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農范文10篇

一、逐步加大國家財政的支農力度，確保財政的支農支出穩定增長

我國的國情及農業的弱質性決定了政府始終是農業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財政對農業的支出則是政府支農的主要手段，這不僅在古代，即使在現代也尚且如此。因此，強化政府支農職能作用，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就成為促進農業生產穩定發展，從而實現國家的農業發展目標的必要條件。然而縱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支農的發展變化，雖然支農支出的絕對量有所增長，但其所占財政支出比重卻呈現出了下降回升下降的態勢。這當然不能將責任全部歸結為政府不重視農業，如果我們拓寬視野，從國民經濟宏觀全局進行分析，則不難發現，其根結在于國家對農業資金分配政策所進行的調整（即農產品提價和減少支農支出）。國家對農產品收購價提高了，而糧油食品銷價曾經長期維持原來的低價水平，國家財政承擔了購銷價格倒掛產生的差價補貼；為了不影響居民的生活，隨著80年代末部分糧油食品銷價的放開，國家增加了對居民的價格補貼。如此一來，財政的農產品價格補貼數額逐年上升，成為財政的一個沉重包袱，加大了財政支出壓力，成為影響財政支農支出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保持農業持續豐收，實現農業發展目標，中央要求把農業放在經濟工作的首位不動搖。而這與中國歷代財政改革中的農業財政政策根本取向是不謀而合的。筆者認為，加大農業投入力度才是真正“視農為先”政策的重要體現。因此，根據經濟發展和國家、社會財力狀況，在適當調整農產品價格補貼的同時，要求各級財政用法律的手段來保證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考慮到目前國家財政赤字和負債情況，近期財政宏觀分配格局要有保有壓，騰出一部分資金優先安排農業。“七五”和“八五”期間安排的一些中短期支農專款，如發展糧食生產專項基金、支持農業產業化專項基金等也應繼續保留，以突出農業的優先地位。從現行管理體制和社會財力分布的情況看，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的存量一時難以變動，但投入的增量必須按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地區政策進行結構性調整，今后中央財政支農資金要逐步向糧棉油傾斜。

要積極探索增加農業投入的新形式。一要完善貼息制度、配套投人機制和以獎代補辦法，通過有效的貼息方式增加農業政策信貸資金投入，把國家繼續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的貨幣政策用活用好；二要通過制定較優惠的農業投資政策，調動和引導各投資主體增加農業投入，加大農業利用外資、股份集資和行業內部融資的力度；三要探索農業資源開發和資本營運的有效形式，支持工商業投資農業項目，逐步建立多渠道的農業投入體系。力爭在2001年一2010年，使財政支農支出比重達到18%的水平。

二、明確投資重點，逐步加大以農田水利為主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比重“

水利基礎設施居農業基礎產業地位，水利建設具有長期性、連續性和發展的超前性。水利事業的發展應與國民經濟發展保持一定的比例，對其投資的比重應當長期穩定地增加，并保持超前發展速度。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國水利設施和農田基礎設施嚴重老化、失修；加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不足，直接削弱了農業抗災能力，投入不足同保護和開發農業要素資源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這些都已日漸成為影響農業發展的“瓶頸”。由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規模往往超過單個農業生產經營者的范圍，而且所需資金量大，投資周期長，回報率低，即使由多個農業生產者聯合也很難有較大的進展。這就要求國家財政從戰略高度著眼，在政策上予以安排。當前至為關鍵的是要把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新增的投資有序地投入到一些重大或重點水利工程項目上，包括一些大型水源工程，重點河流的堤防建設和重點地區防洪排澇設施建設，大中型重點病險以及大型灌區的更新改造工程，為農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基礎條件。同時，要繼續搞好水土保持和農田防護林體系等的建設，加強農業生態保護，為農業發展創造優質的環境條件。

2006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糧價的持續攀升引發了全球性通貨膨脹，導致30多個國家出現糧食危機，并引起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而對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來養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國，糧食問題始終倍受國內外各界的高度關注。中國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產的糧食養活自己？中國的糧食安全有保障嗎？諸如此類的問題成為社會各界空前關注的重大問題。我國歷來重視農業問題，近年來提出“工業反哺農業”的新思路，并不斷增加財政支農力度。本文認為，非常有必要對財政支農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以發現存在的問題并找到解決對策。

