，造成了今天中國教育領域的種種弊端。

專橫壟斷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敗，所以中國歷史上就出現了一個令人悲嘆的現象：天下混亂，沒有政府統一控制的時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齊放大發展的時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亂，政府教育部門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開辦私學，他的三千弟子（他們都是平民出身，而這之前平民沒有權利受教育）不會有受教育的機會。滿清王朝結束后的近代時期，兵荒馬亂，政府教育控制松馳，中國教育因此而大發展。在教育開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國涌現出了以蔡元培、陶行知等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們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仍然達不到他們的水平。

天下亂，教育興，這難道不是中國的悲哀嗎？這說明集權過度，必然壓制民間的教育活力。難道我們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興盛的統一點嗎？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要想實現天下太平和教育興盛的統一，我們需要的只能是一個服務型而非管制壟斷型的教育行政部門。中外歷史的經驗都說明一點：政府壟斷控制教育，教育數量一定短缺，教育質量一定低劣。說到底，中國教育事業的罪人是誰呢？教育行政壟斷就是教育供給短缺和教育質量低劣的罪人。從教育供給數量來說，今天的中國，高考毛錄取率超過了15%，教育行政部門大力宣傳這個成績，但不要忘了，今天中國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僅有50%！大量的初中生與高中無緣。今天政府財政預算內拔款也僅占全國教育經費比例的56%左右，所謂的“義務教育”早就義務不了。而且近年來，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增長幅度一年比一年減少，中國的教育財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這個印度的水平。從教育質量來說，我們的應試教育摧殘學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將幾十萬孩子送出國學習，每年大量的外匯流出中國。

中國市場經濟有了很大發展，民間積累了大量財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門的壟斷權力被減少，教育獨立和自由的空間加大，民間力量一定會迅速補入教育。現在，市場上有各式各樣的服裝、家用電器，這是政府重視和投入的結果嗎？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視、不投入和管制減少的結果。

從經費上來說，中國的教育政策有三大弊端：一是教育財政不能保障公立中小學校免費教育和公立大學收費低收費；二是教育行政對民間私立學校招生、收費、稅收、融資等進行打壓和控制，使民間私立教育難以發展；三是教育行政部門將有限的公共財政資源投向建立重點中小學，人為造成公立中小學校際教育水平的差異，最后又借發展民辦教育之名，將這些優勢的公共教育資源轉為壟斷性的官僚教育資本，這些教育官僚資本赤裸裸地借行政暴力的力量，強占和壟斷教育市場。

在1999年秋舉行的面向21世紀民辦教育國際研討會上，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IFC）駐中國代表馬若錦先生在發言中，介紹國際金融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已向11個民辦教育機構提供了4400萬美元的貸款，但中國還沒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國民辦教育面臨的四個問題：股本投資回報問題；投資義務教育的限制問題；民辦教育企業能否上市問題；教育資產的抵押問題。這些問題都抓住了中國民間教育供給限制的要害。到目前為止，惟有第一個問題“股本投資回報問題”被羞羞答答地承認了。說羞羞答答，是因為附加了若干限制條款。供給短缺，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門千方百計將社會的教育熱情和力量擋在了教育領地外面，才使得中國教育缺少了百花齊放的活力。

社會不是沒有擴大教育的熱情和力量，而是沒有從事教育的足夠的權利。遠的不說，我們可以近看韓國，它的高考入學率已超過66%，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因為韓國高等教育經費來源中，80%以上來自于社會和企業。現代、三星、大宇這些企業，都是韓國教育的積極投資者。韓國與中國同文甚至同種，它有這樣的民間教育熱情，我們中國就沒有嗎？韓國高等教育供給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為韓國政府的教育財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為韓國沒有“國家嚴格控制社會力量舉辦高等教育教育機構”這樣的法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民辦教育在政策歧視和被不斷打壓中艱難而迅速地成長，就是中國社會教育熱情的明證！但為了將社會和銀行資金拖進教育領域以擴大教育供給，民辦教育投資人為此所吃的苦頭，豈是教育部門那些喝茶看報開會過日子的官僚們所能理解的！要解決教育供給不足的困難，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門重視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爭取教育行政部門少些管制少些壟斷，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結束壟斷，開放教育，給中國的教育投資人和教育者們以從事教育的自由和權利。總之，沒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沒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質量化和多樣化。

