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機制范文10篇

新時期的扶貧工作體現在走精準扶貧的道路。精準扶貧不是對貧困戶的簡單識別，也不是刻意地減少扶貧的規模，它是一個動態的治理過程，是對扶貧資源的優化配置，將扶貧資源用在貧困者身上。依據動態治理將精準扶貧分為瞄準機制、幫扶機制、退出機制和監測機制。

一、精準扶貧的動態治理機制

動態治理主要強調在治理的過程中依據內外環境的變化，不斷地調整策略，要求治理者在能動認知基礎之上，將新認識、新反思和新知識融入到治理的規則、政策和結構之中，以更具適應性和操作性回應社會公共需求。動態治理視角下的精準扶貧就是依據不同的貧困原因制定差異化的幫扶措施，培育貧困者的可持續脫貧能力。實現精準脫貧，需要建構一套動態治理機制。

（一）瞄準機制

弄清扶貧的對象是扶貧工作的首要任務。精準扶貧改變了以往以片區為主要扶貧對象的目標定位，轉而以貧困戶或者個人為主要對象。在充分利用前期扶貧資料、建檔立卡的基礎上，參考民政部門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及“五保”供養者等信息實現精準識別。通過分析得出貧困的原因，為下一步開展幫扶工作做好準備。

（二）幫扶機制

摘要：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因此在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給全球諸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了極大的不利影響，使其陷入了低迷的經濟環境中。這一危機的爆發，使得國際社會一直沿用的金融治理模式，已經不適應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無法有效的發揮出經濟調節與管理的作用，最終在2009年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首腦峰會中，提出了一種新型的國際金融治理機制，以此來促進國際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與此同時，在這一新制度的提出下，我國的金融治理機制也相應的作出了調整。基于此，本文對國際金融治理機制發生改革的具體情況，以及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應對手段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說明。

關鍵詞：金融治理機制；變革；選擇

G20國家的國際金融治理機制在現有的經濟管理機制中，有著顯著的應用效果，在目前，以及后續的國際金融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的調控中，優勢明顯。中國在與國際上的其他國家進行經濟交流的時候，致力于建立互利共贏的經濟發展環境，使得各個國家都可以在經濟往來中獲益，使得該種發展理念逐步形成國家間金融治理、外交事業發展的新思路，最終推動國際社會新的金融治理機制的構建，刺激全球經濟、國際社會的全面發展，為其注入新鮮的血液。

