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電影語境思考
時間:2022-02-23 0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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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國動畫電影《我在伊朗長大》采用了獨特的“版畫”形式點。該片贏得世界觀眾贊許的深層原因,分別是:不同文化語境中多視角人生透視、文化邊緣人的困惑與心靈歸依、“戰爭”感知的現代震撼。正是因為影片在表現主人公瑪爾吉人生主線的同時,蘊合并編織了眾多的與當下觀眾契合的元素和時代主題,才引起了觀眾冰徹心骨的共鳴與好評。
根據伊朗女漫畫家瑪嘉·莎塔碧同名自傳漫畫改編的法國動畫電影《我在伊朗長大》,作為唯——部參賽的動畫片2007年贏得第60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其票房很快達到900多萬美元。2008年被提名為金球獎最佳外語片,其藝術魅力贏得了世界范圍的嘉許。
該影片雖然采用了童真幻影般的動畫形式,但影片中囊括了包括兩伊戰爭在內繁復的宗教、革命、波斯文化等伊朗歷史文化知識,所以,與奇思臆想的科幻題材動畫電影相比。該影片與日本的《螢火蟲之墓》、韓國的《五歲庵》、泰國的《小戰象》一樣。都是基于一定的歷史文化素材的進行演繹的動畫電影,本文將此類型定義為歷史文化題材動畫電影。
《我在伊朗長大》述說了一個伊朗小女孩瑪爾吉經歷了國王被推翻、伊斯蘭革命、伊拉克戰爭等歷史巨變,同時也面臨著在奧地利異域文化中產生的身份認同危機,以及由此而加劇的成長中的困惑、彷徨與抑郁等復雜內心體驗。全片以回憶的方式展示了主人公瑪爾吉小時候雙親、奶奶的疼愛和小伙伴的頑皮,和內心無法磨滅的國家政治動亂與兩伊戰爭時期眾多人的死亡。與一般歷史文化題材動畫片不同的是,該影片不僅表現了成長的含辛茹苦,更清新而又犀利地表現了主人公對伊朗當時腐化宗教政治的反抗。該影片如此繁雜的主題卻采用了簡約的形式。
從表現形式方面,該片洋溢著波斯文化的建筑、服飾等,凸顯了異國風情的新穎。但是,當前風行的美國、日本動畫電影依靠三維技術創造了影像奇觀與靈異世界,并被視為當今動畫的主流,而《我在伊朗長大》卻背道而馳,不僅沒有采用三維動畫技術,而且全片僅在主人公第二次離開伊朗到了法國機場后的表意為現實的場景中,給人物填涂了彩色,其他的內容作為主人公的回憶,全部采用了黑白版畫風格;人物造型一般是線條簡單,沒有細節的勾勒:當革命者加奧叔叔給八歲的瑪爾吉講述伊朗查理國王政府來歷的時候,還采用了“皮影”風格的手法。與講求動畫背景亦真亦幻的美日動畫相比,《我在伊朗長大》全片的背景,要么是虛化,要么是粗糙_有些背景,是鉛筆涂畫的沒有修飾的手寫稿。甚至,影片中表現主人公結婚的一段情節,還采用了幾幅漫畫畫稿。該片獲得了世界范圍觀眾的好評,說明如此稚拙的形式涵化并張揚了復雜的主題。尤其是黑白版畫風格,通過每幅畫面中大面積的黑色色塊,以及黑白對比,正好應和與暗示了當時伊朗動蕩頻仍,到處是因為革命失敗、戰爭、宗教統治所導致的禁錮、壓抑、恐慌與死亡所蘊藉的社會心緒。可以說。黑白版畫表達了該片的多重主題與意緒。
除了形式的新異之外,該影片設置了多層次的故事空間,可以引發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高低各異、錯落有致地廣闊閱讀,并引起觀眾的共鳴。其敘事的精致與內涵的深刻,是該片贏得世界觀眾好評的魅力之處。
1、不同文化語境中多視角人生透視
主人公小瑪爾吉聰明伶俐,還敢想敢做。1978年,伊朗處在親西方查理(國王)集權統治時代,民眾可以享受來自歐美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但是很多知識分子、革命者、共產主義者為了反抗集權,與政府進行著斗爭。8歲的瑪爾吉感受到了政府軍隊鎮壓與流血沖突,以及叔叔和其他革命者的犧牲。國王被推翻逃到國外,宗教領袖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府。但是,人們受到的控制比以前更嚴厲。瑪爾吉身著朋克標識的服裝走去黑市買搖滾音樂,受到盤查。回到家里。瑪爾吉在邁克爾·杰克遜瘋狂的音樂中釋放著壓抑。由于家庭的開明與父母對革命者的感情與支持,瑪爾吉在飽受禁錮的社會中激蕩著本能的反抗。兩伊戰爭1980年爆發。伊朗統治者以國家安全為借口,囚禁并殺害國王時代的革命者:并實施禁止人們聚會飲酒歌舞等清規戒律,宗教警察、共和國衛兵到處巡邏查禁違規者。同時,誘哄14歲的青年參軍上前線。為了逃避厄運,父母將在課堂上頂撞老師的十四歲瑪爾吉送到了奧地利。在和平富庶的奧地利,瑪爾吉開始饕餮了夢寐以求的朋克、搖滾等西方文化。
