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制度基礎(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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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當一個人出現(xiàn)問題時，社會習慣于從這個人的道德品質(zhì)上尋找原因。無論胡長青也好，成克杰也好，程維高也好，在他們“出事”之后，個人的道德墮落總是被列為主要的原因（最起碼是原因之一）。然而，從媒體對程維高背景的報道，似乎這曾經(jīng)也是一個好人和一個好官，最低限度，這曾經(jīng)是一個在他周圍的人看來，品行尚屬端正的人。為什么一個品行尚屬端正的人，在居于執(zhí)掌權(quán)力的職位之后，就會成為一個道德墮落的人？僅僅是放松了道德自律嗎？

在我看來，前幾年提出的“以德治國”是有其深刻原因的。體現(xiàn)在官員身上的社會總體道德水準的下滑已經(jīng)到了令人堪憂的地步。然而，僅僅提倡道德教育能夠起到提升官員道德水準的效果嗎？決定道德的，在個人的修養(yǎng)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因素？

我在南方某大學任教時，其間曾有一件事讓我感觸良深。有人批評該校的學生，批評的根據(jù)是這樣一個事例：該校的學生在食堂用餐完畢后，把餐盤留在桌上就走人；而他在另一所大學見到的景象是，學生用餐之后，自行把餐盤帶到殘食臺，傾倒殘食、歸還餐盤。他呼吁學生們從自覺傾倒殘食開始，提高自我的道德素養(yǎng)。

對于這段批評，我是不敢茍同的。因為我也是食堂的食客之一，我了解各高校食堂在對待殘食問題上的不同做法。我在另一所大學就讀時，素來在殘食臺傾倒殘食、歸還餐具后離開，而當我來到這所大學任教后，我也和其他所有人一樣，習慣于把餐盤留在桌上就走人。原因何在？在我就讀的大學，食堂在門口處設置了專門的殘食臺，并用海報告知就餐者，在用餐完畢后將餐盤帶至殘食臺傾倒殘食、歸還餐具。有人疏忽時，還會有工作人員上前提醒。而在我任教的大學，食堂并未設立殘食臺，而是讓工作人員推著殘食車，在食堂的各處收集就餐者留在桌上的餐盤。就餐者在用餐完畢后，如要將餐盤送至殘食車，不僅不便，還會導致食堂走道的擁擠。在這種安排之下，就餐者將餐盤留在桌上走人是再自然不過的，即便如我，也改變了先前的習慣，入鄉(xiāng)隨俗了。

如此，一個似乎是道德問題的事件，在我看來幾乎是一個制度安排的必然結(jié)果。將餐盤留在桌上走人和將餐盤送至專設的餐食臺，都是各自相應的制度安排所誘發(fā)的自然行為，單從這兩種行為的對比當中很難得出兩校學生道德素質(zhì)的高下之分。在設置流動殘食車的制度安排之下，將餐盤留在桌上走人是與這一制度相符合的行為；如同在設置殘食臺的制度安排下，將餐盤送至殘食臺一樣是制度所要求的行為。在一個旁觀者的眼里，兩種行為之間存在著道德上差別，而這種差別是由相應的制度所造就的。對每一種制度中的行動者而言，他們的行為都是與制度相適應的，換言之，都是符合那種制度之下的正常道德要求的。對于前一種制度而言，把餐盤留在桌上走人沒有道德上的可譴責性，對于后一種制度而言，把餐盤送至殘食臺也沒有道德上的優(yōu)越性。真正可以作出評價的，是兩種不同的制度。例如，我們可以舉例說，在后一種制度下，將由專人做的工作分散到每個人去做，可以減少食堂的人工；取消殘食車，有利于減輕就餐高峰期的擁擠，等等。或許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使我任教的那所學校最后改變了它的食堂殘食收集制度，也將殘食車改為殘食臺了，而學生們也順應了新制度的要求，從把殘盤留在桌上走人改為自行送至殘食臺。

這個事例觸動我之處在于它讓我想到，一個社會普遍道德的形成有其制度基礎(chǔ)。中國人習慣上把道德作為一種個人化的素養(yǎng)，當個人達不到一定的道德要求時，社會往往把它歸咎于個人道德修為的失敗。但實際上，個人的道德并不是單獨的、自足的，它也處在與其他復雜社會因素的互動之中。道德是一種行為規(guī)范，制度也是一種行為規(guī)范，道德是無形的、不具有強制力的，制度是有形的、具有強制力的，兩者相較之下，后者往往是更直接的行為誘因。因此，當社會所提倡的道德與它的制度所實際允許的行為相去甚遠時，在制度中的人基于趨利的本性，往往會選擇與制度相適應的行為而逃避道德所加諸的約束。由于制度是人們交往的直接媒介，符合制度規(guī)則的行為被人們認為是可接受和遵循的行為，久而久之，制度會衍生出一種與之相適應的道德，并在實質(zhì)上替代社會所倡導的道德。在此情形之下，由原本的道德觀念所導出的行為由于與制度不符，堅持那些道德觀念的人反而被目為特立獨行，需要承受巨大的壓力，付出英雄般的勇氣和其他的現(xiàn)實代價。