一、規模：不斷擴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1、從自身規模看，規模不斷增大，特別是近幾年規模激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支農的具體情況見圖1（本文所有圖表的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2007）》，《中國財政年鑒（2007）》，相關數據由此計算而得）。1950—2006年我國財政支農總共投入23691.35億元，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財政支農規模不斷增大，特別是近幾年規模激增。2006年的財政支農規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財政支農從1978年的150.7億元增加到200億元用了10年時間，1988才達到214.1億元；又用了五年達到400億元，1993年為440.5億元；突破1000億元大關從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達1154.8億元；而突破2000億元大關用了6年，2004年達2337.6億元；突破3000億元大關只用2年，2006年達3173億元。同時，從2000年的1232.5億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億元，2004年凈增值為583.1億元，比1995年574.9億元的規模還大；2006年凈增值為722.7億元，比1996年700.4億元的規模還大。

2、從穩定性來看，增長速度經常大幅波動，財政支農穩定性比較差

從圖2可知，總體上我國財政支農增長速度常有大幅波動，穩定性有待進一步提高進。依據波動幅度的大小，我國財政支農的變化趨勢可大致分為三階段：1978—1982年的急劇波動時期，與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和經濟政策多變有關；1982—1995年的相對穩定時期，與該期間農村經濟平穩發展和經濟政策相對穩定有關；1996—2006年的較大波動時期，該期間農村經濟發展面臨各種困難和壓力，改革開放的步伐明顯加快。就某年具體的波動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動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為39.3%、1997年為37.98%、2004年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為29.45%。波動幅度為10%～20%的有10年，幅度絕對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為4.82%）。其中有2年是負增長：1981年竟為-26.53%，1999年為-5.98%。最大的波動幅度差距為65.8%（1978年39.7%與1981年-26.53%的差額）。

一、討論現實問題要防止意識形態化

前不久，我們針對中國加入WTO以后的三農問題開了會，研討一旦加入WTO，我們的農民問題會怎么樣，農村和農業經濟怎么應對。那個會是請國家各部門搞政策研究的人參加，幾乎未請院校搞規范研究的人參加。因為純粹搞理論的研究人員容易把現實問題的討論意識形態化。

從99年4月份中美加入WTO談判以來，理論界關于WTO的討論似乎很難深入下去，人們想當然的將WTO和改革開放劃了等號，由于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被二十年發展過程證明為高度正確。因此，在這種具有“政治正確”的話語之下，誰要是提出不同意見，誰似乎就有反對改革開放的嫌疑。所以關于WTO問題討論很難深入下去，學術界談了兩年，似乎都在談利呀弊呀，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其實，發展中國家的農民、農村、農業在國際化大背景下，普遍受到沖擊、挑戰，農村經濟凋敝，小農破產、大量流離失所，是形成城市貧民窟的主要來源，已經被近十多年的國際經驗所充分證明。人們之所以不愿意說，是受制約于這種話語：加入WTO是改革開放，認為利大于弊，機遇大于挑戰，就是贊成改革開放；如果認為加入WTO弊大于利，挑戰大于機遇，可能就有政治上不正確的嫌疑。

有鑒于此，希望今天討論財政支農這么具體的話題，能夠避免這個不良傾向，不要把本來復雜的現實問題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化實際就是簡單化，簡單化地討論社會主義、到底姓資姓社，或者改革還是不改革，這些一旦意識形態化以后，討論就很難深入。所以在我發表意見以前，要強調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個現實問題，跟意識形態沒有關系，跟政治問題沒有關系，也跟院校的教授們的理論沒有關系，我們關注的就是現實問題。

二、什么叫財政支農？

一般而言，財政投資主要是公共品領域，那么財政投資公共品能否對應投入農業，就要看農業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品的性質，這個道理是清楚的。

