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史地理學理論研究現狀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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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地理學科性質的討論，自20世紀30年代即已開始，“”以前曾進行過熱烈的討論①，至80年代初歷史地理學界對本學科的性質、任務和學科屬性等基本理論問題已經取得共識。不過學術討論一直延續到現在。大致說來，以往因學科剛剛確立而主要著重于對該學科的整體性討論，1990年以來則側重于各個分支學科的探索，呈現出百花爭艷的場景。

譚其驤1983年就已經指出：歷史地理作為一門學科雖已存在幾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一個重要原因是各地區歷史地理研究還基本沒有開展起來，因此這門學科無論在縱的方面還是橫的方面都還有很多空白無法填補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歷史地理學理論建設滯后，不僅湮沒消蝕了學科固有的理論光芒，還使學科屬性與歸依問題出現新的模糊認識，并且因學科今后發展的主導方向不明朗而影響到學科整體的順利發展。有鑒于此，朱士光倡議充分發揮歷史地理學科特點，注意吸取有關學科理論原理，采用先進技術手段，進一步抓好人地關系研究，應將研究對象時間下限延至當今，同時將研究內容擴大到包括對當前環境變遷動態的評估及對今后環境變遷趨勢的預測等方面③。下面分四個方面作一初步總結。

一、地理學的觀點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變遷及其規律，這個地理環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環境，所以歷史地理學就其學科性質而言，它是一門地理科學，是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據的資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歷史學科的屬性。所以有人說歷史地理學“它是在兩個母體中孕育、發展起來的學科”④。

侯仁之最早闡明了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一個組成部分的基本觀點。他著重說明歷史地理學與沿革地理學之間的本質區別，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來就是如此，而是從以往不同時代的地理中發展演變而來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現象都植根在過去的地理中，且有它發展演變的客觀規律存在，因此他系統地闡述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任務、方法和意義，說明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景觀的變化，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景觀，而且還要探求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景觀的形成和特點⑤。

譚其驤、史念海兩位對侯仁之闡述的觀點均表示贊同。譚其驤承認：“就學科的性質而言，歷史地理學并不屬于歷史學，而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⑥，“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地理”，“它是一門地理科學，是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⑦。史念海則認為：“以前歷史地理學還屬于歷史學的范疇，自然要運用治史的方法進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就該兼用地理學的方法從事研究”⑧；曾明確地表示：“中國歷史地理學應該是屬于地理學的范疇，但也可以作為歷史學的輔助學科”⑨。他在別的論文中，系統而又概括地闡述了中國歷史地理學悠久的淵源及其發展過程，充分肯定了歷史地理工作者對國家建設所做出的成績，鼓勵大家繼續發揚歷史地理學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這門學科不斷發展和壯大⑩。韓光輝回顧了中國、歐美、俄國歷史地理學發展的全過程，得出全世界歷史地理學發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歷史地理和現代歷史地理學三個階段的結論(11)，與侯仁之的觀點殊途同歸。

歷史地理學作為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迅速發展起來的新學科，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初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12)。雖然在基本理論問題已取得共識，但面臨的新形勢對學科理論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論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13)就是對此作出的回答。他認為，歷史地理的研究范圍，必須擴展到地質史的最后時期，也就是隨著人類的活動能力逐漸加強，并開始在自然環境上產生了日益顯著的影響以后的時期，指出目前我國地理學正經歷著一個重大的變革，而且是極有利于歷史地理學的發展。他科學地倡議開展系統的“區域鏈”研究，對整個歷史地理學科都具有指導意義。90年代初，他又高瞻遠矚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當前地理問題的現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過去時代的地理問題的研究中來，正是我國歷史地理學今后發展的關鍵所在”(14)。他的這一系列論文闡明了歷史地理學作為現代地理學一個組成部分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從而為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歷史學分支的觀點

歷史地理學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歷代疆域、政區、地名、水道的因襲與更易，長期以來是歷史學的一門輔助學科，它的成果長期被視為給歷史學的研究提供一個空間舞臺。按過去的四部分類法，地理著作一般都歸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屬歷史學范疇，歷史地理學科從而也屬于歷史學，所以以前有的學者將它作為治史的四把鑰匙之一，但是至今還有學者將歷史地理學狹隘地理解為考證古地名方位的(15)。