從更根本的價值觀來說，開放私立學校，不是什么成為公立學校的補充，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門的恩賜，這本來就是教育權的社會化問題，本來就是主權在民的原則在教育領域的體現。美國大學公立與私立并存。私立學校中，又分營利與非營利的兩種。不營利的私立學校，指學校擁有者不分利潤走，而營利的則可分利潤。營利的私立學校有614所，占全美高校的26.6%.2003年，全美私立學校學費平均水平為19710美元，私立學校學生年平均花費約為26860美元。雖然美國人均收入水平達到了35060美元的高水平，但這樣的私立學費和教育花費水平（占美國平均收入水平的76%左右）仍然是許多低收入家庭難以承受的。也正因為有了這些私立收費學校，經濟條件好的家庭的孩子不再來占有財政教育經費，美國大學的毛入學率才能突破80%的高水平。

私立學校的發展，能為低收入家庭留出公共教育資金，因此能有效地促進社會公平。正是因為想通了這個道理，發達國家在保障公立教育中小學免費和公立大學低收費的同時，鼓勵和支持私立學校大發展。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總是說，要防止有人借教育之名來謀利，他們真的不明白，如果教育是一個十分贏利的行業，那么就會有大量資金涌入教育領域，最終必然在各學校的競爭中趨向平均利潤率，而教育供給總量在這個過程中自然擴張了。從經濟上說，沒有贏利的空間和機會，沒有贏利的預期，就根本不會有資本進入。如果要使私立學校得以大發展，從邏輯上就應當給私立學校創造出更多的贏利空間，以便讓私人資本進入教育。這么簡單的道理，教育行政部門的官僚多年來就是悟不過來。如果沒有足夠的贏利能力，民辦學校靠什么來積累和發展呢？資本追逐利潤，如果教育領域充滿贏利的空間和可能，誰會將資本抽逃出去呢？如果中國的私立教育事業充滿了贏利的機會，那么不用教育行政部門做什么說服動員工作，大量的資本會進入并留在私立教育領域之中發展。如果中國的私立教育多一些利潤空間，中國的教育供給不應當這樣緊張，公立學校就不再有理由來狂收費了。

中國的私立教育可謂步履維艱，步步艱辛！粗略概括一下，建國后中國的私立學校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被改造和消滅的階段。建國以來直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原本占中國教育半壁江山的私立學校幾乎被清理干凈。第二個階段，是開放和打壓并存的階段。鄧小平改革以來，國家在政策和法律上開始逐步鼓勵民辦學校發展，但同時教育行政部門卻緊緊盯死和管制民辦學校，就怕民辦學校賺錢，千方百計壓縮民辦學校的收益空間，民辦學校這個后娘養的孩子在歧視、冷眼、不公平待遇中艱難生長。第三個階段，就是教育領域的官僚資本膨脹階段。教育行政部門打著大力發展民辦教育的旗幟，以各種不正當競爭手段，全力以赴扶持自己的由官僚資本控制的私立學校（公立大學所辦的私立“獨立學院”和重點中小學所辦私立的“民校”），讓與自己有關聯利益的私立學校來占有生源和利潤空間，對真正意義上的民間私立學校進行圍剿。他們從絕對不準社會辦私立學校到以行政權力直接扶持自己的私立學校，摸著石頭過河，從一塊不公正的石頭跳到另一塊不公正的石頭上。他們將教育行政專制壟斷轉化成了官商合一的教育官僚資本的壟斷與腐敗，加劇了中國“壞的市場經濟”的惡化趨勢。

民辦教育投資人斗膽進入教育時，往往有這樣的想法：僅靠政府的財政投入，不可能解決中國教育供給不足的問題。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脹，一定會迫使教育行政部門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給民辦教育創造更好的營運環境。隨著經濟的日趨發展，社會會有愈來愈多的閑置資金，銀行的存款也會愈來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會資金和銀行資金進入教育，這對教育就會是一個根本的促進。于是，他們將自己積累的資金投入教育，試圖牽引更多的銀行資金和社會資金進入教育，實現教育經營與教育發展的統一。

這種今天看來很天真的想法，其實是有政策撐腰的。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領》就主張：“改變政府包攬辦學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辦學為主、社會各界共同辦學的體制”，并提出對社會辦學“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十六字方針，許多民辦教育投資人當時便據此認定：中國民辦教育的春天到來了。

利用市場經營的力量和技能來發展教育，不僅有政策撐腰，在世界上更有成功的范例。美國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僅自己開辦學校，還承包了美國許多公立學校。美國梅里爾&＃8226；林奇公司（MerrillLynch，美國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諾貝爾集團公司（Edison，美國上市教育公司）是許多民辦教育投資人的榜樣，這兩家公司能從資本市場上融來幾百億美元投入教育領域，至今仍毫無頹勢。