本文作者：劉志雄工作單位：廣西民族大學商學院

一、引言

《漢書•酈食其傳》有云：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衣食足則知榮辱，倉廩足則知禮節。可見，自古以來我國就已經意識到農業的重要性。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非常重視“三農”問題，提出了“讓公共財政照耀農村”的新理念，不斷加大財政支農力度，多渠道、多種方式著力促進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廣西農村居民收入也不斷增加。2011年7月，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政府出臺《關于實施農戶“萬元增收工程”的意見》，對未來5年廣西農村家庭和農民平均純收入水平提出了明確目標，并就如何達到這一目標規劃提出路徑，即“到2015年，全區農村具有完全勞動能力的家庭農戶平均戶純收入比2010年增加1萬元以上，其中45%以上農戶增收2萬元以上；全區農民人均純收入達7650元，力爭達8000元，排西部省（自治區、直轄市）前列。”在國家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廣西農民增收必將達到預期目標。農民增收離不開財政支持。國內不少學者研究了財政支農對農民增收的作用，但所得結論不盡相同。杜玉紅，黃小舟（2006）［1］以及楊林娟，戴亨釗（2008）［2］研究發現，財政支農對農民增收具有正面效應。繆小林，姚永秀（2007）［3］以及李普亮，賈衛麗（2010）［4］的研究則得出相反結論。對于廣西來說，廣西財政支農以及農民增收的現狀如何？財政支農對農民增收具有怎樣的效應？針對這些問題，本文以財政農業支出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變化分別反映財政支農和農民增收進行研究。

二、廣西財政支農及農民增收的現狀

1.財政支農狀況。改革開放以來，廣西財政支出規模不斷增加，財政支出規模從1978年的20.78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2545.70億元，增加了121.48倍。同期，財政農業支出規模則從1978年的2.25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310.9億元，增加了137.05倍，高于財政支出的增長。此外，財政農業支出占農業產值的比重也從1978年的56.19%增加到2011年的155.14%，表明廣西不斷加大了對農業的支持力度。2.農民增收狀況。改革開放以來，廣西農村居民收入在不斷增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980年的173元增加到2011年的5231元，增長了29.16倍（見表2），廣西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較快。3.財政支農與農民增收變化。廣西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及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的變化表現出密切關系。1989年之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表現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動特點，而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則表現出“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動特點。1990-199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和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的變動都表現為“下降—上升—下降”，但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的變動幅度更大。1999-200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表現出“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特點，而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則先下降后上升，二者變動形成較大差異。2006年之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的變動表現出先上升后下降，而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則“下降—上升—下降”。可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和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二者表現出比較密切的關系。總之，改革開放以來，廣西財政支農力度不斷加大，農村居民收入持續增長，財政支農與農民增收二者之間表現出比較密切的關系。

三、廣西財政支農與農民增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發展農村經濟是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

新農村建設的關鍵是農村經濟的發展問題。這是因為，沒有農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就無法讓農民生活寬裕，就難以促進鄉風文明的進步；同時，在經濟發展中處理不好人和自然的和諧關系、只看當前利益不顧長遠發展，就不可能實現農村生態環境的改善和保護。

由于社會、經濟和自然條件不同，城市與鄉村成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難以割舍又相互區別的兩大組成部分，二者既在各種狀況下相互對立和矛盾，又相互補充和結合。從經濟發展實踐來看，在工業化初期，世界各國普遍以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后，各國又都采取了工業支持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戰略。

新農村建設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我們要全面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搞好農田水利、農地整治等農業基本建設，嚴格保護耕地和基本農田；增加糧食生產投入，抓好糧食生產，保持糧食價格穩定。其次，要進一步加大促進農民增收的力度，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完善糧食生產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等政策措施，建立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第三，要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逐步使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地區，切實解決好農村義務教育、醫療衛生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問題。第四，要加大對農村生態環境的改造治理力度，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諧關系，維護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讓農業生產保持低消耗、低污染的良性循環。

二、農村經濟發展的財政支農政策扶持

在我國農業進入新階段之后，我們應該本著“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原則，改進財政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政策，促進農村經濟的繁榮，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

