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財產保險合同中受益人制度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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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保險法明確規定，人身保險合同中可以存在受益人，但對財產保險合同中是否可以存在受益人的問題卻沒有明確的規定。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許多“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的現象，對于這一事實，不同的法院在案件的審理中有著不同的認定。針對保險法在這一問題上立法滯后的現象，為了在今后的保險法的修訂過程中能對此問題加以完善，本文先對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的存在必要性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的制度設計提出了構想。

關鍵詞：財產保險；受益人；受益權

一、實務中的難題

在日益復雜的民商事交往中，人們不再是機械地按現有的法律規定來辦事，在很多方面各當事人出于效率、安全等多方面的考慮來選擇一種自認為是最優的方式來進行民商事交往，而這種“最好的方式”或是違反現有法律規定或是現有法律沒有規定。例如在銀行貸款業務中，銀行為了降低貸款風險要求成為財產保險合同中的受益人，這就出現了我國《保險法》上的一個新概念。對這個新概念我們如何看待，下面先介紹實務中的兩個案例。案例一：原告王某就其實際控制使用的一輛貨車向被告某保險公司投保第三者責任險和車輛損失險，保單中約定該貨車行駛證上載明的貨車所有人郭某為被保險人，保單特別約定欄中載明受益人為原告。后原告在駕駛系爭車輛時發生交通事故，遂就第三者責任險及車輛損失險向被告申請理賠，然被告以“財產保險合同中受益人并非保險法上的受益人，保險法意義上的受益人僅限于人身保險合同”、“受益人的保險金請求權是期待權，受益人只有在被保險人死亡后才享有現實的請求權”為由拒絕理賠。案例二：原告上海某暖通設備有限公司與被告某保險公司簽訂財產保險基本險合同，保險標的為原告的廠房，被保險人為原告，第一受益人系為原告提供房屋抵押貸款的上海某銀行。在“麥莎”臺風期間，原告的涉訴房屋發生了倒塌事故，遂向被告申請理賠，而被告認為該保險合同的第一受益人是上海某銀行，原告無權主張理賠事項。案例一中王某既是投保人也是“受益人”，車主郭某是被保險人。被告某保險公司依照《保險法》認為財產保險合同不存在“受益人”，只有被保險人可以在保險事故發生之后向保險人請求補償。在案例二中，保險公司卻是一種相反的態度，即認可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的正當性，并以此為理由提出原告訴訟主體不適格的辯解。由此可見在保險實務中，銀行貸款與財產保險的綁定、責任險中的受益人等問題已經日益凸顯，但是面對此類糾紛時，我國的《保險法》顯得力不從心。我國《保險法》第22條第3款規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可以為受益人。”此處只是規定人身保險合同中有受益人，卻對財產保險合同中是否可以存在受益人未作規定。正是這一缺位，導致人們對財產保險合同中受益人的效力頗有爭議，各地法院在審理“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案件”時結果也相左。我國《保險法》現有的缺位規定使得處于私法領域中原本自由的人們變得不安起來，基于這樣的考慮，筆者認為很有必要在立法上設置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并對其具體的權利義務加以明確規定。

二、設立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的學理基礎

傳統的保險法理論認為人身保險特別是人壽保險，以人身為保險標的，如果不設立保險受益人則可能會出現無人受領保險金的情形，因此為了避免這種情形出現，各國立法上都設置了人身保險受益人。同樣，我們亦會發現財產保險中也有可能出現被保險人死亡的情形，為什么我們的立法單就人身保險中的此種情形作了立法補救呢？

（一）受益人的概念和功能

1．受益人的概念：由上引我國《保險法》第22條第3款規定可知受益人可以是如下三類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和上述兩類人所指定的人（第三人）；許多發達國家的立法例以及許多學者都認為受益人是根據保險合同享有保險補償金請求權的人。所以受益人實際上指的就是在保險事故發生之后可以請求保險公司給付補償金的人。我們還要注意到一點，當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指定第三人時，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自身就是受益人，在此種情況下，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的身份是雙重的，而由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指定的第三人在身份上則不具多重性，即他不具備保險合同上的其他身份。為了區別兩種不同身份受益人，我們將受益人分為廣義的受益人和狹義的受益人，狹義受益人即為第三人，而廣義受益人則是包括投保人、被保險人和狹義受益人。在財產保險合同中，一旦保險事故發生，被保險人就享有保險金請求權（實際上就是受益權），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廣義的受益人是廣泛存在于保險合同中的，當然包括財產保險合同，所以本文所探討的受益人只是在學界有爭議的即狹義概念上的受益人。