現在學界多數人贊成侯仁之的意見，歷史地理的學科屬性是毫無疑問的；但也應該充分注意其他意見中的合理部分，歷史地理研究的對象雖然不是歷史，但由于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主要依靠歷史文獻記載，使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為歷史學所利用。地理學本身的研究范圍就包括了自然、人文兩個主要方面，歷史地理學具有一部分人文社會科學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開的全國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上，譚其驤作《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確對待歷史文獻資料》的學術報告(16)。他針對那種認為研究歷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學會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認識，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歷史學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學的方法。事實證明，離開了文獻資料，不僅歷史經濟地理、人文地理無法研究，就是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應有的結果。

歷史地理學界以往的研究過于偏重古代，研究時段的下限應該與當代相銜接，這一狀況近年雖有所改變，仍然是一個薄弱環節，因而鄒逸麟、吳松弟呼吁歷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與經濟建設有關的重大課題”，建議“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歷史時代應盡量后移，尤其要加強對明清乃至民國時期歷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將歷史狀況與現今狀況進行比較，在深入細致研究的基礎上找出規律性的東西”(17)。的確，歷史地理學在邊界談判、政區改革、地區差異、經濟開發、城市規劃、生態保護、減災防災、人口與移民、民族分布、國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決策咨詢，可以“古為今用”，所以他們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異彩紛呈的新說

歷史地理學屬地理學也好、屬歷史學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還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層出不窮的新說，認為它是邊緣學科者有之、認為它是社會學科者有之、認為它是獨立學科者有之，有學者還引進、介紹、總結國外的歷史地理學理論(18)。

最早提出歷史地理學是邊緣學科觀點的是黃盛璋。還在20世紀60年代，他對歷史地理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任務和作用、學科性質、研究方向等問題，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認為歷史地理學就其學科分類說，是地理科學的一部分，就其學科性質說，則既是歷史學和地理學之間的邊緣科學，又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邊緣科學；提出無論從學科的研究規律或學科的研究特點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重心都必須放在人類改造自然的問題上(19)。鈕仲勛也認為它是一門新的邊緣學科(20)。后來黃盛璋發表《論歷史地理學與地理學》(21)，再次強調“歷史地理學是地理科學一個分支，也是歷史科學與地理科學之間的邊緣科學”。

盛敘功認為它屬于社會科學范疇。他在《歷史地理芻議》(22)一文中，極力反對把歷史地理學分屬于自然和社會兩個不同科學范疇，他認為研究歷史上自然地理環境變化的只“應屬于古地理學或自然史的領域”，而歷史地理學應該“是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各個社會發展階段上，人類在地球上的活動發展變化和地區分布的規律和特點的科學”，“屬于社會科學的范疇”。

青年學者尹國蔚回顧了中外學者關于歷史地理學科性質的歷史說、地理說、邊緣學科說等各種觀點，比較分析了關于這一理論問題中存在的四種矛盾，即二元性論、邊緣與非邊緣之爭、自然與人文之爭、歷史地理從屬于現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認為時至今日，對歷史地理學科性質的認識不應再囿于傳統觀念的束縛，不同學科出身的人從事這項工作正好說明歷史地理學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將歷史地理學重新定義為：它利用歷史學的方法而非歷史、利用地理學的方法而非地理，與歷史、地理相關而非介于其間或邊緣，它是一門關于有史以來自然與人文地理現象兼包并蓄的獨立的綜合性學科(23)。李令福也認為，歷史地理學今后可能走向獨立，成為一門既不屬于歷史學、也不屬于地理學，而是一門關于有史以來自然與人文地理現象兼包并蓄的綜合性獨立學科(24)。這個觀點正確與否有待于學術界的檢驗，但這種勇于探索、對傳統觀點提出挑戰的精神則是值得提倡的。

“歷史地理學已經存在幾十年了，但今天我們依然要呼喚它的新生”。這是孫天勝、曹詩圖在《歷史地理學的名實之辨》一文(25)中提出的觀點。該文從學科性質、歷史根源及客觀現實等方面入手，指出“歷史地理學”命名上存在著名、實不符問題，認為目前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內容應歸屬于地理歷史學的學科范疇。在這里，他們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觀點和名詞，雖未必能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但也許會促進學科理論探討的進一步深入。

四、學科體系及各分支學科理論的探討

改革開放以來，對歷史地理學科理論的探索已不限于學科整體，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深入到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文地理各個分支領域。