—、引言

（一）選題意義。2014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多次使用定向降準對符合條件的涉農金融機構提供更為充足的流動性，自此人民銀行引導金融支持農業發展的政策工具箱中又多了一項有力工具。實施近兩年，現行貨幣政策、信貸政策多種支農政策工具實施效果如何，在不同時期、不同經濟環境下政策工具效果是否有差異，又是否起到預期的疊加協同效應等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擬通過構建的金融支農績效評估體系，對廣東省現行政策工具實施效果進行比較、綜合分析，為進一步提高金融支農水平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二）文獻綜述。現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金融支農效應及支農再貸款等工具使用效果，較少通過建立績效評估體系定量分析多種支農貨幣信貸政策工具的個體效果及效應疊加。彭志強（2009）認為近年來定位于服務“三農”、支持“三農”發展的支農再貸款業務卻不斷萎縮，貸款規模大幅下降，結合潮州本地情況，發現農信社經營能力提高、資金自求平衡能力增強，支農再貸款制度設計上的局限性等因素是造成經濟欠發達地區支農再貸款發放萎縮的主要原因。王彥青（2013）認為河北省各級各類金融機構積極貫徹文件要求，涉農金融服務主體日益增多，信貸產品不斷創新，資金分布也更趨合理，但仍需健全壯大基層涉農機構，建立縣域涉農貸款的投放激勵機制，完善農村保險體系，加強金融與財政政策配合，助推涉農信貸發展，滿足“三農”日益增長的資金和金融服務需求。田湘龍（2011）通過對湖北省支農再貸款運用情況的調査，重點分析了導致支農再貸款運用減弱的流動性充裕、缺乏激勵機制、管理約束過強、價格相對偏高等六大原因。畢翼（2013）從支農再貸款的中間環節－農村金融機構人手，對影響其使用再貸款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并挖掘原因，進而提出政策建議＾而對于具體的支農貨幣信貸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前人研究較多的主要是支農再貸款，部分成果建立了對支農再貸款的績效評估體系，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喬海濱（2015）對內蒙古支農再貸款管理和使用的基本情況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總結，概括了基層人民銀行的管理情況和金融機構的使用情況，總結了支農再貸款的社會效應，并有針對性地對支農再貸款管理使用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中國人民銀行黃南州中心支行課題組（2014）總結了黃南州支農再貸款使用績效，提出了在支農再貸款使用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并分析了問題原因，最后提出了改進支農再貸款使用績效的建議。李晶彥（2015）基于政策要求分析設立衡量支農再貸款使用效果的指標，并根據實踐經驗和數據的可得性列舉了可能影響支農再貸款使用效果的主要因素，通過比較分析和實證檢驗篩選對支農再貸款使用效果有顯著影響的指標，分析各項影響因素的影響程度，為優化支農再貸款管理提供參考依據。簡錦恩（2010）認為支農再貸款政策及其效應，由于制度缺位和路徑局限令其失去引導“三農”領域信貸資源配置的作用，在統籌城鄉發展的新形勢下，應當以制度化、主導性、統籌城鄉為原則，通過制度化管理、合理核定額度、豐富工具、建立風險控制機制等方式，重構支農再貸款管理體系。整體來看，目前文獻對支農貨幣信貸政策工具的研究以單一工具的定性分析為主，本文針對支農貨幣信貸政策工具效果難以定量分離的問題，建立包含支農信貸資金投放、支農信貸資金結構、支農信貸資金利率、支農信貸可持續性、三農發展五維度的綜合績效評估體系，全面、定量的分析各個政策工具的執行效果，并在此基礎上對支農再貸款、再貼現、定向降準的多種政策工具進行比較分析，不同區域經濟特點影響下政策效果的差異進行實證分析。