但問題在于，民辦教育投資人顯然低估了制度環境的滯后性。梅里爾&＃8226；林奇公司和諾貝爾集團公司之所以能持續穩定發展，除了內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會生態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會環境，政府面對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視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規范的資本市場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發展的重要條件。這些外部條件，中國根本不具備。于是，民辦教育投資人不斷在教育行政部門劃定的鐵籠中四處碰壁，不斷在變動不已的教育政策環境中艱難掙扎。教育行政部門打個噴嚏，他們就會感冒，多打幾個噴嚏，他們就會發燒。而這么多年來，他們幾乎都處在不斷感冒發燒之中。(燕南,www.yanna

比如，他們將自有資金投入學校，隨后馬上就會遇到融資困難。銀行不給貸款，理由有兩個：第一個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業，公益資產不能用于抵押貸款；第二個理由是，法律規定教育投資人不能以贏利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來還款。銀行貸款不通，資本市場不通，僅靠自己的自有資金絕對不夠，怎么辦？這就把他們逼向了儲備金的辦法。所謂儲備金，指家長一次性交一筆錢給學校（不同階段、不同學校8~20萬不等），此外不再繳學費和伙食費，學校用這筆錢建設和運行學校，在學生離開學校的時候，學校將這筆錢如數還給家長。這樣的融資方式，是由廣東英豪學校首先采用的，以后為許多民辦學校所采用。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這種融資來的資金，實際資金成本接近18%左右，這在1994年前后的經濟熱潮時期，學校還能撐得住，那時經濟過熱，不少金融機構高息攬儲，錢存放在金融機構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開始宏觀調控，以后幾年經濟一路冷下來，銀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學校的儲備金負擔逐漸變成了套在學校脖子上的絞索。許多民辦學校被逼破產關閉，即便到今天，活下來的許多民辦學校仍然沒有能把儲備金的負擔消化掉。只要宏觀環境好，生活和融資環境好，回籠的現金流大，學校可以用新到的資金來補償該還的資金，還有可能最終進入良性循環。如果宏觀環境惡化，新進的資金量收縮，正常的資金流就可能中斷，危機就可能以各種方式爆炸。面對金融機構存款利率走低的趨勢，民辦學校能不能將儲備金用于其它經營以換取高收益呢？這樣做，一是經營風險性大，二是不符合國家關于學校經營的規定。民辦學校從融資方式到資金經營，與銀行和教育部門的許多規定并不一致。儲備金很容易被扣上亂集資的罪名，用儲備金從事經營，也容易被當成挪用教育經費處理。有了學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責任，為了支撐學校運行，有些與政策并不一致的事還得去做，民辦教育投資人天天提心吊膽，就怕出事。可以說，根據上世紀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規定，在銀行和資本市場對民辦學校關上大門的情況下，許多民辦學校就是在半違法的狀態中啟動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幾年，不怕犯錯誤，大膽嘗試仍然是社會的主流風氣。而今天，小平時代敢闖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復返，動則得咎，誰還敢越雷池半步？

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出臺，里面對民辦學校創辦人能否取得合理回報和銀行對民辦學校貸款放了口子。但是，政策是不配套的，抵押擔保的法律之中，仍將學校資產視為公益資產，學校的貸款仍受到諸多限制。要想越過這些法律設置的障礙得到貸款，個人關系必不可少，這無形中大大增加了學校運行的成本和風險性。將社會資金、銀行資金引向教育，這么一個理想主義的愿望，實現起來是多么的困難！個人在其中承擔著許多不該承擔的風險！在社會資金、銀行資金與教育資金需求之間，存在著太多難以打通的法律和政策障礙，學校硬要打通這條路，等于是將負責人的命運賭了進去。教育是神圣的有意義的事業，但在中國，要想把民辦教育撐下去，就得有點當年革命者的決心，隨時準備犧牲。教育之難，如同穿過煉獄。

好不容易苦撐了多年，又等來了教育行政部門給民辦教育雪上加霜的一天！這就是今年來連續出臺的三大政策：獨立學院、名校辦民校和取消民辦學校學歷文憑考試。同時，在今年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下，民辦機構在貸款上受到嚴格控制。這些政策的合力，一起將民辦學校逼向了困境。《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細則》一出臺，許多民辦教育投資人就明白，這不是民辦教育促進法，而是民辦教育破產法。恐懼因此充斥著民辦教育領域。筆者沒有統計過，但從經驗感受看，中國的民辦高校應當有70%左右面臨破產，能撐下去的為數不多了。