編繪歷史地圖是歷史地理學領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紀30年代即有討論(26)，《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歷史地圖集》、《西安歷史地圖集》分別是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陜西師大歷史地理學術單位的代表作，因此歷史地圖編繪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中國歷史地圖集》除了內容豐富、收羅宏博的特點外，還在科學性、思想性和精確性方面大大超過了其他同類地圖集。黃盛璋《編制歷史地圖的一些理論與方法上初探》對歷代疆域、政區、交通、產業分布地圖的繪制提出了一套系統的做法(27)。韓光輝、尹鈞科、俞美爾在全面總結《北京歷史地圖集》方面連續發表三篇論文(28)，就歷史地圖集的編制內容、性質、理論基礎、歷史地圖（集）與讀史地圖（集）的本質區別等基礎理論問題，以及歷史地圖（集）的總體設計和技術處理的具體細節進行了深入系統的探討，這對促進我國城市和區域歷史地圖（集）的研究編制將有所裨益。有的學者還提出了歷史地圖為國家制定長遠規劃提供宏觀趨勢圖幅的設想(29)。不過，總體上對這方面的理論性研究還相當缺乏，對已有歷史地圖的評論也很不夠。

若說在編繪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則要數20世紀末開始的CHGIS項目。葛劍雄認為：理想的數字化歷史地圖集不僅將基本解決《中國歷史地圖集》這類印刷地圖所難以解決的矛盾，而且匯時間、空間、人類活動的各種信息于一體，成為一套具備各種不同層次的檢索手段和鏈接、完全開放的、具有無限開發潛力的歷史地理信息系統，成為各類歷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間平臺。經過多年的探索與籌備，“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縮寫為CHGIS）項目已于2000年啟動(30)。

關于自然環境演變的研究，過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記載的近三、四千年的時期以內，極少涉及到“史前”時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趨勢已開始上溯到地質時代最后階段的全新世，從而與古地理學的研究直接銜接起來，即從未經人類干預的原始地理景觀的形成開始，去逐步復原在歷史時期內由于人類活動而發生變化的整個過程。這必將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類活動如何一步又一步改變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為進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學依據(31)。張修桂認為：作為全新世環境研究的中堅力量的歷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繼續發揮本學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優勢、深入發掘歷史文獻資料進行科學地分析研究之外，應當努力吸取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導的拓寬自己的時空研究領域，更好地研究歷史自然地理演變的全過程，為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做出更大的貢獻(32)，并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歷史地理學領域中最具生命力、最為繁榮的一個分支學科”(33)。毛曦從人地關系論、歷史文化地理學研究對象、歷史文化發展連續性等方面論證了舊石器時代納入歷史地理學研究范圍的必要性與可行性(34)。朱士光曾預言：“歷史自然地理學將是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機、最富社會價值的分支之一。歷史自然地理學家應更加積極努力，把握當前的大好時機，大力進取，使歷史自然地理學得以屹立于當今現代科學之林，發揮出自己應有的作用”(35)。