二、廣東省貨幣信貸政策支農工具使用情況和特點

2011年以來，人民銀行廣州分行不斷完善支農再貸款和再貼現的投向和利率要求，并建立再貼現投放效果監測考核，加強差別化存款準備金管理，開展法人機構的“一定存款比例考核”、“定向降準考核”與縣域農行“三農金融事業部”差別化存款準備金考核，探索開辦了支小再貸款、扶貧再貸款，增強對涉農企業以及縣域地區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積極引導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發揮了較好的定向寬松和利率引導作用，有力支持了廣東三農經濟發展。（一）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使用情況和特點。1．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使用情況。2014年2月7日，人民銀行將原有的流動性再貸款劃分出了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包括支農再貸款和支小再貸款，2014年正式開辦支小再貸款，2016年創設了扶貧再貸款。2014－2015年期間，人民銀行下調4次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同時為推廣信貸資產質押，以信貸資產質押方式發放的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利率可再減10BP。自2014年始，對金融機構借用再貸款資金發放的貸款利率加點幅度上限及貸款增速作出明確規定并多次對上限進行下調，目前加點幅度按3個百分點掌握，最高可調整至5個百分點。為加強對農村地區和重點領域的支持力度，充分發揮提高再貸款政策效能，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將支農再貸款限額重點投向粵東、粵西、粵北等欠發達地區，支小再貸款限額重點投向小微企業較為聚集的珠三角地區，扶貧再貸款則全部投向國家、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地區。整體來看，再貸款規模逐步上升，但2016年以來，受宏觀經濟形勢影響，廣東“三農”及小微領域的有效信貸需求下降，涉農信貸風險明顯上升，導致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對支農、支小再貸款的資金需求減少，再貸款整體規模有所下降。2．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政策效果及其特點。一是作用直接，直接增加了“三農”信貸資金，緩解涉農資金需求。二是杠桿撬動，撬動了更多資金投向涉農領域。人民銀行明確規定，金融機構借用再貸款資金必須全部用于發放涉農貸款和小微企業貸款，并在借用再貸款期間，所發放的涉農貸款和小微企業貸款增量不低于借用再貸款資金總額。三是利率引導，引導金融機構降低涉農貸款成本。人民銀行規定要求，金融機構借用再貸款資金發放的貸款利率加點幅度在實際支付的各期限檔次再貸款利率上原則上不超過3個百分點，隨著再貸款利率的數次下調，金融機構發放的涉農及小微貸款利率也隨之下調。（二）涉農再貼現使用情況和特點。1．涉農再貼現使用情況。2014年8月，人民銀行調整了再貼現業務的投向和操作要求，2014年9月，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建立再貼現效果投放效果監測考核機制，對再貼現資金投放效果、再貼現利率傳導效果、再貼現資金使用效率、再貼現資金安全性等指標進行考核，其中“涉農票據占比高于30％或者小微企業票據占比高于50％”的考核力度最大，權重為70％，強化了再貼現工具信貸導向功能。從投向結構來看，再貼現投向涉農的比重穩中有升，保持在三成多的比重。與再貸款情況類似，2011－2015年五年間，投向涉農的再貼現的覆蓋地區、累計發放額等指標也逐年增加，但自2016年以來，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整體規模也有所下降。2．涉農再貼現使用情況政策效果及其特點。一是作用溫和，投向結構比重較為持穩。2011以來，投向涉農的再貼現累計發放額占比最低24．88％，最高37．72％，變化不大，主要地區集中于湛江、清遠、河源等農業產群化地區。二是利率引導，引導金融機構降低票據貼現成本。人民銀行要求，辦理再貼現的票據貼現利率原則上應低于不辦理再貼現的票據貼現利率，該項指標考核權重為15％。（三）結構性準備金政策使用情況和特點。1．結構性準備金政策使用情況。2010年建立“一定存款比例考核”，考核對象主要為貧困地區法人金融機構，將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當地貸款考核達標的機構，獲得執行低于正常標準1個百分點的準備金率。同時，對新成立的農商行可以給予一個季度的過渡期準備金率，緩解資金壓力。2014年創設“定向降準考核”，人民銀行首次實施定向降準工具，符合審慎經營要求且“三農”或小微企業貸款考核達標的機構，獲得執行低于正常標準1個百分點的準備金率。同時，對縣域地區農業銀行“三農金融事業部”進行考核，考核達標的，獲得執行低于正常標準2個百分點的優惠存款準備金率。同樣，受宏觀經濟形勢影響，各法人機構貫徹執行貨幣政策力度下降，2016年，考核達標機構的小微企業與涉農貸款增速均逐年下降，2016年甚至低于各項貸款增速。2．結構性準備金政策效果及其特點。一是作用較為間接，引導金融機構增加涉農信貸投放。2014年實施定向降準以來，考核達標的金融機構在信貸結構、信貸投放增速、信貸投放存量等方面的指標明顯優于未達標的金融機構。二是短期內改善金融機構流動性效果較好。結構性準備金政策以考核形式決定降準與否，在短期內對改善金融機構流動性資金需求作用較為積極，而對改善信貸結構的影響相對較弱，獲得執行較低檔次準備金率的機構并未立即表現出更高的信貸投放增速與增量。三是存在地區差異性，在農業主產區和山區效果更為明顯。定向降準通過對涉農信貸指標進行考核，降低符合條件機構的存款準備金，增強其信貸能力，在執行中發現，該政策在農業主產區和山區效果更為明顯。從廣東的執行情況看，在粵北地區定向降準對涉農貸款的引導作用較珠三角及粵東西兩翼明顯。