出國前,瑪爾吉經歷了十四年的信仰堅定的革命者流血與死亡、宗教桎梏、戰爭與眾多民眾的死難、物資缺乏等困頓與危機。但是,畢竟還有父母與奶奶的呵護。瑪爾吉從戰火紛飛的伊朗第一次出國,來到和平、物資豐富且張揚著西方文化的奧地利。四年中,瑪爾吉遇到了刻板的修女、生活優裕而內心空虛的青年、虛偽的愛情、民族歧視等。瑪爾吉身心受到了無情的拆解與敲擊,甚至為了融入朋友的生活而偽稱自己是法國人。以至于喪失了身心的整體性:曾經以為獲得心靈歸依卻是遭遇愛情騙局的瑪爾吉自暴自棄,差點暴病街頭。奧地利生活段落,展開干青春期的主人公系列的居無定所與孤獨的人生體驗情結。瑪爾吉第一次出國破滅了對于西方文明唯美式的幻想。
由于瑪爾吉成長其中的伊朗與旅居四年的奧地利,兩者的歷史環境與文化迥異,因而帶有兩種文化的多重“審視”。該影片中,有瑪爾吉的青春視角,也有瑪爾吉個體視角背后的伊朗文化看西方文化的視角。同時,還有西方文化奧地利人看待青春年少的瑪爾吉的視角和以瑪爾吉為代表的伊朗人的視角,同時。觀眾也在不同視角中的選擇或者是來回跳躍的視角。觀眾在觀影的同時,也在閱讀不同的視角,既誰在看,看到了什么,為什么這么看。也許看到的內容并非新奇,但是為什么看的視角新意不減。從而。給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以躋身故事其中的多種視角與鏡像。
當然,不同的觀眾還可以選擇不同的歷史視野。因為,逃離了家鄉的瑪爾吉雖然遇到了一系列的幻滅,但是,同時,她的祖國還在戰火紛飛、生靈涂炭,戰爭與和平是不同空間的共時存在,便于觀眾進行跨越歷史空間的比較和歷史畫卷的全景閱讀。可見,不同視角、不同層級的視野,有如一個俯瞰的拉鏡頭,隨著鏡頭離開被攝主體的距離,觀眾看到了不同的景深與景物。
回到伊朗的時候,戰爭已經結束可是宗教制度依然嚴厲,到了24歲的時候,瑪爾吉發現自己深愛的祖國并不適合她居住下去,只好離婚后再次背井離鄉,遷居到法國。這次的瑪爾吉雖然無奈沮喪但自信了。到了法國、面對出租車司機問訊,瑪爾吉坦承認自己是伊朗人。
不管伊朗社會狀況如何,畢竟,祖國的文化與情感已經構成了瑪爾吉生命的肌體和心神,不再遮掩自己伊朗人的身分,是瑪爾吉的成熟與自信,也是對祖國情感的厚重。
盡管主題繁復,但是整個影片基本上還是父母的舐犢之情、年幼的童真、青春的孟浪、初戀的痛徹、婚戀的草率這條主線,然而,觀眾在體驗瑪爾吉悲歡離合的同時,也在進行著不同深度與層次的歷史文化解讀。
2、文化邊緣人的困惑與心靈歸依
在奧地利生活的段落中,瑪爾吉像一個“流浪者”接觸到了奧地利的各個社會群體,吸毒青年、修女、海勒博士、同性戀、男友:他們的形象要么是尖酸刻薄、要么是形象怪誕、要么空虛與虛偽,當然,影片中對于救助自己的醫生,還是給予了正面的塑造。盡管受到各種尖酸刻薄之苦。和無根的漂泊與遠離親人的孤獨的煎熬,但瑪爾吉在奧地利的四年,一直被人視為伊朗人而屢遭歧視。
但回到了祖國的瑪爾吉卻被大家看作是外國人,又面臨著各種非人性的禁錮。這種歸屬感的飄移,讓無法排解曾經流浪、孤獨與痛苦的瑪爾吉爆發了無所宣泄的抑郁癥,因而,還發生了割腕自殺的險象。但是,悲劇沒有成真。在幻境中,伊朗的宗教先知和馬克思。都說他將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做,而讓她起死回生。最終。瑪爾吉在祖國祭奠了爺爺、叔叔等亡靈之后。依依不舍地別離伊朗。
瑪爾吉文化邊緣人的感受,是左右無援的孤凄。應該講,這還是青春的無根。
面對顛仆不滅的社會變革,瑪爾吉的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父母總是堅信國家會好起來的。這是對多災多難的祖國必將走向民富國強的信念,更是一種愛國情感的淬煉。想要離婚的瑪爾吉因為顧忌當時伊朗社會的壓力而痛苦未決的時候,具有西方文化背景和傳統美德的的奶奶卻坦陳自己也離婚過。家人的愛、豁達、堅韌以及對國家將來的信心,成了瑪爾吉無論何時身處風浪漩渦中的棲息之地。這是一種昂揚的生命力,是伊朗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精粹之后,瑪爾吉心中期許的磊落酣暢理想人格。