隨著研究工作的繼續深入，歷史自然地理學逐漸與某些分支學科密切結合起來，從而派生出新的歷史地理學的分支——“歷史地貌學”。曾昭璇《我國某些歷史地貌學問題的芻議》(36)，指出歷史地貌學主要研究人類歷史時期地貌的變遷，不但復原過去時代地貌情況，并且要尋找地貌變化規律性，說明目前地貌形成的過程和特點。他從理論高度提出獨立框架，創建了歷史地貌學這一歷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學科，填補了學科的理論空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曾昭璇、曾憲姍合著《歷史地貌學淺論》(37)是目前國內外這方面的第一部專著，書中明確指出：歷史地貌學是研究歷史時代地貌的變遷即第四紀全新世以來的地貌發育，有兩個具體任務：第一個是古代地貌的復原，第二個任務是地貌年代的確定。正是由于歷史地貌學可對地貌發育過程的規律性進行科學的研究，人們便可根據其規律提出對生產實踐的意見，這就反映了歷史地貌學為生產建設服務的重要價值，展示了這個新興學科發展的光輝前景。張修桂則提出了中國歷史地貌學性質、對象、內容、方法等基本問題的構想(38)。歷史地貌學的創立，是歷史地理學界的一件大事，更是歷史自然地理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緯度地帶受到的共同威脅，中國的沙漠地貌面積廣闊，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開創了歷史沙漠地理研究領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歷史上的沙漠化研究為例，探討了歷史沙漠地理的有關理論問題，總結了沙漠化的四種途徑（沙漠化發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徑，沙漠化發展的趨勢、沙漠化土地的逆轉），認為因綠洲水資源的移動和重新分布而導致綠洲的轉移過程，并不一定意味著綠洲的縮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逆轉的(39)。后來，李并成又探討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歷史過程中的作用(40)。這是對歷史地貌學理論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歷代疆域與政區的研究是傳統輿地學的核心內容之一，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方法最為完善，但還沒發展到歷史政治地理學的程度。為此，周振鶴在《建構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學的設想》(41)作了系統論述。他認為觀察中國古代的政治地理學可以從思想家對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闡述、歷史學家或地理學家將地理要素作為政治體制一個組成部分的觀點、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決政治問題的具體操作過程三方面著眼，指出政治地理學“對國家尺度而言，則有疆域的伸縮、與鄰國的地緣關系，有邊疆區與核心區的變遷，有首都定位的地緣政治基礎等等。對地方尺度而言，重點則是行政區劃與行政中心的變遷”。所以在他眼里，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學的研究在行政區劃方面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步驟：第一，應該仍以復原疆域政區歷史變遷的全過程為目的。第二，應該是就疆域政區本身的要素來進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學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點在于研究政治過程對地理區域變遷的影響。作者因此倡議，這一切都有待于我們從豐富的歷史文獻中去研究，“從而在歷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論建構方面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在不遠的將來，“歷史政治地理學”有望取代傳統的歷代疆域與政區研究。

歷史城市地理是歷史地理學中最為成熟的一個分支。馬正林闡述了城市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認為作為歷史地理學一個活躍分支的城市地理學，其研究對象是具有地理實體的城市，所謂地理實體就是指整個城市的地理基礎、地理特征和地理價值；其研究任務就是要揭示地理條件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和規律性，為當前的城市規劃、建設服務(42)。李孝聰認為，城市史和歷史城市地理學的研究不能總局限于單一城市的描述，應從歷代區域中心城市入手，闡明區域城市體系形成的原因和過程。同時，加強歷史城市地域結構和文化分異的對比研究，將是多學科方法的引入和開展中、外城市比較研究的一條途徑(43)。嚴艷等探討了歷史城市地理學的理論體系及其研究內容(44)。

中國古代以農立國，農業是先民的主要生產部門，所以歷史農業地理研究應該是所有歷史地理研究中最為主要的領域，可惜目前重視程度不夠。最近20年來，在史念海倡導之下，這一領域取得了很大成績，已出版專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討了歷史農業地理學的一些基本理論，認為它是研究歷史時期農業生產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間作用、變化、發展規律的科學，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減和墾田的盈縮、農作物的構成及其分布、農業生產的區域差異、規律的總結等方面；可劃分為區域性歷史農業地理、專題性歷史農業地理和歷史農業地理學理論等多種類型和層次(45)。王社教《關于中國歷史農業地理研究的幾點思考》(46)分析了現有的巨大成績和在內容、理論、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應加強對農林牧副漁各業的綜合整體研究、積極開展對西部內陸地區的研究等四個努力方向。同樣，李令福認為，歷史農業地理學是歷史地理學中歷史經濟地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主要研究歷史時期農業生產布局及其結構的演變發展過程與規律，具有鮮明的區域差異、時展與結構綜合的特性，“時間”、“空間”、“部門”構成了歷史農業地理學的三大要素(47)。蕭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專著《環境與技術選擇——清代中國西部地區農業技術地理研究》一書的出版，被認為“標志著歷史農業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和成熟”。

歷史文化地理是新興領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對于其理論探討稍顯不足。雍際春《論歷史文化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科學內容及其任務》一文(49)，論述了歷史文化地理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指出歷史文化地理學研究的科學內容主要包括歷史時期文化的源地、文化傳播、文化區域、文化景觀的空間分布以及文化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等方面，并同時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務。毛曦對歷史文化地理學的學科界定、學科屬性、主要內容、研究方法等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50)。“歷史宗教地理學”是介永強提出的概念，他認為歷史宗教地理學是歷史文化地理學的分支學科，是研究歷史時期宗教形成、傳播和發展的區域性特征及其分布變遷規律的一門學科，它包括理論、部門、區域三大部分，研究內容主要有歷史時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傳播的途徑、宗教景觀的分布、宗教的區域性特征以及歷史時期地理環境與宗教發展的相互關系等，除歷史學、地理學方法之外還需要借鑒民族學、文化學、考古學等成果和方法。