三、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評估體系的構建及基于廣東省的測算

運用AHP模型構建包含支農信貸資金投放、支農信貸資金結構、支農信貸資金利率、支農信貸可持續性、三農發展五維度的綜合績效評估體系，測算近五年廣東省的支農政策績效水平，并對其趨勢特點進行歸納總結。（一）構建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評估體系。i．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評估體系構建及指標選取。參考文獻關于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的論述，結合廣東省支農貨幣信貸政策工具使用情況，本文在建立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評估體系時，圍繞貨幣信貸支農工具主要通過影響金融機構支農信貸投人達到支農、惠農的政策目標，設定支農信貸資金投放、支農信貸資金結構、支農信貸資金利率、支農信貸可持續性四個準則層目標，同時加人考察政策工具實施最終效果的三農發展指標，共5個準則層目標。再根據5個準則層目標，考慮符合經濟意義、數據可得性、指標具代表性等條件，選取了涉農貸款增速、農戶貸款審批通過率、涉農貸款中非房地產業占比、新型農業主體貸款占比、涉農貸款利率、涉農貸款相對各項貸款利率高低、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回收率、金融機構利潤增長率、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農村人均純收人、人均農業總產值11個指標層，具體績效評估體系內容及變量見下表。2．指標權重確立。本文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向廣州分行及廣東省轄內19地市人民銀行貨幣信貸部門負責人及1名主要業務骨干發放調查問卷采集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指標之間的相對重要性，然后以Satty的比例九標度體系確定了取值標準。即以1、3、5、7、9分別代表指標i和j兩相比較一樣重要、稍微重要、明顯重要、強烈重要和極端重要，而介于等級之間的程度比較分別賦值為2、4、6和8。本次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40份，使用expertchoice11．5計算判斷矩陣，并進行一致性檢驗。具體各層權重見下表，其中inconsistencyratio＝0．06，小于0．1，說明數據通過一致性檢驗。根據算得指標權重，在準則層中權重最大的為支農信貸資金投放和支農信貸資金利率，權重均為0．248，其次為三農發展。在指標層中，權重最大的五個指標依次為涉農貸款相對各項貸款利率高低、涉農貸款增速、農村人均純收人、新型農業主體貸款占比和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回收率。（二）基于廣東省的近五年數據測算及趨勢分析。基于上述績效評價體系，將廣東省19地市匯總數據代人算出2010年－2016年上半年貨幣信貸政策支農整體績效，具體績效情況見下表。通過績效評價結果，發現廣東省貨幣信貸政策支農效果呈現以下趨勢和特點：1．基于層次分析法構建的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評估體系能排除外部影響，較好擬合實際金融政策支農效果。相對于使用客觀賦值法，本文通過層次分析法構建的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評估體系可以有效避免由于財政支農力度、農業災害等非貨幣信貸政策因素對績效結構的外部影響，較好的擬合實際金融政策支農效果。從2010－2016年的測算結果看，結果與客觀情況整體一致，具有推廣運用的實踐意義。2．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穩步提高，績效增長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2014年－2016年上半年，貨幣信貸政策支農平均績效為0．989，較2010年－2013年平均績效提高了0．075，期間表征質量的支農信貸資金結構平均績效穩步提升，有效彌補了表征規模的支農信貸資金投放平均績效下降帶來的影響，說明績效增長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2014年以來支農貨幣信貸政策更加注重對信貸資金的結構優化，總行先后出臺《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做好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關于全面做好扶貧開發金融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等文件，除了引導支農資金避免過度進人縣域房地產市場，還特別提出加大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貧困地區的金融支持。3．支農信貸可持續性、三農發展績效保持較髙水平，但支農信貸資金利率水平有待進一步降低。2010年－2016年上半年，支農信貸可持續性、三農發展平均績效分別為0．151、0．178，均接近滿績效水平。支農信貸資金利率績效小幅下降，說明政策工具未能顯著降低支農資金利率水平，細分的看，表征支農資金絕對利率水平的績效由0．041降至0．037，而表征相對利率水平的績效由0．205降至0．170，相對利率水平降幅更大，在當前流動性較為充裕，整體市場利率水平下降的背景下，支農信貸資金的利率降幅不及一般貸款。

創新財政支農支出管理監督機制研究

農業的基礎性、弱質性、公共性決定了政府財政必須對其支持和保護。近年來,由于中央政府對“三農”問題重視程度的提高,中央財政、甚至許多省級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保護程度明顯加大。但是，對農業財政支出的運行卻缺乏系統的管理，監督約束機制也不夠健全，導致擠占、截留、挪用甚至貪污農業財政支出的現象時有發生，農業財政支出的運作效率不高。本文在回顧我國經濟發展不同時期財政支農支出監管體制的基礎上，剖析了財政支農支出監管存在的問題，借鑒國外財政監督的經驗，提出了我國財政支農支出監管體系的框架構成，探討了該體系的具體運行機制和相關配套措施，以期對我國政府制定農業財政支出的政策提供指導，保證有限支農資金的合理分配使用，保障農業財政支出的有效運行。

