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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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輿論的導向上，當代中國的立法和法治似乎被國人寄托了無限的希望，需要承載無數它們不應當承載也承載不了的重任。在現實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的思維定勢是：哪里出現了矛盾和問題，哪里就想到了立法（法治）；哪里需要保護、獎勵、促進，哪里就搬出了立法；哪里的麻煩不能化解、困難不能克服、糾紛不能解決，哪里就呼喚立法……，立法（法治）成了當下某些人心目中包治百病的“名方良藥”（“萬金油”）。法治萬能主義必然有失靈的時候。一旦哪里的矛盾、麻煩、困難等問題解決不了，輕者就對法治失望、對法律不信任；重者法律和法治就要受到責備，成為“替罪羊”，背上“無能”的惡名，在個別地方和部門，法律和法治的“無能”甚至還要為干部失職或領導決策失誤承擔責任。法治萬能主義下的法治泛化，必然導致一些法律不能實現或者難以實施，成為“法律白條”，進而又反過來使法治應有的權威受到損害。

我們應當理性地對待法律和法治，切不可對它們抱有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期望值，更不能從“人治”的極端又走到“法治”的極端。現代社會中，沒有法律和法治是萬萬不能的，但是法律和法治都不是萬能的，是有現實局限和理性邊界的。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昂格爾（RobertoM.Unger）教授指出的法治局限性那樣：法治是對社會秩序衰落的一種反應。它把人變為機械規則的附屬，用冷冰冰的權利義務關系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與和諧，它忽略社會的豐富多彩和個體的不同，把所有的一切都整齊劃一，而且，更為危險的是，它可以成為統治集團以社會的名義追求某種政策目標的工具。毫無疑問，法律和法治浸入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到什么程度，應當具有符合科學原則和理性精神的適當比例和限度，應當與這個國家和社會的歷史傳統、政治文化、現實條件等相契合。正所謂“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法律（法治）應當與社會保持一定張力，形成適當比例關系：兩者的比例過低，難以成為法治社會；比例過高達到一定程度，則可能導致法律（法治）對社會的專制和恐怖，導致社會的窒息。

法律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器。但在一個文明、理性、有序的和諧社會里，法律和法治必須有其邊界和限度，它們浸入社會關系的限度，似可按這樣的原則來定奪：1、凡是可以用道德、紀律、鄉規民約、習俗、政策等社會規范解決的問題，就盡量不要納入法律調整的視野；2、凡是既可以用法律和法治又可以用其他社會規范解決的問題，就盡可能減少法律和法治的介入，而盡可能多地采用其他社會規范來調整和解決；3、法律和法治應當恪守“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通常只覆蓋那些必須且應當由法律和法治來分配的社會利益、調整的社會關系、規范的社會行為，此外的社會利益、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應當盡可能地由其他社會規范來分配、調整和規范。

法律和法治既是社會文明的標志，又是建設社會文明的重要設施。法律和法治以什么方式進入社會生活領域，也應當符合文明發展和人類進步的要求。英國著名歷史法學家亨利??梅因（SirHenryMaine）爵士說過：一個國家文明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開化的國家，民法少而刑法多，進化的國家，民法多而刑法少。在一個文明、理性、有序的和諧社會里，法律和法治調整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的方式，應當多向善而勿為惡，多民事而少刑事，多經濟而少行政，多輕刑而少重刑（死刑），多教育而少懲罰，多明確而少模糊，多細膩而少粗曠。一言以蔽之，法律和法治的功能設計，應當充滿和體現現代人文精神、理性精神、民主精神和憲政精神，以人為本，尊重和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