一、國際金融治理機制發生變革的研究分析

（一）國際金融治理機制現狀分析。金融危機之后，許多國家的國內經濟體均出現了嚴重的負利率，導致以大國為主導的治理機制中的大國，開始逐漸的無視金融體系在國際經濟發展中的平衡作用，僅僅將關注的目光放在了本國經濟的恢復上面，一時間使得國際經濟出現了巨大的振蕩。與此同時，中國積極的發揮出了大國的國家責任感，積極的投身到國際金融的治理工作中去，促進了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的穩定發展。雖然該組織的資金份額在危機發生后，在逐步的增加，但是在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中，以美國、英國為主的國家，依然處于金融治理工作的中心位置，使得全球經濟仍然處于不穩定的發展勢態中。首先，美國和英國。這兩個國家在參與國際的金融治理中，多是利用霸權來開展活動的，并在發展中，建立了以美國、英國為核心的中心與外圍的治理機制。美國的機制主要是通過信用貨幣來實現管理的，其中的中心，代表著美國，以及其他的七個國家，而外圍則指的是美國曾經殖民過的國家，以此來通過多個國家間的聯系，逐步加深對于國際經濟的管理。該機制在具體的應用中，主要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干預，以及對利率、貸款活動，進行調節的，但是根據應用效果來看，治理的效果不理想，導致了一些國家出現了收支失衡的問題。且美國在其中是通過大量的軍費支出，來對金融治理工作進行支持的，加深了霸權。英國在發展中，使用的是殖民貿易收支的體系，并以金本位為主導，當一個國家出現收支不平衡的問題時，金本位核心國之間可以通過英鎊、黃金，來進行經濟的流通，減少危機造成的巨大問題。但是在實際的治理機制使用中，如果隸屬于該機制的外圍國家出現了經濟收支問題，處于中心位置的國家，多不會對其進行國際貨幣的資助。其次，則為二十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治理機制。其是由二十個國家，在1999年成立的金融管理平臺，通過召開多次的部長級會議，逐漸的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發揮著作用，但是作用較小。此時有著巨大影響力的管理制度，則是由七國來開展的。但是金融危機后，七國治理的機制暴露出了固有的弊端，此時二十國也開始在發展中，將部長級會議，逐漸的調整為首腦峰會，使得該管理平臺的世界影響力在逐漸獲得提高。危機后，二十國在多次開展的峰會中，對于國際經濟問題，提出了較多的科學、合理的建議，并且提升了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使得國際社會的權利結構與經濟結構，均出現了較大的變革，逐步將全球處于不同世界的國家有效的聯系在一起，共同為金融治理的有效性，提出意見和建議，打破了以往常規以發達國家為主導開展的各項經濟活動管理，進一步改善了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局面。（二）進行改革的主要原因。以往以英美等國家為中心位置，其他的附屬國家，或者曾經的殖民地國家，作為外圍國家，進行國際金融治理的傳統機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世界經濟與社會的健康發展，但是這些國家在發展中，通過國家間的合作，獲得了較多的經濟收益，也進步一促進了本國經濟、政治、軍事實力的增強，使得全球其他的國家要長期處于發達國家的霸權管理之下。在危機發生之后，這種管理機制，使得發達國家無暇管理外圍國家的經濟變化情況，多在治理本國的危機問題，導致外圍國家在危機中遭受的損失極為嚴重，因此需要對傳統的治理機制，結合實際的發展情況，做以相應的改進。其改進的具體原因有幾個方面的內容：首先，霸權下的權利結構作用力逐漸消減。在以往的國際經濟金融治理中，多是通過英美中心國家與經濟欠發達的外圍國家來開展的，但是隨著國家間其他經濟體、國際組織的逐步建立，使得霸權國家的權利開始被消解，例如金磚國家、歐盟等。其中，歐盟的建立，使得法國、德國等老牌的發達國家，開始脫離了美國的霸權管理，使得國際貨幣陣容中，除了美元、英鎊，逐步開始囊括了其他的類型-歐元。這些國家在新的金融治理機制下，經濟發展的速率明顯提升，同時也促進了國際間其他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其次，金融市場的秩序逐漸變亂。國家間加深了商品貿易的交流之后，使得多個國家，開始進行了大量的外匯交易，在這種交易下，使得多種貨幣、資產形式，出現在經濟往來中，使得外匯交易的交易額逐步擴大，遠遠的高于正常金融市場下的貿易發展需要，以及經濟的正常發展要求，這就使得金融市場的固有秩序被打破，使得以往外匯交易低于發展中國家的發達國家，也有著較多的外匯交易。外匯交易的風險性極高，使得很多的國家在交易中，出現了貨幣貶值，更為嚴重的直接引發了金融危機，造成國家經濟的衰退，失業率的急劇上升。最后，國際經濟管理的組織無法充分的發揮出調節的作用。在目前的國際經濟組織中，其參與的成員國數量較多，他們在發展中，以該組織為指導，推動著本國與國際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大部分國家，通過該組織進行本國經濟調節的時候，常常會出現較多的阻礙，很多有著大量利益獲得的組織或者個人，會對具體的經濟干預活動，進行阻撓，因此這些組織能夠發揮出的效用較低。2008年的金融危機問題，波及的范圍較廣，造成的經濟損失極大，被許多的經濟學者評價為：自美國經濟大蕭條發生之后，現階段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由于危機產生時，國際金融治理機制未充分的發揮出治理和調節經濟發展的作用，使得這一沿用了多年的治理機制，受到了較多人的質疑，面臨著發展的困境問題。傳統的金融治理機制，其是由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七國集團提出的，由七個國家作為治理的主導平臺，來對國家經濟運行發展情況，進行管理。隨著全球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目前在國際間對國際金融進行治理的國家為二十個，被稱之為G20，其在金融危機之后，通過2009年首腦峰會的舉行，確立了最新的國際金融治理的體系。根據其在國際社會的實際應用效果來看，已經在國家經濟發展、金融治理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中國經濟發展與金融治理的途徑分析

一、績效審計實施瓶頸

從實踐層面來看，經相關調查，我國審計署所公布的預算執行以及財政支出審計結果中，其中績效審計中違規行為集中表現在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范圍苦擴大、資金預算超出、資金結余處理不當等。通過這些方面的審計結果可以了解到我國政府績效審計報告中存在的問題。審計署公布的審計報告沒有進行綜合概述，致使整體審計結論不明確，對資金使用效益的表達過于模糊，缺乏規范性指標、標準以及方法。這也使得政府審計結果的信息價值量有限，無法滿足人們對財政預算資金運行績效的了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缺陷離構建服務型政府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綜合理論與實踐能夠得出績效審計實施瓶頸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第一，政府績效審計理念逐漸形成，但是在實踐中沒有契合現代化建設發展的要求，缺乏實施財政資金問責的實質要求，其中包括績效審計指標、標準、評價方法等方面的審計技術以及管理組織等治理機制，這些都成為阻礙績效審計改革發展的主要因素。第二，現代化績效審計與傳統合規性財務審計的過渡也會影響績效審計改革。總體來說，影響績效審計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技術支撐和治理機制。上述大多是從理論的角度來研究與分析政府績效審計所遇到的瓶頸，在實際過程中，要完善和提高績效審計的效率和質量，就需要形成有一套良好的績效審計技術方法，這也是當前我國績效審計工作所遇到的技術瓶頸。針對我國績效審計中存在的技術瓶頸，應該采取有效的技術方法，譬如，在績效審計中應用多元統計分析方法和建模技術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另外，針對政府、企業或單位實施績效審計的實際情況，應該聘請績效審計方面的專家進行授課講解和實際應用。但是，由于這方面的技術方法需要時間來慢慢落實，而且成本費用也非常高，這樣對于正在處于轉型和發展時期的企業單位來說，還是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從我國現代績效審計的實施情況來看，技術瓶頸成為績效審計存在的主要瓶頸，由于社會經濟現象的錯綜復雜性，以及受時間、人力、財力的限制，績效審計往往難以對所有審計單位進行調查和分析。采用先進的技術方法不僅能夠提高績效審計結論的科學性和準確性，還能節省審計資源。