一、我國財政支農支出監管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現行財政體制框架下,我國農業財政主要支持農業、林業、水利、扶貧和農業綜合開發，反映在政府收支分類科目主要包括:農業支出、林業支出、水利支出、扶貧支出和農業綜合開發支出。財政支農支出監管是指政府和社會對財政支農預算的編制、審議、修改、批準到執行與執行中必要的調整的規范化管理。我國財政支農支出的監管體制隨經濟的發展和財政制度的變革，先后經歷了統一領導分級管理階段(1950-1979年)、分級包干階段(1980-1993年)和分稅制階段(1994年至今)。財政支農支出監管體制雖然在特定階段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供給制和單一行政管理的嚴重弊端，導致了財政支農支出監管中仍存在許多問題。

（一）支農資金投入渠道多，但難以發揮整體效益。一方面,投入農業的資金除財政資金外,還有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發展改革委）、各有關部門分配和管理的資金(即條條下達的資金)；另一方面從財政對農業的投入看,支農資金分散在農財、農發、基建等多個職能科室。多主體、多渠道投入對增加農業投入總量具有積極意義,但從使用上看,各業務部門在分配安排資金時,按照各自的計劃自成體系,集分配、使用、管理、監督于一身,與其他部門協調配合不夠,給財政部門的宏觀管理帶來極大困難,導致支農資金投入分散,重復投資、重復建設問題突出,使得支農資金很難發揮整體效益。

（二）支農資金被擠占、挪用。目前我國支農資金往往被擠占、挪用。一些財政困難資金調度無力的地方，通常擠占財政支農支出的資金發放工資，彌補公用經費不足。有的以會議費、差旅費、業務費、考察費等名目繁多的非生產性支出擠占生產性資金，導致專款不能專用。由于農業建設周期性長,市場效率較低,見效慢,一些領導為了早出政績,不惜犧牲支農資金來進行其他所謂出成果快的項目建設。

摘要:國際糧價的飛漲引發了對我國農業發展等問題的廣泛討論，而財政支農是國家對農業投入的最重要渠道，因此有必要對財政支農的情況進行研究。本文認為，近年來我國財政支農規模不斷增加，但是財政支農結構不盡合理，從多方面來看仍有很大的改進余地，本文對此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財政支農規模結構對策建議

2006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糧價的持續攀升引發了全球性通貨膨脹，導致30多個國家出現糧食危機，并引起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而對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來養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國，糧食問題始終倍受國內外各界的高度關注。中國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產的糧食養活自己？中國的糧食安全有保障嗎？諸如此類的問題成為社會各界空前關注的重大問題。我國歷來重視農業問題，近年來提出“工業反哺農業”的新思路，并不斷增加財政支農力度。本文認為，非常有必要對財政支農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以發現存在的問題并找到解決對策。

一、規模：不斷擴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1、從自身規模看，規模不斷增大，特別是近幾年規模激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支農的具體情況見圖1（本文所有圖表的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2007）》，《中國財政年鑒（2007）》，相關數據由此計算而得）。1950—2006年我國財政支農總共投入23691.35億元，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財政支農規模不斷增大，特別是近幾年規模激增。2006年的財政支農規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財政支農從1978年的150.7億元增加到200億元用了10年時間，1988才達到214.1億元；又用了五年達到400億元，1993年為440.5億元；突破1000億元大關從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達1154.8億元；而突破2000億元大關用了6年，2004年達2337.6億元；突破3000億元大關只用2年，2006年達3173億元。同時，從2000年的1232.5億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億元，2004年凈增值為583.1億元，比1995年574.9億元的規模還大；2006年凈增值為722.7億元，比1996年700.4億元的規模還大。