中國的古典文學發達，胡阿祥提出了“文學地理”新觀念，并對于如何運用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來探討歷史時期文學現象的地理分布、組合及變遷，揭示文學與地域的關系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構想(52)。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國家，故歷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躍。黃盛璋、孫進己、劉錫疇曾就歷史民族地理學的有關理論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歷史地理研究芻議》(54)一文中將其歸納為，歷史民族地理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歷史時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體的起源、發展、遷徙、演變的歷史過程及這一過程和地理環境的關系，并倡議展開西北歷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動范圍的進一步研究、民族遷徙路線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農牧業土地開發及其對自然環境影響的研究等五個方面。提出這些認識，必將促進從地理角度研究有關民族問題。

龔勝生提出了創建歷史醫學地理學的設想(55)。他認為，歷史醫學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人類疾病、健康與地理環境相互作用關系及其空間分布變遷規律的新興學科。這門學科不僅對地理學、歷史學、災害學等學科理論體系完善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地方病防治、人口優生優育、中藥資源開發與保護、環境變化、健康預警等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其主要研究領域有歷史疾病地理、歷史健康地理、歷史藥物地理、歷史災害醫學地理、歷史醫學地理學史、歷史醫學文化地理、歷史環境醫學地理、歷史軍事醫學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歷史文獻分析、野外實地考察、醫學地理制圖等。他還對中國先秦兩漢時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討(56)。

歷史社會地理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個新興分支，王振忠倡議最早，他的《社會史研究與歷史社會地理》闡述了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認為它的研究內容是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變遷，研究地理因素對社會現象的影響，社會風尚的區域特征等，力圖汲取社會史、文化史及人類學研究的相關成果，對各地人群、社會現象及社會風尚等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視。主要內容包括：1、歷史時期社區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經過歷史傳承積淀而形成的社會文化及其在異地的擴散和傳播。2、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區域人群”、風俗地理和社會變遷，以及從事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發掘和利用等(57)。吳宏岐等撰文《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58)認為，歷史社會地理學來源于歷史學、地理學和社會學，即是歷史地理學一個帶有部門性的綜合性分支學科，也是社會地理學一個帶時序性的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社會，包括各種社會集團的區域分布、形成過程、空間結構、行為特征、心理差別、社會問題及時空演變系統，研究內容為歷史時期的社區研究、不同區域人群興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區域人群的空間結構及時空演變規律、不同區域人群的社會行為和歷史時期社會問題的空間研究。

關于歷史科技地理，趙海軍《論歷史科技地理》(59)在深入分析我國輝煌科技史基礎上，闡明了進行歷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構建了歷史科技地理學科的輪廓。

現代地理學發展趨勢之一是展開區域研究，歷史地理學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陽召開的歷史地理學術會議，主題就是歷史區域地理。在歷史區域地理學理論上，韓光輝、朱士光、鄧輝、侯甬堅、魯西奇均有建樹(60)。侯甬堅探討了華夏民族在先秦等時代業已形成的劃分不同地帶的區域觀點，以及一整套原則(61)。魯西奇繼發表《論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區域問題》后，又發表了續篇《再論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區域問題》(62)，深入闡述了建立連續的區域歷史地理剖面是歷史區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還有學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學科分支如歷史邊疆地理、歷史災害地理等(63)，因無公開，在此姑妄一提。

五、結語

筆者相信，學者們上述發表的關于歷史地貌學、歷史政治地理學、歷史城市地理學、歷史農業地理學、歷史文化地理學、歷史宗教地理學、歷史民族地理學、歷史醫學地理、歷史地圖編制理論、歷史社會地理、歷史科技地理、歷史區域地理等領域的探索，既為各相關的分支的進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礎，又具有理論指導意義，為歷史地理學及各個分支學科建設和發展搭建了一個理論平臺。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各個分支領域的理論進展是不平衡的，現有成果以歷史人文地理居多，歷史自然地理領域少見；即使是歷史人文地理領域也不是鐵板一塊，像歷史交通地理、歷史軍事地理、歷史宗教地理、歷史地名學、歷史地理典籍研究等分支領域至今尚無系統的理論闡述，即使有了探討也不等于已把所有問題解決，有待于學者、同行們繼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