2．設置受益人的功能：自海上貿易逐漸發展以來，商業繁榮的背后有著令人擔憂的風險。在此背景下，保險這一“分散風險，消化損失”的“經濟制度”就應運而生了。不妨這樣說，保險制度是一種消極的保值投資，這種投資是為了消化在商業往來中出現的風險。設置受益人就是為了使在危險發生時有人可獲得補償從而達到保值的原初目的。傳統的保險理論認為“誰投保，誰受損，誰獲償”，這是機械地把保險的功能與特定的人相聯系，而忽視了保險制度的投資保值功能，因而是有局限性的。在一份保險中，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的主體并非是唯一的，如果簡單地將損失補償原則很狹隘地理解為“誰受損，誰獲償”，則將導致受益人被限定在被保險人之上的錯誤。通過上面的論述，筆者認為設置受益人只是為了損失得到補償，實現保險分擔風險、投資保值的價值。

（二）受益權的性質和基礎

1．受益權的性質：受益權指的是保險合同中的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之后可以向保險人請求支付保險補償金的權利。由此定義觀之，受益權實質上是財產權，因為受益權是通過對他人請求為一定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而享受生活中的利益的權利。財產權較之于人身權的顯著特點是具有相對性和可讓與性。此般特點決定了受益人的選擇對象可以相對寬泛，而非局限在投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中。理論界對于受益權的理論依據主要有三種解釋：（1）雙合同理論，認為存在受益人的合同實質上為兩個合同，其一為投保人與保險人之間的合同，投保人有一個（受償）期待權，一旦權利得以實現，即成立第二個合同，將此權利轉讓給受益人；（2）雙方意圖理論，認為受益人享有受益權是基于保險合同雙方（投保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的主觀意圖；（3）法律創設理論，認為法律認可受益人享有受益權。通過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上述三種解釋都有內在的缺陷。解釋（1）無法解決受益人的民事行為能力欠缺問題，且第二個合同的成立有主觀強加之嫌。解釋（2）的認識與《保險法》中“受益人是由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指定”的規定不符。而解釋（3）則根本避而不答。在傳統的合同理論中，相對性是合同的一個明顯的特征，即合同中的權利義務只是存在于訂立合同的雙方當事人之間。但是隨著為第三人利益訂立的合同的出現，傳統理論受到了挑戰，因為該第三人不是訂約當事人卻享有合同上的權利。存在受益人的保險合同其實就是一個為第三人利益訂立的合同，在此類合同中，受益人并不直接參與到合同的訂立過程中去，且受益人只是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指定而與受益人的意思無關；另一方面在受益人的變更過程中亦不需要保險人同意，保險人只是對這一變更作備案而已，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受益權是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單方意志為第三人所創設的財產權。

2．受益權的學理基礎：第一，意思自治原則。對于作為財產權之一種的受益權，具體由誰享有則是一個可基于權利原初享有者的意思自由而得以處分的結果。很顯然這樣的一種自由處分非但沒有引發道德上的危機，亦充分尊重了合同當事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立法上根本沒有必要對受益人的范圍作禁止性規定。前引案例二中，被告的理由是能夠成立的，既然原告與被告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就約定了銀行為受益人，對于這樣的自由意思表示，原告事后卻不承認，顯然是不誠信的表現。第二，商業交往中的安全與效率理論。對于不確定的危險，當事人希望通過參加保險而在保險事故發生后仍可保有保險標的的原有價值，這樣就能夠確保商業交往中的安全與效率。在財產保險中，債權人希望成為債務人保險合同中的受益人，這樣的做法正是債權人希望最大限度地規避商業風險所造成的損失，因而是符合保險法的宗旨的。雖然對于保障債權人的利益已存在債的擔保等制度，但這些制度的前提是債務人的財產是要完好存在的，一旦債務人的財產滅失，這些制度就失去了其被創設的意義。在此種場合下指定債權人為受益人無疑是更好的保護了債權人的權利，也是對交易安全的一種保護。在前引案例一中，原告王某實際占有保險標的物，由其行使受益權更為合理，也更能體現經濟性、高效性的要求。受益權是一種純獲益權，不以負擔債務為己任，因此難免會被質疑以第三人為受益人是否有轉移資產、逃避債務。這種擔憂其實是多余的，保險具有射幸性質，對一個不曾確定的財產權利的轉移的行為加上這樣的嫌疑是莫須有的，另外，受益人的指定也決非是毫無限制的，必定要受到特定情形的制約。