2、從穩定性來看，增長速度經常大幅波動，財政支農穩定性比較差從圖2可知，總體上我國財政支農增長速度常有大幅波動，穩定性有待進一步提高進。依據波動幅度的大小，我國財政支農的變化趨勢可大致分為三階段：1978—1982年的急劇波動時期，與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和經濟政策多變有關；1982—1995年的相對穩定時期，與該期間農村經濟平穩發展和經濟政策相對穩定有關；1996—2006年的較大波動時期，該期間農村經濟發展面臨各種困難和壓力，改革開放的步伐明顯加快。就某年具體的波動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動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為39.3%、1997年為37.98%、2004年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為29.45%.波動幅度為10%～20%的有10年，幅度絕對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為4.82%）。其中有2年是負增長：1981年竟為-26.53%，1999年為-5.98%.最大的波動幅度差距為65.8%（1978年39.7%與1981年-26.53%的差額）。

【摘要】國際糧價的飛漲引發了對我國農業發展等問題的廣泛討論，而財政支農是國家對農業投入的最重要渠道，因此有必要對財政支農的情況進行研究。本文認為，近年來我國財政支農規模不斷增加，但是財政支農結構不盡合理，從多方面來看仍有很大的改進余地，本文對此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財政支農規模結構對策建議

2006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糧價的持續攀升引發了全球性通貨膨脹，導致30多個國家出現糧食危機，并引起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而對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來養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國，糧食問題始終倍受國內外各界的高度關注。中國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產的糧食養活自己？中國的糧食安全有保障嗎？諸如此類的問題成為社會各界空前關注的重大問題。我國歷來重視農業問題，近年來提出“工業反哺農業”的新思路，并不斷增加財政支農力度。本文認為，非常有必要對財政支農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以發現存在的問題并找到解決對策。

一、規模：不斷擴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1、從自身規模看，規模不斷增大，特別是近幾年規模激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支農的具體情況見圖1（本文所有圖表的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2007）》，《中國財政年鑒（2007）》，相關數據由此計算而得）。1950—2006年我國財政支農總共投入23691.35億元，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財政支農規模不斷增大，特別是近幾年規模激增。2006年的財政支農規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財政支農從1978年的150.7億元增加到200億元用了10年時間，1988才達到214.1億元；又用了五年達到400億元，1993年為440.5億元；突破1000億元大關從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達1154.8億元；而突破2000億元大關用了6年，2004年達2337.6億元；突破3000億元大關只用2年，2006年達3173億元。同時，從2000年的1232.5億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億元，2004年凈增值為583.1億元，比1995年574.9億元的規模還大；2006年凈增值為722.7億元，比1996年700.4億元的規模還大。

一、討論現實問題要防止意識形態化

前不久，我們針對中國加入WTO以后的三農問題開了會，研討一旦加入WTO，我們的農民問題會怎么樣，農村和農業經濟怎么應對。那個會是請國家各部門搞政策研究的人參加，幾乎未請院校搞規范研究的人參加。因為純粹搞理論的研究人員容易把現實問題的討論意識形態化。

從99年4月份中美加入WTO談判以來，理論界關于WTO的討論似乎很難深入下去，人們想當然的將WTO和改革開放劃了等號，由于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被二十年發展過程證明為高度正確。因此，在這種具有“政治正確”的話語之下，誰要是提出不同意見，誰似乎就有反對改革開放的嫌疑。所以關于WTO問題討論很難深入下去，學術界談了兩年，似乎都在談利呀弊呀，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其實，發展中國家的農民、農村、農業在國際化大背景下，普遍受到沖擊、挑戰，農村經濟凋敝，小農破產、大量流離失所，是形成城市貧民窟的主要來源，已經被近十多年的國際經驗所充分證明。人們之所以不愿意說，是受制約于這種話語：加入WTO是改革開放，認為利大于弊，機遇大于挑戰，就是贊成改革開放；如果認為加入WTO弊大于利，挑戰大于機遇，可能就有政治上不正確的嫌疑。

有鑒于此，希望今天討論財政支農這么具體的話題，能夠避免這個不良傾向，不要把本來復雜的現實問題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化實際就是簡單化，簡單化地討論社會主義、到底姓資姓社，或者改革還是不改革，這些一旦意識形態化以后，討論就很難深入。所以在我發表意見以前，要強調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個現實問題，跟意識形態沒有關系，跟政治問題沒有關系，也跟院校的教授們的理論沒有關系，我們關注的就是現實問題。

二、什么叫財政支農？

一般而言，財政投資主要是公共品領域，那么財政投資公共品能否對應投入農業，就要看農業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品的性質，這個道理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