文化邊緣人的困惑與歸依還體現在瑪爾吉對伊朗宗教情感與認識的經歷。
小時候,每天晚上睡眠之前,瑪爾吉要和先知對話。但是,到監獄中看望了將要面臨死刑的慈祥的加奧叔叔處時候,看到了臭蟲蟑螂孳生的監獄之后,當天晚上夢中,瑪爾吉斥責老翁形象的宗教先知沒有挽救加奧叔叔。隨著年齡的增長,面對兩伊戰爭中,伊朗政府禁錮人性的宗教政治,甚至以宗教的名義,而蒙蔽人民并蠱惑民眾獻身戰爭的時候,瑪爾吉表達了憤慨失落。以至于在奧地利都羞于承認自己是伊朗人。但是,當因為抑郁而意圖服藥自殺的夢境中。馬克思與宗教先知都讓她起死回生。說明伊朗宗教中還是具有振奮人心的力量。尤其是,瑪爾吉初回到伊朗,為了躲避宗教衛兵的糾察而嫁禍于人還幸災樂禍的時候。被善良耿直的奶奶訓斥。可見,宗教中的道德力量對于人的設身處世的影響,還是具有積極的力量。
從瑪爾吉不同年齡階段對伊朗宗教感知關系看,個體與傳統文化是一個不斷從邊緣走進深入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每個人都面對原有知識的破碎、更新和深化。但是,傳統文化是證明“我”所以是“我”的文化基因。瑪爾吉不斷汲取伊朗文化與西方文化營養而逐漸建構了自己生身立命的心靈境界。
3、“戰爭”感知的現代震撼
《我在伊朗長大》在法國嘎納電影節上獲得評委會大獎的時候,伊朗本土卻公開譴責該片污蔑伊斯蘭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不否認伊朗政府批評的合理性,因為在兩伊戰爭中其他同齡人個體面對的將是生命之花片刻凋零,而瑪爾吉的父母卻能夠資助她在當時在奧地利過著當時伊朗普通民眾視為奢侈的生活,這說明瑪爾吉的家庭絕非黎民百姓。所以,《我在伊朗長大》是一個曾經是富庶階層個體對伊朗一段歷史的回味,其個性化中難免有一定的偏頗,但是,不能因此而漠視影片中所折射的冷峻思考。
當我們習慣于《水缸》、《隨風飛揚》、《小鞋子》等電影中生活貧瘠、宗教溫馨與人民的樸實、人性光輝的時候,《我在伊朗長大》給了世界觀眾閱讀伊朗歷史的另類解讀。
影片中有個段落。炮彈紛飛的戰場上,一些青年驚悚地四散奔逃,突然,一顆炮彈飛來,將這個青年炸得碎尸萬段。這就是戰爭的殘酷。而上個世紀,卷入的戰爭伊朗有100萬民眾罹難。如果說,這些還是遠景。主人公瑪爾吉的家遭到炮彈的轟擊而塌落,她的媽媽幸存了,媽媽卻把她拉著她看到了受難的鄰居慘烈景象。剛才還是鮮活的生活,轉眼間就生死兩端。這種切身的疼痛與悲哀,讓觀眾體會到了戰爭的慘烈與無情。同時,也讓觀眾體會到“戰爭是社會心理的一種廣泛體驗”,因為,死亡、恐懼:焦慮、絕望、幸存等和平時期長時間偶然出現的極端心理,在戰爭中瞬息萬變的縈繞在當時伊朗民眾的心頭。
戰爭讓眾生的生命可以生死瞬間。戰爭猶如浪濤怒卷,各種生命的個體與群體,在混亂的格局中沉浮與生死。這是一個久離了戰爭而生活于和平年代與開放的社會的民眾,所不能體驗的,也是和平環境中民眾日常觀念與價值理念迥然不同的。
當世界上處于和平環境的眾多觀眾,每天透過大眾傳媒獲悉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新聞,還僅僅是遙遠的獲知而已。那么,《我在伊朗長大》則讓上述觀眾感同身受地目睹和感知了戰爭受害者的痛苦與哀傷。
閱讀該影片可知,經歷了親人以及革命者遭到政府的血腥鎮壓與死亡,戰爭葬送民眾的苦難,和平到來卻依然是禁錮,瑪爾吉基于真實、率性、自由的本性,一個人單影孤而又“童言無忌”對社會一個龐大的執政機器的虛偽進行質疑與對抗。質辯的回響與死亡隨時將至的張力時刻敲擊著觀眾的心靈。“人物真相只有當一個人在壓力之下做出選擇時才能得到揭示——壓力越大,揭示越深,該選擇便真實地表達了人物的本性。”戰爭、革命、禁錮、文化差異、青春的流浪等接踵而來的壓力,讓主人公瑪爾吉在悲歡離合的交集中不斷成長,也給了觀眾“遠近高低各不同”的心靈震撼,這是《我在伊朗長大》的魅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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