二、績效審計技術支撐

要推動績效審計改革，就必須要有先進的審計技術,這是保障改革實施效果的基本保障，也是明確政府財政資金使用效益、效果以及效率的前提條件。與傳統績效審計相比較，績效審計與傳統財務審計的區別就是資金使用方式與資金使用結果的轉變，這種轉變是體現了現代社會的科學性與先進性。由于傳統財務審計結果的績效信息以及處理方法與途徑成為績效審計改革的技術支撐。因此，要將這種傳統審計方式轉變成適應現代社會經濟特征的績效審計，就需要建立一個轉型后績效審計的綜合體系。要完善轉型后的績效審計，要統領績效審計目標，將績效審計評價指標作為載體，按照評價標準的基本路徑和結構模型，為績效審計結果提供更多真實、有效、可靠的信息資料。

三、績效審計治理機制

績效審計治理機制是解決績效審計工作中，評價組織工作、審計結果公開制度以及績效信息的再次利用等問題，健全績效審計治理機制能夠推動績效審計改革穩定實施與落實。(一)績效審計機構資源短缺或社會公共管理受到限制是政府績效審計機構為社會公共提供服務的主要內容。其資源包括人力資源、資本、技術以及信息等。政府績效審計中，政府財政收支審計人員應具備績效信息評價技術，還應具備相適應的績效審計評價業務素質，這樣才能保證審計人員的獨立性與公正性。現階段，政府績效審計監督體制屬于行政管理模式，其中審計人員和審計者擁有同一隸屬關系和共同利益，權利職責不明確。深入來說，就是政府自身在使用公共財產的同時，又反過來審計自己，出現內部審計關系，這種關心致使我國績效審計的受托經濟關系在處理上存在著審計獨立性不強的問題。針對這種情況，在實行績效審計改革初期應該設立績效審計專門機構，將各項工作內容明確到位，通過專門機構治理專門工作，以此滿足績效審計對高素質人才以及客觀性獨立的需求。我國績效審計專門機構的建立可以將復合型人才作為審計人員的主體，現代信息技術人才作為輔助，滿足績效審計的綜合化與定量化標準，研究科學合理的績效審計指標、標準以及模型。與審計署有隸屬關系的領導管理層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審計人員的客觀公正性，建立績效信息的質量保證機制。(二)信息披露的績效審計我國政府審計工作的公開性、公平性、公正性還存在一定問題，信息公布的透明度不高，反映的實時信息資料缺乏真實性與針對性，這也使得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沒有得到實質性進展的重要因素。從國外績效審計經驗中能夠了解到，績效審計效果如何取決于政府績效審計的公開機制，合理的績效審計結果和內容。這些不公正、不合理以及信息披露不透明等直接關系到績效審計改革的成敗。隨著績效審計在政府、社會與經濟中廣泛擴展，績效審計認知度為績效審計信息披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未來發展道路上，績效審計信息披露應結合披露準則、內容以及相關意見等要素展開。(三)結果轉換的績效審計政府績效審計不能只局限于績效審計結果，還需要針對績效審計過程中的運行情況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和效果。要保證績效審計合理運用，就需要績效審計技術支撐以及公證的審計態度和質量，同時也需要績效審計結果能夠發揮激勵獎懲機制的功能效果，以此轉變績效審計工作思路，健全績效審計工作在各方面的積極效應。目前，我國政府績效審計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并保證資源使用效率、效果能夠被廣大人民所認可，這樣才能夠突破績效審計實施瓶頸，才能推動績效審計改革不斷發展與提高。

農村是社會建設的基礎，加強社會治理的重點在農村。當前既是農民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也是社會矛盾和問題相對較多的時期。農民增收難、農村公共事業發展滯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突出、農村社會治安維穩日趨復雜等問題，給農村社會治理帶來許多新的挑戰。我們在創新社會治理的特殊形勢背景下，要以基層農村為重要載體，深入探索實踐符合地方實際的社會治理新思路、新模式，為地區社會經濟實現新跨越奠定強有力的基礎。

一、鎮農村社會治理現狀

鎮土地面積平方公里，轄14個行政村、1個居委會，戶籍人口總數3萬余，農村人口2萬。是典型的以農業人口為主的新城區。近年來，鎮黨委、政府切實加強了領導，以組織實施基層社會管理規范化建設年為載體，切實強化基層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工作，完善基層防控工作體系，加強鎮、村、組三級綜治維穩機構建設,所轄鎮村全部由黨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書記任綜治維穩辦主任，配齊配強了專職工作人員。搭建鎮村社會管理服務平臺，將社會管理服務有關內容全部納入其中，使人民群眾能夠得到一站式服務。建立維護穩定重大事項社會風險評估和預警機制、社情民意收集與研判機制、矛盾糾紛化解機制、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機制，切實加強了基層治保調解組織和新經濟新社會組織建設,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和諧社會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全區呈現出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的良好局面。