惡性搶奪：化公為私的“獨立學院”和“名校辦民校”

研究教育行政部門的幾十年來的邪門做法，概括出“集權—養權—分權—享權”這樣的歷程。

所謂“集權”，指的是改革前幾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以此建立起教育行政部門在教育領域惟我獨尊的地位。

所謂“養權”，指的改革開放以來的重點學校的建設。教育行政部門對公立學校并不是一視同仁的，他們將國家財政資源集中起來養出了一批最強的公立學校。在高等教育領域，最終表現為“211工程”為代表的重點高校的建設，這些重點高校目前占全國高校總數的3%左右。各省市依樣畫葫蘆，以財政資源重點扶持少數重點中學和小學。目前，全國重點中小學在全國中小學總數的2%左右。也就是說，全國公立學校中，也只有2~3%的學校得到了政府財力和政策的重點支持。目前，教育升學競爭的焦點，就是這2~3%的重點學校。教育行政部門“養權”的做法，使中國2~3%的學校成為著名大學、著名中學和著名小學，它們無論在校舍、師資、財力上都遠遠優于普通學校。“養權”階段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持續到二十一世紀初。重點學校傾斜的政策，使重點學校成為家長們狂熱爭奪的對象，教育行政部門按區域劃片入學的規定成為擺設，下發的成噸成噸的禁止亂收費的禁令成為空話，在中小學基礎教育領域，“擇校生”和重點學校高收費現象愈演愈烈。當然，所謂的“擇校生”，無外乎三類人，這就是“條子生”（教育系統領導的條子）、“關系生”（非教育系統，但利害相關的單位領導）、“票子生”（塞錢進校），也就是有權有勢的家庭。因此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一個邏輯：集中政府財力和政策搞重點學校，無論嘴上說得多么好聽，其實是為自己的子女在搞重點學校。也就是說，將更多的公共財政資源轉向于培養自己的子女。教育行政部門一邊高喊禁止擇校生和亂收費，一邊繼續大力支持重點學校，人為拉開校際水平的差距，這里面的矛盾他們難道會不明白嗎？我們只要問一個問題：“重點學校”的好處主要被誰占有了？

所謂“分權”和“享權”，指的是2000年以來以“獨立學院”和“名校辦民校”為代表的公立教育資源的私有化進程。教育行政部門經過多年“集權”和“養權”的階段，終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點學校。而現在，教育行政官僚們（含公立學校的校領導們）不愿意這些名校繼續姓“公”了，他們要將這批重點大學和重點中小學校的好處分歸個人所有和享用，中國教育現在就進入了“瓜分”教育權力資源和“享受”教育權力資源的階段。

所謂“獨立學院”，指的公立大學設立民辦的二級學院，這些學院依托原有公立大學的聲譽和實力，降低錄取分數線招生，實行高收費，而且許多獨立學院的文憑仍以原校本部的名義頒發。2003年5月，教育部下發《關于規范并加強普通高校以新的機制和模式試辦獨立學院管理的若干意見》，鼓勵獨立學院發展。而且規定，獨立學院只能是“民辦”。當然，一般的“民”是很難染指這樣的“民辦”學校的。在這樣的政策下，獨立學院迅速發展，目前在25個省市已有300多所，在校本科生已有40多萬人。

所謂“名校辦民校”，指的是公立重點中小開辦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這些“民辦”學校對外實行高收費政策。在許多重點中小學，它們辦的“民校”所收學生總數，已超過學生總數的一半以上。本應承擔社會公平任務的公立教育也因此被列上了“十大暴利產業”的排行榜！

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重點高校辦的“獨立學院”和重點中小學辦的“民校”直接無償或低價利用原來母校的品牌、師資甚至教室開辦，但高收入的學費都裝入開辦者們的個人腰包。面對社會的批評，教育部門的文件要求“獨立學校”和名校所辦“民校”要母校獨立出來，做到獨立品牌、獨立法人、獨立核算、獨立校園、獨立管理等。但是，教育部的要求也只是一種倡導，對那些并不真正“獨立”的學校該怎么辦呢？沒聽說過有誰因為“不獨立”而受到處罰。公立重點學校的領導一方面從教育行政部門得到財政支持，一方面將血輸到他們自己的私有學校之中，靠納稅人的血來養肥自己的“獨立學院”和名校辦的“民校”。

從公立名校中分出“獨立學院”和“民校”，這是一個瓜分教育權力資源的過程。控制“獨立學院”和名校辦的“民校”，這是享用教育權力資源的過程。現在的教育行政部門，正熱火朝天地忙于搞“分權”和“享權”之事。