三、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制度的具體建構

對于作為財產保險合同標的之一的財產，我們主要是為了實現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因此保險法傳統的理論只認可財產的所有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后可以向保險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是有其合理的基礎。也正如我在前一部分所論及的，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在現實生活中又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我國《保險法》在以后修訂時設置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是必要和可行的。雖然我們認為設立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有著現實的需要和理論的基礎，但是同時也要注意到設置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也會帶來一些弊端。例如在車貸險中銀行作為受益人，當保險標的（車輛）出現輕微損壞時由銀行向保險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此時我們會發現這樣的結論是很難讓人接受的，銀行希望成為受益人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保證貸出款項能夠及時、安全收回，而在上述情形中車輛只是輕微損壞，根本不至于損害到銀行的債權的實現，但是對于車輛的所有人而言這樣的損壞卻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在此種情形下還允許銀行成為受益人顯然有違公平和效率的要求。所以我們認為在建構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的時候不能單純地照搬現行《保險法》中有關人身保險合同受益人的規定，而是有所限制的。從上引的案例以及司法實務中的現狀，我們認為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主要存在如下兩類合同中：第一類合同，即以保險標的滅失為保險事故的財產保險合同。保險標的滅失所帶來的損失往往比較大，此時就極有可能造成保險標的的所有人無力償還債務從而危害債權人的利益。為了更好的保護債權人的利益，應當允許保險標的所有人指定其債權人為受益人。至于排除財產輕微損害狀況的，這主要是因為輕微損害所造成的損失比較小，由所有人本身請求給付更利于損失得到彌補。此類合同的各方面特征都與人身保險合同有著相似之處，因此在受益人指定、變更以及收益權喪失等方面的具體制度可以參照人身保險合同對受益人的相關規定。第二類合同，即符合保險標的占有人與所有人分離的情形的合同。在資源有限的現實社會中，我們已經深刻認識到物盡其用的重要性，我們要求物之占有人積極使用該物。在物之所有人和占有人分離的情形下，現行《保險法》只是規定所有人可以在保險事故發生之后請求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顯然這對于物的實際占有人來說這是不合理的。為了調動財產之占有人的積極性，也為了讓財產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我們認為在此類合同中設立受益人也是必要且合理的。基于這樣的制度設計理念，我們認為此類合同對于受益人的規定應該不同于人身保險合同中受益人的規定。首先，在受益人的指定方面，應當只允許投保人（財產的實際占有人）指定，且不需要被保險人同意。其次，在受益人的變更方面，根據誰指定誰變更的原則，仍舊是將此權利賦予投保人。最后，關于受益人的其他方面的規定則可以參照人身保險合同對受益人的規定。

四、結語

通過以上的論證，筆者認為在特定的財產保險合同中設立受益人是切合社會經濟生活的實際需要的。而我國現行《保險法》對于財產保險合同中的受益人的缺位規定，不僅落后于世界立法之趨勢，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缺位給審判實務帶來了諸多的不便，各地出現的不同判例使得法的統一性和權威性受到了挑戰。每一法律制度的創設都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理論指導，目前的社會現狀已表明“誰投保，誰受損，誰獲償”的傳統理論已經不能適應了，所以我們應該對原有的理論加以擴大的解釋、并創設新的制度以契合當今社會的現實需要。設立財產保險合同受益人是符合現代法治和實踐的要求的，同時也是對保險合同受益人制度的完善和補充。

作者:牛曉相 單位:鄭州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