二、農村社會治理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1、存在的問題：雖然我們在農村社會治理創新中不斷探索新思路，也不斷挖掘和總結出一些好的典型經驗，但是也存在一些亟待改善的問題和不足。比如，在重點工程建設、征地拆遷、農村宅基地管理中仍然存在大量矛盾糾紛，農村道路建設、勞動就業、學前教育、醫療保障、養老保險、環境臟亂差治理等公共服務還不能完全滿足農民群眾需求，流動人口增多、失地農民增加導致社會治理難度加大，農村社會治理中存在很多問題，主要表現：一是村級組織作用發揮不到位導致農村社會管理主體缺位。落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免除農業稅等政策，極大地減少了農村基層干部與群眾的面對面的接觸機會，農村干部與群眾聯系越來越少，導致基層組織作用缺位。二是村民參與村級事務管理的意識淡漠。村民自治以來，村民的投工投勞、參與村級事務管理、參與公共服務、維護集體利益等公共意識越來越淡漠。三是農村社會管理方式手段單一。村“兩委”沿用老一套社會管理方式不管用，新的管理方式尚未建立，村民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認識不到位。四是農村公共服務水平低。盡管近幾年各級加大了財政支農力度，但直接用于農民和農村的鄉村基礎設施、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務仍供給不足，致使加強農村社會管理的物質基礎比較薄弱。農村文化活動、學前教育、醫療衛生、村莊道路建設、交通出行等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水平較低，還不能完全滿足農民群眾的需要。五是農村法治宣傳實效差。農村法治宣傳形式、手段單一，實效差，農村群眾法律意識淡薄，對在如何依法維護自身合法利益和集體利益方面知之甚少，從而奉行“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錯誤思想，動不動就上訪。六是由于行政執法不到位導致農村資源管理混亂。土地征收、房屋拆遷等引發的矛盾糾紛成為影響農村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因素，當前突出的是土地特別是宅基地管理混亂，有法不依、任意違法占地建房、買賣土地等現象突出，并由此引發大量的矛盾糾紛、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七是農村社會治理基礎相對薄弱。雖然我們的農村綜治維穩工作站都已經建立，但是相對于“1+3+N”農村社會治理新模式要求，普遍存在農村的其它社會組織發育遲緩，即使按照要求成立了一些社會組織，也都難以在短期內發揮其重要作用，農村社會管理重要力量比較薄弱。八是適應新形勢下農村社會治理的服務型鄉鎮政府尚未真正建立。鄉鎮在主動為農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進而完善農村社會治理方面，明顯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2、存在問題的原因：一是農村社會構成變得越來越復雜。農村社會治理的核心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滿足各個社會階層的利益需求。對比過去，現在的農村社會構成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同的群體其利益需求也有很大差異。過去管理的對象主要是單一的農民，現在不僅有純粹農民，還有一些已經被征地拆遷的農村，在主要開發區域的農民，大多已經變成了百萬富翁。同時，還有大量涌入的農民工，有新經濟組織成員，有個體工商業者等；過去的管理方式主要是催耕催種，現在不僅要管催耕催種，還要管創業就業，管社會保障，管民生民意，要為不同社會階層提供更適用、全方位、有效益的服務；過去的管理手段主要是面對面的、簡單化、手工式管理，現在是信息社會，農村獲取社會信息的渠道多而廣、新而雜，對提高管理水平的要求也與日俱增。所有這些，都對農村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二是農村社會利益需求增加。隨著我區城鄉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深入推進，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目前農民溫飽問題已經解決，正滿懷信心地奔向小康。溫飽的概念是相對單一的，小康的概念則是全方位的，溫飽問題主要是經濟問題，而小康則包含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方面面的需求，是一種較高層次的需求。謀求自身發展、維護自身權益、保障自身利益已經成為農村社會的一種新追求。三是農村社會風險防范乏力。我鎮正處于發展升級的關鍵時期，大項目建設的深入推進需要農民征地拆遷，補償標準不一一直是我區農村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我鎮的農村社會進入到矛盾凸顯期。同時，推進農民市民化需要安置大量人口，農村信息化改變了人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相互依存關系，加上一些突發性災害的出現，這些無疑都會給農村社會治理帶來風險，也導致農村社會治理的重心偏移，工作乏力，以至于部分地方因失控而引發社會矛盾，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SARS危機是一場發生在公共衛生領域的突發性危機。但對這次危機的反思將遠遠超越公共衛生領域，甚至超越經濟領域。透過SARS危機，使社會各方面對舊體制的陋弊及加快推進相關體制改革進程的迫切性有了更深刻、更直接的感受和認識，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良好的輿論氛圍和群眾基礎。汲取教訓，亡羊補牢，需要結合我國體制轉軌的大背景，盡快完善公共衛生應急機制建設，并由此促進政府建立更廣泛的“防患于未然”的危機管理機制。同時，要促進政府治理機制加快實現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從控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及全面建設責任法制政府等的轉型，建立適應新階段的政府治理新機制。一、SARS危機中的政府治理缺陷