歷史和近現(xiàn)代的社會科學研究已反復地告知我們，人性本身是有巨大缺陷的，是不能完全信任的。一方面，人要通過道德修養(yǎng)來不斷完善自身，并在此過程中，求取人的尊嚴和價值；但另一方面，道德是一種依靠人自身的方式，由于人自身的弱點，這種方式又是不能過于依賴的。如同社會中的其他任何因素一樣，道德也需要其他因素的支持。它或者要從宗教處分享神圣感，或者要從現(xiàn)實的法律制度中獲得支撐。在不能分享宗教所能提供的神圣感之處，道德在現(xiàn)實中的制度基礎(chǔ)就尤為重要。如果一方面，對個人提出圣徒般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制度又對人性在暗處的誘惑洞開大門，則最后的結(jié)果可想而知。

在我看來，這是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長久以來，我們未能擺脫依賴個人道德治世的理想，法律制度往往只是提供一個所要達到的道德目標，而疏于提供具體的達到目標的技術(shù)和細節(jié)。這樣的結(jié)果是導致正式但空洞的制度框架被非正式的制度所實際替代，而這些非正式制度是在對行為沒有直接約束的情形下形成的，它們經(jīng)常是人性屈從于功利和誘惑的產(chǎn)物。這些非正式制度一旦成形之后，即具有巨大的慣性，并衍生出與之相應的道德。這一套道德形成了與社會所正式提倡的道德并存的雙重道德標準，對進入這一體制的人具有實質(zhì)性的規(guī)范作用，并對符合這種非正式制度的行為提供道德上的正當性，它們實質(zhì)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準。

權(quán)力是一種對于資源的強制性支配能力，在這種對他人和他物的支配能力中潛藏著對人性的巨大誘惑，正因如此，公共權(quán)力才被視為“不得已的惡”，才有那句名言“絕對的權(quán)力，絕對的腐敗”。美國的開國之父們在今人的眼中都算得是賢德之人了，但就是這樣的人物，要在他們設計的制度中編織細密的程序和細節(jié)，不為人性的黑暗和誘惑留下空間。通過細密的程序和細節(jié)，權(quán)力的運作被分解和“馴服”在程序之中，權(quán)力對人性的誘惑才得以克服，權(quán)力為害的空間才得以消除。這樣一種制度在形成和運作之后，逐漸被內(nèi)化為評判制度中的行動者行為的標準，由制度又衍生出了相應的道德：權(quán)力不得濫用。而由制度所衍生出的這種道德更易成為整個社會所接受的commonsense，它又反過來支撐了制度。

由是觀之，人民公仆一再出現(xiàn)“自恃位高權(quán)重，目無黨紀，獨斷專行”的現(xiàn)象，不僅僅要從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上尋找

原因。最根本的癥結(jié)在于我們的正式制度過于粗放，為權(quán)力的運作留下了太大的空間，它使得有權(quán)者事實上可以處于為所欲為并“拒絕監(jiān)督”的境地。這種現(xiàn)實使得有權(quán)者有權(quán)任意（包括為私人目的）使用權(quán)力成為一種潛在的規(guī)則，并對進入這個制度中的行動者提供了另一種道德體系，它降低了在這個制度中的行動者的普遍道德水準。

當一個社會的正式制度不能獲得它所需要的道德支撐，這意味著這個社會已在一定程度上出現(xiàn)了道德失范。更令人堪憂的是，這種道德失范有從公共權(quán)力的運作向社會生活的深處輻射的危險。一個個高官的失足只是這一問題的表象。把制度所引致的道德失范完全歸咎于個人道德修養(yǎng)的失敗是有失公正的。社會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是“常人”，都秉行著“常人”的道德標準，不當?shù)闹贫葧恼麄€社會的普遍道德，并迫使那些奉行那些正當?shù)赖聵藴实娜吮池撋铣林氐氖旨堋Ｔ谖覀冎肛熯@些失足的官員放棄道德操守之時，真正負責任的態(tài)度是對他們背后所體現(xiàn)出的制度性問題作出更深入的檢視，并對包括我們自身行為在內(nèi)的整個社會的普遍道德水準作出警醒的反思。

程維高事件的出現(xiàn)，是再一次的提醒：道德是有其制度基礎(chǔ)的，脫離制度支撐的道德高標只能是空中樓閣。要真正杜絕公仆“自恃位高權(quán)重，目無黨紀，獨斷專行”的現(xiàn)象，還需建立完善的規(guī)制權(quán)力運行的制度，使得在這套制度中的人們，只需堅持“日常的”道德即可滿足社會對于“善”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