“獨立學院”和名校所辦“民校”的受益人是誰呢？誰能成為高等教育的“獨立學院”和中小學名校所辦的“民校”的股東或實際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會是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和校領導的利益關系戶。教育行政部門的兩個政策，就把多年爭論不休的教育亂收費徹底合法化了，就把全國人民奉獻的稅收所養育出來的重點學校的教育資源一把收入個人口袋中，他們還將這種明目張膽的化公為私的行為美之名曰“發展民辦教育”，還稱這是將公立學校的教育資源與社會的資源結合起來的創舉。但是，有多少“社會資源”進入了“獨立學院”和公立名校所辦“民校”呢？從筆者的調查看，不是社會資源進來了，而是權力資本化了，同一份公立教育資源，被掛上了兩塊牌子，收入進入了兩個不同的財務系統而已。以公立的門臉，收私人的好處。在這樣的政策下，教育供給的總量沒有什么增加，教育思想和方法沒有絲毫改變，但是教育資源的所有權和收益權則暗中被改變了。目前，這場瓜分公立重點學校教育資源的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在教育行政部門的壟斷之下，教育這塊圣地，都蛻變到什么地步了

教育行政部門為了給自己控制的“獨立學院”爭奪自費生資源，發出通知，規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進行文憑考試試點的民辦教育機構，一律終止招收文憑考試學生。同時，“獨立學院”剛一成立，就擁有招收文憑考試學生的權力。這一收一放，就將原有的真正的民辦高校逼入了死角。一些成立了十幾年的真正的民辦高校不能再搞學歷文憑考試，而那些剛冒出來的“獨立學院”就有學歷文憑考試的資格，這就是教育行政部門的“依法教育”和“教育公平”！“獨立學院”占用原有重點學校的資源，加上教育行政部門的行政權力的公開配合，馬上搶占了原來的民辦高校的市場份額，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競爭？教育上的官僚私人資本就用這樣的不公平的行政手段來喂養自己！對公立重點學校來說，壟斷造成短缺，短缺造成壟斷利潤，壟斷利潤造成腐敗，一發而不可收拾。對民辦學校來說呢，2003年，在教育行政部門支持的“獨立學院”和“名校辦民校”的高壓之下，原有民辦高校和民辦中小學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等待它們的命運只有三條：破產（生源不足被迫關閉）、被兼并（被“獨立學院”或名校所辦民校兼并）、被招安（成為“獨立學院”的分校或成為名校所辦的“民校”）。面對無窮的變數和不可抗力，中國的民辦教育投資人苦苦支撐了多少年，但這苦難何時是一個盡頭呢？

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學家呼吁要市場經濟不要計劃經濟，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們開始呼吁要公正的市場經濟，不要特權壟斷腐敗的市場經濟。沒有競爭就沒有繁榮，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沒有公平的競爭就沒有持續的繁榮，就沒有社會矛盾的緩解，這個道理對現代中國可能更有針對性，尤其是今天中國的教育更有針對性。經濟學家們也許沒有想到的，最具有結構性和系統性的特權、壟斷、腐敗的市場化，不是發生在物質生產領域，而是靜悄悄地發生在教育領域。這里的腐敗靜悄悄，但卻來得更深更廣更為隱晦，它是從靈魂的根根上開始腐敗的，直接腐蝕著成億的孩子、家長和教師，直接侵蝕著中華民族的本根。學校的數量似乎愈來愈多，大學也在不斷擴招，這些表面成績所掩蓋的，是教育領域里嚴重的不公平，是教育的腐敗，是教育精神的死亡，是教育行尸走肉的存在。

教育乃立國之本，教育興，國家興，教育壞，國本壞。再這樣下去，中國的教育就死了。公立教育與私立教育必須嚴格分離，保障公立教育的公平，保障私立教育的自主，保障私立教育的公平競爭。概括起來，中國社會應當享有以下這些權利：

1、公立中小學全面實行義務教育，一律免費教育，不準收費。

2、公立大學實行低價收費，任何公立大學的年收費水平都不準超過中國人均年收入的50%.

3、教育財政投入必須保障上述原則的落實

4、公立學校不準開辦私立學校，已開辦“獨立學院”和名校“民校”的，必須完全徹底的脫勾，以遏制教育腐敗和保證私立學校的公平競爭；

5、私立學校自主決定收費標準，私立教育服務的價格，由市場供求力量自行調節；

6、開放社會各界建立各種形式的助學基金，企業助學資金可以抵扣稅金，保護企業和社會支持教育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