1、缺乏與全球化進程相適應的危機意識和危機管理意識。從目前SARS防治工作暴露的突出問題看，主要是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理機制還不夠健全，在應急處理工作中存在信息不準、反應不快、應急準備不足等問題。但首要的問題是，在政府轉型過程中我們一直未能樹立起足夠的、非傳統的危機意識和危機管理意識，這是導致危機應急工作被動的根本原因。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外部環境和條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全球化成為進一步推進改革與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背景。但我們在推進轉軌進程中，對全球化下所滋生的各種風險和危機認識不足，對現代社會存在的各種危機缺乏基本的分析判斷機制，缺少風險評估機制，導致風險不能被及時發現和有效防治。SARS的第一例病例早在2002年11月16日在廣東發現，但人們被告知危機和正式啟動非常狀態的危機管理機制卻是到2003年4月20日之后。此間有許多機會可以將SARS控制在局部，對此次危機的正確評估和啟動應急機制也有機會開展的更早。實際上，這種缺失已經在過去幾年的幾次突發性事件的處理中多次暴露出來。

2、政府職能轉變和治理目標中，經濟目標和經濟職能有余，公共服務與社會目標不足。〖HT〗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也是一個由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中的大國。鑒于落后的社會生產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基本矛盾，在過去2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國在促進資源配置方式轉變，促進生產力發展，追求經濟效率方面取得顯著的成績。但在處理效率與公平、政府與市場等基本關系方面，因改革的策略與階段性目標所限，遺留和積累了許多問題。如在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中，在就業與社會穩定的壓力下，實施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各級政府片面追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指標，一方面政企不分、政府對市場的各種行政干預不斷，另一方面，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公共產品提供方面，政府缺位，供給不足；一方面政府在追求經濟增長目標方面，不遺余力，另一方面，在公平分配、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促進社會事業發展等方面，投入不足，發展滯后。此次SARS導致危機，很深刻的原因就在于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長期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長期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城市化和對外開放步伐，醫療衛生產業嚴重滯后于其它產業的發展。從目前來看，受SARS沖擊最大的不是商業，也不是交通部門，而是本來已經極度脆弱和緊張的醫院和公共衛生系統。令各級政府真正擔心的不是廣州、北京等大城市，而是醫療體系極度殘缺、醫療資源極度匱乏的廣大農村。與經濟的快速增長相比，我們在公共衛生體系及其它社會事業建設方面，無論是制度建設、體制改革，還是政府的資金投入都嚴重滯后。

3、現行行政管理體制條塊分割，缺乏協調，效率低下。這次SARS危機再次暴露了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弊端。國家行政學院杜鋼建教授將目前的政府管理的體制弊端概括為：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獲利途徑審批化、審批方式復雜化。在這種體制下，一級政府遇到社會危機時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對某些部門（如衛生部門）的有效調控能力；而某些部門自我做大，將權力的行使與自身利益糾纏在一起；各個部門在處理方式上習慣于層層審批，習慣于等待上級的行政指令，責任不明確；行政審批的復雜化，導致工作效率低下，遇到SARS之類的特殊危機事件，更缺乏足夠的處理和應變能力，暴露出缺乏有效及時的快速反應機制的缺陷。SARS危機完全打破了行政部門按職能分工的工作體系，也造成管理條塊分割體制下應對工作在最初的無序狀況。到目前為止，SARS的有效遏制主要是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強制和全民動員。但同時，這種非常狀態下的非常做法又進一步強化了原有的各地方、各部門對中央領導權威和行政命令的路徑依賴。如果不能有效地改變這種狀況，在遇到新的突發事件或潛在的局部隱患時，難免將導致新的社會危機。

4、公共信息處理上，“內緊外松”，缺乏信息公開機制及發揮媒體輿論的引導、溝通和監督作用。在應對SARS危機初期，正是由于信息不透明以及危機管理措施失當，導致SARS危機迅速擴散蔓延。回首今年年初SARS疫情從廣東局部地區爆發至今的基本過程，一個深刻的教訓是，在關系公眾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上，試圖隱瞞信息，以傳統“內緊外松”方式解決問題的思路，最終會使整個社會付出難以估量的、更大的代價。在這次疫情中，在政府信息遲緩時，大眾傳媒也處于“失語”狀態，客觀上形成了各種虛假信息及謠言四起，對保持民眾情緒穩定和理解形成很大障礙，更談不上輿論監督對提高政府效率的作用。向社會提供真實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體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多元化背景下，正確認識和充分發揮媒體和社會輿論的作用將越來越重要。因為這些信息不僅關系到本國公民的健康與生命安全，還直接同國外公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相聯系，不僅影響政府在國內民眾中的形象，更影響政府的國際形象。SARS危機警醒政府治理改革中及早實現公共信息的公開、及時和準確的現實性。

5、社會力量和民間組織缺乏發揮獨特作用的途徑和保障。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政府是有限的政府，管理范圍有限，責任有限。但在現實中，“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幾乎成了一些政府官員的口頭禪。SARS危機發生之初曾一度失控，這種在公共事務中依然自覺"全能"的政府治理思維不能不說是一個禍根。此次危機暴露政府治理在培育和發揮社會力量作用方面的缺陷：一是傳統政府管理思維限制了民間組織在公共危機中扮演角色和發揮作用，政府一直處在主導地位，并習慣于以行政為主導的行為程序；二是忽視民間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實力，未能給這支力量發揮作用提供適度空間和保障。這些缺陷不僅反映在SARS危機下的科研攻關上，也反映在對SARS病人的社區幫助、民間組織的志愿行動上；不僅反映在城市，更反映在廣大農村相關防治工作中。今年4月16日，我國公布了SARS病毒的基因組序列，而加拿大和美國的科研人員于4月12日和4月14日搶先一步公布了測序結果。國內負責病毒基因測試的、民間科研機構華大基因研究中心披露，如果不是現行條塊分割、僵化陳舊的科研體制的限制，提早10天拿到SARS病毒的材料，SARS病毒基因組序列的結果就是從中國人手里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布。此外，由于種種法律、政策、觀念等障礙，目前我國的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力量發育不良，自身也存在許多問題。

1風險投資機構概述

風險投資是指由專業機構提供的并投資于新興、有巨大增長潛力的企業，且參與其管理的權益資本。包含了兩個“循環”：一是風險資本家吸納風險資本并償付投資回報；二是風險資本家為風險企業注入風險資本并參與運作與管理，最后從風險企業獲得收益。風險投資機構的組織形式可以分為個人風險投資公司和機構風險投資公司。個人風險投資中比較典型的是天使型風險投資。機構風險投資按其契約形式又可以分為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附屬公司型等幾種類型。其中，天使型風險投資是指由天使投資風險投資機構治理機制分析：有限合伙制者自身進行風險投資運作，附屬型風險投資公司主要是由金融機構或大型企業集團出資設立的非獨立的風險投資公司，美國的小企業投資公司(SBIC)等準政府型風險投資機構屬于其他風險投資公司范疇，而有限合伙風險投資基金則是最重要的一種。在美國，1980年有限合伙制投資參與的風險投資額占投資總額的42．5％，到1995年達到81．2％，有限合伙制明顯構成了風險投資基金的主要組織形式。有限合伙制基金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也稱為風險投資家，他們作為基金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擔負著基金籌集、管理的工作，并以其個人的全部財產對企業承擔無限責任，一般只出資1％左右，每年收取基金額2％一3％的管理費和15％--25％的利潤提成；而有限合伙人則是基金的投資者，他們作為基金的委托人，不參與基金的日常管理和投資決策，并以其出資額為限，對企業承擔有限責任，一般出資99％左右，每年可以收取80％左右的利潤提成。

2風險投資中的問題

在現代制度經濟學中，將組織內部的各種利益沖突抽象為兩類主體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委托人，另一類是人。委托人以自己的資產作為對象，委托人進行操作運營，以期獲得資本收益并承擔風險；而人接受委托人委托進行運作，收取一定費用并負責日常的經營，他的行為將決定著資本最后的收益。與資本市場的傳統投資機制相比，風險投資機制是一種制度創新，它在其投資授權鏈條中額外增加了一個中介環節——風險投資公司，從而形成了雙層委托關系：第一，投資者與風險投資公司(實際上是風險投資家)之間的委托一關系，即一般投資者將資金交由風險投資家進行組合投資；第二，風險投資公司與風險企業之間的委托一關系。由于風險投資流程中存在著兩級契約安排，產生了兩個層次的委托關系，延長了鏈條，增加了中的信息不對稱。

2．1投資者對風險投資家的委托

普通合伙人執行合伙事務，對外代表合伙組織，負責風險資本具體運作，并對合伙企業債務負無限責任；有限合伙人出資并以其出資額對公司經營承擔有限責任，不執行合伙事務，不對外代表合伙組織。有限合伙制企業的治理優勢集中于：一是完善的激勵機制，主要體現在薪酬機制和聲譽機制上；二是有效的約束機制，主要包括限存續期、承諾資金制等。在有限合伙制中，普通合伙人的出資額一般占整個風險投資基金份額的1％左右，其收入來源由管理費和利潤提成(或附帶權益)構成，管理費由普通合伙人與有限合伙人根據協議約定，為所管理基金額的一定百分比(通常為1％～3％)，附帶權益為凈收入的20％左右。對一般合伙人來說，分享基金增長的收益是一個重大的激勵，能激發其努力工作。有限合伙人是基金的主要出資者，其出資額往往占基金份額的99％。在有限合伙制中，由于對信息披露要求不高，而且法律監管方面比較弱，因此對普通合伙人的自主性要求較高。由于有限合伙人與普通合伙人之間只是以契約形式來實施激勵和約束，契約雖然有法律效力，但比法律監管的力度要弱得多，因而在這層委托一關系中，如果人的行動不能或難以為委托人觀測，那么這種“隱藏行動”就可能產生道德風險。另一方面，投資者事前并不了解風險投資家的技能水平，因此其面臨一個逆向選擇問題，投資者必須在有限合伙協議中規定各種控制條款，如風險投資基金的存續期、注資期及分配條款等。

【摘要】基于舞弊三角理論對瑞幸公司管理舞弊案例從壓力、機會及借口三個方面進行深入分析，發現瑞幸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不完善形成的內部人控制是管理舞弊得以實現的關鍵因素。當內部治理力量難以有效地約束主要決策者的舞弊行為時，若引入外部治理力量則可起到改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的作用。在我國現有的公司內部治理框架即公司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三方的制衡中，可由一方通過授權法務會計作為外部治理力量獨立客觀地進行日常合法合規性審查，以牽制另一方內部人控制力量、協助公司其他外部利益相關者介入，與內部治理力量形成聯動。在實踐中,可通過法務會計第三方專業舞弊調查中介聯結公司使內外部協同治理形成一個靈敏的治理機制，共同抑制因內部人控制而產生的管理舞弊行為，從而改善公司內部治理。

【關鍵詞】管理舞弊；法務會計；公司治理；聯動機制

一、引言

公司財務舞弊案件的發生往往與管理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公司治理出現問題的不良后果。據統計，72%的公司舞弊案件涉及CEO，43%的舞弊案件涉及CFO，29%的案件涉及包括副總經理在內的其他管理人員，管理舞弊已經成為了嚴重突出的舞弊問題。2020年爆出的瑞幸咖啡有限公司（簡稱“瑞幸公司”）造假事件就是一起嚴重的舞弊案例，隨著國內外相關部門對瑞幸公司財務舞弊事件的不斷深入調查，其舞弊真相逐漸浮出水面，證實了這一財務舞弊的行為亦是由管理者參與和指使的管理舞弊行為。據媒體報道，國內外相關部門對瑞幸公司財務舞弊事件已開展了調查，有關部門已經掌握了瑞幸公司董事長陸正耀對于公司財務造假的指令性電子郵件及虛增交易等相關證據。2020年7月2日，瑞幸公司公告稱公司內部調查已經完成，發現公司于2019年4月開始偽造交易，當年凈收入虛增21.2億元，成本虛增13.4億元。有證據顯示，創始人兼CEO錢治亞、COO劉劍以及向他們匯報的員工均參與了虛假交易。由上述信息可知，瑞幸公司的管理層可能就是此次造假事件背后的參與者或主導者。看到這一重大造假事件，公眾不禁要問：即使是在美國相對完善成熟的資本市場里，仍不能完全有效地制止公司舞弊行為的發生，符合美國治理相關公司法律法規要求的、完善的瑞幸公司內部治理為何也未能阻止公司的內部造假？解決此問題的答案又在哪里？基于此，本文以舞弊三角理論為基礎，以舞弊三因素為切入點對瑞幸公司舞弊案例進行全方位解析，從而探究在美國成熟的資本市場和完善的市場監管法規下，財務舞弊案件仍頻發的原因。目前國內外對于管理舞弊成因的研究較為成熟，代表性的理論主要有舞弊三角理論、GONG理論以及在GONE理論基礎上延伸建立的舞弊風險因子理論。而針對管理舞弊的防范和治理問題，有的學者從公司內部治理角度進行研究，有的則建議從外部著手進行分析。在內部治理方面：Bologna等[1]提出，構建高效合理的內部控制制度和營造一個誠信的公司環境是防治管理舞弊的有力措施；Elliott和Jacobson[2]認為，在發現和預防舞弊的過程中，獨立審計的作用并不明顯，而公司治理結構、審計委員會審核和內部審計的有效性可以有效保障、及時發現和預防管理舞弊行為。在外部治理方面：Bologna等[1]提出采取舞弊審計和法務會計來及時對管理舞弊進行發現和預防；宋荷靚和張黎[3]提出，上市公司管理層舞弊是一種集體化行為，是經濟市場下權力資本化的結果，可以通過加強監管、完善制度建設和加大違規處罰力度等三方面進行規范。公司內外部治理本應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兩者只有相互協調、相輔相成才能確保公司的持續健康發展，卻鮮有學者從外部監管和內部治理的聯動視角對公司管理舞弊問題的防范進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相應的措施。法務會計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是一個隨著公司內部股票舞弊案和儲蓄信貸丑聞大量出現的行業，逐步得到了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認同。伴隨著經濟發展活動中大量舞弊問題的發生而產生的法務會計，在舞弊調查方面專業性更強、調查技術方法更為合法高效，不僅可以高效地介入公司內部舞弊調查，還可以降低公司內外部各方利益相關者參與內部治理的法律風險，保證投資者等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本文對瑞幸公司這一經典案例進行深入研究，為我國頻發的公司舞弊的有效治理提供經典參考范例，在發達地區和國家得到良好反舞弊實踐應用的法務會計，未來將在我國公司治理領域大有可為。

二、法務會計參與公司內部治理的理論基礎與機理分析

（一）理論基礎

摘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治理”確立為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執政理念和治國方略，這對戰略謀劃社區公共體育服務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在社會治理背景下，根據社會三大部門之構成可將社區公共體育服務運行機制劃歸為政府主導型、市場活躍型和社會組織參與型三類，并闡述了其基本內涵與特定模型。上海市社區公共體育服務三種模式均有呈現，其未來發展需更加注重完善運行動力機制、整合機制、激勵機制、控制機制及保障機制，以確保整體良性運行。

關鍵詞:社會治理;社區;公共體育服務;運行機制;上海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標題下闡述了一個新的執政理念———社會治理，并對其體制改革的論述有兩個不同以往的新提法:一是在總體上用社會治理來代替社會管理;二是全面強調中國社會治理方式的改進，提出“四個治理”，即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的審議時亦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1］，這標志著中國治理時代的到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明確提到“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社會組織是我國社會治理的一大主體，鼓勵和支持它們積極參與，對激發社會活力和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及領導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文化轉制、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強化的背景下，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的提供具有重要的緊迫性和現實性［2］。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治理”確立為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執政理念和治國方略，無疑對戰略謀劃社區公共體育服務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運行機制可謂社區公共體育服務研究的核心議題，它關乎社區公共體育服務整體運行過程、機理等規律性內容。本研究試圖歸納社區公共體育服務基本模式，探索其內在基本機理，并結合上海的具體案例給予針對性論證，為上海乃至全國其他城市社區公共體育服務良性運行提供參考。

1社區公共體育服務運行機制概述

1.1社區公共體育服務運行機制的基本內涵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內含一定機制。機制一詞最初多用于自然科學領域，1985年，著名社會學家鄭杭生教授正式將其引入社會學，把社會學對象規定為“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3］。事物的機制，也稱機理，是指一個系統事物內部組織、內部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4］。可見，事物內在機制于確立事物存在及影響事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機制動態原理的理論探討是學界長期青睞的學術議題。考究各種運行機制的內涵是引導和制約決策并與人、財、物等各項活動相聯系的基本準則，是決定行為內外因素及相互關系的依據。因此，社區公共體育服務運行機制是指社區公共體育服務有規律運作過程中，影響運作的各構成要素的結構、功能及其相互聯系，以及各要素所發揮功能的過程和原理，即是社區公共體育服務運行“帶規律性的模式”。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前言；民營企業治理的一般理論；我國民營企業治理模式的現實分析；我國民營企業治理制度創新的目標和思路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民營企業生存和發展壯大的關鍵問題、傳統意義上的企業治理起源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它是企業制度不斷發展的產物、兩權分離是傳統意義上企業治理產生的源頭、民營企業采用家族治理模式、家族股東“一股獨大”,損害了廣大小股東的利益、個人財產所有權與企業法人所有權不分、企業主“家長制”作風嚴重、治理主體的創新、治理機制的創新、堅持資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將是民營企業治理的根本宗旨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我國民營企業大都采用的家族治理模式,成為阻礙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民營企業治理制度創新的目標是建立股東、債權人、經營者和員工等資本所有者共同治理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其主要包括治理主體的創新與治理機制的創新。

關鍵詞:民營企業;家族治理模式;治理主體創新;治理機制創新

0前言

全世界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民營企業在生生滅滅,只有少數民營企業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并得以延續和發展。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民營企業生存和發展壯大的關鍵問題。對民營企業實施制度創新是其成長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選擇。治理制度創新將構成民營企業制度創新的主要環節。

一、民營企業治理的一般理論

摘要:本文分析了IT治理的內涵，并對證券公司進行IT治理的原因、目標以及如何建立完善IT治理機制進行了具體探討。

關鍵詞:證券公司;IT;治理

2008年9月，中國證券業協會《證券期貨經營機構信息技術治理工作指引(試行)》，從治理的高度制訂了IT建設的指導性原則，這對證券期貨行業信息技術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是一個里程碑式的進步。本文將對證券公司進行IT治理的原因、目標以及如何建立完善IT治理機制進行探討。

一、IT治理的內涵

IT治理是在IT應用過程中，為實現公司總體戰略目標而制定的有關IT決策權分配和責任承擔的框架，主要包括在IT原則、IT架構、IT基礎設施、IT應用和IT投入5個關鍵的IT決策方面制定相關制度并建立有效的工作機制，實現IT決策的責任與權力有效分配與控制，提高IT資源的有效性、可用性和安全性。

五個關鍵IT決策的基本含義是：IT原則決策——闡述IT的商業作用；IT架構決策——定義集成和標準化的要求；IT基礎設施決策——決定共享和可提供的服務；商業應用需求決策——確定購買或內部開發應用的商業需求；IT投資和優先權決策——選擇資助哪一個立項以及投入多少資金。如何確定以上五個關鍵決策是一個與公司治理結構密切相關的問題，對公司的最高管理層至關重要。